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景觀都市主義
- 就是將城市：理解成一個生態體系
- 通過景觀：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完善
- 該主義是：是當今城市建設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基本介紹,發展形成,
基本介紹
“景觀都市主義描述了當今（城市建設）所涉及的相關學科先後次序的重新排列，即景觀取代建築成為當今城市的基本組成部分。對許多不同專業的人士來說，景觀已成為一種透視鏡，通過它，當今城市得以展示；同時景觀又是一種載體，通過它，當今城市得以建造和延展” [1]。雖然筆者即將出版的《景觀都市主義》一書將全面闡述這一觀點，為了更好理解本文的論點，這裡還是有必要指出景觀已從過去以審美為目的的表現技法（presentational skills如荷蘭風景畫）、再現手法（representational methods如中國園林、英國自然山水園）發展成為當今城市建設以及處理所有人地關係的世界觀（strategies）和方法論（operational modes
景觀都市主義把建築和基礎設施看成是景觀的延續或是地表的隆起（圖 2）。景觀不僅僅是綠色的景物或自然空間，更是連續的地表結構，一種加厚的地面(thickened ground)，它作為一種城市支撐結構能夠容納以各種自然過程為主導的生態基礎設施（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和以多種功能為主導的公共基礎設施（public infrastructure），並為它們提供支持和服務，這種開放的（open-endless）、能預判和參與未來需要並能夠行使功能的載體（performative medium），就是我們所說的景觀基礎設施。
景觀基礎設施
在上世紀城市化發展過程中我們看到的一個普遍現象就是基礎設施在追求高標準的技術要求的同時，正變得越來越標準化，人們僅僅考慮它們技術方面的要求，大部分道路都是單一功能導向的為機器－汽車在設計（圖3）；河道則以防洪為單一目的，被裁彎取直和硬化（圖4），它們都忽略了城市基礎設施還應具有的社會、審美及生態方面的功能。當我們為悉尼西部的Clear Paddock溪流改造和SWA洛杉磯河的改造方案而喝彩時（圖5，6），卻看到我們南水北調工程在建的河道跟它們改造前竟如此驚人地相似（圖7，8，9），人們不禁要問：“我們正在與哪個國際接軌！現在還是過去？”
近些年來，歐美的許多城市通過對基礎設施的重新思考，人們得出城市中的任何空間都應該具有社會價值，不僅僅傳統的公園和廣場要有，所有城市空間都應該有人文氣息。這就需要我們重新審視以專項工程、單一功能為目的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將其從擁堵、污染、噪音等對城市的負面影響中解放出來，使之成為城市生活居住的一部分，並以此提升生活品質，滿足公眾生活需求，改善區域生態環境，提升土地經濟價值。設計者需要參與的景觀基礎設施包括有：雨洪調蓄、污染治理、生物棲息地、生態走廊網路建設；然後在這一景觀生態基礎上，提供豐富多樣的休閒遊憩場所，創造多種體驗空間，這包括將停車設施，高架橋下的空間，道路交叉口等組成的城市肌理的各個層面加入景觀基礎設施之中[2]。景觀都市主義認為要做好上述這些工作，需要各相關學科的設計者共同合作（圖10），全方位地參與到城市生態的全過程，將基礎設施的功能與城市的社會文化需要結合起來[10]。
1.1流動的景觀
通過自然體系與城市公共基礎設施關係的確立，為根據生態體系來建立景觀基礎設施網路的城市發展策略找到了一種途徑。城市中最常見且持久的要素通常與景觀有關：如地理、地形、河流以及港口和氣候。能夠揭示城市的地形及水文結構與城市結構形式之間存在著某種關係，這主要表現在城市開放空間網路的建立與城市水體系統上[2]。因此我們看到人們將水系作為城市和區域綠色通道的基本框架，利用自然水系生態過程來設計，包括雨水收集、調節旱澇、水質淨化、提供多樣的生物棲息地等；然後在這一生態景觀基底上，提供豐富多樣的休閒遊憩場所，創造多種體驗空間以及增加生物多樣性的生態體系。
在地區和城市巨觀層面上，SWA 34.5平方公里崇明島北湖區的規劃向我們展示的是一個景觀戰略，而不是傳統意義上完整的總體規劃。從低地（lowland）到高地（hightland），通過對低堰體系的建立，創造出一系列不同生境的生態體系，提升了土地的價值和利用率，從而達到區域經濟發展、土地開發與生態保護的平衡（圖11）。而在美國北加州矽谷的聖何塞, 由喬治.哈格里夫斯(George Hargreaves) 設計的Guadalupe 河濱公園利用人工的波紋地形、帶種植的篾筐、起伏的台階和瀉洪涵洞來掌控水位及滿足遊人親水要求，3英里長的河濱公園在行使防洪功能的同時，還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休閒娛樂的親水景觀，由此帶來的優美環境，深受當地居民青睞（圖12）。
在社區微觀層面上，我們開始看到利用公共空間和交通體系來作為地表水的收集和處理的基礎設施。如在澳大利亞悉尼的維多利亞公園，道路體系除了兩邊的行道樹之外，還設定了長滿植物，能夠收集和處理雨水的水溝（圖13），雨水最終被收集和儲存到社區公園裡，經過濕地處理後再作為噴泉的水源重複使用（圖14）。將公共空間與水收集和處理的城市基礎設施結合起來的例子還有Atelier Dreiseitl 設計的德國Ostinger 的scharnhauser公園。
讓景觀做功（performative functions）而不是單純的審美擺設是當今景觀的重要特質，由美國景觀設計師瑪吉. 魯迪克 (Margie Ruddick)設計，坐落於成都市中心府南河畔活水園，占地24000多平方米，是一個集環境教育和休閒為一體的環境治理的成功案例。公園形狀是一“魚”形，是整個規劃中的點睛之筆，象徵活力和健康。遊人往往從魚嘴而入，走向魚尾。水淨化系統由一系列溪流、池塘組成，貫穿全園，其中人工濕地處理工程的核心的塘床酷似一片片魚鱗，由6個植物塘、12個植物床組成，污水在這裡經沉澱、吸附、氧化還原、微生物分解等作用，達到無害化，成為促進植物生長的養分和水源。其間種植的幾十種水生植物與自然生長的多種魚、昆蟲和兩棲動物等構成了良好的濕地生態系統和野生動物棲息地。既有分解水中污染物和淨化水體的作用，又有很好的知識性和觀賞性。該園不僅向我們展示了讓景觀行使功能的龐大的水處理工程（每天有200立方水從河中抽出除去細菌、重金屬後再回到河中）的同時，寓教於樂，遊人市民在游賞全景的同時還能親眼目睹水由污變清的自然進程。（圖 15）。
1.2運動的景觀
在歐洲，“綠色” 基礎設施的口號已成為主流，得到了政治及公眾的廣泛支持。各國政府相應出台了一系列基礎設施項目和環境政策。從而景觀都市主義的實踐及相關項目在政府對交通設施（特別是高速鐵路和高速公路網）（圖16）投資力度的加大以及對建造公共空間的大力支持中獲益非淺。
景觀設計師阿德里安.戈伊茨（Adriaan Geuze）和他所在的荷蘭鹿特丹西8設計事務所在他們設計的不同尺度的項目中，揭示了在當今城市建設方面景觀所承擔的不同角色，進而成功解決了景觀與基礎設施之間的相互關係：不是將它們分開，而是將他們結合起來，從而形成景觀基礎設施。
作為這一策略的一個成功案例是位於Zeeland 的防浪提，該項目所在的海濱地區是由填海造田而形成，上面分布著基礎設施、農田、廢棄的工業用地及沙堆。Geuze採取的是一套“自然選擇”的生態體系。利用當地蚌類產業剩餘物－黑色和白色的貝殼，創造一個黑白相間的圩田景觀，用來做為吸引深色和淺色的海鳥的覓食地。從駕車者角度看，該項目與周邊大尺度的景觀相呼應，交替且重複平行出現的黑白相間貝殼帶看起來極富視覺衝擊力，像是周邊基礎設施的延續，從而將整個區域連成一個整體（圖17）。用Geuze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景觀總是能在事物轉變過程中起關鍵作用，從而將看起來毫不相干的因素聯繫成一個連續的空間。
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與1992年巴塞隆納奧運會在市政建設方面的最大區別就是巴塞隆納更好地利用了國家為舉辦奧運會在交通設施方面的投入，在公共空間和道路新建和改造方面做了許多有益的嘗試。包括在Joan Roig and EricBatle等多個項目中，我們看到設計師用景觀的手段將基礎設施嵌入到城市的肌理之中，把公共空間與作為交通的基礎設施融合到一起（所謂公共基礎設施），從而將傳統上單一功能的市政工程融入到更加綜合的城市公共體系之中
根據道路的不同功能進行組合設計是西班牙巴塞隆納1992年完工的Ronda de Dalt和2007年完工的Gran Via 道路設計的一個亮點。以Gran Via 道路為例，按照交通功能和社區服務功能要求，Gran Via 道路設計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多層的混合式結構模式，使不同功能的道路有不同的地面標高來各取所需各得其所（圖19）：地域性的過境高速路被安排在地下中心部位，兩側是地下鐵和地下停車場，市區道路和服務路被布置在地面，並與城市的雨污水管道，公共運輸，停車設施以及其他諸如自由市場，臨時展覽場地相連繫，從而打破了高速道路體系線性的生硬的邊界，將它與周邊的城市肌理融合成一體構成一個功能分布合理的開放空間，它是被遺忘了的上世紀20年代展示聯繫性、方便性、和機動性的美國公園大道（Parkway）的現代版（圖20）。
作為墨爾本城市人口的標誌，建造師登頓·馬歇爾 (Denton Marshall) 設計的在景觀中逐漸展開的的雕塑元素豐富了司機的駕駛經歷，加強了他們對城市的記憶（圖21）。同樣在墨爾本，由Tract 顧問公司設計的東部高速7公里延長線，在為司機提供了一個愉快且難忘的駕駛經歷的同時，在地區層面上，通過鄉土植物和本地石材的廣泛使用，將開放空間與雨水收集，淨化水繫結合為富有特色的自然與人文景觀
市區內交通不繁忙的路段為人車共享空間的設計提供了可能。還是在墨爾本，設計師成功將一條1,640英尺長的濱海大道設計成人車和諧的巨型廣場，色彩斑斕的橫向條紋打破了線性道路的單調感，通過豐富多變的公共空間將墨爾本中心與港口連線成一體。這裡景觀是一個連續的整體，道路只是成為地面上無數條紋的一部分Koog aan de Zaan是阿姆斯特丹郊外一個小鎮（圖25），一個景觀工程將一個被高架橋分割了30多年的小鎮重新連線為一個整體。一系列充滿生機的公共空間取代了昔日高架橋下面被廢棄、被遺忘的陰暗角落。在這裡景觀以一種不尋常的方式向人們展示它作為城市載體的連續性
停車場景觀化也許是最具挑戰性和最容易被人們所忽視的。西班牙巴塞隆納Ronda del Litoral 大道是建造在地下停車場之上的景觀大道。出色的設計來自於設計師對地域環境與文化的思考。穿插的植物種植塊和桔紅色與黑色的瀝青組合，在打破狹長單調屋面的同時，又為當地居民提供了運動休閒的去處。那面向大海抬起的平台過道給人以本地建筑陽台的聯想（
由筆者老師詹姆斯.科納（James Corner）的Field Operations事務所設計，最近建成並開放的紐約高架線公園（Highline Park），是對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利用的新思考。基地是一個工業時代遺留下來的廢棄的高架鐵路，鏽蝕的鐵軌被生機盎然的野草所淹沒，雜草叢生取代了昔日繁忙的交通設施，在這裡自然以一種頑強的方式展示了它的高調回歸。設計者從這種自然過程中獲得靈感，創造出所謂的“農業－建造”（Argri-Tecture）（圖29），就是部分農業（景觀），部分建造（景觀）的設計理念，從100%的鋪地到100%的綠化，在這裡自然與人工：象徵農業（景觀）的鄉土雜草與象徵建造（景觀）的鋪地相互交融；沒有了園路、廣場、綠化的限制，以一個完整且自然的地表呈現在我們的眼前，遊人可以自由的選擇他們的去處（上述案例充分說明了將工程與生態景觀結合為一體的可能性。通過對城市基礎設施的重新審視，我們看到了一個超出單純滿足技術及功能要求的、將可持續性的生態、地域特色與文化特徵納入到一起的景觀基礎設施。如果我們把景觀看作為城市其他體系的基礎設施的載體，而不是將其等同於單純的自然或生態，我們將為城市多功能體系的建立獲得更廣泛的操作界面（框架），這種景觀基礎設施的框架將為城市發展提供一個能夠將自然生態體系與地域文化結合在一起的永久性機制。正如澳大利亞景觀設計師Richard Weller 所說的：“景觀本身就是一個載體，所有生態交替都要從上面穿過，它是基礎設施的未來” [9]。
景觀的城市（City As Landscape）
Koolhaas在描述他眼中的美國亞特蘭大時這樣寫道：“亞特蘭大不具有傳統城市的特徵，它密度不高，而且分散，人口也不多，是由某些小塊區域超級組團組合而成。它給人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植被和基礎設施：森林與道路。亞特蘭大不是一座城市，它是一遍景觀” [4]。
Koolhaas這裡所說的景觀被形容為城市的第三種模式。回顧城市的發展歷史，第一種模式出現在新石器的農業時代，其形式是狹小的格局，城市中心的周邊被防禦設施所包圍；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這種核狀的限制性結構被打破，城市的中心向外擴散，取而代之的是較為寬鬆的第二種模式，這種城市規劃模式強調幾何形體，如用方格網、軸線以及放射線來組織城市網路，隨著城市無休止地向外蔓延必然會帶來中心與邊緣、市區與郊區、內部與外部的區別，這些區別已無法解決當今城市的複雜性。而現代工業革命後的第三種形式被稱為有機模式，一個更開放的，緊湊的、多功能的、小規模的社區組成的多中心城市。塞德里克.普賴斯(Cedric Price) 將城市比作為雞蛋，他用雞蛋的三種做法來形容城市的三種形式（圖 32）。Price形容第三種現代城市形式是炒雞蛋，原本在中心的蛋黃被分散到周邊各個部分，這種自然回歸和高度開放性的有機城市、生態城市形式就是景觀的城市，城市的生長和轉變的動力被解讀為大尺度的生態組團，區域性的水域與複雜的生物網路間的相互作用[5]。我們所熟悉和了解的城市可以被解讀為這些自然力在地表的加劇：“隆起而形成” （圖 33）[6]。因而城市就是景觀，是自然過程的混凝土的表現形式；這種形式不一定是“綠色”或“軟的”這些被大家所熟知的景觀特徵的形式。“城市和基礎設施與森林和河流一樣生態” [7]，城市就是一個生態體系。它不是一個邊界明確的土地利用範圍， Koolhaas描述的由於城鎮景觀（town-scape）與鄉村景觀(land-scape)分界限的淡化所形成的無邊界城市(edgeless city)，說明了城市與鄉村不斷融合，反映的是城鄉一體化的無邊界景觀(limitless landscape) [8]。
由景觀設計師領銜，多個學科設計師共同參與完成的280英畝加拿大多倫多港口城項目，通過將能行使雨洪管理及為人們提供持續生態服務的生態基礎設施（圖 34）和綠色快捷的公共基礎設施（圖 35）（由人行步道、腳踏車道組成的系統且連續的遊憩網路及公共運輸所組成）相結合的基礎上，即本文所提到的景觀基礎設施，創造出不同特點（DNA），多樣化的綜合社區，進而形成一個生機盎然可持續的“綠”城（圖 36）。同時，該項目還向我們展示了前面瓦爾德海姆所說的景觀取代建築，城市設計，城市規劃而成為城市建設主導學科地位的可能。
深圳一向被認為是中國創新的前沿，城市規劃設計也不例外。去年完成的龍崗中心城城市設計國際招標就是其中一個大膽的嘗試。該設計以龍城廣場為核心，包括龍崗街道辦的龍平地區、南聯地區、吉祥路地區以及龍崗河的部分地區，總範圍約11.8平方公里。由英國Groundlab中標的方案綜合了上述案例所展示的景觀都市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具體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1）加厚的地面，從龍崗大橋到龍崗廣場，加厚的地面向我們展示一個包含了公共活動，地下出入口以及CBD的停車設施在內的系統化疊加式的城市公共領域，一個連續而完整的地球表面，從而提高了土地及公共空間利用效率（圖37）。
（2）景觀基礎設施的建立，將基礎設施納入到城市公共空間之中，摒棄了傳統城市中基礎設施將城市空間劃分得支離破碎的現象。通過對龍崗河的合理規劃利用，增加了河流的流經區域，不僅增強河流的可見度和觀賞效益，更起到了河流對城市雨水收集、水質淨化、防洪等功效。以景觀基礎設施為框架的戰略，使生態在城市中蔓延，不僅僅使河岸及周邊區域，更使整個城市從中受益，從而創造出連續而系統的自然生態與遊憩運動相結合的網路生態走廊體系（圖38）。
（3）因子參變模型，該規劃的另一個亮點是通過一個建立在城市各相關因子相互關係上的計算機模擬模型，根據建設規模大小，地形特徵，計算機可以很輕鬆地為設計者和決策者實時提供多種選擇，從而為評估界定最佳的空間組合和多樣化城市類型提供了可操作的模式（圖 39）。
這裡有必要強調的是“景觀都市主義也不能被簡單理解為把城市建設成看起來象景觀一樣，（即國內片面強調錶象的美化環境的所謂“生態城市”或“園林城市”），而是從建築物體與地面(figure-ground)對立組合的城市模式轉變到將城市表面構想成一個能行使功能的設施，它能夠彙編所能涉及到的城市各個系統間的動態關係。[9]”
總結
景觀是各種自然過程的載體，這些過程支持生命的存在和延續；同時，景觀又是多種功能（建築和基礎設施）的“載體”，它為催生和協調（自然）環境與（工程）基礎設施之間提供相互融入和流動交換的界面。
發展形成
Landscape Urbanism一詞的創造者Charles Waldheim,是建築師和建築學背景的景觀設計學者，讓景觀都市主義在全球掀起波瀾的是建築學教授Mohsen Mostafavi及其當時領銜的英國AA 建築學院，在全球推波助瀾的學者和實踐者或多或少都與AA 關。因此，可以這樣認為，是建築學和建築師從他們的角度發現了景觀在城市中的重要作用。於是，建築師米丘和庫哈斯的巴黎萊維萊特公園設計（前者的方案獲得了實現，後者只是方案，但兩者異曲同工），就理所當然地被認為是景觀都市主義實踐的最早案例。在這個案例中，不但建築師主導了一個公園的設計，更重要的是這個公園在組織城市和人們的行為體驗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景觀在這裡不是一個獨立的“公園”本身，而是開放的、組織城市形態和功能的空間結構和觸媒。
但建築學對景觀的發現果真是新的發現嗎？我所聽到的、流行於北美各大學的街坊議論則持懷疑態度。尤其是景觀設計師或景觀設計學背景出生的學者們開始都不屑一顧，因為從美國景觀設計之父奧姆斯特德開始，到Charles Eliot，再到McHarg，景觀設計的先驅們早就這么認為了。從波斯頓的藍寶石項鍊作為城市形態的基礎結構，到大波斯頓地區的自然系統規劃奠定大都市圈開放空間網路，再到“設計遵從自然”，開啟城市生態規劃之路，景觀設計的傑出先驅們無不把景觀作為定義城市形態、滿足城市居民遊憩與生活的基礎設施，這是景觀設計學有別於傳統造園或花園設計的根本之處。更遠地說，熟悉中國和其他古代城市規劃歷史的人們，自然會想到中國古代的城市從選址到布局，無不是基於自然地形和山水格局的，因此才會有杭州的山水城市，蘇州的水網城市。古代南美的印加帝國也是如此，著名的馬丘比丘古城遺址，生動地展示了古代印加人以自然景觀為本，將人類工程巧妙地結合在自然中去的智慧。因此，在行家們看來，景觀都市主義在提法上沒有創意，在內容上也不新鮮，其實踐更是缺乏生態的基礎。
而後人們卻發現景觀設計學專業的學生們對Landscape Urbanism趨之若鶩，談起來甚至興奮之至。道理很簡單，景觀設計專業終於自豪地面對橫行於設計領域、特別是城市設計領域的建築師及其學生說“不”了。景觀都市主義給了年輕的景觀設計學生們一種自豪感和優越感。學生是未來，無論景觀都市主義是老醋還是新酒，讓景觀設計學及其學生們重新發現自己在城市設計中的主導地位，總是一件快事。自麥克哈格之後，景觀設計的從業者們幾乎都陶醉於做一件作品，做一個花園，沉湎於成為藝術家的工作中去了，而北美大學的教授也常常只對大牌設計師們及其作品津津樂道，卻把景觀設計學真正的使命和景觀設計先驅們所定義的領地丟掉了許多。景觀都市主義，猶如窗外的驚雷，讓景觀設計學陡然驚醒：景觀不是花園，景觀不是園林，景觀不是街頭藝術品，景觀是城市的基礎設施，更確切地說是城市的生態基礎設施，是生態過程而非固定的形態。這是對由來已久的建築都市主義的一種反動，一種“反規劃”和“反設計，”也是城市設計對景觀的應有的回歸。
而今，景觀都市主義的主要倡導者都已入主哈佛大學設計學院，勢必對景觀都市主義有更積極地推動，影響勢必更加深遠。有必要引起人們關注的是，另一個更全面和更新的“主義”已經在哈佛開啟，那就是“生態都市主義”（Ecological Urbanism），它不但繼承了景觀都市主義的觀點，更重要的是將生態的內涵構建其中，並有志於更全面的融合。今年四月在哈佛隆重上演的生態都市主義大會，以及即將出版的會議文集，可以看作是這一“主義”的正式登台亮相。
因此，無論是景觀和景觀設計學的再發現，還是建築師和建築學在革自己的命,景觀都市主義給了建築學、景觀設計學一次大融合的機會。它敲打去長期以來學科之間的藩籬，給城市設計的理論和實踐帶來了反思；更重要的是，給景觀設計學的發展帶來了機會。當然，它的理論還遠遠沒有成熟，它的論點需要更多的實踐來驗證和說明。而史無前例的中國的城市化和城市建設，將為景觀都市主義的發展創造最大的機會，必將做出最大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