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康林， 男，中國紀實文學協會會員，國家一級策劃師，武漢市作協會員，資深財經記者，大學教授，曾任《企業家》編輯部主任、知音集團《商界名家》記者主任、《武漢都市圈》主筆，發表詩歌、小說、報告文學、通訊、隨筆等作品300多萬字，平均每月發表作品2至3萬字。主要代表作品有《中國企業悲情調查：一個財經記者的採訪手記》、《中國十大落難富豪》、《創業街》《生態位現象》（《位置為王》）、《中國女保鏢》、《中國新聞黑幕》、《光谷真相》、《武漢城市批判系列報導》、《智謀與防身》等。《武漢都市圈》雜誌欄目“重磅報導”主要作品有《東湖不高興》《尷尬漢陽》《紅安不“紅”》《黃陂之惑》《獄中牟其中》《解密神農架》《太陽秭歸》《鐘鳴誰州？》《走三國》《“首富”江夏》《“創意大道”，創意改變洪山》《“陸羽”天門》《鹹安·閒安》《創業街密碼》《蘄州憾事》《玩賺武漢》等。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曹康林
- 外文名：KangLin Cao
- 職業：國家一級策劃師
- 代表作品：《中國企業悲情調查：一個財經記者的採訪手記》
- 性別：男
出版作品,參演電影,報導文章,專家評價,
出版作品
《中國企業悲情調查：一個財經記者的採訪手記》（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5.07.01）
《位置為王》（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01）
曹康林
曹康林《創業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智謀與防身》（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07.01）
參演電影
2013.3雲土地飾 萬老師
報導文章
《東湖不高興》（2010.04）
《尷尬漢陽》（2010.04）
《紅安不“紅”》（2010.04）
《黃陂之惑》（2010.05）
《獄中牟其中》（2010.05）
《解密神龍架》（2010.06）
《太陽秭歸》（2010.07）
《鐘鳴誰州》（2010.08）
《走三國》（2010.09）
《首富江夏》（2010.10）
《恩施發現》（2010.11）
《創意洪山》（2010.12）
《“陸羽”天門》（2011.01）
《鹹安·閒安》（2011.04）
《創業街密碼》（2011.05）
《蘄州憾事》（2011.06）
《水主洪湖》（2011.07）
《誰在改變武昌》（2011.08）
《“私奔”鄖西》（2011.10）
《迷途武當》（2011.11）
《光谷智造》（2012.02）
《隱形橋都》（2012.05）
《玩賺武漢》（2012.06）
專家評價
悲情似火
——讀《中國企業悲情調查》
《中國企業悲情調查》封面
《中國企業悲情調查》封面湖北省企業家協會副會長謝麗萍
一本調查企業家悲情的書，卻寫得滿紙是火。在書里，我們看到的不是眼淚，不是悲哀，而是那種不被悲情打倒，不被悲情屈服，在悲情中成長，在悲情中拼搏的企業家精神。讀完《中國企業悲情調查》（簡稱《悲情》），我們感到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向我們襲來，頓時，產生一種難以抑制的震撼，這種震撼如同燧石在受猛烈敲打中飛濺出來的燦爛火花，又如疾風中的勁草，在風中顯示著堅忍不拔的力量。
譬如，書中講述的陳天南，他原是愛多集團的兩個創始人之一，也是法人代表。8年前，廣東愛多電器有限公司，由他和胡志標共同投資4000元，生產VCD，三年創造了20億元產值的神話，而不少人認為，這個“神話”是胡志標的功勞，陳天南在愛多根本不管事，只是聾子的耳朵？擺設。後來胡志標又想把他一腳踢開，以便一個人控制愛多，造成陳天南退股。由此，陳天南又遭世人指責，“愛多”的倒塌是因陳天南退股造成的。後來，塵埃落定，胡志標進了監獄，應該是陳天南洗冤的時候了，但陳天南卻說：“胡志標雖然對我無情無義，然而，我並不想利用媒體來指責他。我和他都是農民的兒子，創業時以兄弟相稱，然而，在愛多最輝煌的時候，我們分手了。後來愛多垮了，他進了監獄，我回到了家鄉的小鎮。我沒有掛甲歸田，而是總結愛多的教訓，將愛多的餘部重新組織起來，另起爐灶，花兩年的時間，打造出了另一個“愛多”？中山市安得美衛浴產品有限公司。我是想用‘安得美’來證實愛多倒了，愛多的創業精神沒有倒；胡志標倒了，陳天南站起來了。我想，新生的愛多？安得美，將會喚醒我和胡志標的那一份情，那一份義。我第一次到監獄看望胡志標的時候，我們兩人相對無語，惟有淚千行。”
從陳天南的身上，我看到了企業家的“不倒精神”，因為他們是一種稀有人才，一種特殊人才，在任何環境中，他們都不會輕易倒下去，否則，他不是企業家。
1999年牟其中因“詐欺罪”而鋃鐺入獄，然而，“在牢里，老牟雖是自由的奴隸，卻是時間的富翁。為此，他訂閱了《湖北日報》、《長江日報》、《楚天都市報》、《經濟觀察報》、《南方周末》等五份報刊，在獄中熟讀了馬列著作，更熟讀了中國的刑事訴訟法，有時也看金庸的武俠小說，而更多的時間，是在繼續思考和總吉他的‘研究課題’？‘智慧文明時代的經濟成長方式’。他說他在獄中，寫了一篇《毛遂自薦，獄中請纓》的文章，大意是：請中央指派一個部門領導南德‘後續的實驗’，即南德全資自費創辦‘南德世界大學’，在世界範圍內為我國有效地吸引管理智慧，將以經營智慧為主要特徵的智慧經濟生產方式向全世界展示出來。報告中對學校的宗旨、師資的選擇、學生的來源、課程的設定到學生創業安排，創業之後的股份分配、資產增長評估等都有詳盡的分析。他說他要再造三個“國際特區”，一個建在中國，一個建在俄羅斯，一個乾脆建在美國！起步階段的投資金額，至少要十億美元。他說他已經給中央寫信了，希望中央拿我領導的企業做實驗。成功了，可以推廣；失敗了，也只是我們幾個人生死榮辱的事情。我連死刑都判過，是改革開放路線救了我，我為了改革開放路線，還有啥捨不得的呢？”
《悲情》借用牟其中訴訟代理人夏宗偉的口氣說：“每次到監獄，我見他的情緒都很急躁，好像很多事都想辦，然而都不能辦。他還是在有限的條件下施展著他作為職業企業家的才華。記得在2002年，大約全國人大召開前後，對如何改善湖北的投資環境，發展湖北經濟，舞活湖北中部崛起的龍頭？武漢，成為各級領導和老百姓普遍關心的熱門話題。雖在此次牢獄之前，老牟只是非常短暫地來過武漢兩次，但如今身陷大牢的他，仍然沒有褪掉商人本色。一談起武漢的建設和發展，他就忘掉了大牆內的寂寞，心情特別興奮。他曾對管教幹部談起：對武漢建設，我有個建議？可利用武漢的天然優勢，把武漢建設成為中國內陸的威尼斯。湖北素有‘九省通衢’、‘千湖省’之美譽，長江、漢江貫穿武漢三鎮中心，周邊湖泊不計其數。武漢具備了威尼斯的自然條件，卻沒有成為威尼斯。如果把東湖、湯遜湖、沙湖等主要湖泊與長江、漢江打通連線在一起，把死水變成活水；把不能與江水相連的湖徹底改造，那武漢就變成了中國內陸的威尼斯了，楚文化、投資環境、旅遊資源等就會被充分地挖掘和得到利用，湖北的龍頭豈不就活了？……”
在監獄裡，牟其中還表示，他要把過去幾十年的奮鬥，當成學習的過程和經驗的積累，去實現他的三個目標：一是除開三年的恢復期以外，十年之內他會建成排列世界十強的一家企業；二是辦一座實習、研究智慧文明時代新的經濟成長方式的大學；三是寫一本關於這種新的經濟成長方式的經濟學著作。他說他在1980年，僅以借來的300元人民幣創辦南德，第二年的經營規模便超過了100萬元。1984年，他第二次平反出獄，公司變成了廢墟，還留下了五萬元的債務。不久，他又在負五萬元的起點上，完成了震驚世界的飛機易貨貿易業務，接著又成功地發射了兩顆人造衛星。這一次，他將從負3億元人民幣的起點上起步，他的感覺不是擔心，而是感謝命運又給了他一次證明自己價值的機會，他感到一種臨危受命的激動……21世紀初，石油大王、鋼鐵大王能做到的事，今天東方的牟其中可能做得更好！
在這裡《悲情》把牟其中寫得非常真實。牟其中是一個愛做“美夢”的人，他沒有想到為了追求這些“美夢”，他已經是第三次坐牢了。2003年9月14日是牟其中三次坐牢加起來整整10年的日子，36歲第一次坐牢，現在63歲。放下“美夢”，可能輕鬆多了，然而，牟其中不是這樣的人，他要像“夸父”一樣去追趕烈日，寧願粉身碎骨；他要玩“西希弗斯”的殘酷遊戲？費盡千辛萬苦將一塊石頭推到半山腰，正在他為暫時的勝利而興高采烈時，竟失手讓巨石滾落山下，然後，他又奮力繼續往上推……
《位置為王》圖書封面
《位置為王》圖書封面有人說，牟其中的“美夢”是“烏托邦”，然而，“如果烏托邦這塊綠洲乾枯，人間剩下的只是平庸、絕望無汁的荒漠”（一位哲人語）；“世界地圖上如果少了‘烏托邦’這個國度，整個地圖就不堪一顧”（一位詩人言）。老子的“弱國寡民”，莊子的“遁世逍遙”，佛教的“極樂世界”，洪秀全的“太平天國”，毛澤東的“人民公社”，不都是“烏托邦”嗎？
我們讀了《悲情》，我們覺得牟其中應該算一個企業家，而且是難得的企業家。在商海中，他有成有敗。如果從歷史發展的眼光看企業家，我們不能只看個人命運如何，功德是否圓滿，而要看他是否提供了什麼新鮮有益的東西，在歷史上有無留下令人難忘的一頁和片段。不管牟其中的結局如何，歷史都不會抹殺牟其中的名字，悲劇往往比喜劇更深刻，更有價值。沒有千千萬萬失敗企業家奠基，就沒有千千萬萬成功企業家的豐碑，我們永遠不要忘記這些失敗企業家。
儘管牟其中成了“罪犯”，然而，沒有一家媒體說他是“罪犯牟其中”，而稱他為“鐵窗企業家”。
在“鐵窗企業家”中，《悲情》還介紹了武漢大江信用社董事長周訓和，他和牟其中相比，名氣要小得多，但因為他當年承包幸福集團的信用社造成“擠兌風潮”，在全國影響很大。在湖北，人們可能不知道周訓和，但只要提到大江信用社和幸福集團那場驚動了中央領導人的“擠兌風潮”，可以說是無人不曉，無人不知，因為平息那場“擠兌風潮”，武漢動用了上千名警察。
書中介紹，在監獄裡，周訓和寫了100多萬字的文章，還寫了一本新產品策劃方案，刑滿後，他要把這個產品做到100個億。從《悲情》中，我們了解到，周訓和小時候因家裡窮，沒有錢讀書，後來有了很多錢，又沒有時間讀書。為了填補“無緣讀書”的遺憾，周訓和曾拿出很大一筆錢資助了教育事業：捐資300萬元在他的家鄉紅嶺村興建延華光彩國小，捐贈100萬元給華中師範大學第一附屬中學完善教學設施，贊助隨州30萬元辦學，資助湖北美術學院20名學生讀完大學……他曾想過，待延華集團做大以後，他要到世界最好的學校去進修，沒想到現在是在鐵窗下來實現這一夢想：監號里沒有桌椅，他把棉絮一卷，用牙膏皮製成針，把棉絮的連結處縫好，製成高1米、直徑30厘米、頂部墊上一塊圓形紙板的“寫字檯”：與此同時，又用同樣的方法製作了“老闆椅”。在這裡，他讀了很多書籍和報刊，也寫出了不少“隨想”。讀書、寫作累了，他就去欣賞螞蟻？螞蟻的覓食場面，能把他帶進他熟悉的漢正街的商戰環境……
接觸“鐵窗企業家”，給人的感覺不是淒涼，而是悲壯。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即把監獄看成是“停業整頓”、“繼續學習”的一所學校，隨時準備出獄後，重打江山！
然而，《悲情》又告訴我們，重打江山，並不容易。《悲情》里的陳遠豪的感受是太深了。陳遠豪是金天集團董事長，應該算是一個很成功的企業家，正在他準備把自己的紡織企業做成“中國第一大”的時候，一個“莫須有”的罪名把他打入大牢兩年零十個月。辦案人員對他的折磨不是常人能想像出來的，後來他無罪釋放，可以說是一場“死裡逃生”。走出監獄後，他的悲情並沒有減輕，第一，他沒有被恢復董事長的職務；第二，辦案人員用了他100多萬元私款，沒有退還給他。他雖然被伊萊克斯電器（杭州）有限公司高薪聘去當總經理，然而，當時他是懷著一顆痛苦的心情離開天門的。因為他不願意離開自己親手打造的“金天集團”，然而，當他出獄的時候，“金天”已經被賣了。他不得不遠走他鄉，在伊萊克斯電器（杭州）有限公司只呆了半年，就辭職去了安徽一家棉紡廠，不久又離開了安徽，去了浙江。他就這樣不停地上任，不停地辭職，心中只有一個追求？ 一定要尋找一個適合自己打拚的舞台，找回曾經失去的輝煌！
有人說悲情都屬於失敗者，然而，在《悲情》中，我們卻看到了成功者的“悲情”。
“那年夏天，我累倒在武漢，”格力集團總經理董明珠說，“那一刻，我為我的孩子流淚了，萬一我有個什麼，他還這么小，要一個人生活該是多么困難！想想自己哪一方面都強，哪一方面都很自信，工作、生活似乎像一個男人一樣，我不為自己後悔，但確實愧對孩子。我構想如果我是一個普通的工人或家庭婦女，我就可以把全副心思放在孩子身上，也就不會有這么多的遺憾了。但我把全部精力都撲在工作上，因為忙，我這一年來幾乎沒什麼時間去南京看一下住校的孩子。這一次我病倒後，孩子坐飛機到武漢來看我，見面後，兒子非常懂事地對我說：媽媽，你安心養病，我會聽話，你不用操心。兒子才12歲，但對我卻是這樣理解。在孩子離開我時，我望著他漸漸遠去的小小背影，淚水模糊了我的雙眼，內心感受非常複雜，眼睛一閉，孩子的身影就浮現在眼前，我忍不住淚流滿面，如果這次好不了，最對不起的就是我的孩子。”
接著書中寫到：“這天夜晚，董明珠站在醫院的陽台上，凝望著武漢三鎮的萬家燈火，她發現只有在這個時候，在遠離格力的地方，她才是一個女人，一個母親。人生不能兩全，成功的背後總是有遺憾，這究竟是現實環境的局限還是個人能力的局限，她說不清。但她不會動搖她的理想追求，要為格力創輝煌。”
隨後是作者大發感慨：沒有見到董明珠，我很想當“董明珠”；見到董明珠後，我想當“董明珠”的勇氣突然消失。這時，我才知道，中國家電為什麼只有一個“董明珠”。
一個企業家處在人生最輝煌的時候，遇到悲情可能算不了什麼，因為正力可以抵消一部分負力。然而，當一個企業家的輝煌已經過去，你還是昨天的企業家的時候，你如何走過今天？
《悲情》還講述了曾經以“滿負荷工作法”聞名全國的張興讓。他已經68歲了，仍然是石家莊第一塑膠廠廠長，仍然每天推著一輛破舊腳踏車去上班，每月工資只有520元，就連“五一”節他都沒有在家休息而是在廠里值班。他還想，等他的廠經過改制變成股份制公司後，他便退到二線，以後的空餘時間多了，他就到外地去打工。有人問他為什麼不休息？他說，在企業呆慣了，一在家就渾身不舒服，一上班什麼病都沒有了。對於張興讓來說，有了企業，也許使他變得沉重；沒有企業，他就失去了生存的意義。從這裡，我們看到“企業家注定是一匹負重的駱駝！”
大名鼎鼎的作家張賢亮，也是《悲情》講述的人物之一。有人認為張賢亮靠自己的名氣創辦西部影視城是“得來全不費功夫”，其實並非如此，張賢亮創辦影視城也經受著常人難以想像的壓力。因為企業辦得越好，麻煩事也就越多，如當地有權勢者打影視城的主意，把古堡周圍的地以十幾元一畝，全包給自己家人種樹，準備向他要土地轉讓費；還有“地頭蛇”眼紅，帶著三四十人，拿著傢伙，把影視城的工作人員全部趕走，由他們來賣票收錢。張賢亮對他們說：“告訴你們的頭，他家有幾口人就讓他準備幾口棺材，我張賢亮能叫一片人富，也能叫一家人家破人亡……”
當地政府部門也有人見張賢亮操作得好，呼籲收回國有，說不能成為張賢亮的私有財產。 還有人在附近建了小洋樓、飯店、療養院，白白的瓷磚貼過的現代化牆壁，破壞了古堡周邊的荒涼環境。
張賢亮悅：“寫小說我可以決定別人的命運，讓《牧馬人》里的許靈鈞和李秀芝結婚他們就結婚，讓《綠化樹》里的章永磷和馬櫻花最後沒有結婚就沒有結婚。而經商呢？往往是你的命運、你的行為，事情的結果是由別人來操縱。有人說我能成功是因為我是大作家，影視界都來捧場，在很大程度上是名人效應。其實，名人效應只在開始階段有用，一說張賢亮搞影視城，幾千萬讀者可能會關注這個項目。但名人效應是一把雙刃劍，否則我經營初期不會那么艱難。譬如，很多人都說商人有‘原罪’，而我作為商人是一點罪都不敢有的，為什麼？因為稍有不慎就會將僅有的那點靠寫作積攢出的名聲毀掉。我不敢賄賂官員，不敢偷稅漏稅，在沒具體遊戲規則的情況下遵守良心與道義上的規則。別人一桌酒就能辦到的事，我要繞一大圈經過長期的等待才能辦到。在具體事情上，我的那點‘名’都是虛的，比如我說‘我是張賢亮，把這個無形資產押在銀行吧’，人家會貸款給我嗎？在上級官員眼中我是要服從的下級，在老百姓眼中我是掏錢的老闆，我要能給他利益他才會聽我的。”
讀《悲情》中的張賢亮，使我們很容易聯想到那在夕陽中巍然屹立的雪山。
西方人講：美與恐怖在大自然中交媾孕育偉大。
中國古代傳說：20歲的美女慶都在陰風悽慘、雷雨交加的荒野中與一條猙獰的赤龍交媾，14個月後，生下了理想的仁德聖君：堯。
其實，美與悲情結合，同樣可以產生偉大。如果一個悲情企業家沒有爆發出崇高的精神之火，那是因為他的悲情沒有與美結合。
在悲情企業家面前，一般顯示著三條路：
一條是死亡之路。遭遇悲情襲擊，逆來順受，任其風吹浪打去，如上海大眾集團董事長方宏、貴州習酒老總陳星國、河南首富喬金嶺等都是自殺身亡的企業家。
一條是半死不活之路。悲情襲來，立即採取迴避措施，逃離工作對家庭的壓榨，解脫財富對心靈的扭曲，回歸田園生活。如浙江餘杭一家民營蜜餞廠的老闆，自稱是“中國式裝在套子裡的人”。他怕周圍的人起“殺富”之心，人為地限制企業的發展，不做廣告，遠離媒體，只做低調行銷。
一條是生龍活虎之路。讓悲情像火一樣的燃燒，“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對他們來說，悲情不是淚，不是冰，不是雪；悲情似風，似電，似火。像陳遠豪、董明珠、張賢亮……他們向我講述悲情時，我沒有看到一滴淚水，沒有看到一絲悲傷，而感覺到有一股強大的火
二條焰在向我撲來？那是一種崇高的精神在燃燒！
《悲情》之所以動人，一是文筆生動，二是情節感人，三是字裡行間跳動著思想火花。看完《悲情》，我們突然發現：企業家都是冒險家，都是愛挑戰極限的人，他們不斷把自己拋向絕境與極限，又在極限里超越享受那稍縱即逝的巔峰體驗。作為個體，他們未必是為“冒險”而生，為“挑戰”而來，但作為群體，他們都似乎承擔著人類的某種使命，無論是成功與失敗，都在書寫一部不朽的《創業史》。
一部解剖中國企業家心靈的書
——評《中國企業悲情調查》
文/ 葉滿堂
這是中國第一部全面講述中國企業家生存狀態的危情報告，書中講了19位中國著名企業家令人辛酸的悲情故事。這些故事的主人翁，涉及到中國企業的各個行業，他們的悲情也各不相同，有的因圖謀“企業帝國”進了監獄，有的因企業失敗而到處流浪，有的因改制而下崗，有的因急功近利而丟掉了性命，有的因搶占一個市場高地而犧牲了家庭，有的因繼承“王位”背負重大壓力……他們痛心，但未死心，且獻身企業的精神支柱沒有倒塌，即使是失敗了，也不放棄“東山再起”的希望。讀完《中國企業悲情調查》（簡稱《悲情》），我們感到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向我們襲來，這種力量雖然是悲壯的，但給人卻是向上的。
《智謀與防身》封面
《智謀與防身》封面譬如，書中講述的陳天南，他原是愛多集團的兩個創始人之一，也是法人代表。8年前，廣東愛多電器有限公司，由他和胡志標共同投資4000元，生產VCD，三年創造了20億元產值的神話，而不少人認為，這個“神話”是胡志標的功勞，陳天南在愛多根本不管事，只是聾子的耳朵？擺設。後來胡志標又想把他一腳踢開，以便一個人控制愛多，造成陳天南退股。由此，陳天南又遭世人指責，“愛多”的倒塌是因陳天南退股造成的。後來，塵埃落定，胡志標進了監獄，應該是陳天南洗冤的時候了，但陳天南卻說：“胡志標雖然對我無情無義，然而，我並不想利用媒體來指責他。我和他都是農民的兒子，創業時以兄弟相稱，然而，在愛多最輝煌的時候，我們分手了。後來愛多垮了，他進了監獄，我回到了家鄉的小鎮。我沒有掛甲歸田，而是總結愛多的教訓，將愛多的餘部重新組織起來，另起爐灶，花兩年的時間，打造出了另一個‘愛多’？中山市安得美衛浴產品有限公司。我是想用‘安得美’來證實愛多倒了，愛多的創業精神沒有倒；胡志標倒了，陳天南站起來了。我想，新生的愛多？安得美，將會喚醒我和胡志標的那一份情，那一份義。我第一次到監獄看望胡志標的時候，我們兩人相對無語，惟有淚千行。”
從陳天南的身上，我們發現企業家是不會輕易倒下去的，否則，他不是企業家。
1999年牟其中因“詐欺罪”而鋃鐺入獄，然而，“在牢里，老牟雖是自由的奴隸，卻是時間的富翁。為此，他訂閱了《湖北日報》、《長江日報》、《楚天都市報》、《經濟觀察報》、《南方周末》等五份報刊，在獄中熟讀了馬列著作，更熟讀了中國的刑事訴訟法，有時也看金庸的武俠小說，而更多的時間，是在繼續思考和總吉他的‘研究課題’？‘智慧文明時代的經濟成長方式’。他說他在獄中，寫了一篇《毛遂自薦，獄中請纓》的文章，大意是：請中央指派一個部門領導南德‘後續的實驗’，即南德全資自費創辦‘南德世界大學’，在世界範圍內為我國有效地吸引管理智慧，將以經營智慧為主要特徵的智慧經濟生產方式向全世界展示出來。報告中對學校的宗旨、師資的選擇、學生的來源、課程的設定到學生創業安排，創業之後的股份分配、資產增長評估等都有詳盡的分析。他說他要再造三個“國際特區”，一個建在中國，一個建在俄羅斯，一個乾脆建在美國！起步階段的投資金額，至少要十億美元。他說他已經給中央寫信了，希望中央拿我領導的企業做實驗。成功了，可以推廣；失敗了，也只是我們幾個人生死榮辱的事情。我連死刑都判過，是改革開放路線救了我，我為了改革開放路線，還有啥捨不得的呢？”
《悲情》把牟其中寫得非常真實。牟其中是一個愛做“美夢”的人，他沒有想到為了追求這些“美夢”，他已經是第三次坐牢了。2003年9月14日是牟其中三次坐牢加起來整整10年的日子，36歲第一次坐牢，現在63歲。放下“美夢”，可能輕鬆多了，然而，牟其中不是這樣的人，他要像“夸父”一樣去追趕烈日，寧願粉身碎骨；他要玩“西希弗斯”的殘酷遊戲？費盡千辛萬苦將一塊石頭推到半山腰，正在他為暫時的勝利而興高采烈時，竟失手讓巨石滾落山下，然後，他又奮力繼續往上推……
有人說，牟其中的“美夢”是“烏托邦”，然而，“如果烏托邦這塊綠洲乾枯，人間剩下的只是平庸、絕望無汁的荒漠”（一位哲人語）；“世界地圖上如果少了‘烏托邦’這個國度，整個地圖就不堪一顧”（一位詩人言）。老子的“弱國寡民”，莊子的“遁世逍遙”，佛教的“極樂世界”，洪秀全的“太平天國”，毛澤東的“人民公社”，不都是“烏托邦”嗎？
我們讀了《悲情》，覺得牟其中應該算一個企業家，而且是難得的企業家。在商海中，他有成有敗。如果從歷史發展的眼光看企業家，我們不能只看個人命運如何，功德是否圓滿，而要看他是否提供了什麼新鮮有益的東西，在歷史上有無留下令人難忘的一頁和片段。不管牟其中的結局如何，歷史都不會抹殺牟其中的名字，悲劇往往比喜劇更深刻，更有價值。沒有千千萬萬失敗企業家奠基，就沒有千千萬萬成功企業家的豐碑，我們永遠不要忘記這些失敗企業家。
儘管牟其中成了“罪犯”，然而，沒有一家媒體說他是“罪犯牟其中”，而稱他為“鐵窗企業家”。
在“鐵窗企業家”中，《悲情》還介紹了武漢大江信用社董事長周訓和，他和牟其中相比，名氣要小得多，但因為他當年承包幸福集團的信用社造成“擠兌風潮”，在全國影響很大。在湖北，人們可能不知道周訓和，但只要提到大江信用社和幸福集團那場驚動了中央領導人的“擠兌風潮”，可以說是無人不曉，無人不知，因為平息那場“擠兌風潮”，武漢動用了上千名警察。
書中介紹，在監獄裡，周訓和寫了100多萬字的文章，還寫了一本新產品策劃方案，刑滿後，他要把這個產品做到100個億。從《悲情》中，我們了解到，周訓和小時候因家裡窮，沒有錢讀書，後來有了很多錢，又沒有時間讀書。為了填補“無緣讀書”的遺憾，周訓和曾拿出很大一筆錢資助了教育事業：捐資300萬元在他的家鄉紅嶺村興建延華光彩國小，捐贈100萬元給華中師範大學第一附屬中學完善教學設施，贊助隨州30萬元辦學，資助湖北美術學院20名學生讀完大學……他曾想過，待延華集團做大以後，他要到世界最好的學校去進修，沒想到現在是在鐵窗下來實現這一夢想：監號里沒有桌椅，他把棉絮一卷，用牙膏皮製成針，把棉絮的連結處縫好，製成高1米、直徑30厘米、頂部墊上一塊圓形紙板的“寫字檯”：與此同時，又用同樣的方法製作了“老闆椅”。在這裡，他讀了很多書籍和報刊，也寫出了不少“隨想”。讀書、寫作累了，他就去欣賞螞蟻？螞蟻的覓食場面，能把他帶進他熟悉的漢正街的商戰環境……
接觸“鐵窗企業家”，給人的感覺不是淒涼，而是悲壯。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即把監獄看成是“停業整頓”、“繼續學習”的一所學校，隨時準備出獄後，重打江山！
然而，《悲情》又告訴我們，重打江山，並不容易。《悲情》里的陳遠豪的感受是太深了。陳遠豪是金天集團董事長，應該算是一個很成功的企業家，正在他準備把自己的紡織企業做成“中國第一大”的時候，一個“莫須有”的罪名把他打入大牢兩年零十個月。辦案人員對他的折磨不是常人能想像出來的，後來他無罪釋放，可以說是一場“死裡逃生”。走出監獄後，他的悲情並沒有減輕，第一，他沒有被恢復董事長的職務；第二，辦案人員用了他100多萬元私款，沒有退還給他。他雖然被伊萊克斯電器（杭州）有限公司高薪聘去當總經理，然而，當時他是懷著一顆痛苦的心情離開天門的。因為他不願意離開自己親手打造的“金天集團”，然而，當他出獄的時候，“金天”已經被賣了。他不得不遠走他鄉，在伊萊克斯電器（杭州）有限公司只呆了半年，就辭職去了安徽一家棉紡廠，不久又離開了安徽，去了浙江。他就這樣不停地上任，不停地辭職，心中只有一個追求？ 一定要尋找一個適合自己打拚的舞台，找回曾經失去的輝煌！
《悲情》中的企業家，幾乎都信奉著一句名言：“重要的不是你現在是什麼，而是你希望成為什麼。”因此，他們工作起來充滿激情，不知疲倦……
“那年夏天，我累倒在武漢，”格力集團總經理董明珠說，“那一刻，我為我的孩子流淚了，萬一我有個什麼，他還這么小，要一個人生活該是多么困難！想想自己哪一方面都強，哪一方面都很自信，工作、生活似乎像一個男人一樣，我不為自己後悔，但確實愧對孩子。我構想如果我是一個普通的工人或家庭婦女，我就可以把全副心思放在孩子身上，也就不會有這么多的遺憾了。但我把全部精力都撲在工作上，因為忙，我這一年來幾乎沒什麼時間去南京看一下住校的孩子。這一次我病倒後，孩子坐飛機到武漢來看我，見面後，兒子非常懂事地對我說：媽媽，你安心養病，我會聽話，你不用操心。兒子才12歲，但對我卻是這樣理解。在孩子離開我時，我望著他漸漸遠去的小小背影，淚水模糊了我的雙眼，內心感受非常複雜，眼睛一閉，孩子的身影就浮現在眼前，我忍不住淚流滿面，如果這次好不了，最對不起的就是我的孩子。”
接著書中寫到：“這天夜晚，董明珠站在醫院的陽台上，凝望著武漢三鎮的萬家燈火，她發現只有在這個時候，在遠離格力的地方，她才是一個女人，一個母親……”
一個企業家處在人生最輝煌的時候，遇到悲情可能算不了什麼，因為正力可以抵消一部分負力。然而，當一個企業家的輝煌已經過去，你還是昨天的企業家的時候，你如何走過今天？
《悲情》還講述了曾經以“滿負荷工作法”聞名全國的張興讓。他已經68歲了，仍然是石家莊第一塑膠廠廠長，仍然每天推著一輛破舊腳踏車去上班，每月工資只有520元，就連“五一”節他都沒有在家休息而是在廠里值班。他還想，等他的廠經過改制變成股份制公司後，他便退到二線，以後的空餘時間多了，他就到外地去打工。有人問他為什麼不休息？他說，在企業呆慣了，一在家就渾身不舒服，一上班什麼病都沒有了。對於張興讓來說，有了企業，也許使他變得沉重；沒有企業，他就失去了生存的意義。從這裡，我們看到“企業家注定是一匹負重的駱駝！”
大名鼎鼎的作家張賢亮，也是《悲情》講述的人物之一。有人認為張賢亮靠自己的名氣創辦西部影視城是“得來全不費功夫”，其實並非如此，張賢亮創辦影視城也經受著常人難以想像的壓力。因為企業辦得越好，麻煩事也就越多，如當地有權勢者打影視城的主意，把古堡周圍的地以十幾元一畝，全包給自己家人種樹，準備向他要土地轉讓費；還有“地頭蛇”眼紅，帶著三四十人，拿著傢伙，把影視城的工作人員全部趕走，由他們來賣票收錢。張賢亮對他們說：“告訴你們的頭，他家有幾口人就讓他準備幾口棺材，我張賢亮能叫一片人富，也能叫一家人家破人亡……”當地政府部門也有人見張賢亮操作得好，呼籲收回國有，說不能成為張賢亮的私有財產。還有人在附近建了小洋樓、飯店、療養院，白白的瓷磚貼過的現代化牆壁，破壞了古堡周邊的荒涼環境。
張賢亮悅：“寫小說我可以決定別人的命運，讓《牧馬人》里的許靈鈞和李秀芝結婚他們就結婚，讓《綠化樹》里的章永磷和馬櫻花最後沒有結婚就沒有結婚。而經商呢？往往是你的命運、你的行為，事情的結果是由別人來操縱。有人說我能成功是因為我是大作家，影視界都來捧場，在很大程度上是名人效應。其實，名人效應只在開始階段有用，一說張賢亮搞影視城，幾千萬讀者可能會關注這個項目。但名人效應是一把雙刃劍，否則我經營初期不會那么艱難。譬如，很多人都說商人有‘原罪’，而我作為商人是一點罪都不敢有的，為什麼？因為稍有不慎就會將僅有的那點靠寫作積攢出的名聲毀掉。我不敢賄賂官員，不敢偷稅漏稅，在沒具體遊戲規則的情況下遵守良心與道義上的規則。別人一桌酒就能辦到的事，我要繞一大圈經過長期的等待才能辦到。在具體事情上，我的那點‘名’都是虛的，比如我說‘我是張賢亮，把這個無形資產押在銀行吧’，人家會貸款給我嗎？在上級官員眼中我是要服從的下級，在老百姓眼中我是掏錢的老闆，我要能給他利益他才會聽我的。”
讀《悲情》中的張賢亮，使我們很容易聯想到那在夕陽中巍然屹立的雪山。
“鴻儀系”的領軍人物鄢彩宏，在資本市場裡圈了不少錢來構建自己的產業帝國，然而，他卻不知道“在一個不成熟的市場裡，要進行成熟的資本運作，先天就存在很多缺陷”。他經不起“資本來錢快”的誘惑，而去火中取栗，結果釀成悲劇。有人說他是開著一輛資本運作的賓士車，卻在崎嶇不平的市場小道上行駛，能跑出什麼樣結果呢？他完全不知道在中國這個“發展中”的國家要進行資本運作必須要知道什麼可為，什麼不可為。
《悲情》還深刻地剖析了國企老闆失敗的心理因素？經營者的付出與報酬不對等。如活力28的衰退、健力寶的風就是如此。美國經濟學家格魯德曼也認為：“中國企業家太窮了，良心和道德救活不了中國企業”。據國際管理顧問公司太平洋國際（Ttowe Perrin）最近進行了一次全球薪酬調查，結果顯示，各國大企業總裁的平均年薪為：美國106萬美元，英國70萬美元，法國60萬美元，德國41萬美元，瑞典35萬美元。而中國企業家的平均年收入只有6萬元人民幣左右，有的還低於這個數。在一個產權不清晰的經濟模型中，不管馬兒跑多快，給馬兒吃的草就那么多，因此循規蹈矩做國有企業的“老闆”是一樁吃力不討好的苦差事。
《悲情》還告訴我們，在中國企業中，還有一種悲情是經營方法上的原因。這些企業家們習慣於把企業當成自己的“兒子”養，這種從計畫經濟母胎中繼承的“養兒情結”難以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他們不清楚，企業不僅是市場中的一個主體，更是市場中的一個商品。企業家必須實現從“企業經營”向“經營企業”的轉變，也就是說必須把企業當“豬”來養，而不能當“兒子”養。《悲情》中的有些搞創業投資的企業家投資為什麼失敗？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把投資項目當“兒子”來養了，沒有儘快將其孵化成熟賣出去。如果，他們能把自己的企業角色轉變為“豬”，把自己的角色轉變為“養豬專業戶”，他們就可能會避免悲情的產生。
西方人講：美與恐怖在大自然中交媾孕育偉大。在悲情中不倒的企業家也是一種偉大。 有人給悲情企業家歸納了了三條路：一條是死亡之路？遭遇悲情襲擊，逆來順受，任其風吹浪打去，如上海大眾集團董事長方宏、貴州習酒老總陳星國、河南首富喬金嶺等都是自殺身亡的企業家；一條是半死不活之路？悲情襲來，立即採取迴避措施，逃離工作對家庭的壓榨，解脫財富對心靈的扭曲，回歸田園生活，如浙江餘杭一家民營蜜餞廠的老闆，自稱是“中國式裝在套子裡的人”，他怕周圍的人起“殺富”之心，人為地限制企業的發展，不做廣告，遠離媒體，只做低調行銷；一條是生龍活虎之路？讓悲情像火一樣的燃燒，“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如《悲情》中的陳遠豪、董明珠、張賢亮……
《悲情》之所以動人，一是文筆生動，二是情節感人，三是字裡行間跳動著思想火花，四是作者視角獨特。《悲情》給我們的受益是多維的，既讓我們了解了中國企業家的生存狀態，又給我們標出了中國企業失誤的陷阱，還對中國企業家文化進行了批判。我們在看《悲情》故事的同時，我們的大腦也在接受一次聖潔的洗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