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君墳

昭君墳

位於呼和浩特市南9公里的大黑河畔，墓身為人工夯築的封土堆，高達33米，矗立在一片平疇中，更顯其巍峨高聳，姿態雄偉。遠望陵墓呈青黛色。據說每年“涼秋九月，塞外草衰”的時候，唯有昭君墓上草色青青，因此，歷代相傳稱為“青冢”。“青冢擁黛”被譽為呼和浩特八景之一。 昭君墓占地1．3公頃。墓前有平台及階梯相連；與中原地區漢代帝王陵墓的形制頗近。第二層平台及墓頂各建有一亭。佇立墓頂，極目遠眺，陰山逶迤崢嶸，平疇阡陌縱橫，墓草青青，古木參天。昭君墓周圍景色宜人，加上晨曦或晚霞的映照，墓地的景色似乎時時都有變化。民間傳說昭君墓一日三變，“晨如峰，午如鐘，酉如縱”，更增添了昭君墓這一塞外孤墳的神秘色建有同時容納250人就餐的蒙古包式餐廳，飲食方面有蒙古族特色的手扒肉、黃河水產品，住宿配備十二頂蒙古包、十四間客房、床位數50張，活動項目有水上遊樂、垂釣、黃河漂流、民族風情、愛國主義教育、篝火晚會。

達拉特旗昭君墳：黃河南岸“石崖城”

旅遊站建於一九九四年，總投資一百八十萬元，是鄂爾多斯市達拉特旗的主要旅遊景區之一。

鄂爾多斯市達拉特旗的昭君墳,又稱昭君島,是著名的昭君疑冢之一。

昭君墳位於著名的黃河古渡北面偏西約3公里的地方。在一片約二三十米高的土阜上，兀然生出幾簇直立的怪石，像一座人工堆砌的假山，面對黃河南岸的漫漫平川，特別引人注目。

走近它北側臨河的一面，只見石崖拔地而起，峭立如堵，森然聳立水畔，遠遠望去，宛若城郭。景區經理告訴我：河對面東北方向就是包頭市著名的麻池古城。這讓我想起了一個《水經注》中的地名--“石崖城”。

嚴格意義上講，石崖城是一個僅在《水經注》中出現過一次的北魏地名，不見於《魏書》和以後的歷代正史，但卻與《水經注》中記錄的一批漢代故城密切相關，具有地理坐標意義。

酈道元在河水“屈東過九原縣南”條下注云：

“河水又東逕城宜縣故城南……河水又東逕宜梁縣之故城南，闞駰曰：五原西南六十里，今世謂之石崖城。河水又東逕棝陽城南，東部都尉治。又逕河陰縣故城北，又東逕九原縣故城南，秦始皇置九原郡，治此。漢武帝元朔二年，更名五原也……西北接對一城，蓋五原縣之故城也。”

這段話告訴我們，漢代的宜梁縣城在黃河北岸，距漢代五原城西南六十里，但北魏時已改稱“石崖城”了。而漢代的五原郡城就是秦代的九原郡治所在，在它西北對接的城是五原縣城。即五原郡城和縣城是連在一起的。

當我站在昭君墳下遙望東北方向時，想像著包頭市南郊的麻池古城，那裡地處漢五原郡的中心，背山臨河，北控昆都侖山口關鎖，南扼黃河古渡要津，左右襟帶五原郡河北諸縣，又隔河遙領河陰縣，具有形勝之勢，應該就是漢代五原郡城。近來學界勘測研究秦直道，發現它還是秦直道的北線端點。考古報告也說它是由南北兩座古城對接在一起的，北城面積約50萬平方米，南城面積42萬平方米，規模和形制都符合《水經注》有關五原城的描述。尋訪當地人得知，昭君墳東北距包頭麻池古城的直線距離約20公里。古代的一里約為350-400米，《水經注》引闞駰所言“西南六十里”，約合21-24公里。若考慮到古人多是以地面上的實際路途計量里程，可以說，昭君墳與麻池古城間無論方位和距離，都與《水經注》中的石崖城與五原城的關係完全吻合。環顧黃河兩岸，方圓幾十里，滿是沙梁土阜，幾塊石頭也很難見到。能稱之為石崖的，只有背後這座昭君墳，可這裡偏偏又是在黃河南岸。

昭君墳北面的河床有近千米寬，站在岸邊，只能遠眺河水，它只是寬廣河槽中的一道細流，靜靜地向東南方向流去，看似安瀾不驚。可兩側的河漫灘中，遍布窪地澤沼，中間還有幾處幾乎與岸邊階地一樣高的沙梁土壠，這分明是河道有過劇烈擺動痕跡。難道是河道的變遷，讓昭君墳南北易位了？

我是帶著疑惑回到呼和浩特市的。到家後，馬上查看《中國歷史地圖集》，在其中北魏時期的北方州鎮圖幅中，看到在幾個相當於今天包頭市區的註記中，編繪者將石崖城作為北魏地名，標註在圖中古黃河的北岸，距今黃河河道更偏北的地方。前面在西漢時期的“并州、朔方刺史”圖幅中，顯然又是參照北魏石崖城的位置，將漢代宜梁縣註記在古黃河北岸了。面對這部我一直心存敬畏的工具書，似已不容置喙，卻總是隱隱不捨。

建國前後在包頭段黃河沿岸發現了一批漢代古城，都被學者們依照《水經注》的記載一一作過對應，但幾乎沒有人指認哪一個城址是宜梁城。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考古人員在與昭君墳相連的西南面台地上，發現一個長約980米、寬約350米的漢代城址，叫“二狗灣古城”，它的東牆已不見蹤跡，但從形制上推測，應該是緊傍昭君墳殘山，由於地處今天的黃河南岸，所以人們一直認為它是漢代五原郡黃河南岸的河陰縣，而無人把它與宜梁縣聯繫起來。

漢之宜梁城或曰北魏石崖城，成了一個失蹤的古城。

我發現，以往的歷史地圖涉及內蒙古中部地區的圖幅中，都將陰山南麓這段東流黃河的古河道標繪在今河道的北側，且呈一條直線。這可能是對陰山各個山口季節性洪水的影響估測過高，認為來自北側的山洪形成的洪積作用，會導致這段黃河在以往的歷史時期中，整體向南偏移。而忽略了南岸一些季節性河流對河道影響。特別是黃河南岸達拉特旗“十大孔兌”的作用。這些被蒙古人稱之為“孔兌”的季節性河溝，都發源於鄂爾多斯高原腹地，也都途經庫布齊沙漠，它們從東向西一字排開，逼仄著黃河幹流。

這些平日裡幹得冒煙的河溝，每年總有幾次洶湧咆哮的時候，在高原上短暫的雨季到來時，它們往往會以建瓴之勢，裹攜大量泥沙奔騰而下，注入黃河，從南岸擠壓限制著河道的南移。

所以這段河道可能並未發生由北向南的整體水平位移。由於受南北季節性洪水的影響。它的河道變遷主要體現為不斷地扭曲擺動，在地圖上是一段動感極強的線條，也成為萬里黃河中局部盤屈最多的一段河道。它的每一個向南或向北的曲凸，幾乎都對應著陰山的一個山口或達拉特旗的一個“孔兌”。清中葉以來，隨著這段黃河兩岸的大規模農業開發，水土流失加劇，河道的這種變化更為劇烈。

清代前期，達拉特旗與土默特旗以今天包頭段黃河為界，兩旗牧民隔河放牧，彼此相安無事。但到了清代後期大量放墾兩岸沿河土地後，便開始出問題了。據《綏遠通志稿·墾務志》說：鹹豐六年（1856年）的一場洪水，導致一段河道南遷，在土默特旗境內淤出大片新地，達拉特旗的地自然就被河道淹沒了不少，兩旗爭地，官司打到理蕃院，最後由朝廷專門派出欽差大臣到綏遠“勘斷”，才算了事。從此兩旗之間再不單純以河為界了。清末民初重新放丈土地後，河道變化所致的土地變化，事關兩地稅銀收入，官府也越來越認真了，每一次變化都要協商確認一次，結果是河道與行政界線越來越不相合。在今天稍大比例尺的地圖上，包頭市轄區、土默特右旗與達拉特旗之間的行政界限，總是沿河兩岸盤來繞去，互有搶擋遮讓。這種奇怪的界線，恰恰反映了近代以來這段河道的變化態勢。我想，這段界線，也許更接近清代以前包頭段黃河的本來面貌。

今天的昭君墳，是達拉特旗昭君墳鄉北端突出部上的一片台地，從五萬分之一等高線圖和衛星遙感圖片上,可以看到台地南端東西一線有一條明顯的條狀低地,其中間地段今天的高程甚至低於北端黃河的水面，應該是古代黃河從台地南側流過的遺蹟。

台地南面東西兩側，分別是“十大孔兌”中的西柳溝和黑賴溝。清代後期鄂爾多斯地區出現的荒漠化趨勢，持續加大了這兩條河溝的泥沙量。據《鄂爾多斯通典》介紹，至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柳溝年平均向黃河的輸沙量為580萬噸，黑賴溝的年輸沙量為360萬噸。近30年中，西柳溝的泥沙就曾7次阻斷黃河河道。清代放墾旗地，不僅是在沿黃河地帶，也在這兩條河流發源的溝壑地帶，肯定加大了它們的泥沙量。可以想像，隨著全面放墾，這兩條河流的輸沙量與黃河幹流沖沙能力的相對平衡被打破。它們面對的黃河舊道被不斷淤高，河水受到擠壓向北偏移，由於昭君墳和二狗灣古城所處的台地下面，是這一帶偶然出露的石灰岩地層，不易剝蝕，因而台地西側的上遊河段，即黑賴溝對面的黃河北岸所受的衝力增大，不斷垮塌。可能在清代晚期全面清丈土地前的某一年，一場大水過後，終於衝破北岸，在昭君墳台地北側形成一段新的河漫灘，其中一些與原河道平行的北岸溝渠，被貫通連綴起來，與河水匯在一起，逐漸成為一段新的河道。這個時候的昭君墳台地，在黃河豐水時節，是水中的一座島渚，所以便有了“昭君島”這一名稱。而枯水時節，它只是幹流南側河灘中的一道沙梁。

失去了河水沖刷的舊河道，已是黑賴溝和西柳溝肆意卸載泥沙場所，每年幾百萬噸的泥沙成了一場造岸運動，不斷向前推進，漸漸將昭君墳台地連同其上的古城“接”到岸邊。這樣，這片高出地面約二十多米的台地，就從北魏時黃河北岸的“石崖城”變成了黃河南岸的昭君墳了。

最近讀到一則資料，證實了這種猜想。民國三年（1914年）初，地理學家張相文由北京到內蒙古西部地區考察，4月26日他曾投宿於麻池古城西面的一個小村，第二天繼續西行，他在日記中寫道：“二十七日，西行數里，望黃河南岸，土阜隆起若小山，亦名昭君墓。聞之村人云，此乃昭君衣冠冢也。旁有土壘似營屯，近已頹廢。舊在黃河北岸，自河流北徙，乃在河南矣。”①

張先生日記中所說的似營屯的土壘，應當就是當時尚未破壞殆盡的漢宜梁古城，亦即後來被考古發現的“二狗灣古城”。北魏時代的當地人，由於不知它是漢宜梁城，只是看到它依傍那幾簇怪石而建，便呼之為“石崖城”，這也是合乎情理的。至於漢宜梁縣的轄域，大概已是半在河北、半入水中了。註：①勞亦安輯《古今遊記叢鈔·卷四十六·塞北紀游》，台灣中華書局1961年影版本。 (本文來源：北方新報 ) 文/莫久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