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明代詞學
- 創作年代：明代
- 文學體裁：詞
- 作者：明代詞人
詞,明代詞及明代詞學概述,明初期詞,明中期詞,明末詞,明代詞學研究,明代詞學的構建,音韻譜律之學,詞韻的創製,詞譜的創設,詞集的選編與叢刻,
詞
詞，是古代詩歌的一種，始於梁代，興於唐，盛於兩宋，至明代已經衰微。其原因，主要是由明代特定的社會環境所造成，同時也與明詞作家不專工、不當行相關。明代統治者，在思想文化上推行封建專制政策，以八股取士，嚴格箝制人們的思想。所謂“以經術程士”、“悉屏詩賦”，正是八股取士後的一種社會風尚。明代文士中，儘管有的並不為時俗所囿，也曾填詞，但在他們當中，“求其專工稱麗，千萬之一耳”(錢允治《國朝詩餘序》)，有成就的作家不多。明人填詞，或者“才為句掩，趣因理埋，體段雖存，鮮能當行”（同前）；或者連句讀也分辨不清。所以，況周頤指出：“明詞專家少，粗淺、蕪率之失多，誠不足當宋元之續。”（《蕙風詞話》卷五）不過，明代詞壇也出現了有一定影響的詞作家，留下了一些較好的作品，對此況周頤在指出“明詞專家少”之後，馬上又指出“洎乎晚季，夏節愍、陳忠裕、彭茗齋、王姜齋諸賢，含婀娜於剛健，有風騷之遺則，庶幾纖靡者之藥石矣。”（《蕙風詞話》卷五第一條“明詞不盡纖靡傷格”）
明代詞及明代詞學概述
明初期詞
明初詞壇，劉基、楊基、高啟等人，由元入明，在政治上遭受挫折，所作詞能自成家數，各具特色，尚存宋元遺風。劉基，曾佐朱元璋定天下，任御史中丞，封誠意伯，後因被詆毀，憂憤而死。所作詩文，閎深頓挫；所作詞，有的“感喟激昂”而又表現得十分淒婉，有的於委宛摹寫中，並寄深意，尚多可讀篇章。楊基的詞有的帶有托意，所感甚深，頗為縝麗並有一種清氣行乎其間，亦耐玩味。高啟的詞或“以疏曠見長”，或“極纏綿之至”（沈雄《古今詞話》），並有宋元風韻。在明初文壇上，楊基、高啟與張羽、徐賁齊名，世稱“吳中四傑”，張、徐不以詞名，楊、高的詞卻頗有影響。此外，瞿佑等人“風情麗逸”，所作詞“多偎紅倚翠之語，為時傳誦”（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也不失詞的本色。
明中期詞
明代中葉以後，詞風日下。楊慎、王世貞、湯顯祖等人，多所製作，卻都不是當行作家。楊慎、王世貞博聞廣識，堪稱一代通儒，其所作詞也有過人之處，只是逞才恃博，“強作解事”，與樂章多有不諧（朱彝尊《詞綜·發凡》）。湯顯祖是著名的傳奇戲曲作家，出其餘緒而填詞，雖偶有佳作，卻“患在好盡，而字面往往混入曲子”，與兩宋蘊藉之旨相距甚遠（吳衡照《蓮子居詞話》）。楊慎等人的創作實際上已將明詞引上了歧途。此外，錢塘馬洪雖然以布衣終身，並精於詩詞，自謂四十年僅得百篇，但其所作詞，名為《花影》，不過“月下燈前，無中生有，以為假則真，謂為實猶虛”，氣骨輕浮，缺乏新意。明代還有一種風氣,兩宋諸名家詞,不很顯於世，而《花間》、《草堂》諸集，卻獨盛一時，成為文士填詞的樣板。明人的填詞托體不尊，有的人還將填詞當作酬應獻諛的手段，更使詞格愈趨卑下。因此,明中葉以後，詞的創作已漸凋敝。
明末詞
到了明末，由於社會發展變革，才給詞的創作帶來一線生機。明代末期，滿族貴族集團統兵入關並建立清朝，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的社會矛盾。陳子龍在抗清鬥爭中英勇犧牲，其門生夏完淳，年僅十七，也以身殉國。陳子龍的詞托體騷辨,所指甚大,“言內意外已無遺義”，早期所作風流婉麗，婀娜韶秀出於剛健之中，後期所作綿邈悽惻，神韻天然而又有不盡風味。陳子龍是轉變風氣的第一人，允為明詞大家，陳延焯、劉毓盤等人均推許陳子龍為明代第一詞人，常州詞派一代宗師譚獻更是將陳子龍置於明清兩代詞家之冠，“清詞殿軍”朱祖謀在清詞點將錄中將陳子龍對應於晁蓋，以強調陳子龍在清詞振興中的先鋒作用。夏完淳所作《玉樊堂詞》，“慷慨淋漓，不須易水悲歌,一時淒感,聞者不能為懷”（沈雄《柳塘詞話》）。他的某些作品,“聲哀以思,與蓮社詞《雙闕中天》闋，托旨略同”（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五）。與陳子龍同時，入清後猶有創作活動的屈大均、王夫之、金堡(釋澹歸)等人也是能詞者，他們的創作,同樣不可與一般“批風抹露者”並論。因此,陳子龍、夏完淳以及屈大均、王夫之、金堡等人的出現，使得明末詞壇煥發光彩，不僅挽救了一代詞運，而且也為清詞中興開了風氣。
明代詞學研究
明代除了出現若干較為出色的詞作家外，在詞學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有關詞譜、詞韻專書，明代傳有張綖的《詩餘圖譜》、程明善的《嘯餘譜》、徐師曾的《詞體明辨》(附詞譜)以及沈謙的《詞韻》；詞的選本,有楊慎的《詞林萬選》、陳耀文的《花草粹編》、董逢元的《唐詞紀》以及卓人月的《古今詞統》；詞話有楊慎的《詞品》、陳霆的《渚山堂詞話》、俞彥的《爰園詞話》、賀裳的《皺水軒詞筌》等數種。此外，毛晉汲古閣刊行《宋六十名家詞》和《詞苑英華》，吳訥彙輯《唐宋名賢百家詞》，也為詞的輯佚作出了貢獻。
明代詞學的構建
但是我們只能說，假如不是這些因素的影響，明代詞學會取得更加令人滿意的成就，而一筆抹煞卻是不可取的。如林昌彝《海天琴思續錄》卷4所謂“朱明三百年，詩人間出，而詞學不振”；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九雲“就明而論，詞學幾失傳矣”，恐怕都是偏指詞的創作或至少是含創作在內的。當然，如果與盛極一時的清代詞學相比，明代詞學自不足道；然而以宋元詞學作為背景或起點，明代詞學確有較大的發展與貢獻。
音韻譜律之學
詞韻的創製
詞韻之制，濫觴於南宋。《四庫全書總目》關於仲恆《詞韻》提要有云：
考填詞莫盛於宋，而二百餘載，作者雲興，但有制調之文，絕無撰韻之事。核其所作，或竟用詩韻，或各雜方言，亦絕無一定之律。不應一代名流，都忘此事，留待數百年後，始補闕拾遺。蓋當日所講，在於聲律，抑揚抗墜，剖析微芒。至其詞則難俗通歌，惟求諧耳，所謂有井水吃處都唱柳詞是也，又安能以《禮部韻略》頒行諸酒壚茶肆哉！作者不拘，蓋由於此，非其智有所遺也。
這一段話說的大致是對的，正因為宋人於詞樂相當熟悉，憑感覺即能達得諧協，故無須另撰詞韻專書。然而，說宋人“絕無撰韻之事”，則未免絕對。戈載《詞林正韻》即云：“詞始於唐，唐時別無詞韻之書。宋朱希真嘗擬《應制詞韻》十六條，而外入聲韻四部。其後張輯釋之，馮取洽增之。至元陶宗儀曾譏其淆混，欲為改定，而其書久佚，目亦無自考矣。”這說明南朱時朱敦儒、張輯、馮取洽等曾經嘗試撰述詞韻，而且元末陶宗儀時尚存，只是其後失傳而已。
現存最早的詞韻為菉斐軒刻本《詞林要韻》，其年代與作者均有爭議。此書無撰人姓名，中縫寫“紹興二年刊”，故厲鶚《論詞絕句》說：“欲呼南渡諸公起，韻本重雕菉斐軒。”其後阮元得影鈔本，著錄於《四庫未收書目提要》，其中云：“自來作長短句者，未嘗不以入聲押韻，而此以入聲分隸平、上、去三聲，蓋後來曲韻之嚆矢。”是以此書為曲韻而非詞韻。嘉慶間秦恩復以此刻入《詞學全書》，跋語中稱：“疑此書出於元明之際，謬托南宋初年刊本，樊榭偶未深考，遂以為宋人之詞韻。不然，南渡以後諸賢何以均未之見？即沈義父、周德清亦絕不引證而遽與之暗合耶？又疑此書專為北曲而設，或即大晟樂府之遺意。”近人葉恭綽亦收藏是本，其《菉斐軒所刊詞林要韻跋》稱此書有趙子昂(孟頫)印記，非出於元明之際，因“定此書為元初刊物，假託紹興。至菉斐軒系何地何人，已無可考”。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著錄有《菉斐堂子史彙纂二十四卷》，為崇禎十六年虞山馮定章纂輯，故菉斐軒或疑為菉斐堂的別稱。總之，此書似不可能出於南宋初年，究為元人或明人偽托，今亦未可遽定。另外，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著錄有陳鐸撰《詞林要韻》一卷，謂有陳鐸成化癸卯(明憲宗十九年，1483)序。因為傳本未見，此書與菉斐軒刊本究為何種關係，亦難於深考。
明末清初，一向不太為人注重的詞韻研究，忽然成了一個小小的學術熱點。爭論是由沈謙的《詞韻略》一書引起的。他的《詞韻略》分韻19部，其中平、上、去三聲凡14部，入聲則別立“屋、沃”，“覺、藥”等5部。因為沈謙長於詞曲之學，著有《詞學》、《詞譜》、《填詞雜說》、《沈氏古今詞選》等，所以這部《詞韻略》獲得廣泛的認可，成為後來編著詞韻的重要基礎，不僅仲恆《詞韻》是在此書基礎上修訂而成，戈載的《詞林正韻》，謝元淮《碎金詞韻》等也明顯受其影響。此書既出，詞學界是非蜂起。與沈謙同為“西泠十子”之一的毛先舒，一方面為之“括略並注”，並在按語巾盛讚“去矜此書，不徒開絕學於將來。且上訂數百年之謬”。但同時於其韻腳的分合也提出質疑。與毛先舒並稱“浙中三毛”的毛奇齡，於此書則大體持否定態度。《西河詞話》卷一云：“詞本無韻。故宋人不制韻，任意取押雖與詩韻相通不遠，然要是無限度者。予友沈子去矜創為詞韻，而家稚黃取刻之，雖有功於詞甚明，然反失其古意。”他下面列舉唐宋詞人作品為例，證明詞韻“了無依據，而不足推求”。最後又說：“況詞盛於宋，盛時不作，則毋論今不必作，萬一作之，而與古未同，則揣度之胸，多所兀臬，從之者不安，而刺之者有間，亦何必然。”這樣說來，沈謙拋擲心力考證推求，乃似“可憐無補費精神”了。然而從詞學發展(不僅從詞的創作角度)來看，詞韻的研究仍是不可或缺的。
詞譜的創設
廣義的詞譜兼含二義，一為音樂性質的曲調譜，一為確定文詞格律的文字譜。前者實為詞之曲譜，後者則與詞律同義。一般所謂詞譜往往偏指後者。為了與廣義的詞譜、曲譜相分別，我們也可以稱此為狹義的詞譜。《四庫全書總目·欽定詞譜提要》中云：“詞萌於唐，而大盛於宋，然唐宋兩代皆無詞譜。蓋當日之詞，猶今日裡巷之歌，人人解其音律，能自制腔，無須於譜。其或新聲獨造，為世所傳，如《霓裳羽衣》之類，亦不過一曲一調之譜，無裒合眾體，勒為一編者。”又張德瀛《詞征》卷一雲“宋元人制詞無按譜選聲以為之者。王灼《碧雞漫志》，沈義父《樂府指迷》，張炎《詞源》，陸輔之《詞旨》，詣力所至，形諸齒頰，非有定式也。迄於明季，始有《嘯余譜》諸書，流風相扇，軌範或失，蓋詞譜行而詞學廢矣。”這兩段文字中所說的詞譜，如果是一般意義的文字之譜，是合乎實際的；如果含樂譜而言之，則唐宋兩代燕樂、俗樂譜均有，宋元之後反而失傳了。反過來說，也正因為樂譜失傳，知音者少，文字性的詞潛才有應運而生的必要。《康熙詞譜》序中云：“詞之有圖譜，猶詩之有體格也。……夫詞寄於調，字之多寡有定數，句之長短有定式，韻之平仄有定聲。……詞譜一編，詳次調體，剖析異同，中分句讀，旁列平仄，一字一韻，務正傳訛。按譜填詞，渢渢乎可赴節族而諧管弦矣。”這就是說，詞譜的功用就是作為填詞的文字規範，使不諳音律的人也能寫出抑揚中節的詞來。
狹義的詞譜是由明人創設的，這一點應無疑義。從這種意義來說，第一部詞譜就是張綖的《詩餘圖譜》。
《詩餘圖譜》從宋詞中選取聲調合節者110首分為3卷。卷1為小令，凡64調；卷2為中調，凡49闋，卷3為長調，36闋。各圖其平仄於前而綴例詞於後，有當平當仄、可平可仄4種圖式，即平聲用○，仄聲用●，平而可仄者用○(上白下黑)，仄而可平者用●(上黑下白)。此書好處是簡明直觀，便於初學。而在後人看來，其載調既少，疏誤甚多，編次不當，校讎不精等等，缺點是很多的。祟禎八年濟南王象晉為重刻本作序云：“南湖張子創為《詩餘圖譜》三卷，圖列於前，詞綴於後，韻腳句法，犁然井然。一披閱而調可守，音可循，字推句敲，無事望洋，誠修詞家南車已。”此說固屬溢美，亦可見明人追求原不甚高，但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那樣，不是把它放在發展過程中來肯定其首創之功，而是與後出轉精者比長量短，顯然是不科學的簡而言之，鄒祗謨《遠志齋詞衷》稱其“於詞學失傳之日，創為譜系，有篳路藍縷之功”，才是確當的評價。
與張綖此書同名而有異的是明末萬惟檀所著《詩餘圖譜》。其所著《詩餘圖譜》，不是取宋詞名家之作為法，而是以自己所作詞，仿張綖之法，加以旁譜。此書依詞調短長為序，分上下2卷，上卷收小令至中調詞78闋，下卷收中長調詞72闋，共150闋。陳繼儒、單恂為作序，例加稱美。陳繼儒序末自稱“八十一翁”，可知此序作於崇禎十一年(1638)。此書不足作為填詞法式，只可作為一部詞別集來看。
比張綖《詩餘圖譜》影響更大的，是晚明程明善編撰的《嘯余譜》。明善字若水，號玉川，天啟時監生，新安(一作歙縣)人。此書主要論列詞曲格式。以歌之源出於嘯，故以“嘯余”名譜。全書凡10卷，內詞譜3卷。為了在編排方式上有別於其他同類之書，採用分題類從的做法，共分為25題。依次為：歌行題、令字題、慢字題、近字題、犯字題、遍字題、兒字題、子字題、天文題、地理題、時令題、人物題、人事題、宮室題、器用題、花木題、珍寶題、聲色題、數目題、通用題、二字題、三字題、四字題、五字題、七字題。各類錄詞不等。最多者為“三字題”，錄詞多達一百餘闋，最少的一題則僅有一闋。這種分類最大的問題是，作者採用的不是一種分類標準，而是至少三種分類標準混用。如前八題大致是依音樂性質分類，“天文題”等12題則是依詞調的文字內容分類，反面5題又依詞調字數分類。所以其中交叉避就關係全是任意為之，全無章法。這一點遭後人垢病最多。至於格律標示，調名下注有雙調，長調及別名等，句後註明為幾字句，押韻處註明韻、葉。於平聲字左側加豎線以明之，仄聲字無符號，平仄不拘者於字旁註“可平”或“可仄”。下片間有未注平仄者，蓋以其體與上片同。同體而選錄數詞者則僅於第一首加注。
儘管後來著《詞律》的萬樹對《嘯余譜》大張撻伐，指責其“觸目瑕瘢，通身罅漏”，程明獸畢竟是花了一番功夫的。張綖《詩餘圖譜》中僅列149調，《嘯余譜》則列入330調，450體，其中如《酒泉子》列13體，《河傳》12體，《念奴嬌》9體，《臨江仙》7體。因為力求全備，就大不同於隨手取例，這要花費相當的功夫搜求考較，對後來的各種詞譜(包括萬樹的《詞律》在內)，也提供了一個可資推擴與提高的基礎。如果說張綖的《詩餘圖譜》猶為詞譜之椎輪大輅，《嘯余譜》無疑又向前發展了一大步。試想，如果此書真的漏洞百出，一無是處，又何以能“通行天壤”，“奉作章程”？
詞集的選編與叢刻
從歷代詞中選其精華，編成各種選本，是一項面向廣大讀者的普及性工作；大型的詞籍叢刻，則是詞學研究的重要基礎工程。明人在這兩個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就詞的選本而言，明人選編而見諸著錄的有20餘種。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草堂詩餘》系列。毛晉曾言：“宋元間詞林選本，幾屈百指。唯《草堂詩餘》一編飛馳，幾百年來，凡歌欄酒榭絲而竹之者，無不拊髀雀躍；及至寒窗腐儒，挑燈閒看，亦未嘗欠伸魚睨，不知何以動人一至此也。”(1)實際上明代所流傳的《草堂詩餘》，並不是南宋何士信的原編本，而是明人各種各樣的改編本。其中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是顧從敬《類編草堂詩餘》4卷。此書以何士信《草堂詩餘》為基礎，改按題材分類為按詞調分類，首次採用小令、中調、長調的分類概念。此書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原本《草堂詩餘》，成為明代最為流行的本子。除此之外，又有張綖《草堂詩餘別錄》1卷，有明嘉靖十七年(1538)刻本；陳鐘秀《精選名賢詞話草堂詩餘》2卷，有明嘉靖刻本；楊慎《評點草堂詩餘》5卷，有明萬曆間《詞壇合璧》本；又有題署董其昌評的《評註便讀草堂詩餘》7卷，有明萬曆喬山書舍刻本；題署唐順之解注、田一雋精選、李廷機批評的《重刻類編草堂詩餘評析》6卷，有明萬曆十六年(1588)重刻本；題署吳從先編、袁宏道增訂、李於鱗評註的《草堂詩餘雋》4卷，有明萬曆師儉堂蕭少衢編刻本；又有《類選箋釋草堂詩餘》正集6卷，續集2卷，正集題顧從敬類選、陳繼儒重校、陳仁錫參訂，續集題錢允治箋釋、陳仁錫校閱，有明萬曆四十二年(1614)刊本。又有沈際飛編《古香岑批點草堂詩餘四集》共17卷，其中包括顧從敬編正集6卷，長湖外史編續集2卷，沈際飛編別集4卷，錢允治原本、沈際飛采編新集5卷，有明翁少麓刊本……這是一個龐雜的書系，其動機不同，水平不齊，編選各異。蓋彼時《草堂詩餘》已具有詞學經典的品牌效應，於是一轟而上，欲分杯羹，終至於泛濫成災，不可收拾。這一方面當然也助成了詞的流傳與普及，但也使得清初詞家對《草堂詩餘》切齒痛詆，甚至把明詞不興的一切罪責都歸於此書之作俑。
其他諸選本中，規模較大的有陳耀文《花草粹編》12卷，選錄唐宋元詞三千二百多首，是明人所選規模最大的一部總集。清康熙時輯《歷代詩餘》，即以是編為基礎擴充而成。是書有明萬曆十一年自刻本。卓人月編選、徐士俊參評的《詩餘廣選》，後改稱《古今詞統》，又稱《詞統》，選隋唐以至明人詞467家，選詞2030首，持擇較精。王士禛《花草蒙拾》曾雲：“《詞統》一書，搜采鑑別。大有廓清之力。”明代詞的選本能得清人首肯的不多，此為有數者之一。其他較有特色的選本，如楊慎《百琲明珠》5卷，收錄唐宋金元詞100家，詞作158首，間有評語。其選詞未必專選佳詞，而是在詞史上具有一定代表意義的詞作，選擇時具有一定的詞史意識。又有董逢元《詞原》2卷，選錄六朝以來至唐五代樂府曲辭，具有追溯詞史淵源的動機，與後來沈德潛之編選《古詩源》，體裁不同而用意相似。至於錢允洽《類編箋釋國朝詩餘》，則可以說是較早的一部《明詞選》。明人選詞涉及明代的不少，而專選明詞以成專書的似乎只有這一部。
吳訥(1372一1457)，字敏德，號思庵，常熟(今屬江蘇)人。永樂中以知醫薦至京，洪熙初用薦拜監察御史巡按貴州，累官南京左副都御史。英宗正統四年(1439)致仕。夭順元年卒。諡文恪，著有《文章辨體》，《思庵文粹》等。
《百家詞》、《六十家詞》都是南宋時已有的詞集叢刻之名，吳訥、毛晉編集時大概已有意利用原先的累積效應，先是南宋嘉定年間，長沙劉氏書坊曾經刊行過詞籍叢刻，就叫《百家詞》，收《南唐二主詞》至郭應祥《笑笑詞集》。凡97家，128卷。《直齋書錄解題》卷21曾著錄其目，並於《笑笑詞集》下注云“自《南唐二主詞》而下，皆長沙書坊所刻，號《百家詞》。其前數十家，皆名公之作，其末亦多有濫吹者。市人射利，欲富其部帙，不暇擇也。”這部宋代最大的詞林叢刻沒有保存下來，我們只能憑其97家的全目來想像它的規模了。
吳訥所輯《百家詞》，凡131卷，編錄於正統六年(1441)，起於《花間集》，終於明初王達《耐軒詞》。原鈔本總目共百種，其中《東坡詞補遺》當附《東坡詞》後，不宜別作一家，郭應祥《笑笑詞》先後重出，又有目無書者10種，殘脫太甚者一種，實為87種。計總集3種，南唐同2種，宋詞別集70種，金、元詞別集8種，明詞別集一種。有天一閣抄本，今存天津圖書館，林大椿據校，1940年商務印書館印行。以其所收書目與南宋嘉定劉氏書坊本《百家詞》相較，前面總集3種為南宋本所無，而郭應祥《笑笑詞》以前各家別集，在南宋本《百家詞》中大都可見，惟順序、卷數時有出人。趙萬里《明鈔本唐宋名賢百家詞四十冊提要》云：“《稼軒詞》丁集，袁易《靜春詞》，為他處所未見。”[2]袁易為元人，此可不論，所謂《稼軒詞》丁集，安知不是南宋本《稼軒詞》四卷變化為甲、乙、丙、丁四集耶？這也就是說，我們不妨推測，吳訥的《百家詞》，不僅襲用南宋《百家詞》之舊名，而且很可能是以南宋遺存的《百家詞》作為基礎而編成的。不然的話，以其一人之力，又是正統四年(1439)致仕，正統六年即編成何其成書之速耶？因為吳訥自序抄本中已奪，此固難於遽定，但這種可能性應是存在的。但不管怎么說，吳訥編成這部詞學巨輯，在保存詞學文獻方面，亦確實功不可沒。
毛晉(1599一工659)，原名鳳苞，字子晉，號潛齋，亦為常熟(今屬江蘇)人，一生以編校刻書為業。家有“汲古閣”，藏書極富，尤多宋元精本，曾校刻《十三經》、《十七史》、《津逮秘書》、《六十種曲》等書，為歷代私家刻書之冠，世稱“毛刻”。著有《毛詩陸疏廣要》、《毛詩名物考》、《明詩紀事》、《隱湖題跋》等。所刻《宋六十名家詞》，原稱《宋名家詞》，共分6集，自晏殊《珠玉詞》至南宋盧炳《鬨堂詞》，共61家，每家之後皆附自寫跋語。因所得詞集有先後，旋得旋刻，雖各集之中依詞人先後排列，而總體上並無統一順序。毛晉原打算先刻這6集，後續刻其他詞集，因財力不足只好作罷。因此，一些著名詞人的別集如張先《子野詞》、賀鑄《東山詞》、王沂孫《碧山樂府》、張炎《玉田詞》之類，皆未能收入。從《宋名家詞》或《宋六十名家詞》的總名來論，是不盡相符的。然而南宋末年本有《六十家詞》。張炎《詞源》中曾雲：“舊有刊本《六十家詞》，可歌可誦者，指不多屈。中間如秦少游、高竹屋、姜白石、史邦卿、吳夢窗，此數家格調不侔，句法挺異。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刪削靡曼之詞，自成一家，各名於世”此本既然已經收入史達祖、吳文英之詞，可見編成於南宋末年，宋詞名家中縱有遺漏。不過張炎等由宋入元者而已。但這個刊本似乎流傳並不廣泛，除張炎《詞源》所記外，別無可考。看來毛晉《宋六十名家詞》不過家數偶合而已，與南宋的《六十家詞》並無關係。儘管此書在選錄、校勘等方面存在不少疏誤之處，但它和明初吳訥《唐宋名賢百家詞》前後呼應，構成明代詞學文獻清理的兩大工程，對後來詞籍的整理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