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波（1923年2月~2002年6月27日）山東黃縣（今龍口市風儀區棗林莊）人，作家，中國作家協會常務理事。
曲波只念過五年半私塾，13歲失學在家務農和樵採，15歲入八路軍膠東公學（今魯東大學）；1938年參加中國共產黨的八路軍，在抗日戰爭時期，于山東地區作戰，任連、營指揮員。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隨部隊開赴東北作戰，擔任過大隊和團的指揮員。他曾率領一支英勇善戰的小分隊深入東北牡丹江一帶深山密林與敵人周旋，進行了艱難的剿匪戰鬥。
1949年，曲波赴海軍學校任領導工作。1950年，轉入工業建設戰線，先後在工廠、設計院及工業管理部門擔任領導工作。1955年起，他開始從事業餘文學創作；1957年，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林海雪原》，小說曾先後改編成電影、電視劇、戲劇上映上演，其中電影《林海雪原》和根據小說改編的京劇《智取威虎山》產生了非常廣泛深遠的影響。
基本介紹
人物生平,劉波眼中的曲波,妻子劉波,
人物生平
1923年，出生於一個貧農家庭。父親當過染匠，後失業歸農。曲波只念過五年半私塾。13歲失學在家務農和樵採，15歲入八路軍膠東公學（今魯東大學）。他少年時代曾熟讀了《說岳全傳》、《水滸傳》、《三國演義》等中國古典小說。
1938年，他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抗日戰爭時期，他在山東地區作戰，曾任連、營指揮員。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部隊開赴東北作戰。解放戰爭時期，擔任過大隊和團的指揮員。他曾率領一支英勇善戰的小分隊，深入東北牡丹江一帶深山密林與敵人周旋，進行了艱難的剿匪戰鬥。在參加解放 東北的戰爭中兩次負重傷。
1949年，到海軍學校任領導工作。1950年他轉入工業建設戰線，先後在工廠、設計院及工業管理部門擔任領導工作。
《林海雪原》作者曲波 劉文韜 攝
《林海雪原》作者曲波 劉文韜 攝1955年，他開始從事業餘文學創作。
1957年，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林海雪原》。該書出版之前，1957年2月，《人民文學》以《奇襲虎狼窩》為題，選載了《受命》、《楊子榮智識小爐匠》、《劉勛蒼猛擒刁占一》、《夜審》、《蘑菇老人神話奶頭山》、《破天險奇襲奶頭山》六章。
1958年6月《奇襲虎狼窩》被譯成俄文，中國作家代表團出席在蘇聯塔什乾召開的亞非作家會議時，該文是帶去的文學作品之一。《林海雪原》先後被譯成英文、（蘇軍事文藝出版社1959年）、俄文、日文（日文有岡本隆三出版社（1961年4月15日）和平凡社（1962年）兩個譯本）、蒙古文、朝鮮文、越南文（1959年）、挪威文（1976年）、阿拉伯文（1976年）。曾被翻譯成英文、日文等多種文字，也多次被改編為電影、電視連續劇和京劇等該書國內多次印刷，據不完全統計，已有313.60萬冊。小說曾先後改編成電影、電視劇、戲劇上映上演。電影《林海雪原》和根據小說改編的京劇《智取威虎山》在全國影響很大。他曾任中國作家協會常務理事。
反映戰場行醫、火線辦院，描寫部隊醫務人員生活的長篇小說《戎萼碑》於1977年6月山東人民出版社初版。出版前，曾由《山東文藝》1977年6月、7月選載。出版後被譯為朝鮮文。後小說《橋隆飆》於1979年2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初版。出版前，《山東文藝》全文連載；《解放軍文藝》1963年選載過《三古鎮》、《見面禮》、《一夕觀》、《不留神》、《走狂飆》、《飛車騎》6個章節。《橋隆飆》總印數據不完全統計為150萬冊。
曲波在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年—1976年）受到打擊和迫害，他即將發行的《橋隆飆》被紅衛兵視為毒草而燒毀，直至文化大革命後才得以出版。曲波晚年多病，未能完成他構思長久的幾部新作。
曲波的創作曾得到他的妻子劉波的大力幫助。劉波是曲波青年時代同生死、共患難的戰友，是一位醫務工作者。她除完成本職工作外，還對曲波的創作積極參加探討，並為他抄寫了大量稿件。她是曲波創作上的得力助手。
1947年剿匪戰鬥基本結束，曲波所在的二團編入東北民主聯軍一縱(38軍前身)。曲波打仗多了，表現突出，威信也高。第一次負傷，由哈爾濱野戰醫院的日本大夫取出炮彈片，傷一養好就非要急著回部隊。
第二次在遼瀋戰役受傷就非常危險，肘關節打進了敵人的炮彈片。他妻子當時在軍隊醫院擔任營級教導員，聽說他在前方受傷，團里師里都不知他的下落，就焦急地到各家戰地醫院看入院名單和死亡登記簿。那時他妻子已懷孕五個月，走到遼西河北交界的義縣，看到入關的部隊像潮水一般的排滿大路。在路上遇到團宣傳科長井毅，他告她曲波可能在清河域子醫院。他妻子打電話過去問：“這個人是活著還是沒有呢？”醫院回話：“搶救過來了，還活著……”
他妻子趕到醫院時，看到曲波躺在門板上，頭髮很長，發著高燒，臉色蒼白。他是股動脈受傷，大腿骨折。他妻子到後正遇上他第二回出血，也穿上手術服在搶救室，看到他的腹股溝還在跳，傷口化膿脫落。當時急需輸血，就說:"我以前給他輸過血，先抽我200cc吧"。大夫說，你還懷孕呢。我說，我身體好，沒問題。過後我笑著對曲波說：“是我和孩子兩人的血液救了你。”
作家曲波
作家曲波1949年4月5日他妻子生了一個兒子。曲波當時身體還很虛弱，還在妻子工作的醫院養傷，很長時間都不能起床。右腿短了四厘米，走路搖晃厲害。護士們告他：“教導員生了兒子。”他是三代單傳，高興極了，非要起床。他架著雙拐，由護士、警衛員攙著，一百米路停了三次才走到。孩子滿月了，他在醫院草地上鋪上軍被，把孩子放在上面，他拄著雙拐靜靜地看著笑著。
下半年他能夠拄著拐走，就非要出院回部隊。聽說重慶艦起義，要組織一個海校。他就給組織寫信，信中寫道：“蘇聯有個無腳飛將軍。我不能幹陸軍，就去海軍學校工作。”他去了安東海校，任二大隊政委。校長是張學良的弟弟張學思，培養的不少官兵後來都成了海軍的骨幹。
他在海校講政治課，拄著雙拐上課，講近百年中國歷史，做起義官兵的思想改造工作。他也聽海軍的業務課。後來蘇聯顧問說，二大隊政委拄著拐，怎么上艦？應調往其他地方工作。曲波知道後極為情緒化，他說，我在艦上坐著也能指揮。總政來人找他談話，讓他上陸軍院校。曲波個性很強，他說他不去。
當時東北鐵路總局局長劉居英曾在1943年膠東平反冤案，表揚過曲波和妻子在肅託運動中表現很好，說真話，不亂咬別人。他勸曲波轉業，上鐵路部門搞工業。1950年12月，曲波依依不捨地脫下軍裝，擔任瀋陽機車車輛廠黨委書記、副廠長，後來又到齊齊哈爾車輛廠當書記，全廠約有一萬餘人。他是二等甲級殘廢，當時都是拄著雙拐奔波。
1955年初，中央決定所有機械車輛廠歸一機部管理，曲波就奉命來到北京。曲波擔任一機部第一設計院副院長，分配住在百萬莊辰區一機部宿舍兩居室，一住至今就是五十多年。
劉波眼中的曲波
1955年還在東北時，他因反對蘇聯推行的“一長制”而挨批，在委屈情緒中不由想起了槍林彈雨中的生死戰友，便在寫檢討的稿紙上列出一串戰友的名字：楊子榮、高波、陳振儀、欒超家、孫大德、劉蘊蒼、劉清泉、李恆玉等。他有了創作長篇小說的想法，便偷偷地試寫了一部分文字。
在戰爭年代，我們倆都在前方後方工作，只有到了齊齊哈爾才有了一個家，當時已有了四個孩子，最小的女兒有兩三歲了。工廠離宿舍較遠，有時踏著大雪歸來，就會想起飛襲威虎山的狂風暴雪的日子。他在《林海雪原》的後記中曾這樣寫道：“及抵家，一眼望見那樣幸福地甜睡著的愛人和小孩子，一陣深切的感觸湧上我的心頭……我的宿舍是這樣的溫暖舒適，家庭生活又是如此的美滿，這一切，楊子榮、高波等同志沒有看到，也沒有享受到，但正是為了美好的今天和更美好的未來，在最艱苦的年月里，他們獻出了自己最寶貴的生命。”這段話寫的很真切，確是他的肺腑之言。
在東北時他已利用業餘時間悄悄地寫出一些章節，不滿意的地方又給撕掉。到了北京後，他又接著寫下去。還是保持著秘密狀態，一下班就躲藏在屋子裡寫作，連小孩都不知道真情，以為爸爸還在屋裡加班工作。
那時家中寫字桌中間的抽屜一直是半開著，一聽一機部鄰居同事來找，曲波就立即把稿件塞進抽屜。他這個人的缺點是愛面子，自尊心強，怕寫不好鬧得滿城風雨，怕人說閒話，會問下班後哪有這么多精力寫字？又怕人說不自量力。
我支持他寫作，是他作品的第一讀者，也是他的抄稿員。參軍前我是國小四年級水平，他是國小五年級半。他小時看了《三國》《水滸》《說岳》等，影響不小，參加革命後又讀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他有時一天寫一萬字，我再用兩三天抄出來，遇到他空著的地方和自己生造的字，我再去查字典補上。
家務事我全包下，他不管也不會家務事。到了星期天，我特意帶四個孩子到公園到西山去玩，就是讓他在家安心寫作。
有一次一機部辦公廳召開傳達中央檔案的大會，曲波事先已看過一次檔案，他就坐在會場裡佯裝做記錄，專心在一個小工作本子上寫出了“小分隊駕臨百雞宴”一章。
家中房間少，放不下兩個桌子，我就在縫紉機上抄稿。每抄完一個章節，就用縫孩子毛衣的毛線和布條裝訂起來。小說完成後約有四十多萬字，我買了做襯衫的兩米布，剪了兩個包袱皮，將文稿裝了兩大包。
我們家的斜對過是外文局大樓，掛的牌子中有一個是“中國文學雜誌社”。曲波說：“路遠的不好去，咱們先去近的地方看看。”一人拎著一包稿件就到了“中國文學”編輯部，發現裡面多是外國專家。他們問寫的是什麼語種，曲波說，“寫的是中文。”外國專家就笑著說：“我們是把中國文字翻成外文。”他們建議我們去東總布胡同作家出版社投稿。
我們坐了公車去了，曲波對接待的人說：“我不是作家，你們看看行不行？如不用，你們打個電話我來取。”曲波再三叮囑打電話一定要打到家裡，怕機關知道走漏了風聲。
出版社的龍世輝等編輯看了，打電話到我們家，說：“你來吧。”曲波去了以後說：“我取稿子來了。”沒想到龍世輝卻說：“我們確定要出你的稿子，需要做一部分修改。”《人民文學》副主編秦兆陽知道後，先在《人民文學》選發了《奇襲虎狼窩》章節，並在“編者按”中寫道：“作者是一位解放軍的軍官，現在工業部門工作……這本書將是我國文學創作上的一個可喜的收穫。”書出來後就有了不小的反響，買書的人不少。曲波的一個堂兄弟不知寫書之事，書出來了送給他，他拿到書大吃一驚。
《林海雪原》火了以後，曲波沒有到處做報告，很低調，只是到北海公園參加了活動講了話。他很快就到四川德陽二重廠當生產副廠長，廠長是一機部副部長景曉村。那是一個蘇聯援助的軋鋼機項目，是在平地上建廠，建設材料都是由國家按計畫提供。當地政府借大躍進之機向工廠要鋼材之類東西，曲波不同意，說不能調出，材料都是有數的。結果1959年反右傾，當地就組織批判景曉村、曲波他們，說不服從地方黨委的領導，破壞大躍進。還說了這樣重話：“你人在德陽，心在台灣。”
一個月沒收到曲波來信，我寄去糧票也沒回復，我就預料他出事了。後來，羅榮桓元帥、總政肖華、傅鐘主任知道後，就說曲波為軍隊寫了好作品，就讓他回總政文化部寫作吧。
1960年蘇聯老軍人委員會邀請中國殘疾老軍人到蘇聯訪問，中央同意了，讓老紅軍王維舟當團長，曲波當秘書長，負責具體工作。
出國前，陳毅找他們談話，談完正事後陳老總與曲波閒聊，他說：“你這個名字好，有曲也有波，這是個普遍規律，沒有絕對直線。”他還興致很高地給曲波起了一個字：“你叫普律(普遍規律之意)吧。”後來曲波還用“普律”刻了一個印章。
妻子劉波
生於1924年，山東龍口人，1938年入伍，1939年5月入黨。長期從事醫護工作，離休前任北京醫科大學黨委副書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