服部悅雄（Hattori Etsuo）於1968年畢業於中國東北林業大學土木工程學系。1972年就職豐田汽車公司，主要在亞太地區營業部負責中國營業相關業務。1989年調動到亞洲部第2營業室，1991年出任中國事務所所；任職6年後回總公司直負責亞洲地區相關業務。2001年再度赴京任中國事務所總代表至今。現在同時兼任豐田汽車（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的特別顧問。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服部悅雄
- 外文名：Hattori Etsuo
- 職業：特別顧問
- 畢業院校：中國東北林業大學
人物簡介,人物背景,人物經歷,人物創業,
人物簡介
業餘興趣愛好：打高爾夫球。
服部悅雄：豐田汽車公司中國事務所總代表、豐田汽車(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特別顧問。1972年,服部悅雄進入豐田汽車公司，2001年1月擔任豐田汽車公司中國事務所總代表，2002年升任理事級總代表，全面負責中國業務。
1964年,日本豐田汽車開始對華貿易。1980年,豐田汽車公司設立北京代表處；1998年，投資成立第一家在華整車生產合資公司——四川豐田汽車有限公司。豐田在華開設了18家子公司及合作機構，雇員超2.6萬人。
在剛剛過去的一年裡，一直以保守著稱的豐田以推動一汽重組天汽的驚人方式來逐鹿中國的汽車市場。通過重組這個跳板，豐田達到了直接與一汽聯手的目的。此後，豐田又立即與一汽談判以達成包括合資生產中高檔轎車、微型車、中高檔SUV的全面合作協定。服部悅雄，這個能說一口流利中文的日本人，以豐田公司理事和中國總代表的身份見證並推動了這一切。
人物背景
戰略家
或許是被認為過於冒進的原因，或許是因為其他什麼原因，1997年服部被調回總部擔任亞洲部主查，負責開拓包括台灣、北韓甚至緬甸等亞洲市場。儘管服部自稱這只是企業內部的正常調動，但無疑這是他職業生涯中最低落的時期。他說，“可能別人有這樣或那樣的想法，但對於我來說，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我把調離當成對自己新的挑戰和考驗。”
1997年1月，在服部離開中國之前，拜會了當時的廣東省副省長鐘啟權。鐘對他說，廣州的標緻項目法國人不想幹了，如果豐田感興趣，廣州將優先考慮豐田。但是服部即將要離開中國，無力再為這個項目奔走，於是特意交待副手來督促這件事兒。“但他對於製造項目不熟悉，不敢碰。”服部說，“結果這個項目豐田沒有談成。”
服部離開中國後，1998年10月，豐田決定以1990年代新產品斯柯達代替舊產品進行合資，它在中國的第一個整車廠——四川豐田汽車公司獲批建立。
2000年，豐田將原先的豐田中國事務所一分為二，一部分保留為中國事務所；另一部分劃歸為新組建的豐田汽車(中國)投資有限公司，負責豐田在華所有合資企業的經營。當年6月，豐田與天汽集團合資組建轎車整車廠天津豐田股份公司。
至此，豐田總算成立了兩家合資公司，這很大程度上符合豐田對於中國汽車市場的試探性意識，但是卻不符合快速發展的中國汽車市場的現實，當時跨國汽車公司在華合資的浪潮已經掀起。如我們所見，受限於兩家合作夥伴的資源和能力，當時豐田的中國業務發展並不令人滿意。
終於，2001年，耐住了4年寂寞的服部悅雄再次被派駐中國。
“豐田是先進來的，看不到變化，美國人沒有進來，反而看得更清楚、更富有戰略。我們步步順利，反而喪失了機遇。”服部堅持認為，豐田公司要想在中國獲得成功，必須與中國政府支持的一汽、二汽或上汽聯手，獲得政府最優惠的政策。
重返中國後，服部在徵得豐田高層的同意後，迅速實施這一重大使命。不到一年，便“開花結果”，2002年6月14日，一汽重組天汽，8月29日，豐田跨過天汽，終於與一汽聯手。
2002年，豐田借與一汽合資拉開了全面進軍中國汽車市場的序幕。當時，豐田勸說竺延風領導的一汽通過入主天津汽車的方式與自己合作，隨後又誘導一汽將四川豐田的中方夥伴四川旅行車廠收到自己旗下。老謀深算的豐田由此獲得了在中國尋找另外一家合作夥伴的機會，因為中國的汽車政策是一家外國汽車公司最多只能同兩家中國企業合作。
在一汽豐田成立之後的第二年，服部就揮師南上，迅速與廣汽集團達成協定。雙方在豐田最重要的廣東市場投建一家汽車合資公司——廣州豐田汽車公司。
外交家
正是在服部的推動下，豐田在中國的產業布局在這短短的一年多時間內一蹴而就。而這個看起來乾淨利落的過程，除了其甚至比日文還好的中文以外，更得益於服部之前在中國多年的深厚積累。
1991年，服部第一天來到豐田汽車在北京京廣中心的辦公室時，那裡只有10多名工作人員(今天的數量是那時的30倍)。在聽取了雇員們簡短的報告後，服部立即開始跟大大小小的政府相關部門聯繫，讓官員們意識到，日本最具攻擊力的汽車公司已挺入中國市場。
與此同時，他深知如果想推動豐田的中國戰略，必須讓豐田的主宰者們親身體驗中國之變。於是，在服部的協調下，包括豐田章一郎、奧田碩等豐田汽車的最高層管理人員訪華近十次，每次至少拜訪一位國務院副總理。如此頻繁的高層交流，促進了豐田和中國之間的相互了解。
1996年，服部甚至特意安排了豐田公司奧田社長與通用一位副總裁共進早餐。“我想通過這次會面，讓美國人刺激一下豐田。讓豐田公司意識到在中國市場的危機。”
對這個魅力無窮的市場的拓展是多層面的。除了高層交流，只要服部知道的本土汽車公司，他都親自去拜訪，並與這些公司所在地的政府官員交上了朋友。不僅如此，他還與中央政府、國家計委(國家發改委的前身)、經貿委保持著緊密聯繫。就這樣，服部在業內和政界的朋友圈不斷擴大。
出色的酒量和高超的高爾夫球技一直是服部被外界廣為稱道的結交手段。他能夠將啤酒當作一般的飲料喝，一個人能喝一瓶茅台，而高爾夫的最好成績是74桿，正常情況下在90桿左右。這些對於在中國開拓業務更有其得天獨厚的優勢。
人物經歷
做客新浪
服部悅雄與豐田的淵源更多來自於他的中國背景。他的父母二戰期間都在中國，他1943年在哈爾濱出生，整個青少年時代都在中國度過，並在東北林業大學林業專業完成他的大學課程。大學畢業後回到日本，服部在東京大學攻讀研究生學位。他準備成為一名外交官，但是因為年齡問題失去了資格。
1971年，服部加入豐田汽車銷售公司全資下屬的現代文化研究所，負責包括汽車和社會關係等市場調查。但隨後出現了第一次石油危機，日元突然升值等原因讓豐田開始對眾多子公司開始撤資。感覺到工作不穩定的服部決定辭職，並已通過了一家商社的面試。研究所老闆說服了服部加入了豐田汽車銷售公司。後者正在圖謀中國大陸的汽車市場，需要找一批熟知中國的開拓者。服部由此開始了他的豐田中國之旅。
中國汽車界一般評價豐田汽車在中國市場的戰略愛把它比作“遲到者”，服部悅雄則認為是“不是太晚，而是太早，應該說豐田起了個大早趕個晚集”，而《汽車商業評論》則認為豐田中國目前的成功可以看作是豐田本身和服部個人能力“厚積薄發”的結果。
雖然服部並不擁有豐田汽車社長一般的權力，更何況他甚至一直都不是豐田汽車負責中國業務的一把手，但是對於豐田在中國的業績，他還是居功至偉，可謂豐田中國的戰略家和外交家。
摸底者
起初，作為一名新兵，他更多是作為豐田中國戰略的執行者或者說是“摸底者”開始了與中國汽車工業的交往。
1972年9月，受豐田方面邀請，中國第一個赴日汽車考察團訪問豐田。訪問期間，服部陪同考察團參觀了當時日本的11家汽車公司。“我陪同這個代表團整整在豐田集團考察了一個月，並且花半個月時間安排考察了日產、本田等其他日本企業。那是中日兩國汽車工業正式開始交往的起點。我領著中國人第一次走進了豐田。”他回憶說。
從那時起，豐田就開始了與中國汽車工業的正式交往。
1978年，一汽集團公司的20人研修團來到豐田，服部悅雄陪同進行了一個半月的研修交流。同年底，豐田的七人代表團也來到長春回訪，對當時的解放卡車和紅旗轎車提出了診斷和改造方案。
那個時代的豐田只是迷戀於將車出口到自己這個一衣帶水的鄰邦。1964年，第一輛豐田皇冠牌轎車出口到中國。1978年，它又趕在所有汽車廠商之前在中國打起“車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豐田車”的廣告。此後，豐田、皇冠、佳美作為中高檔公務用車源源不斷進入中國。
1985年，豐田就和當時的廣州市第一汽車制配廠，通過合作方式生產了一批雙排座、1.25噸的輕型卡車，底盤、大梁、變速箱等全部國產，投產車型全部掛著豐田標誌。1986年下線儀式時，豐田會長豐田英二到場剪彩。這是豐田第一次在中國進行生產。
人物創業
引領汽車業
聯手一汽
服部悅雄是一汽重組天汽行動的積極推動者。因為這一行動對豐田至關重要，正如天津夏利一位高層領導曾經對媒體所言：”豐田把夏利能否進入一汽集團作為進一步與天汽合作的一個條件和籌碼。“
2008年8月29日，在一汽重組天汽不久，服部悅雄又推動豐田與一汽締結全面合作協定，雙方就實現中高檔轎車、微型車、中高檔SUV三個領域的生產達成一致意見並簽約，預計到2010年產銷達到30到40萬輛，天津成為中國最大的轎車生產基地。
服部悅雄很清楚，與一汽的合作不能只停留生產經濟型轎車上，雖然天津豐田在2002年推出了一款全新的緊湊型高檔經濟型轎車—”威馳“轎車，並在市場上獲良好反應，但這還遠遠不夠—天津豐田的總投資額只有1億美元，豐田汽車下的注不過是5000萬美元。
與一汽的合作使豐田大舉進軍中國轎車市場的框架大致形成：豐田將投入巨資在天津建立一座年產能力達15萬輛、排氣量為2.5升至3.0升的中高檔轎車生產基地，首選車型為豐田皇冠；建立一座年產能力達15至20萬輛的微型、多功能汽車生產基地。
另外，確保天津豐田的豐田NBC1型至NBC5型轎車，達到年產15萬輛的目標。再有，豐田的子公司----日野和大發，也與一汽加緊進行合資生產卡車和商用車的談判，長春也可能成為豐田在中國的大型生產基地。
“中國國土遼闊，客戶的需求是多層次的，需要的車型也是多樣的。豐田在日本生產著60多種車，因此，豐田在中國生產什麼樣的車有很大的選擇餘地。”服部這樣告訴記者。
在成功推動“一汽重組天汽”和“一汽與豐田全面合作”之後，服部悅雄更是躊躇滿志，但他發現，在一汽與豐田的合作中，製造輕型車這一重任沒有合適的公司來擔當。怎樣補上這一課？如果再找別的公司，又會有政策上的限制，服部又想起了一汽，想起了瀋陽金杯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原瀋陽金杯客車製造有限公司(由華晨控股51%，現更名為”瀋陽華晨金杯汽車製造有限公司“)。
瀋陽華晨金杯汽車製造有限公司是一家與豐田有多年技術合作的企業，原有的產品“海獅”和正推出的新產品”閣瑞斯“技術都是從豐田公司引進的。豐田公司當初與之合作沒有成功，服部悅雄想乘華晨資產被遼寧獲得的時機，撮合遼寧當地領導將剛剛由財政部划過來的華晨資產轉給一汽。
服部悅雄認為，最理想的結果是，一汽重回瀋陽金杯然後再與豐田合資，使瀋陽華晨金杯汽車製造有限公司成為一汽、瀋陽與豐田三家合資的企業。
帶著這一想法，服部悅雄正在向遼寧省、瀋陽市和一汽展開“遊說”。
遲到的巨人
在今天的成功背後，也許只有豐田汽車公司知道它曾經錯過了多好的機會。它原本可以最先進入中國前景廣闊的轎車製造領域，但是它卻放棄了。在2002年推動豐田在中國大躍進的服部悅雄對記者表示：”可能是因為進入中國太早的緣故吧，反而不好把握住機會。“
1964年，第一輛豐田皇冠牌轎車出口到中國。1978年，它又趕在所有汽車廠商之前在中國打起”車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豐田車“的廣告。此後，豐田、皇冠、佳美作為中高檔公務用車源源不斷進入中國。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豐田就與中國的很多汽車生產企業探討過合資建廠的事情，也曾組織過一個由豐田公司副社長級人物組成的考察團考察了長春。1972年，豐田還邀請過一個12人的中國汽車工業考察團訪問日本，服部自己作為一名工作人員負責接待了這個代表團。
但豐田只是迷戀於將車出口到自己這個一衣帶水的鄰邦，因此當中國汽車工業在世界範圍內尋找合作夥伴最先找到豐田時，被它拒絕了。精明的日本人頑固堅持對中國出口汽車戰略的原因是，當時消費能力低下的中國市場讓豐田覺得時機遠沒有成熟。
服部悅雄向記者透露：”上個世紀80年代，豐田與當時的中國國家經委、計委下屬的一些研究所共同進行了一項戰略研究。豐田在那次研究中認為，中國應該是商用車（廂式車、卡車，包括微型車和大巴）先行，而不是先上轎車項目。“
實際上，即使上微型車、大巴項目，豐田的步子也非常遲緩。上個世紀80年代後期，為了與瀋陽金杯客車合資，豐田甚至已經把這個廠里每個辦公室有幾個暖瓶都已經統計到了，可是由於一再遲疑被華晨汽車搶走了合資夥伴。1998年10月，豐田決定以1990年代新產品柯斯特代替舊產品進行合資，它在中國的第一個整車廠—四川豐田汽車有限公司才獲批准建立。
豐田公司沒有料到中國的轎車市場竟然如此紅火，2002年中國轎車銷售超過了100萬輛，年增長勢頭幾近30%。在它自己迷戀於出口汽車到中國賣，迷戀於賣零部件給中國企業（比如天津大發）的時候，對手卻早就靠在中國合資造車大發其財。
2001年6月，服部又重新回到中國，出任被改組了的豐田中國事務所總代表一職。這一回，他可不想再空手而回。
更遠更自由
豐田中國事務所確實需要象服部悅雄這樣的中國通。他重新回來的時候，豐田公司已經決定在中國貫徹”哪裡有顧客就在哪裡生產“那句豐田公司著名的格言。
在中國黑龍江出生長大並在東北林業大學讀完大學的服部悅雄看到了豐田公司的困境--合資夥伴太弱。在中國發展汽車需要極強的政府背景，天汽作為中國汽車工業三大三小中的三小之一，除了夏利轎車作為計程車在中國火過一陣以外，其他方面乏善可陳。而且天津豐田生產的產品按政策規定只能是1·6升以下的小排量車型。
已經覺醒的豐田如果和這樣的夥伴共事，大的作為不太可能。但現實卻是別無選擇。中國的汽車政策規定，國外汽車商在中國只能擁有兩個合作夥伴。因豐田已擁有天津汽車和四川旅行車製造廠兩個合作夥伴，它不可能甩掉天汽另覓夥伴。
在經過多年研究之後，服部悅雄堅持認為，豐田公司要想在中國獲得成功，必須跨過天汽這個“不爭氣”的合作夥伴，與中國政府支持的一汽、二汽或上汽聯手，獲得政府最優惠的政策。
從2002年開始，豐田汽車那句在中國已經著名許久的廣告語—”車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豐田車”被”更遠更自由”代替。
豐田似乎以此宣告，它在中國的保守時代結束了。但是服部悅雄從不認為自己服務的公司保守有什麼不好，與其說保守不如說穩健。
儘管服部悅雄本人在大多數時候表現得像豐田公司一樣穩健，但偶爾也會表露出恰如其分的幽默感。2002年中秋節，他把媒體的朋友召集到一起吃飯，席間，有一個部下還戴著領帶，他說：”趕緊把它摘了，這會讓大家緊張的。”這種親和力可能正是這位豐田總代表在注重人情味的中國左右逢源的原因之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