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玉娥編著的《智慧的出場（當代人文女學者側影）》這本書的作者多為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和新世紀第一個10年活躍在文史哲教學科研崗位和從事寫作的、出版的、卓有成就的知識女性。其內容大部分是漫談自己的成長過程、人生經歷、思想和生活，不拘一格，娓娓道來，誠摯而真實。 這本書呈現了這個特殊群體中個人的不同成長過程，她們的歡樂和痛苦，特別是她們共同遭遇的困難：不論在學習、工作還是求職、評獎等各類活動中，自己的表現都必須優於男性才有可能實現。 《智慧的出場（當代人文女學者側影）》作者多是學有所成的老中青三代知識女性，在她們真誠的自述中往往閃耀著探索和智慧的光輝，給讀者以難得的啟發。
基本介紹
- 書名：智慧的出場
- 出版社：河南大學出版社
- 頁數：573頁
- 開本：16
- 作者：謝玉娥
- 出版日期：2013年2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後記,序言,
內容簡介
《智慧的出場（當代人文女學者側影）》是一本豐富多彩、自由隨意、真實而極有特色的書。過去，還從未見到過專門呈現這一女性知識群體的思想、生活的實錄。本書不僅生動地記下了30年來知識女性艱難跋涉的鮮明足跡，而且由於這是一本自述之書，作者謝玉娥往往直抒襟懷，全無偽飾，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剖析思想、總結自我的直白的精彩片段。值得一讀。
圖書目錄
重申抗拒失語(代前言)
葉嘉瑩：我的詩詞之路
『李子云』六月的雲
——李子云老師側影
鄭必俊：結緣·求索·開拓
樂黛云：我的比較文學之路
蘇者聰：獨立思考力求拓新
孫小禮：文理交融的學術路
朱虹：我的本色的“女性主義”
劉思謙：作為“人學”的文學研究之學理與激情
——關於我的文學研究之路的回顧與思考
饒芃子：我的學術之“緣”與“路”
劉志琴：不拘一格求真知
陶潔：往事雜憶
湯淑敏：春蠶到死絲方盡
陳美蘭：為追求學理性而執著前行
——在當代文學研究路上
陳祖美：“別是一般滋味”的學術之路
盛英：遲開的花兒：請別先凋謝
郎櫻：從書齋走向田野
杜芳琴：尋夢、探索與踐行
——27年婦女與性別研究反思
呂美頤：春華秋實
——我與中國女性史研究
任一鳴：生命價值與心靈溫暖
——我的女性文學探索之路··
金燕玉：尋求美好
趙園：被光明俊偉的人物吸引，是美好的事
——答《書城》李慶西問
胡辛：薔薇雨中的回眸
王春榮：我選擇我存在
錢滿素：半路出家
杜小真：我的未名湖夢
——一個“非正宗”北大人的回憶
金一虹：我的性別研究路
高世瑜：打開一扇窗子·
黃梅：奧斯丁“遇見”《教育詩》
鄧小南：求學·治學·教學：感想點滴
黃嫣梨：幾番風雨幾番歌
王政：“逆水行舟”的10年曆程
裔昭印：我的學習和研究之路
夏曉虹：隨境自在展風華
——夏曉虹教授專訪
劉俐俐：人文知識分子的學術選擇及其困境
屈雅君：今生一件事
胡亞敏：借鑑·整合·創造：西方文學批評的中國化道路
——胡亞敏教授訪談
陳惠芬：重建和現實的關係
錢虹：我的來世今生
陳順馨：學術是打通界線的和平工作
季紅真：開拓心靈的疆域
孫歌：個體文化認同的精神性格
趙樹勤：在傾聽中成長
樊洛平：結緣台灣文學鐘情女性世界
崔衛平：經驗的年代
陸卓寧：“以文學的名義”?
王紅旗：為女性造夢、立言
——從事中國女性文學/化研究瑣憶
肖 巍：生在一個男人大都還是“青蛙”的年代
——我為什麼從事女性主義研究/女性與哲學
暢引婷：遊走在學術與政治之間
——我的婦女研究歷程和感悟
徐虹：我與“女性主義”
李長莉：習史明智學問人生
林丹婭：讀讀寫寫：我之林中路
戴錦華：隨感兩則
陳瑞琳：我的“草原”
段江麗：歲月留痕
——那些與學術有關或無關的人和事
劉詠聰：前半生學記
陳曉蘭：從性別研究到城市研究
——我的成長之路
萬蓮嬌：在文化審美的星空和大地練習做一個公民
郭力：人生百年何以自我一
荒林：讀書、生活及女權
羅婷：從文學研究走向女性教育
李玲：生活在白紙黑字中
王字：記憶與冥想
楊莉馨：風景愈來愈美麗
李美皆：但是，就這樣罷
董麗敏：從“女性文學”到“性別政治”
——一種回顧或展望
後記：追尋她們的足跡
葉嘉瑩：我的詩詞之路
『李子云』六月的雲
——李子云老師側影
鄭必俊：結緣·求索·開拓
樂黛云：我的比較文學之路
蘇者聰：獨立思考力求拓新
孫小禮：文理交融的學術路
朱虹：我的本色的“女性主義”
劉思謙：作為“人學”的文學研究之學理與激情
——關於我的文學研究之路的回顧與思考
饒芃子：我的學術之“緣”與“路”
劉志琴：不拘一格求真知
陶潔：往事雜憶
湯淑敏：春蠶到死絲方盡
陳美蘭：為追求學理性而執著前行
——在當代文學研究路上
陳祖美：“別是一般滋味”的學術之路
盛英：遲開的花兒：請別先凋謝
郎櫻：從書齋走向田野
杜芳琴：尋夢、探索與踐行
——27年婦女與性別研究反思
呂美頤：春華秋實
——我與中國女性史研究
任一鳴：生命價值與心靈溫暖
——我的女性文學探索之路··
金燕玉：尋求美好
趙園：被光明俊偉的人物吸引，是美好的事
——答《書城》李慶西問
胡辛：薔薇雨中的回眸
王春榮：我選擇我存在
錢滿素：半路出家
杜小真：我的未名湖夢
——一個“非正宗”北大人的回憶
金一虹：我的性別研究路
高世瑜：打開一扇窗子·
黃梅：奧斯丁“遇見”《教育詩》
鄧小南：求學·治學·教學：感想點滴
黃嫣梨：幾番風雨幾番歌
王政：“逆水行舟”的10年曆程
裔昭印：我的學習和研究之路
夏曉虹：隨境自在展風華
——夏曉虹教授專訪
劉俐俐：人文知識分子的學術選擇及其困境
屈雅君：今生一件事
胡亞敏：借鑑·整合·創造：西方文學批評的中國化道路
——胡亞敏教授訪談
陳惠芬：重建和現實的關係
錢虹：我的來世今生
陳順馨：學術是打通界線的和平工作
季紅真：開拓心靈的疆域
孫歌：個體文化認同的精神性格
趙樹勤：在傾聽中成長
樊洛平：結緣台灣文學鐘情女性世界
崔衛平：經驗的年代
陸卓寧：“以文學的名義”?
王紅旗：為女性造夢、立言
——從事中國女性文學/化研究瑣憶
肖 巍：生在一個男人大都還是“青蛙”的年代
——我為什麼從事女性主義研究/女性與哲學
暢引婷：遊走在學術與政治之間
——我的婦女研究歷程和感悟
徐虹：我與“女性主義”
李長莉：習史明智學問人生
林丹婭：讀讀寫寫：我之林中路
戴錦華：隨感兩則
陳瑞琳：我的“草原”
段江麗：歲月留痕
——那些與學術有關或無關的人和事
劉詠聰：前半生學記
陳曉蘭：從性別研究到城市研究
——我的成長之路
萬蓮嬌：在文化審美的星空和大地練習做一個公民
郭力：人生百年何以自我一
荒林：讀書、生活及女權
羅婷：從文學研究走向女性教育
李玲：生活在白紙黑字中
王字：記憶與冥想
楊莉馨：風景愈來愈美麗
李美皆：但是，就這樣罷
董麗敏：從“女性文學”到“性別政治”
——一種回顧或展望
後記：追尋她們的足跡
文摘
呂美頤：春華秋實——我與中國女性史研究
呂美頤，1944年生，1968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鄭州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曾任鄭州大學社會性別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婦女研究會第一、二屆理事，河南省婦女理論研究會理事，河南省歷史學會理事。先後在河南大學、鄭州大學任教，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近代女性史、中國近代政治制度史。主要著述有：《中國婦女運動（1840～1921）》、《近代中國婦女生活》、《走出中世紀——近代中國婦女生活的變遷》、《中國近代史通鑑》第一卷、《中國婦女通史》（民國卷）等；代表性論文有：《中英南京條約與番婦來華》、《論中國婦女運動對近代社會變遷的推動作用》、《社會性別制度與史學研究》、《清代的督催與註銷制度》、《清末官制改革與國家體制近代化》等。先後承擔國家社科基金、澳門第三屆學術研究獎學金、台灣中華發展基金等研究課題，參與中、日、韓等國家和地區學者共同承擔的日本國際交流基金亞洲基金資助項目。
1944年我出生於北京，先後在北京師範大學一附小、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中就讀，後轉學到鄭州八中，1963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這幾所學校，都是全國或地方的名校，優良的學校教育留給我很多寶貴的東西，其中最重要的是自信的品格和勤奮的精神，這是我一生受用不盡的財富，幫助我渡過了許多難關。
1968年大學畢業後我到大慶油田接受“再教育”，先是做工人，後來調入中學當了教師。1982年，已經38歲的我開始了人生重大轉折。這一年，我的先生鄭永福於河南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畢業留校任教，我也因此走出了大慶油田，從遙遠的黑龍江來到了中原腹地開封，調入河南大學歷史系。當時的心情很是矛盾，既有闔家團聚的喜悅，又有對未來工作的忐忑不安。自己轉瞬間從一名中學教師變為大學教師，對此毫無心理準備，而最令人不安的還是自己專業知識方面的欠缺。大學期間正值“文化大革命”，由於停課鬧革命，很多課程沒能開設（其中就有自己將要承擔的“中國近代史”）。在中學的十餘年裡，自己教過政治、幾何、俄語等多門課程，遺憾的是從未曾教過歷史，沒有機會對歷史專業知識的不足進行彌補。可以說，自己對於既將擔當的“中國近代史”課程十分生疏，根本無研究可言。當時，這種先天不足對我形成了巨大心理壓力，而且在後來的教師生涯中也延續了很多年。
來到河南大學後方知這是一所歷史悠久的學校，1912年建校，新中國成立前曾經是名流宿儒藏龍臥虎之地，聲名遠播海內外。歷史系則一直是文科頭牌，范文瀾、尹達、郭廷以等著名歷史學家都曾在這裡任過教。我要調入的是中國近代史教研室，上個世紀80—90年代，在這門課教學中擔當主力的是胡思庸、毛健予、榮鐵生三位教授，他們在年輕教師心目中都是學識淵博、治學嚴謹的楷模，毛先生上世紀30年代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而胡先生60年代時已是鴉片戰爭、太平天國研究領域中知名的專家。很幸運，我得到了他們的熱情鼓勵和悉心指導。回想起來，若沒有他們的幫助，無法想像我能夠在短期內順利走上陌生的大學講台，又很快進入陌生的研究領域。當然，在我完成這一跨越的過程中，先生鄭永福對我的幫助最多也最為及時，後來我們經常開玩笑，說我應算是他的第一個研究生。
進入河大後最初幾年的主要工作，除了教學，還要給毛先生當助手。毛先生以研究歷代政治制度見長，他給我開列了高一涵的《中國監察制度史》、章太炎的《中國宰相用奴說》等一批書目和文章，於是我開始了苦讀和惡補。一年後，1983年我開始接手“清代官制”，為79級同學開設選修課，3年後這門課被擴展為“中國近代政治制度史”，成為了我在教學中的主打課程。邁進科研領域是比開設一門課程更加困難的事情。1984年，我在本校學報上發表了第一篇論文——《戊戌變法與官制改革》，為此經過了一年苦戰，當年冒酷暑查閱資料的情景至今歷歷歷在目。文章被人大複印資料複印並被《新華文摘》轉載，這給了我極大鼓舞。於是再接再厲，幾年之內連續發表了五六篇有關政治制度史方面的文章，令人欣喜的是其中多數都由人大複印資料複印了。《清末官制改革與國家體制近代化》一文，發表於1986年，文章從政治改革的角度重新評價了清末新政，通過揭示國體與政體的變化，得出中國國家體制近代化始於清末的新結論。這一觀點在當時比較新穎，得到了學術界認可。1991年，我在《中國史研究》第3期上發表了《清代的督催與註銷制度》一文，主旨是探討如何從制度上保證行政效率的問題。這是我幾年來研究“清代官制”的一次升華，也是我真正樹立起對於自己信心的起始點。以往在寫文章之前，我經常會先徵求幾位老先生和鄭永福的意見，這一次則完全是獨立確定的選題。我在教學中發現，歷代特別是清代，在保證行政效率方面逐漸形成了一套制度，如規定承辦各種文牘、事件的期限，採取“督催”與“註銷”等手段來檢查辦事情況，懲罰懈怠等，但當時學術界還沒有關注這一問題，一些值得當今借鑑的做法也未受到重視。文章很快寫就，雖然被省內某雜誌耽擱了近兩年，但轉投《中國史研究》後幾個月內就發表了。十幾年後我到台灣中央研究院做訪問學者時發現，其實當時台灣亦有學者開始對這一問題進行研究，只是我未能獲得信息而已。大約經歷了十餘年，我才初步完成了向一名大學教師的過渡，在教學與科研方面摸到了一些門徑，基本弄明白了搞好教學的要領和進行學術研究的規範。但是，半路出家使我比一般人經受了更多的艱辛，並付出了很多犧牲，由於長期處於緊張狀態我患上了甲狀腺功能亢進，鄭永福因此放棄了讀博士的機會，一雙年幼的兒女也因此在學習和生活上很少得到我的關照，受了很多委屈。這一時期，我的很多精力都用在了補課方面，主要是彌補大學期間應該掌握而沒能掌握的那些知識，僅外語就參加了一年半的補習。80年代中期，北師大的楊釗先生來河大講學，大學時他曾為我們講授過歷史文選課，聊天中我們感慨幾年來補課的艱辛，感嘆如此補下去似乎難有盡頭，他則道出了一句令我至今記憶猶新的話，他說：搞歷史研究涉及面很廣，無論什麼人都需要不斷補課，缺什麼就應該補什麼。從此之後，“缺什麼補什麼，急用先補”，就成為了我學習的基本方法。
正當我的中國近代政治制度史研究處於順風順水之時，一件事改變了我的研究興趣與方向。1984年起，榮鐵生先生邀請我參加他與劉乃和先生主編的《中國歷代婦女名人詞典》，後來又提出編寫《中國近代婦女史》的構想，把我列為主要作者，這是我接觸婦女史研究的開始。當時，改革開放帶來的思想解放不斷拓展著歷史研究領域，社會史熱、文化史熱同時把婦女史研究推出了水面；不斷湧現出的婦女社會問題，如女工下崗、婦女幹部在競爭中失去優勢、所謂的陳世美現象等，也呼籲學術研究為現實服務，婦女史研究因此而興起。榮先生是近代史學界最早進入這一研究領域的先行者之……
P191－193
呂美頤，1944年生，1968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鄭州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曾任鄭州大學社會性別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婦女研究會第一、二屆理事，河南省婦女理論研究會理事，河南省歷史學會理事。先後在河南大學、鄭州大學任教，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近代女性史、中國近代政治制度史。主要著述有：《中國婦女運動（1840～1921）》、《近代中國婦女生活》、《走出中世紀——近代中國婦女生活的變遷》、《中國近代史通鑑》第一卷、《中國婦女通史》（民國卷）等；代表性論文有：《中英南京條約與番婦來華》、《論中國婦女運動對近代社會變遷的推動作用》、《社會性別制度與史學研究》、《清代的督催與註銷制度》、《清末官制改革與國家體制近代化》等。先後承擔國家社科基金、澳門第三屆學術研究獎學金、台灣中華發展基金等研究課題，參與中、日、韓等國家和地區學者共同承擔的日本國際交流基金亞洲基金資助項目。
1944年我出生於北京，先後在北京師範大學一附小、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中就讀，後轉學到鄭州八中，1963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這幾所學校，都是全國或地方的名校，優良的學校教育留給我很多寶貴的東西，其中最重要的是自信的品格和勤奮的精神，這是我一生受用不盡的財富，幫助我渡過了許多難關。
1968年大學畢業後我到大慶油田接受“再教育”，先是做工人，後來調入中學當了教師。1982年，已經38歲的我開始了人生重大轉折。這一年，我的先生鄭永福於河南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畢業留校任教，我也因此走出了大慶油田，從遙遠的黑龍江來到了中原腹地開封，調入河南大學歷史系。當時的心情很是矛盾，既有闔家團聚的喜悅，又有對未來工作的忐忑不安。自己轉瞬間從一名中學教師變為大學教師，對此毫無心理準備，而最令人不安的還是自己專業知識方面的欠缺。大學期間正值“文化大革命”，由於停課鬧革命，很多課程沒能開設（其中就有自己將要承擔的“中國近代史”）。在中學的十餘年裡，自己教過政治、幾何、俄語等多門課程，遺憾的是從未曾教過歷史，沒有機會對歷史專業知識的不足進行彌補。可以說，自己對於既將擔當的“中國近代史”課程十分生疏，根本無研究可言。當時，這種先天不足對我形成了巨大心理壓力，而且在後來的教師生涯中也延續了很多年。
來到河南大學後方知這是一所歷史悠久的學校，1912年建校，新中國成立前曾經是名流宿儒藏龍臥虎之地，聲名遠播海內外。歷史系則一直是文科頭牌，范文瀾、尹達、郭廷以等著名歷史學家都曾在這裡任過教。我要調入的是中國近代史教研室，上個世紀80—90年代，在這門課教學中擔當主力的是胡思庸、毛健予、榮鐵生三位教授，他們在年輕教師心目中都是學識淵博、治學嚴謹的楷模，毛先生上世紀30年代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而胡先生60年代時已是鴉片戰爭、太平天國研究領域中知名的專家。很幸運，我得到了他們的熱情鼓勵和悉心指導。回想起來，若沒有他們的幫助，無法想像我能夠在短期內順利走上陌生的大學講台，又很快進入陌生的研究領域。當然，在我完成這一跨越的過程中，先生鄭永福對我的幫助最多也最為及時，後來我們經常開玩笑，說我應算是他的第一個研究生。
進入河大後最初幾年的主要工作，除了教學，還要給毛先生當助手。毛先生以研究歷代政治制度見長，他給我開列了高一涵的《中國監察制度史》、章太炎的《中國宰相用奴說》等一批書目和文章，於是我開始了苦讀和惡補。一年後，1983年我開始接手“清代官制”，為79級同學開設選修課，3年後這門課被擴展為“中國近代政治制度史”，成為了我在教學中的主打課程。邁進科研領域是比開設一門課程更加困難的事情。1984年，我在本校學報上發表了第一篇論文——《戊戌變法與官制改革》，為此經過了一年苦戰，當年冒酷暑查閱資料的情景至今歷歷歷在目。文章被人大複印資料複印並被《新華文摘》轉載，這給了我極大鼓舞。於是再接再厲，幾年之內連續發表了五六篇有關政治制度史方面的文章，令人欣喜的是其中多數都由人大複印資料複印了。《清末官制改革與國家體制近代化》一文，發表於1986年，文章從政治改革的角度重新評價了清末新政，通過揭示國體與政體的變化，得出中國國家體制近代化始於清末的新結論。這一觀點在當時比較新穎，得到了學術界認可。1991年，我在《中國史研究》第3期上發表了《清代的督催與註銷制度》一文，主旨是探討如何從制度上保證行政效率的問題。這是我幾年來研究“清代官制”的一次升華，也是我真正樹立起對於自己信心的起始點。以往在寫文章之前，我經常會先徵求幾位老先生和鄭永福的意見，這一次則完全是獨立確定的選題。我在教學中發現，歷代特別是清代，在保證行政效率方面逐漸形成了一套制度，如規定承辦各種文牘、事件的期限，採取“督催”與“註銷”等手段來檢查辦事情況，懲罰懈怠等，但當時學術界還沒有關注這一問題，一些值得當今借鑑的做法也未受到重視。文章很快寫就，雖然被省內某雜誌耽擱了近兩年，但轉投《中國史研究》後幾個月內就發表了。十幾年後我到台灣中央研究院做訪問學者時發現，其實當時台灣亦有學者開始對這一問題進行研究，只是我未能獲得信息而已。大約經歷了十餘年，我才初步完成了向一名大學教師的過渡，在教學與科研方面摸到了一些門徑，基本弄明白了搞好教學的要領和進行學術研究的規範。但是，半路出家使我比一般人經受了更多的艱辛，並付出了很多犧牲，由於長期處於緊張狀態我患上了甲狀腺功能亢進，鄭永福因此放棄了讀博士的機會，一雙年幼的兒女也因此在學習和生活上很少得到我的關照，受了很多委屈。這一時期，我的很多精力都用在了補課方面，主要是彌補大學期間應該掌握而沒能掌握的那些知識，僅外語就參加了一年半的補習。80年代中期，北師大的楊釗先生來河大講學，大學時他曾為我們講授過歷史文選課，聊天中我們感慨幾年來補課的艱辛，感嘆如此補下去似乎難有盡頭，他則道出了一句令我至今記憶猶新的話，他說：搞歷史研究涉及面很廣，無論什麼人都需要不斷補課，缺什麼就應該補什麼。從此之後，“缺什麼補什麼，急用先補”，就成為了我學習的基本方法。
正當我的中國近代政治制度史研究處於順風順水之時，一件事改變了我的研究興趣與方向。1984年起，榮鐵生先生邀請我參加他與劉乃和先生主編的《中國歷代婦女名人詞典》，後來又提出編寫《中國近代婦女史》的構想，把我列為主要作者，這是我接觸婦女史研究的開始。當時，改革開放帶來的思想解放不斷拓展著歷史研究領域，社會史熱、文化史熱同時把婦女史研究推出了水面；不斷湧現出的婦女社會問題，如女工下崗、婦女幹部在競爭中失去優勢、所謂的陳世美現象等，也呼籲學術研究為現實服務，婦女史研究因此而興起。榮先生是近代史學界最早進入這一研究領域的先行者之……
P191－193
後記
追尋她們的足跡
行走至此，不得不停下來了——從本書開始約稿，到今天已經三年。
記得還是九年前在東北的一次女性文學研討會上，當我置身於那個溫暖而又熟悉的群體時，忽然想到：編一本由女學人撰寫的談自己治學的書，該是一件有意義的事。因為我在進行女性文學研究資料蒐集的時日，發現我國當代女批評家已不是過去人們所形容的“屈指可數”，而是已發展成為一個可觀的群體了。這些女學人是如何走上學術之路的？與男性學人相比，她們的經歷、體驗有何不同？她們的出現對人文研究和人文學科有著怎樣的意義？作為婦女群體中一個獨特的類群，女性學術群體的形成與婦女解放、社會進步和人類文明又有怎樣的關聯？於是，我開始關注她們。
就職業講，當代女學人主要從業於高等院校和社科院所，讀書治學、著書立說是她們的專業，也是不懈的愛好與追求，而對社會、人生和人類的關注則是許多人內在的目標與動力。雖然從總體上她們在同行人員中特別是高層次專業人員中比例仍占少數，但其足跡已跨越古老的性別禁區，步入了往昔女性難以涉足的學術之門，尤其是我國當代婦女與性別研究學科的創立和發展，與女性學術群體的形成密切相關。可以說，如果沒有這數以百計的人文社科女學者，學界幾成定勢的男性性別格局將依然如昔。
在我國，女性從事學術並非易事，作為一項專業的學術研究在相當長時期內與她們無緣。在婦女被剝奪“思想”與“言說”權利的時代，學術是男性的專利，學術史上留下的是男性思考、發聲的記錄，即使被譽為古代學術盛事的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也消去了女性的聲音。但歷史上女性涉足學術並不乏人，如以學問著稱的東漢史學家班昭被稱作“曹大家”，可謂中國女性“學人”之第一，後代一些學問淵博的女子也常以“曹大家”自比；但班昭傳世的《女誡》卻成了封建統治者用以禁錮婦女身心的“女教”經典，就此而言，學問與性別就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在古代，婦女個人的治學活動多發生在一些有條件的家庭、家族，有識女子在“繡餘”、“女紅餘”讀書撰文，通過對前人著述的注釋、題跋或品評發出自己的聲音，她們中留有如李清照《詞論》那樣不朽的詞學名篇，出現過以詩歌批評而聞名兩浙的汪端、王端淑、沈善寶等女性。近現代以來，隨著社會的解放，婦女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越來越多，女子在各個領域得以大顯身手、施展才華與才幹，從事學術研究、以學術為專業的女學人的群體出現並非偶然。儘管我們仍然可以聽到諸如“學術不適合婦女、不是女人幹的事”等俗言，但參與學術的女子由少到多不斷湧現，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本書文章的作者所擁有的一個共同身份即“女學人”。
這些女學人大多是在人文學科學界有一定影響的專業人員。按出生年代分：1939年以前15人，1940～1949年12人，1950～1959年25人，1960～1971年13人。其中，年齡最長者出生於1924年，與最小的相差近50歲。本書將數代女學人的文章以作者的出生年月排序，從中可以看出不同時代、不同年齡段成長起來的女學者的經歷、感受及其特點。其中尤以從事文學專業的居多，其次為歷史、哲學、藝術等門類；她們中多數為中國大陸人，另有香港地區3人、海外3人。編者特邀樂黛雲、朱虹、劉思謙、饒芃子、杜方琴、呂美頤、魏國英、高世瑜、李小江、王政、夏曉虹、戴錦華等教授為顧問，經推薦、了解和查詢，先後共發出邀請函近百封，最後落實撰稿65人。
該書體例主要由女學人撰寫的作者簡介、學術自傳、學術感言組成，隨己所願，各自有所側重，而沒有規定統一的寫法和樣本。作為以當代女學人為對象的相關資料的匯集與留影，最初被納入了劉思謙老師主編的“娜拉言說書系”，後因稿件體例有別而納人“女性生活潮汐”書系。編者自2009年7月開始組稿，有關想法得到許多作者的理解與支持，但對她們來講，最突出的問題是時間——她們繁忙、勞累，承擔著繁重的日常教學與科研工作，既要指導研究生論文、申報研究課題、參加研討會等各種學術活動，有的要較長時間出國訪學。她們手裡有需要如期完成的科研項目，有的已有數家約稿在先，忙得“焦頭爛額”，“欠下許多債”；有的兼著行政工作，“馬不停蹄”，難以靜下來；有的年事已高，身體欠佳，不能催。在懇請這些學者撰稿時，我充分理解、體諒她們的心情和難處，做好了長期、耐心的等待。我感到，很快地出書並不是目的，能夠讓這些長期從事學術研究的女學者對她們的學術活動進行一次系統的回顧與總結，對學術不無裨益。正如那些前輩所言，她們以前寫了不少研究別人的論著，卻很少去總結和研究自己。藉此，一些人開始認真地回顧、梳理，有的特請人幫助整理。她們認為：這是一項有益於學術事業的大工程，感到自己正好有一些想說的話藉以表達，儘管有人是在重病康復後又重新動筆的，有的因親屬遇到不幸或身體突然不適而不得不中途放棄，有的因某種特殊原因——“不能”說自己想說的話而難以成文，有的因“從來不寫個人”而辭謝。當然，也有不少人感嘆過不知道該“怎樣寫”，或感到寫自己有“自吹”之嫌。總之，在組稿過程中，女學人工作的繁忙和態度的“低調”是很突出的。因時間等原因，她們或苦於“分身無術”，只好交了“急就篇”；或交來已發表過的學術回顧或訪談。難忘的是，在本書開始策劃時，忽傳來著名評論家李子云先生不幸辭世的訊息，悲痛之餘，頓感“時不我待”——已準備邀請她為“特邀顧問”。無奈，只好懇請陳惠芬女士撰寫了一篇緬懷文章。由此，我感到這些出自女學人的自傳資料對其中一些年事已高者來講具有“搶救”的意義。因此，我不斷鼓勵自己克服困難堅持下去，我的誠心和耐心最終也“感動”了一些人。但幾位人們很熟悉的女學者卻因諸種原因未能在這裡出現，令我深感遺憾。
該書最初名為《智慧的出場》，約稿中，有人覺得書名好、有創意；有的感到有點“高調”，提議更換，後來改為《求索之路》。最後由河南大學出版社總編輯張雲鵬拍板，仍用原來的書名。學術研究作為一項特殊的思維活動，需要思想、智慧和腦力勞動，它是智慧的一種而非“唯一”，婦女的智慧也絕不僅僅體現在學術上，更不是只有學術勞動才能出智慧。歷史上，婦女的智慧靈光即使在被社會的幽暗遮蔽時也常頑強地折射出來。今天，當她們的“智慧”可以名正言順、大膽“出場”時，與傳統社會規範婦女的“卑下”、“屈從”、“隱忍”的性別姿態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了。因此，所謂“高調”也可能是久已習慣“低調”之後一種心理上的“不習慣”？但願它不會被人誤解。主編這本書是我很樂意做的一件事，雖然時間較長，但最終能得以面世，總算了了一個心愿。幾十位女學者將她們人生、治學的經歷、體驗、感悟慷慨地提供與大家分享，是我們的幸運，閱讀她們的文章，的確受益匪淺。我相信，它將會給讀者帶來豐富的啟迪——她們有的從小就接受了系統的中西文化教育，學問功底深厚，在學術道路上已走過半個多世紀，如今可謂德高望重，著作等身；有的是半路出家，中途改行，在改革開放之際迎來了學術生命的新生，在人生道路的重大關口重新抉擇，知難而進；有的在新的學術領域勇於開拓，不斷吸取新的理念與方法，以蓬勃的學術生命力為推動學科建設和專業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她們具有較高的學歷水平，曾有幸遇到過名師指導和教誨，許多人還曾出國留學或訪學、講學、做研究。她們既虛心學習傳統文化的精華，融會古今中外的知識，又不固守已有的學說定見，敢於質疑、批判，不拘一格求真知，以開放的眼光和思想在學術領域大膽求索，不斷突破與超越。她們在文字與現實中穿行，長於思考，重視交流與對話，既“做文”也“做人”，以堅定的毅力和執著的精神追求人生價值的實現，為此，付出了青春、健康乃至生命。其中不少人已年逾古稀、疾病在身，但精神不老、筆耕不止，有的歷盡人生憂患與挫折，經受過巨大的不幸和打擊，最終以堅毅的品格從苦痛中超拔，投向更廣大更高遠的人生境界。有的自知“老之已至”，急待把自己數十年寶貴的體會傳給後人，以使學術的薪火永傳。
有的女學人事業上比較順利，但許多人的學業、學術道路並不平坦，尤其是在中國內地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學術被政治利用，政治左右了學術，不少人一生中精力最為充沛、最為珍貴的年華在無休止的政治運動中被消磨殆盡，學業、事業遭到難以彌補的損失。作為女學者，她們同時承擔著工作和家庭生活的雙重責任，為此有的不得不推延婚姻、生育，為學術的“出場”付出了代價。她們有的對婦女與性別研究及相關課題投入了更多的關注，性別與學術已成為當代人文研究中一個繞不開的話題。從某種角度講，女性介入學術本身即顯示了學術的一種“性別”成分，而婦女在學術界的地位也是婦女社會地位的一種體現，當學術有更多的女性參與，當與社會人生密切相關的人文學科能聽到更多女性研究者的聲音，學術的人文思考和性別關注也必將會由此進入一個新的層面。女性學術群體的形成和學術力量的發展是婦女生命力、創造力的一種體現，也是我國婦女解放事業深入的一個標誌。因此，編纂這本由當代女學人撰寫的學術自傳、學術感言，集中展現女學者們的精神風貌和智慧風采，對於推進婦女解放和人文學科學術事業的發展，消除社會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性別歧視和性別偏見，不無積極的意義，
作為一個有思想有識見的人文女學者，如何堅守一個真正的有思想的知識分子所應具有的獨立品格與良知，不為各種時尚、潮流左右，不為現實的功利誘惑，能在紛雜的社會環境中善於傾聽並發出自己的聲音，使自己的思考立於人文精神的前沿，為改進人類文化生態和社會人文環境，為人類生存質量和文明程度的提升奉獻自己的智慧，使自己的研究在人類文明的進程中閃出光華，無疑是全體女學者的奮鬥目標。當代女學人作為女性知識分子的一個群體代表和縮影，既是社會廣大婦女中的佼佼者、幸運者，也是婦女解放的前行者、引領者。因此，她們關注社會，關注不同階層的婦女群體和人類命運，為世界和平與社會人文生存環境的改善發揮學術的力量，以完成歷史賦予的神聖使命與責任。
至今，編者尚未能與許多作者謀面，但通過一次次電話、郵件、簡訊，認識了她們，不斷感受到她們忙碌的身影：或上班，或參會，或外出，有時正在車上，有時去了醫院，有時剛剛回國下飛機。我從不放棄與她們的聯繫，認真聽取她們的建議，在相互理解、信任中，不斷鼓勵、督促，約定交稿時間。當最後一份稿件——上海師範大學的裔昭印老師在百忙中完成發來，全書文稿終於齊全時，我感到了莫大的安慰。感謝裔昭印等女學人的積極參與，也感謝所有“出場”與未“出場”的女學人，她們是本書得以面世的堅強支撐與後盾。這裡，所謂“出場”僅是一個象徵、一種力量的展示，作為廣大婦女群體中一個新興的群體，當代女學人日益活躍的身影早已展現於學術舞台。關注她們，追尋她們求索、跋涉的腳步，在人文思考的山路努力攀登，尋求、矚望人類文明在新的世紀裡可能閃現的光亮點，是目標，也是動力。
我真誠地欽佩她們，並將執意追尋她們的足跡，生命不息，求索不止。
謹以此書，表達我對當代女學人由衷的感謝與敬佩！
由衷感謝河南大學出版社，感謝出版社總編輯張雲鵬教授，感謝資深編審劉小敏女史、責任編輯謝景和老師。感謝劉思謙教授，感謝樂黛雲教授等顧問，感謝樂老師為本書撰寫序言，感謝一切應該感謝的人。
謝玉娥
2012年7月23日於開封
行走至此，不得不停下來了——從本書開始約稿，到今天已經三年。
記得還是九年前在東北的一次女性文學研討會上，當我置身於那個溫暖而又熟悉的群體時，忽然想到：編一本由女學人撰寫的談自己治學的書，該是一件有意義的事。因為我在進行女性文學研究資料蒐集的時日，發現我國當代女批評家已不是過去人們所形容的“屈指可數”，而是已發展成為一個可觀的群體了。這些女學人是如何走上學術之路的？與男性學人相比，她們的經歷、體驗有何不同？她們的出現對人文研究和人文學科有著怎樣的意義？作為婦女群體中一個獨特的類群，女性學術群體的形成與婦女解放、社會進步和人類文明又有怎樣的關聯？於是，我開始關注她們。
就職業講，當代女學人主要從業於高等院校和社科院所，讀書治學、著書立說是她們的專業，也是不懈的愛好與追求，而對社會、人生和人類的關注則是許多人內在的目標與動力。雖然從總體上她們在同行人員中特別是高層次專業人員中比例仍占少數，但其足跡已跨越古老的性別禁區，步入了往昔女性難以涉足的學術之門，尤其是我國當代婦女與性別研究學科的創立和發展，與女性學術群體的形成密切相關。可以說，如果沒有這數以百計的人文社科女學者，學界幾成定勢的男性性別格局將依然如昔。
在我國，女性從事學術並非易事，作為一項專業的學術研究在相當長時期內與她們無緣。在婦女被剝奪“思想”與“言說”權利的時代，學術是男性的專利，學術史上留下的是男性思考、發聲的記錄，即使被譽為古代學術盛事的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也消去了女性的聲音。但歷史上女性涉足學術並不乏人，如以學問著稱的東漢史學家班昭被稱作“曹大家”，可謂中國女性“學人”之第一，後代一些學問淵博的女子也常以“曹大家”自比；但班昭傳世的《女誡》卻成了封建統治者用以禁錮婦女身心的“女教”經典，就此而言，學問與性別就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在古代，婦女個人的治學活動多發生在一些有條件的家庭、家族，有識女子在“繡餘”、“女紅餘”讀書撰文，通過對前人著述的注釋、題跋或品評發出自己的聲音，她們中留有如李清照《詞論》那樣不朽的詞學名篇，出現過以詩歌批評而聞名兩浙的汪端、王端淑、沈善寶等女性。近現代以來，隨著社會的解放，婦女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越來越多，女子在各個領域得以大顯身手、施展才華與才幹，從事學術研究、以學術為專業的女學人的群體出現並非偶然。儘管我們仍然可以聽到諸如“學術不適合婦女、不是女人幹的事”等俗言，但參與學術的女子由少到多不斷湧現，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本書文章的作者所擁有的一個共同身份即“女學人”。
這些女學人大多是在人文學科學界有一定影響的專業人員。按出生年代分：1939年以前15人，1940～1949年12人，1950～1959年25人，1960～1971年13人。其中，年齡最長者出生於1924年，與最小的相差近50歲。本書將數代女學人的文章以作者的出生年月排序，從中可以看出不同時代、不同年齡段成長起來的女學者的經歷、感受及其特點。其中尤以從事文學專業的居多，其次為歷史、哲學、藝術等門類；她們中多數為中國大陸人，另有香港地區3人、海外3人。編者特邀樂黛雲、朱虹、劉思謙、饒芃子、杜方琴、呂美頤、魏國英、高世瑜、李小江、王政、夏曉虹、戴錦華等教授為顧問，經推薦、了解和查詢，先後共發出邀請函近百封，最後落實撰稿65人。
該書體例主要由女學人撰寫的作者簡介、學術自傳、學術感言組成，隨己所願，各自有所側重，而沒有規定統一的寫法和樣本。作為以當代女學人為對象的相關資料的匯集與留影，最初被納入了劉思謙老師主編的“娜拉言說書系”，後因稿件體例有別而納人“女性生活潮汐”書系。編者自2009年7月開始組稿，有關想法得到許多作者的理解與支持，但對她們來講，最突出的問題是時間——她們繁忙、勞累，承擔著繁重的日常教學與科研工作，既要指導研究生論文、申報研究課題、參加研討會等各種學術活動，有的要較長時間出國訪學。她們手裡有需要如期完成的科研項目，有的已有數家約稿在先，忙得“焦頭爛額”，“欠下許多債”；有的兼著行政工作，“馬不停蹄”，難以靜下來；有的年事已高，身體欠佳，不能催。在懇請這些學者撰稿時，我充分理解、體諒她們的心情和難處，做好了長期、耐心的等待。我感到，很快地出書並不是目的，能夠讓這些長期從事學術研究的女學者對她們的學術活動進行一次系統的回顧與總結，對學術不無裨益。正如那些前輩所言，她們以前寫了不少研究別人的論著，卻很少去總結和研究自己。藉此，一些人開始認真地回顧、梳理，有的特請人幫助整理。她們認為：這是一項有益於學術事業的大工程，感到自己正好有一些想說的話藉以表達，儘管有人是在重病康復後又重新動筆的，有的因親屬遇到不幸或身體突然不適而不得不中途放棄，有的因某種特殊原因——“不能”說自己想說的話而難以成文，有的因“從來不寫個人”而辭謝。當然，也有不少人感嘆過不知道該“怎樣寫”，或感到寫自己有“自吹”之嫌。總之，在組稿過程中，女學人工作的繁忙和態度的“低調”是很突出的。因時間等原因，她們或苦於“分身無術”，只好交了“急就篇”；或交來已發表過的學術回顧或訪談。難忘的是，在本書開始策劃時，忽傳來著名評論家李子云先生不幸辭世的訊息，悲痛之餘，頓感“時不我待”——已準備邀請她為“特邀顧問”。無奈，只好懇請陳惠芬女士撰寫了一篇緬懷文章。由此，我感到這些出自女學人的自傳資料對其中一些年事已高者來講具有“搶救”的意義。因此，我不斷鼓勵自己克服困難堅持下去，我的誠心和耐心最終也“感動”了一些人。但幾位人們很熟悉的女學者卻因諸種原因未能在這裡出現，令我深感遺憾。
該書最初名為《智慧的出場》，約稿中，有人覺得書名好、有創意；有的感到有點“高調”，提議更換，後來改為《求索之路》。最後由河南大學出版社總編輯張雲鵬拍板，仍用原來的書名。學術研究作為一項特殊的思維活動，需要思想、智慧和腦力勞動，它是智慧的一種而非“唯一”，婦女的智慧也絕不僅僅體現在學術上，更不是只有學術勞動才能出智慧。歷史上，婦女的智慧靈光即使在被社會的幽暗遮蔽時也常頑強地折射出來。今天，當她們的“智慧”可以名正言順、大膽“出場”時，與傳統社會規範婦女的“卑下”、“屈從”、“隱忍”的性別姿態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了。因此，所謂“高調”也可能是久已習慣“低調”之後一種心理上的“不習慣”？但願它不會被人誤解。主編這本書是我很樂意做的一件事，雖然時間較長，但最終能得以面世，總算了了一個心愿。幾十位女學者將她們人生、治學的經歷、體驗、感悟慷慨地提供與大家分享，是我們的幸運，閱讀她們的文章，的確受益匪淺。我相信，它將會給讀者帶來豐富的啟迪——她們有的從小就接受了系統的中西文化教育，學問功底深厚，在學術道路上已走過半個多世紀，如今可謂德高望重，著作等身；有的是半路出家，中途改行，在改革開放之際迎來了學術生命的新生，在人生道路的重大關口重新抉擇，知難而進；有的在新的學術領域勇於開拓，不斷吸取新的理念與方法，以蓬勃的學術生命力為推動學科建設和專業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她們具有較高的學歷水平，曾有幸遇到過名師指導和教誨，許多人還曾出國留學或訪學、講學、做研究。她們既虛心學習傳統文化的精華，融會古今中外的知識，又不固守已有的學說定見，敢於質疑、批判，不拘一格求真知，以開放的眼光和思想在學術領域大膽求索，不斷突破與超越。她們在文字與現實中穿行，長於思考，重視交流與對話，既“做文”也“做人”，以堅定的毅力和執著的精神追求人生價值的實現，為此，付出了青春、健康乃至生命。其中不少人已年逾古稀、疾病在身，但精神不老、筆耕不止，有的歷盡人生憂患與挫折，經受過巨大的不幸和打擊，最終以堅毅的品格從苦痛中超拔，投向更廣大更高遠的人生境界。有的自知“老之已至”，急待把自己數十年寶貴的體會傳給後人，以使學術的薪火永傳。
有的女學人事業上比較順利，但許多人的學業、學術道路並不平坦，尤其是在中國內地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學術被政治利用，政治左右了學術，不少人一生中精力最為充沛、最為珍貴的年華在無休止的政治運動中被消磨殆盡，學業、事業遭到難以彌補的損失。作為女學者，她們同時承擔著工作和家庭生活的雙重責任，為此有的不得不推延婚姻、生育，為學術的“出場”付出了代價。她們有的對婦女與性別研究及相關課題投入了更多的關注，性別與學術已成為當代人文研究中一個繞不開的話題。從某種角度講，女性介入學術本身即顯示了學術的一種“性別”成分，而婦女在學術界的地位也是婦女社會地位的一種體現，當學術有更多的女性參與，當與社會人生密切相關的人文學科能聽到更多女性研究者的聲音，學術的人文思考和性別關注也必將會由此進入一個新的層面。女性學術群體的形成和學術力量的發展是婦女生命力、創造力的一種體現，也是我國婦女解放事業深入的一個標誌。因此，編纂這本由當代女學人撰寫的學術自傳、學術感言，集中展現女學者們的精神風貌和智慧風采，對於推進婦女解放和人文學科學術事業的發展，消除社會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性別歧視和性別偏見，不無積極的意義，
作為一個有思想有識見的人文女學者，如何堅守一個真正的有思想的知識分子所應具有的獨立品格與良知，不為各種時尚、潮流左右，不為現實的功利誘惑，能在紛雜的社會環境中善於傾聽並發出自己的聲音，使自己的思考立於人文精神的前沿，為改進人類文化生態和社會人文環境，為人類生存質量和文明程度的提升奉獻自己的智慧，使自己的研究在人類文明的進程中閃出光華，無疑是全體女學者的奮鬥目標。當代女學人作為女性知識分子的一個群體代表和縮影，既是社會廣大婦女中的佼佼者、幸運者，也是婦女解放的前行者、引領者。因此，她們關注社會，關注不同階層的婦女群體和人類命運，為世界和平與社會人文生存環境的改善發揮學術的力量，以完成歷史賦予的神聖使命與責任。
至今，編者尚未能與許多作者謀面，但通過一次次電話、郵件、簡訊，認識了她們，不斷感受到她們忙碌的身影：或上班，或參會，或外出，有時正在車上，有時去了醫院，有時剛剛回國下飛機。我從不放棄與她們的聯繫，認真聽取她們的建議，在相互理解、信任中，不斷鼓勵、督促，約定交稿時間。當最後一份稿件——上海師範大學的裔昭印老師在百忙中完成發來，全書文稿終於齊全時，我感到了莫大的安慰。感謝裔昭印等女學人的積極參與，也感謝所有“出場”與未“出場”的女學人，她們是本書得以面世的堅強支撐與後盾。這裡，所謂“出場”僅是一個象徵、一種力量的展示，作為廣大婦女群體中一個新興的群體，當代女學人日益活躍的身影早已展現於學術舞台。關注她們，追尋她們求索、跋涉的腳步，在人文思考的山路努力攀登，尋求、矚望人類文明在新的世紀裡可能閃現的光亮點，是目標，也是動力。
我真誠地欽佩她們，並將執意追尋她們的足跡，生命不息，求索不止。
謹以此書，表達我對當代女學人由衷的感謝與敬佩！
由衷感謝河南大學出版社，感謝出版社總編輯張雲鵬教授，感謝資深編審劉小敏女史、責任編輯謝景和老師。感謝劉思謙教授，感謝樂黛雲教授等顧問，感謝樂老師為本書撰寫序言，感謝一切應該感謝的人。
謝玉娥
2012年7月23日於開封
序言
樂黛雲
《智慧的出場——當代人文女學者側影》是一本豐富多彩、自由隨意、真實而極有特色的書。過去，還從未見到過專門呈現這一女性知識群體的思想、生活的實錄。
這本書的作者多為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和新世紀第一個10年活躍在文史哲教學科研崗位和從事寫作的、出版的、卓有成就的知識女性。其內容大部分是漫談自己的成長過程、人生經歷、思想和生活，不拘一格，娓娓道來，誠摯而真實。
這本書呈現了這個特殊群體中個人的不同成長過程，她們的歡樂和痛苦，特別是她們共同遭遇的困難：不論在學習、工作還是求職、評獎等各類活動中，自己的表現都必須優於男性才有可能實現。她們更比男性多一層負擔，那就是“對於生孩子的拒絕和渴望”。正如生於1969年的李美皆副教授所總結的：“我們這樣的女人，為學業，為前途，為成家，為內心莫名的期冀、猶疑和焦灼……忙完了大概就是32歲了！……如果現在有一個生孩子的機會，我會毫不猶豫地放下手頭所有的事情，去專心致力於一個孩子的誕生，去充分體會身為女人的最基本的同時也是至高無上的創造力。”但“生孩子的必然後果就是：孩子使你發奮想做點什麼，但又給你一個什麼也做不成的藉口！”關於這個任何知識女性都難以逃脫的外在和內心的糾結，再沒有比李美皆寫得更深入、更細膩的了！
在這30年前後成長起來的知識女性多半都與女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相關。這本書記載了她們對當時盛行的女性主義的接受、思考，也有懷疑和批判。但無一例外，她們都懷著探索和支持中國婦女解放的熱忱，不遺餘力地全身心投入為之奮鬥。當年中國女性學學科的奠基人和學術帶頭人之一，原鄭州大學的李小江教授在女性研究領域進行了全方位的拓荒工作。最難忘的是她和後繼者們為建立第一個中國婦女文化博物館而付出的艱苦努力。自1991年起，李小江就立志籌辦一座從未有過的中國婦女文化博物館，她和夥伴們東奔西走，費錢、費時、費力，終於蒐集了400餘件婦女人類學藏品，包括極其珍貴的已經絕跡的湖南女書，記載著民族遷徙歷史的苗族刺繡，等等，但她們卻因無權、無錢、無力而無法在河南正式展出。幾經磨難，從孕育到誕生整整用了11年，這個極有特色、極有價值的婦女文化博物館才終於在陝西師範大學正式建立！其複雜曲折的鬥爭經過和情感歷程詳盡記載在本書屈雅君的《今生一件事》中，足見開展婦女研究工作困難之一斑。
本書作者多是學有所成的老中青三代知識女性，在她們真誠的自述中往往閃耀著探索和智慧的光輝，給讀者以難得的啟發。舉例來說，我讀劉俐俐的《人文知識分子的學術選擇及其困境》就覺收穫良多。她提出人的“沙粒化”和公共空間的問題，她認為文學的公共空間正在消失，她問道：“我們的文學研究的結果以怎樣的方式進入公共空間？還能夠進入嗎？能對現實人生有多少幫助呢？……一方面承認文學公共空間業已消失是很讓人文知識分子痛苦的事情，另一方面，我們仍然從事的學術研究又宿命般地與對人的關懷，對公共空間相聯繫。”這觸及了每一個人文知識分子靈魂深處的問題，用劉俐俐的話來說，這種“心裡非常清晰中的無奈”不是也經常叩問著我們每一個人的心智嗎？另外如徐虹提出的一些男性批評家以捍衛中國文化的面貌出現，認為中國道家崇尚陰柔之美，中國倫理確認母親的地位，“天人合一”的“第一自然秩序”就是陽為先為主，陰為次為輔等，他們堅持這一切都證明“女性問題”在中國根本是一個“偽問題”，不值一顧！這類說法雖然荒唐，卻仍頗有市場，根深蒂固、貌似有理，值得深思。
總之，這本書不僅生動地記下了30年來知識女性艱難跋涉的鮮明足跡，而且由於這是一本自述之書，作者往往直抒襟懷，全無偽飾，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剖析思想、總結自我的直白的精彩片段。值得一讀。特向大家推薦。
2011年6月29日於北京大學朗潤園
《智慧的出場——當代人文女學者側影》是一本豐富多彩、自由隨意、真實而極有特色的書。過去，還從未見到過專門呈現這一女性知識群體的思想、生活的實錄。
這本書的作者多為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和新世紀第一個10年活躍在文史哲教學科研崗位和從事寫作的、出版的、卓有成就的知識女性。其內容大部分是漫談自己的成長過程、人生經歷、思想和生活，不拘一格，娓娓道來，誠摯而真實。
這本書呈現了這個特殊群體中個人的不同成長過程，她們的歡樂和痛苦，特別是她們共同遭遇的困難：不論在學習、工作還是求職、評獎等各類活動中，自己的表現都必須優於男性才有可能實現。她們更比男性多一層負擔，那就是“對於生孩子的拒絕和渴望”。正如生於1969年的李美皆副教授所總結的：“我們這樣的女人，為學業，為前途，為成家，為內心莫名的期冀、猶疑和焦灼……忙完了大概就是32歲了！……如果現在有一個生孩子的機會，我會毫不猶豫地放下手頭所有的事情，去專心致力於一個孩子的誕生，去充分體會身為女人的最基本的同時也是至高無上的創造力。”但“生孩子的必然後果就是：孩子使你發奮想做點什麼，但又給你一個什麼也做不成的藉口！”關於這個任何知識女性都難以逃脫的外在和內心的糾結，再沒有比李美皆寫得更深入、更細膩的了！
在這30年前後成長起來的知識女性多半都與女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相關。這本書記載了她們對當時盛行的女性主義的接受、思考，也有懷疑和批判。但無一例外，她們都懷著探索和支持中國婦女解放的熱忱，不遺餘力地全身心投入為之奮鬥。當年中國女性學學科的奠基人和學術帶頭人之一，原鄭州大學的李小江教授在女性研究領域進行了全方位的拓荒工作。最難忘的是她和後繼者們為建立第一個中國婦女文化博物館而付出的艱苦努力。自1991年起，李小江就立志籌辦一座從未有過的中國婦女文化博物館，她和夥伴們東奔西走，費錢、費時、費力，終於蒐集了400餘件婦女人類學藏品，包括極其珍貴的已經絕跡的湖南女書，記載著民族遷徙歷史的苗族刺繡，等等，但她們卻因無權、無錢、無力而無法在河南正式展出。幾經磨難，從孕育到誕生整整用了11年，這個極有特色、極有價值的婦女文化博物館才終於在陝西師範大學正式建立！其複雜曲折的鬥爭經過和情感歷程詳盡記載在本書屈雅君的《今生一件事》中，足見開展婦女研究工作困難之一斑。
本書作者多是學有所成的老中青三代知識女性，在她們真誠的自述中往往閃耀著探索和智慧的光輝，給讀者以難得的啟發。舉例來說，我讀劉俐俐的《人文知識分子的學術選擇及其困境》就覺收穫良多。她提出人的“沙粒化”和公共空間的問題，她認為文學的公共空間正在消失，她問道：“我們的文學研究的結果以怎樣的方式進入公共空間？還能夠進入嗎？能對現實人生有多少幫助呢？……一方面承認文學公共空間業已消失是很讓人文知識分子痛苦的事情，另一方面，我們仍然從事的學術研究又宿命般地與對人的關懷，對公共空間相聯繫。”這觸及了每一個人文知識分子靈魂深處的問題，用劉俐俐的話來說，這種“心裡非常清晰中的無奈”不是也經常叩問著我們每一個人的心智嗎？另外如徐虹提出的一些男性批評家以捍衛中國文化的面貌出現，認為中國道家崇尚陰柔之美，中國倫理確認母親的地位，“天人合一”的“第一自然秩序”就是陽為先為主，陰為次為輔等，他們堅持這一切都證明“女性問題”在中國根本是一個“偽問題”，不值一顧！這類說法雖然荒唐，卻仍頗有市場，根深蒂固、貌似有理，值得深思。
總之，這本書不僅生動地記下了30年來知識女性艱難跋涉的鮮明足跡，而且由於這是一本自述之書，作者往往直抒襟懷，全無偽飾，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剖析思想、總結自我的直白的精彩片段。值得一讀。特向大家推薦。
2011年6月29日於北京大學朗潤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