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爭犯罪的侵華罪行

日本戰爭犯罪的侵華罪行自供即日本戰犯的侵華罪行自供指在2014年7月3日舉行的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中央檔案館副館長李明華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為了很好地保存這些檔案，在收集、整理、鑑定作了很多工作之後，從2014年7月3日開始公布45個戰犯的筆供，一天上網一個，45天完畢。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日本戰爭犯罪的侵華罪行
• 發布單位：中央檔案館
• 發布時間：2014年7月3日
• 發布方式：一天上網一個，45天完畢

日本戰爭犯罪的侵華罪行

[記者] 公布的這一批《日本戰犯的侵華罪行自供》有什麼內容和特點，以及中央檔案館在接下來發布相關檔案方面有什麼安排？

[李明華]這次公布的日本戰犯的侵華罪行筆供，包括原文、譯文，並把提要翻譯成了英文。從筆供內容來看，這些日本戰犯在中國犯下的罪行主要有：策劃、推行侵略政策、製造細菌武器、施放毒氣、進行人體活體試驗、屠殺掠奪資財、毀滅城鎮、強征慰安婦、強姦婦女，驅逐和平居民很多違反國際準則和人道主義原則的種種罪行，很多罪行令人髮指，甚至可以說是獸行。中央檔案館一直很好的保管這些檔案，目的有兩個：一是把這些檔案適時的通過各種方式公布出來，提供給社會各界來利用，讓人們看到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同時，也要把這些檔案很好的保存下去，為我們的後代使用。為了很好的保存這些檔案，我們在收集、整理、鑑定作了很多的工作，2014年7月3日開始公布45個戰犯的筆供，一天上網一個，45天完畢。正在著手進行沒有被判刑的1017名日本戰犯的筆供，他們沒有被判刑並予以釋放，在偵查起訴過程中，他們每個人也都是有筆供的，是當時作了中文的翻譯，正在著手整理這些檔案。公布完這些以後，按照我們的安排，因為數量非常之大，加以整理在適當的時候以適當的形式公布。我可以告訴大家，就我們中央檔案館館藏偵查起訴、處理日本戰犯的檔案，僅僅就戰犯的筆供而言，數量就將近有20萬頁（日文的原文和中文的譯文）。

公布筆供原貌 部分受害人名虛化

李明華介紹稱，這是45名戰犯罪行自供內容首次上網，也是公布得最全的一次，沒有做過刪節處理。只是出於人道的考慮，對其中受到性侵犯的女子姓名做了虛化。

此次公布的內容是戰犯筆供的原貌，而不是編輯和整理的文字版。李明華說：“筆供用掃瞄器掃描，原來什麼樣子就是什麼樣子。之所以公布原貌，就是表明這些筆供是戰犯本人寫的，經過他本人簽字，不容否認。”

在網站刊登的罪行自供，除了原件和譯文之外，還有中英文的內容摘要，計畫一天網上公布一個，45天公布完畢。館方正在著手整理沒有被判刑並予以釋放的1017名日本戰犯的筆供，將在適當的時候以適當的形式公布。

中央檔案館館藏的日本戰犯筆供有近20萬頁，這45名戰犯的檔案大概有6000多頁。

揭秘：為何公布戰犯檔案？

日本首相安倍上台後，在右翼的道路上越走越遠。2014年7月1日，安倍政府正式決定修改憲法解釋，解禁集體自衛權，這意味著日本在對外使用武力方面有了更大的自由度。為何要在這樣的時刻，公布45名日本侵華戰犯的罪行自供？

2014年7月3日，在國新辦的發布會上，中央檔案館副館長李明華表示，日本安倍內閣上台後，公然顛倒黑白，混淆視聽，美化對外侵略和殖民歷史。在紀念全民族抗戰爆發77周年之際發布這些內容，是為了回擊日本右翼勢力否認日本侵華種種惡行、暴行、罪行的謊言，揭露日本侵華期間的反人道、反人類、反文明的暴行。

“我們這次發布這些檔案是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所犯滔天罪行的鐵證。”他說，我們的目的在於牢記歷史、以史為鑑、珍視和平，我們強調牢記歷史，並不是要延續仇恨，而是要以史為鑑，面向未來，防止避免歷史悲劇的重演。李明華表示，我們檔案工作者搞檔案的開發、公布、利用都是有計畫的，每年都有工作計畫。2014年在計畫公布日本45個侵華戰犯罪行自供的時候，當時就考慮選一個什麼時間公布。“我們覺得在這個時期公布是有意義的”。

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中心主任王勝金對新京報記者表示，戰犯的親口供述和親筆筆錄，是有力反擊日本右翼的武器。“面對日本安倍政權的右傾化，這是最有力的武器，是侵略者自己留下的罪證。我們應該開發好，利用好。”

吉林省檔案館存10萬卷日侵華材料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4年7月3日上午10時舉行新聞發布會，邀請中央檔案館副館長李明華介紹中央檔案館在網際網路上公布《日本戰犯的侵華罪行自供》的有關情況。李明華表示，中國檔案館保存很多日本侵華檔案材料，僅吉林省檔案館就有10萬卷，2014年7月4日前已公布89卷。2014年7月4日前吉林省檔案館分8組公布了89卷日本憲兵隊、滿洲銀行在強征慰安婦、南京大屠殺方面的檔案。

日本移民“夢幻破滅了”——侵華日軍檔案揭露日本欺騙性移民罪證

新華網長春2014年7月5日電（記者宗巍、李汶羲）吉林省檔案館向外界公布了一批侵華日軍檔案最新研究成果。研究發現，“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實行欺騙性移民政策，把向中國東北移民作為侵略中國的重要措施。

檔案顯示，日本移民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欺騙利誘之下，承受著移民侵略帶來的極大痛苦，成為日本移民侵略政策的受害者和犧牲品。

1939年的《通信檢閱月報（五月）》中記載了來到中國東北的日本人軍次發給廣島市的井本里子的一封信，其中寫道：“移民團到達目的地幾天后知道了一切，感覺夢幻破滅了。”

檔案中記載，日本青年在加入移民隊伍後，生活困苦，如果偷跑還會被射殺。1939年《通信檢閱月報（五月）》中記載了牡丹江市的村田八郎發給京都府的大江康夫的信件摘抄：“由於工作非常辛苦，偷偷逃跑的人會被用槍射殺，實在覺得非常不合情理。這件事往大了說就是國家的問題。”

另一份1940年《通信檢閱月報（五月）》的檔案中記載了北安省的出川久二發給吉林市的小池敏郎的信件摘抄。出川久二記錄了自己從“滿洲開拓青少年義勇軍”脫身後自由愉悅的心情：“將那種像野狗一樣活著的生活徹底拋棄掉。”

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勝表示，日本在1937年實施“二十年百萬戶移民計畫”，掀起了向中國東北移民侵略的高潮，企圖對中國東北永久占領，進而實現吞併中國及遠東地區的戰略圖謀。

侵華日軍檔案:部分日本軍人厭倦軍隊生活想“自殺”

新華網長春2014年7月5日電（記者宗巍、趙夢卓）吉林省檔案館公布的侵華日軍檔案最新研究成果顯示，在日本侵華戰爭期間，部分日本軍人厭戰怕死情緒強烈，迫切“想回家”，甚至“想自殺”。

1943年《通信檢閱月報（二月）》中記載了日本軍人立岩幸子十分厭倦軍隊生活，如果有機會想結束29歲的生命。他在信中寫道：“我已經十分厭倦這種乏味的軍隊生活了，常常會陷入深深地沉思之中。”

又如在《通信檢閱月報（七月）》（1939年）的檔案中，提到“不想上前線了”“帶著防毒面具非常痛苦，不如死了痛快。軍隊簡直就是地獄”“一想到要在軍隊度過一生就感覺非常遺憾”等內容，記錄了日軍士兵強烈的厭戰心理。

在另一份1940年的《通信檢閱月報（六月）》中，身在天津市的吉田在信件中提及軍隊生活很枯燥，十分討厭軍隊生活。“每天都要從事枯燥的軍務，加入軍隊是很無趣的，在進行教育的時候要穿著高筒靴，而且還會被扇耳朵，我現在正在值班，實在是很無聊，軍隊里沒有自由，所以現在是無望了，我十分討厭軍隊生活。”

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原所長、研究員蔣立峰表示，日軍“家書”中透露出的強烈厭戰情緒，有力證明了日本發動侵略戰爭不得人心，日本軍人也深受其害。

中國首次在北京發現日軍細菌戰影像證據

這是關東憲兵隊司令部、中央檢閱部1939年《通信檢閱月報（七月）》的掃描件（7月1日攝）。其中記錄了該年6月石井部隊作為特殊秘密部隊到前線作戰的史實，信中泄露了日軍在諾門罕戰爭期間使用細菌戰的情況。根據吉林省檔案館最新公布的一批侵華日軍遺留檔案的研究成果，日軍曾在1939年對蘇聯的諾門罕戰爭中使用細菌戰。 （新華社記者林宏攝）

中國首次在北京發現日軍細菌戰影像證據

新華網北京2014年7月4日電（記者梁賽玉　岳瑞芳）一批記錄日軍華北甲1855部隊的老照片在拍賣行成交。專家稱這是國內首次出現這隻北平細菌戰部隊的影像資料，對日後研究有重要價值。

據史料記載，1939年，該部隊以“防疫給水”的名義在北京天壇神樂署駐紮。與731部隊一樣，該部隊培養鼠疫菌、霍亂菌、傷寒菌等惡性傳染病菌，進行了大量人體實驗。戰後日軍迅速銷毀了全部資料，這支部隊一直鮮為人知。

某拍賣行影像部經理李欣介紹，這批總數為165張的照片被一位不願具名的中國人拍得，“他是以研究為主導，研究的結果將來會反饋到社會，也算一件好事。”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武月星認為，這次發現的照片可以填補國內對日軍駐華北部隊研究的空白。

河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謝忠厚研究日軍華北甲1855細菌部隊已近20年。他說，日軍華北甲1855部隊在華北地區還有多個分支機構，山西、濟南的分支機構還有少量零星實物資料，唯獨北京本部沒有留下任何實物、資料，這些照片的歷史意義非常大。

對於照片中並沒有明顯的日軍進行細菌實驗或者人體實驗的內容，謝忠厚解釋，日軍當時進行的實驗非常機密，職位較高的軍官才能看到，並且要求“閱後即焚”，日軍紀律嚴明，這位中尉很可能不敢拍攝。但是能有這支部隊的活動照片也難能可貴，可以佐證當時的日軍細菌部隊存在。

和該細菌部隊照片同時現身拍賣行的還有一系列日本在華侵略活動的影像資料，都是某拍賣行陸續從國內外藏家手中收來。

對於準備該專題的原因，李欣說：“之前反映戰爭的多是影視作品，而且都是反映戰爭慘烈場景的，我們希望能有新的視角，用影像這種新的語言來呈現這段歷史。作為民間組織，我們更有責任從文化、從歷史層面梳理。”

罪行鐵證如山 歷史不容置疑

日本戰犯鈴木啟久的部分筆供原文和鈴木啟久筆供的中文譯文。

此次公布的鈴木啟久的筆供原文檔案共有38頁，筆供當時的中文譯文檔案共有33頁。在“盧溝橋事變”77周年即將到來之際，中央檔案館從館藏檔案中選取經最高人民法院審判的45名日本戰犯的親筆供詞檔案，首次通過網際網路向社會全文公布，以無可辯駁的證據，揭露日本侵華期間犯下的反人道、反人類、反文明暴行。新華社發（中央檔案館供圖）

戰犯鈴木啟久殺害5千多中國人

他供稱自己殺害了5000多名中國軍民，還曾經引誘婦女做慰安婦、命令士兵散布霍亂菌、將孕婦剖腹、製造無人區等罪行。

“我的罪行比起訴書中還多”

“1942年10月，對灤縣潘家戴莊1280名農民採取了槍殺、刺殺、斬殺及活埋等野蠻辦法進行了集體屠殺，並燒毀了全村800戶的房屋。”這是昨日公布的第一名日本侵華戰犯鈴木啟久的一條自供。

鈴木供述的部分罪行

根據國家檔案局網站提供的摘要，鈴木稱“在侵略中國期間”，“只我個人的記憶即殺害了5470名中國人民，燒毀和破壞中國人民的房屋18229戶，其實際數字很(可)能還多”。

中央檔案館公布日本戰犯侵華罪行自供

日本戰犯上坂勝

中央檔案館2014年7月5日公布了日本戰犯上坂勝的侵華罪行自供提要。

據上坂勝1954年7月筆供，他1892年出生於日本大分縣。1934年3月－1941年11月，在台灣任步兵聯隊的隊副、大隊長，軍階為少佐、中佐。1945年6月任陸軍第59師步兵第53旅少將旅長。同年8月20日在朝鮮鹹興附近被蘇軍逮捕。

重要罪行有：

“1942年2月間，我任步兵第163聯隊聯隊長，在河北省保定縣盤踞的時候”，把“逮捕、監禁的中國人約有20名”，“用斬殺、刺殺等方法進行殺害”。“3月左右”，“因京漢鐵路望都站和清風店站中間地區約10公尺的鐵軌被拆去”，“捉了10餘名嫌疑者，經拷問而殺害3、4名”。“5月左右”，“望都附近的鐵路沿線（望都西方約1公里）的一所炮樓發生被八路軍急襲遭覆滅”，“拷問了居民30名，殺了通謀者6名，並將接近炮樓之3棟民房放火燒之”。“6月左右”，因在望都又發生炮樓被八路軍襲擊遭覆滅的事情，“拷問了很多的居民，殺害了5名通謀嫌疑者，並燒了數棟民房”。

1942年5月27日，在冀中作戰中，於河北定縣東南22公里處，“我指使第1大隊殺害了八路軍戰士、居民約達800人以上”，“使用了赤筒和綠筒的毒氣，受到機槍掃射的不只是八路軍戰士，而迷失逃跑路途的居民也被射殺了。又在村里進行了掃蕩，向逃入很多居民的地道里擲入赤筒和綠筒的毒氣，以至窒息，或者是對感到痛苦而逃出的居民，即施以射殺、刺殺、斬殺等殘酷行為”。冀中“侵略作戰的結果，給與中國人民的損失是：殺人約1100名，破壞房屋10棟，燒毀3棟，把450棟的房屋掠奪使用了10天的時間，並酷使中國人民240名修築8個炮樓（約10日間）”。

1943年春，在河北行唐西北方山區，第2大隊共“殺害八路軍和居民約250人，燒毀房屋約50棟”。“各部隊（前記行動間在各道路行進時之先發部隊）將居民組成探知組，指使他們在前頭走踏地雷而虐殺。”

1944年5月，在河南嵩縣，因一士兵失蹤“逮捕了居民十數名，並殺害了5、6名及燒了十二、三棟房子”。 1945年6月，在河南“由淅川向西峽轉進”期間，“帶著俘虜同行（我想大概有50名左右），後至豆腐店南方地區，益感前進困難，我命各部隊‘務必將累贅之俘虜殺掉’”，“全部俘虜皆被殺害”。

日本戰犯藤田茂

據藤田茂1954年8月筆供，他1889年生於日本廣島縣。1938年8月到中國山西參加侵華戰爭，任陸軍騎兵第28聯隊大佐聯隊長。1945年3月任第43軍第59師團中將師團長。1945年8月在朝鮮鹹興被俘。

重要罪行有：

1938年8月，在山西河津逮捕住民6名，“訊問這些被逮捕的人民時使用拷問、毆打等方法手段且殺害了”。

1938年11月，在山西運城東北40公里的三路李村，“搜尋屠殺了多數三路李村住民”。

1939年1月中旬，在山西安邑縣張良村，“對軍官全體教育說‘為使兵習慣於戰場，殺人是快的方法，就是試膽。對此使用俘虜比較好’ 。‘刺殺比槍殺有效果’”。1993年4月，在夏縣，“我命令第1中隊長……讓部下的9名兵刺殺了俘虜”9名。1993年8月15日，在山西澤州，“我讓把8名俘虜交給第1中隊，把9名交給第2中隊作為教育材料刺殺了”。

1944年3月—1945年4月，任騎兵第4旅團長期間，“瓦斯彈：使用74發（綠彈）”。

1944年4月10日， “我在歸德旅團司令部，召集各隊長，命令”“使用瓦斯彈的許可權給予聯隊長，在此作戰期間，騎炮1門攜帶20發瓦斯彈，聯隊炮1門攜帶10發瓦斯彈”，“俘虜儘量在戰場殺害，算入‘戰果’”。

1944年5月2日，在河南許昌西南10公里的黃旗衛村，“刺殺俘虜4名”。

1944年5月21日，在河南洛陽，“擊斃中國人民12名（1名是婦女）”。

1944年10月26日，在河南太康附近，“拷問殺害中國人民6名”。1944年12月16日，在黃河北左岸歸德北方地區，“拷問殺害中國人民11名”。

1945年3月27日，“在竹林橋北200米的鄧縣——老河口道上的約50戶村莊，把合住民，連老人、婦女、小孩，……屠殺了這些住民”。同日，“在馬屈山攻擊使用了瓦斯彈”。

1945年5月9日，在山東沂水西北25公里的石橋“殺害很多中國人民”，“放火，全部燒毀石橋村”。同月“作戰期間，使令防疫給水班使用霍亂菌，實施了細菌戰”。攻擊在豪山的八路軍時，“使用了瓦斯彈、瓦斯筒”。“為了預防遭受八路軍所埋設的地雷之害，則稱謂領路，使十幾名人民先行的事實是使令實地趟地雷了”。

1945年6月，“在濟南的虐殺俘虜”，“把使用於陣地構築的濟南俘虜收容所600名以上的俘虜，在1945年6月15日以後使用於教育刺殺了”。

“停戰後的處理。（1945年）8月17日召集各大隊長命令如左：1.銷毀各種檔案（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的罪行，尤其湮滅對共產黨彈壓的證據），2.埋沒特種彈（瓦斯彈、燒夷彈、發煙彈、曳火彈、及一部分信管），3.銷毀防毒面（具）……”。

日本戰犯佐佐真之助

新華網北京2014年7月6日電　中央檔案館2014年7月6日公布了日本戰犯佐佐真之助的侵華罪行自供提要。

據佐佐真之助1954年8月－1956年5月筆供，他1893年出生於日本福岡縣。1932年9月到中國參加侵華戰爭，任關東軍第10師團步兵第63聯隊第3大隊少佐大隊長，1945年7月任關東軍第3方面軍第39師中將師團長。1945年8月23日被蘇軍逮捕。

重要罪行有：

1932年10月，“我於佳木斯駐防期間”，“當做密探嫌疑者而逮捕了中國人民約30名”，“其中經拷問後殺害了抗日戰士15名，人民6名”。“在佳木斯東北方約10公里之村莊，”“對戰場村莊的人民給予了損害，依照我的命令殺害5名”。

1940年8月，在浙江莫乾山，“我的部下大隊在戰鬥中曾使用毒瓦斯（綠筒）給予了重慶軍（即國民黨軍——編者注）戰士莫大的損害”。10月，在浙江諸暨，“殺害了重慶軍戰士約600名，在這裡邊包含戰鬥中重傷者和被戰士殺害的俘虜推測約40名。這個罪惡是我平常教育須殺害這些俘虜的結果。又各大隊在戰鬥中使用毒瓦斯（綠筒），給予了重慶軍戰士很大的損害”。

1941年1月，在浙江杭州，其指揮的第1大隊“逮捕密探嫌疑者約20名，拷問殺害的約7名”；第2大隊“逮捕密探嫌疑者約20名，拷問之後殺害的約9名”；第3大隊“逮捕密探嫌疑者約25名，拷問殺害的約8名”。

1943年12月，在“荷蘭領屬東印度安汶島”，“強制的使用印度尼西亞婦女十數名，設立一個慰安所，供給日本兵士之用，這是對印度尼西亞婦女重大的侮辱行為”。

1944年6月，在從浙江金華向衢州作戰中，“殺傷人民約50名”。

1944年12月－1945年5月，在湖北“逮捕了抗日軍及抗日團之密探嫌疑者共約90名，在調查拷問之下共殺害約30名”，“於步兵聯隊宣撫班，也對中國人民進行欺騙的宣傳，在其行動中虐待人民，其中殺害約6名”。在湖北當陽，“對奮起正義行動的多數人民，毆打虐待致殺害約20名”。“為了教育刺殺練習試斬等使用，慘殺了俘虜5名”。“師團於湖北省駐防期間，在當陽從以前就設立的日本人經營之慰安所，使之供給日本軍隊慰安，師團對此經營予以支持。該慰安所里有中國婦女十數名，都是因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略戰爭，而陷於生活困苦，被強制的收容從事賤業。我想在宜昌、荊門也有和這同樣的慰安所。”

1945年1月，在湖北當陽，“殺害了俘虜約5名”。“師團將各部隊軍官召集到當陽，進行毒瓦斯教育之際，把2名俘虜放入瓦斯室內，為試驗毒瓦斯效力使用。又師團軍醫部，把4名俘虜放入瓦斯室內，進行毒瓦斯效力試驗而虐待，終於把他們都殺害了”。

1945年2月，在湖北沙市西北方馬山屯“殺害了中國無辜人民約15名”。

1945年3月，在湖北襄樊作戰期間，“殺害重慶軍戰士約3500名（於此之中，包含殺害俘虜若干名）”，“殺害中國人民約200名”，“強姦的中國婦女數字約50名”，“燒毀民房約200戶”。“為了隱匿師團之作戰企圖”，“阻止了3名人民通行，並殺害之外，於其他村莊道路等，逮捕虐待人民，殺害十數名”。“在南漳方面作戰中，發現由中國人民4名用擔架搬運2名負傷的重慶軍戰士中，便將該負傷戰士2名殺害，並將逃跑的搬運中之人民4名也射殺了”。“各步兵部隊於攻擊戰鬥期間，使用毒瓦斯及炮兵發射瓦斯彈，給予重慶軍損害”。

另：

1932年9月－12月，“殺害人民：作戰時約35名，平常時約8名，計約43名”。

1934年3月－12月，“殺害人民：約10名”。

1936年3月－1937年5月，“殺害人民：約7名”。

1940年3月－1941年3月，“殺害人民：作戰時約3名，平常時約24名，計約27名”，“強姦婦女：平常時1名”。

1942年12月－1944年1月，“殺害人民：作戰時約3名，平常時約21名（以外負傷約15名），計約24名”，“糟蹋婦女（慰安所）：十數名”。

1944年2月－11月，“殺害人民：作戰時約50名”，“平常時約2名”，“強姦婦女，1名”。

1944年12月－1945年8月，“殺害俘虜：作戰時約6名，平常時做刺殺教育用約5名，試驗毒瓦斯教育用6名，其它5名，總計約22名”。“殺害人民：‘作戰時約204名’，‘平常時約65名’。‘計約269名’。‘強姦婦女，作戰時約50名（推測數）’，‘平常時約17名（包含慰安所）’，‘總計約67名’”。

日本戰犯長島勤

日本戰犯長島勤:作戰多採用虐殺手段常殺俘虜

2014年7月7日，國家檔案局網站發布了第5名日本戰犯長島勤的筆供。

長島勤1955年5月筆供稱，其於1888年出生，日本埼玉縣人，1938年12月到中國並任日軍“華中派遣軍”特務部部員。1942年4月任日本陸軍第59師團第54旅團長，1943年6月至1945年4月兼任“濟南防衛司令官”。1945年8月22日，在朝鮮鹹興被蘇軍逮捕。

重要罪行有：

1942年5月—6月，在山東，指揮部隊參加“泰(安)萊(蕪)蒙(陰)作戰”，“結果殺人：抗日軍人40名、和平人民20名，燒毀破壞民房是100餘間”。

1943年5月中旬，指揮部隊參加“魯中作戰”，“結果殺害抗日軍人130名、和平人民20名，逮捕抗日軍人380名，燒毀破壞民房20餘間”。

1943年6月，指揮部隊參加“東臨道作戰”(聊城縣北方地域)，“結果殺害抗日軍60名，和平人民30名，俘虜250名”。

1943年7月—8月，指揮部隊參加“十八夏南太行作戰”，“結果殺害抗日軍人40名、和平人民30名，抓俘虜30名。”

1943年9月，指揮部隊參加“三教堂作戰”(禹城、濟陽、臨邑)“結果殺人抗日軍60名、和平人民10餘名”。

1944年3月—4月，指揮部隊參加“十九春衣剿共作戰”(萊蕪、長清、歷城、齊河、章丘)，“結果殺害抗日軍210名、和平人民70名，燒毀民房300間”。

1944年6月—7月，指揮部隊參加“十九夏衣山東作戰”，“結果殺害抗日軍270名、和平人民160名，掠奪小麥5700噸”。

1944年8月—9月，指揮部隊參加“十九夏山東作戰”，“結果：殺害抗日軍120名、和平人民70名，逮捕和平人民250名，掠奪花生油1000簍以上”。

1944年9月—12月，指揮部隊參加“十九秋衣山東作戰”，“結果殺害抗日軍人190名、和平人民110名，燒毀破壞民房200餘間”。

1945年1月—3月，指揮部隊參加“二十春衣山東作戰”，“結果：殺害抗日軍410名、和平人民230名，破壞燒毀民房300餘間”。

1945年5月，指揮部隊參加“秀嶺一號作戰”，“結果殺害抗日軍80名、和平人民210名，燒毀破壞民房1000餘間”。

從1942年4月至1945年7月，“進行了大小15次（的）作戰討伐，殺害抗日軍人1660名、和平人民970名”，“燒毀破壞房屋2220間以上，逮捕了抗日軍970名、和平人民250名，掠奪糧食6000噸，酷使強制勞役12萬工（作）日”。“每次在作戰中殺害的方法，除槍斃外，還採取很多刺殺、斬殺、斬首、暴殺、燒殺、絞殺、瓦斯殺等及其殘忍的虐殺手段，又常常殺害俘虜”。“1945年2月上旬，111大隊在我的命令下，行動中在東阿縣馬家海子刺殺負傷俘虜7名。1942年7月，110大隊在萊蕪縣九頂山，用瓦斯彈殺害和平人民老幼15名”。

日本戰犯船木健次郎

國家檔案局網站2014年7月8日發布了第六名日本戰犯船木健次郎的筆供。這份1954年5月至6月的筆供顯示，其1897年生於日本富山縣，1937年12月到中國東北並任第4國境守備隊步兵少佐大隊長。1943年8月回日本，又到朝鮮。1945年6月任第137師團第375聯隊大佐聯隊長。1945年8月15日被蘇聯紅軍俘虜。

重要罪行有：

“我大隊由於團長命令對村莊進行覆滅的事也有過數次，其年、月、日、地點等沒有明確的記憶。即於東齋堂南方15公里的地點，一處約15戶。於東齋堂西南方20公里地點，一處約15戶。於東齋堂西北方20——約30公里地點，一處約有15戶。”

“1941年8月份，對宛平縣西南方地區之旅團作戰”，“旅團預備隊把一個村莊(東齋堂西南方約45公里)燒毀了，其戶數我記得約15戶。”

“1943年4月份，對宛平縣南方地區之旅團作戰”，“旅團預備隊把該地區(東齋堂西南方約60公里)的村莊燒毀了數個” 。

“關於奴役居民的事項”，“記得構築了可容衛兵7名至20名用的小陣地約6處，為此而共需要了1500人次。又因為要加強修補既已構築的陣地，從東齋堂開始我想約有3個地方，共需人員約1000人次。”“為了經濟封鎖而構築‘遮斷壕’”，“實際上建築了壕的部分約有15公里左右。因此每日需要勞動力約1000至2000人，需要時間約一個月。”

“關於使用毒瓦斯。沒有發給我大隊毒瓦斯，但是發過赤筒。我想時期是在1942年。旅團兵器部發給時，大隊兵器系軍官對我說明赤筒是屬於毒瓦斯的範圍內的。發給赤筒數量不記得了，我想是大隊平均分配給各中隊了。至於各中隊如何使用了詳細的事情記不清了。”

日本戰犯鵜野晉太郎

中央檔案館2014年7月9日公布了日本戰犯鵜野晉太郎的侵華罪行自供提要。

據鵜野晉太郎1954年8月筆供，他1920年生於日本廣島縣。1941年4月－9月作為日本第39師團第232聯隊士兵到湖北漢口，其後回日本。1942年4月－1945年5月，在湖北任第232聯隊任職。1945年5月任第232聯隊設營軍官。同年8月被蘇軍俘虜。

重要罪行有：

1941年5月10日，在湖北省荊門縣南橋鋪西北方約30公里處，“侵入民宅，對1名中國人民強制要鍋的時候，正有2小隊長田中中尉走過來問‘乾什麼’，我告訴他說‘中國人民說鍋早就被日本軍掠奪去了’，田中說，‘他不聽話把他殺了’”，“致使田中將該人擊斃”。

1942年5月下旬，於湖北鐘祥縣郭劉灣，“將該村中國人民房屋10棟（30間）放火全部予以焚毀。”又“將該村居住的中國農民1名，加以逮捕（40歲左右，男），以新四軍戰士的嫌疑者為藉口，我命令部下分隊長中田伍長，進行灌水刑訊後，我將他砍殺”。

1943年2月－3月，在湖北省當陽縣仙人砦尹家西側，“放射小赤筒及中赤筒（都是噴嚏性瓦斯，放射量不詳），使抗日軍陷入混亂後，用步槍、炮射擊而挫折了正義的反擊，整個期間屠殺了200名戰士”。

1943年4月上旬，在湖北省宜昌縣天寶山，“有侵占該地的8中隊所逮捕該地居住的中國人民農民3名（都是25歲左右），我用手槍打死2名，另1名指使同時撤退來的7中隊岩左見習士官用手槍打死”，“嗣後又有7中隊逮捕來的2名抗日軍戰士及居住於該地的中國人民農民8名，我命令同來的7中隊4名士兵，‘太累贅了，將他們殺掉吧’，交給了2大隊配屬工兵中隊，將他們手腳綁起來扔入掩體壕內一起將他們炸死”。

1943年4月下旬，在湖北省當陽縣窯嶺包，“對在該地大腿部受傷臥倒在地上而痛苦著的抗日軍戰士1名（25歲左右）進行了刑訊後，命令部下梅崎次郎上等兵用步槍向頭部射擊予以擊斃”。

1943年10月下旬，在湖北省當陽縣，“以熊家坡村及該地東側高崗做為目標，我投射了50顆中赤筒（噴嚏性瓦斯)”，“使該村約20棟的住戶百名以上的中國人民遭受被害”。

1943年11月中旬，在湖北省枝江縣，“逮捕了1名抗日軍輜重連戰士（25歲左右，所屬13師和18師），將被害者手足綁上，身上背著迫擊炮彈匣一箱沒有動，就那樣的踢入小河內淹死了。”

1943年11月中旬，在“湖北省松滋縣米積台南方約5公里的某村”，“刑訊了住於該地的中國人民農民1名（40歲），因灌水刑訊將他灌死”。

1943年12月中旬，在湖北省枝江縣仁和坪，“捕來在該地居住的中國人民農民1名（40歲左右），我先用10公寸粗的方木插入腳和腿的中間，以使其跪著的方法進行了刑訊，後更用扁擔向腿及腳毆打的方法進行刑訊，因膝蓋關節脫節、大腿骨打斷而致死”。

1943年12月23日夜間，在湖北省松滋縣，“放火燒毀中國人民房屋總計20棟（60間）。”

1944年3月，在湖北省當陽縣，對“逮捕送來的抗日軍情報員嫌疑者1名（40歲左右）”，“命部下浜田康男兵長用上大掛的方法進行刑訊，他兩臂第一關節的皮膚破裂後下垂”，“從禁閉室把他拖出來，經軍醫近藤大尉檢查的結果，他說‘治晚啦’，我說‘太麻煩啦，你把他殺了吧’，而委託給他。於是近藤用注射器向肘關節內側靜脈打了兩次（注射器是百西西）空氣將他殺害。”

1944年4月，在湖北省當陽縣熊家坡，“在聯隊長命令之下，將在第一線盤踞的各大隊逮捕押來後監禁中的抗日軍戰士5名（20歲乃至25歲左右，所屬37師及132師）和抗日軍情報員2名（30歲左右）做為4中隊訓練新兵刺殺的活靶，將活人刺殺了。我在這一屠殺中，親自砍死1名抗日軍情報員”。

1944年9月，在湖北省當陽飛機場西北角，砍殺監禁中的抗日軍情報員，“我用刀將該被害者1名（25歲左右）砍殺了”。

1945年9月10日，在吉林省四平，“日本帝國主義戰敗後，在蘇軍管理下，由四平出發向蘇聯去的時候”，“指揮用卡車裝運行李中，為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而奮起的當地中國人民所進行的正義的反抗，予以還擊，我命令士兵用棍棒打死了2名中國人民”。

日本戰犯榊原秀夫

國家檔案局網站2014年7月10日發布第八名日本戰犯榊原秀夫的侵華罪證自供。

這份1956年4月至5月的筆供顯示，榊原秀夫1908年生於日本岡山縣。1936年9月任駐偽滿第1師團步兵第57聯隊附軍醫，1944年11月至1945年8月任關東軍防疫給水部林口支部長。

重要罪行有：

“按照林口支部的任務，我在職期間，為準備細菌戰，便命令第一課長細矢少佐實施細菌的保存培養工作”，以當時的生產量，“如撒布在中蘇國境的東部地面，不但可以毀滅大量的蘇聯軍隊，同時亦達到足夠毀滅中蘇兩國和平人民的用量”。

“為準備細菌戰的捕鼠”，“我動員了部隊全員進行從事捕鼠工作” ，“組織以間所少尉為長的約25名之常設捕鼠班”，“由於捕鼠工作的開始，先後送往第731部隊去的老鼠總數是1945年4月1千隻，5月1萬隻，6月8千隻，7月7千隻，合計為2萬6千隻”。

1945年3月上旬，“我根據第731部隊的命令”，“把在支部保存培養著的傷寒菌、A型副傷寒菌的試驗管2隻，帶到第731部隊第一部毒力檢定班”，“這兩種菌種，都是合乎第731部隊第一部保存菌中的標準毒力”，“為準備細菌戰，它是適合於保存培養的”，“為了使它在井水中確有效力時，大約在井裡放入一兩個試驗管，便可以達到屠殺的目的，我就是作了這樣計畫的”。“我因實驗這種效能，殺害了4名中國的愛國人民。”

1945年4月，在黑龍江省安達縣，“我是參加了在安達的殺人實驗”，“4名中國愛國者”“被綁在安達演習場有相隔25米到30米的埋在地里的柱子上。”“一架輕（型）轟炸機飛到演習場上空，從150米的高度投下了陶器炸彈，在50米的空中該彈爆炸。”“我穿上了全套預防衣從五、六百米的距離觀看了這種慘絕人寰的暴行。這個炸彈是填著可怕的炭疽菌的炸彈。讓他們從鼻咽腔吸進絕對沒有生存希望的肺炭疽，或因破片讓他們發生皮膚炭疽，是一個特別殘暴的罪行。我也是參加了這種罪行。”

1945年8月，“由廣播得知與蘇軍開戰，馬上命令準備汽車出動，並將支部飼養動物除馬外，即捕來的老鼠、白鼠、海狸、兔子、跳蚤及保存培養的細菌一併送交第731部隊。” “命令支隊將所有房屋裝上稻草，並準備足夠汽油，以備待命燒毀”。“將卡車及所有器材一併燒毀”。“毀滅和破壞為準備細菌戰的一切證據物件。”

日本戰犯富永順太郎

國家檔案局網站2014年7月11日公布第九名日本戰犯富永順太郎的侵華罪行自供。這份1955年2月至12月的筆供顯示，富永順太郎1895年生於日本福島縣。1926年—1931年1月在哈爾濱日本內務事務官石川銀三的事務所任職。1939年6月後，任華北交通株式會社課長、資業局次長，總裁室交通地誌室主事。重要罪行有：“我於1938年6月調任資業局第2交通課長”，“在路警的名義下對旅客、當然也對一般沿線居民進行了不可計量的不法行為，後來路警完全成了對人民的鎮壓工具”。1941年12月後，“因我兼任北京華北交通株式會社本社警務局所屬中央特務班班長職務”，“嚴格的監視取締第三國人特別是交戰國英美法國的僑民”，“對於間諜嫌疑濃厚的人予以逮捕訊問，其中三、四名送了上述日高機關。1名是白俄，其它均為中國人”。1943年10月，“派遣日本技術人員潛入西北地區作密探，蒐集交通情報”。1943年，“發現美式重（型）轟炸機B29型所用新基地，報告日本軍”。1944年“製作京漢線南段鐵路恢復工事計畫，協助日本軍河南侵略作戰”。

日本戰犯城野宏

中央檔案館2014年7月12日公布了日本戰犯城野宏的侵華罪行自供提要。據城野宏1955年1月筆供，他1914年出生在日本長崎市，1938年到中國東北參加侵華戰爭，1949年4月被俘。重要罪行有：1941年，掠奪中國的資源，“加強了對日帝鐵等軍事物資的供應”。1943年11月－1945年8月，“4次派遣1500餘名機動兵力配合日軍攻擊中國人民和八路軍。派遣兩個大隊掩護開採煤鐵礦產，並以保全隊在全省掩護徵集食糧15萬噸，鐵約20萬噸獻於日軍。”1946年－1949年，“我參加5次閻錫山所進行的反人民作戰，抵抗解放軍，給解放軍二千幾百名的損害，給與居民以巨大的損害與破壞”。1948年10月，“我和今村方策共謀策劃，使第10總隊加入太原東山戰鬥，給與解放軍約一千餘名的損害，組織（阻止）了太原的解放。”“我曾目睹十餘發瓦斯彈落於解放軍陣地炸裂”。

日本戰犯相樂圭二

中央檔案館2014年7月13日公布了日本戰犯相樂圭二的侵華罪行自供提要。

據相樂圭二1954年11月筆供，他1916年出生在日本福島縣。1937年4月駐紮偽滿洲國三江縣。1938年7月起任步兵少尉小隊長、中尉中隊長、警備隊長、代理大隊長、大隊長等職。日本投降後，投閻錫山部，任少將參謀長、團長等職。1949年4月被俘。

重要罪行有：

1938年7月27日，奉大隊長“要好好地斬殺”之命，參與對八路軍俘虜的斬殺行動。“我就用軍刀砍死了其中的40歲左右像個農民的人1名”。

1938年10月26日，由南宮縣向新河縣進攻之際，“我用軍刀砍下了在凹地里隱藏的1名青年住民的手臂”。

1940年5月，在神池縣，“射殺便衣民兵3名”，“在八角堡南門外槍殺了中隊從大嚴備鎮附近逮捕來的民兵2名”。

1940年7月，在朱家川一帶抓捕了12名住民審問拷打，後“以刺刀刺殺了8名，射殺了4名”。另外，還“逮捕了行宮墕附近住民約70名左右，於行宮墕東邊約1000米地方，把其中30餘名用土埋其半身，以機關槍掃射，全部把他們殺害了”。另本部的和泉軍醫中尉和條田衛生軍曹共同將八路軍休養所中1名重病員“作為活人解剖手段把其殺害了”。

1940年9月，參加對八路軍百團大戰的反擊作戰，在任家村“第3中隊長加藤友記逮捕了該村住民20名，於寧化堡把其全部射殺了”。

1941年9月下旬，指揮襲擊王家溝，發出號令：“看到日軍的住民而逃跑的都是敵性分子，趕快給我殺光！經射擊的結果，射傷了住民7名”。“於東寨鎮我縱容其拷問了住民10名，輪姦婦女5名”。

1941年8月－10月中旬期間，佐藤特務工作隊“逮捕、並拷問了居民約40名，其中打死、射殺、刺殺20名”。

1942年2月，“掃蕩馬家河村，下令射殺住民3名”。“下令追擊向西方逃避的住民，結果射殺住民3名、射傷3名”。

“我於1937年4月起至1945年9月3日止，參加日軍對中國人民所犯下的罪惡事實，統計於下：即殺人總數為831名。殺人對象內計：男住民420名，女住民14名，民兵98名，八路軍兵員252名，抗日軍兵員38名，俘虜兵員9名”。殺人手段計：射殺、刺殺、斬首、燒死、摔死、餓死、瘐死（坐監獄而死）。

“傷害總人數為：519名”。手段是：射傷、砍傷、踩地雷炸傷、刺傷。

“強姦中國婦女人數合計為34名”。

“逮捕了住民的總人數為112名，此外在戰場上俘虜兵員的人數為368名，這些人送往後方後的處理情況不明。尚有逮捕、抓捕的經過拷問和毆打審問的人數為住民215名。此外抓捕和平住民作為踩地雷、領路、當馬夫、擔挑行李、以及無代價奴役其修築軍用汽（車）路和築城工事的人數有1171名”。

“對八路軍在戰場上使用過毒瓦斯（赤筒12個）一次一件”。

江蘇儀徵發現“小炮艇”

在江蘇儀徵發現的“小炮艇”（2014年7月4日攝）。當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在江蘇儀徵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經中日專家多方考證，此前發現的疑似日軍炮艇確認為日本侵華期間軍用炮艇。該炮艇艇長17.4米，寬4.2米，高3.9米，重約30噸。 新華社發（李光正 攝）

日本侵華期間軍用炮艇

目睹日軍瘋狂殺戮

目睹日軍瘋狂殺戮 肉搏拼殺也要抗日——九旬老兵的抗戰記憶

新華網南昌2014年7月5日專電（記者劉彬）1937年日軍全面發動侵華戰爭時，李步宏只有13歲；77年過去了，這位90歲的耄耋老者已滿頭白髮，但他仍然清晰記得，親眼看到日軍對中國平民慘無人道的瘋狂殺戮。

“用刺刀把孕婦的肚皮破開，把小孩掏出來往刺刀上一戳，還是活的，就馱到肩上，那個慘啊！”

李步宏說，抗戰爆發後，人人都想參軍抗日。1942年，他18歲，懷著保家衛國的一腔熱血，參加了新四軍，曾先後擔任過通訊員、警衛和司務長。

“當兵一個多月，班長在前線被打死了，（上級）要我當班長，我說當不好呢，（上級說）當不好你學習。”說到第一次上戰場，老人坦言，確實也緊張，畢竟沒有見識過，卻不畏懼，“打仗的時候沒多想，號一吹就直接往前沖，排長、班長都帶頭沖，哪一個能不沖呢？”

有勇更需有謀。李步宏說，當時我軍裝備很差，武器彈藥都很有限，不能跟敵軍硬拼。“毛主席不是說嘛，敵進我退，敵退我進，我們硬拼不過，日軍一個連六七挺機槍，還有迫擊炮，轟轟的。”

“日軍有機槍、迫擊炮，我們用漢陽造步槍，有時候卡栓還要用腳蹬，大家戲稱‘腳踏槍’，硬拼不過就打游擊，逮到機會就肉搏拼刺刀，我力氣大不吃虧。”說起當年的抗戰情景，李步宏記憶猶新。

沒有重型武器，部隊只能採取運動游擊戰，逮到機會就和日軍近距離肉搏拼殺。“我們多是農民出身，力氣大，拼刺刀不吃虧。”他說。

“有一次戰友告訴我，你褲襠的棉花打出來啦，我一看，再往上打一點就‘完蛋’了。再有一次在臨水縣，把帽子打掉了，子彈在頭上擦了一條溝。”浴血沙場幾年下來，很多戰友都英勇犧牲了，李步宏開玩笑說自己命硬，有幾次差點送命，但最後與死神打個照面又活了下來。

1945年8月15日，日軍宣布投降，聽到這個訊息，李步宏和戰友們高興得又蹦又跳。“大家你抱我，我抱你，高興啊，高喊中國共產黨萬歲啊！”

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給中國造成了無法估算的災難，可如今在日本卻依然有人想為當年的歷史翻案，否認侵華戰爭。李步宏說，這是在“說蠻話”，不敢承擔歷史責任。

1947年李步宏因為患了胸膜炎，從部隊退伍回鄉務農。1957年後，他回響國家號召移民到了江西德安，生養了4兒4女。閒來無事，老人也經常跟孩子們講抗戰的故事，教育他們不能忘記歷史。“只要講到他抗日打鬼子的事，飯都可以不吃，酒也可以不喝，滔滔不絕。”李步宏的大兒子李桃元說。

揭露日軍使用化學武器和細菌武器罪證

新華網長春2014年7月2日新媒體專電（記者宗巍趙夢卓）記者從吉林省檔案館了解到，該館最新研究成果揭露了日本在侵華過程中，研製使用化學武器和細菌武器並用於實戰的罪證。

日軍侵華期間，公然違背國際公約，研製使用化學武器和細菌武器並用於實戰。在化學部隊、細菌部隊罪惡活動過程中，日軍內部以“防諜”為目標，嚴格控制有關信息外泄，但在郵政檢閱檔案中還是露出了侵華日軍的種種罪行，成為日軍進行化學戰、細菌戰的鐵證。

在一份1938年的《郵政檢閱周報》中，記載了法國巴黎救國時報社發給天津師範學校米雄舒的報載內容，揭露了日軍在上海到晉北使用毒瓦斯的事實：“日軍對我軍的頑強抵抗採取了野獸般的鎮壓。從上海到晉北使用毒瓦斯。日軍飛機殘酷地轟炸了無辜平民。”

在另一份《通信郵檢月報（六月）》（1940）檔案中，記載了東安中村良男給東京市中村一規知的信件摘抄，信中提到日軍在從事化學武器研究。此信被沒收，寫信人被監視。

此外，在關東憲兵隊司令部、中央檢閱部1939年《通信檢閱月報（七月）》檔案中，記錄了該年6月石井部隊（731部隊）作為特殊秘密部隊到前線作戰的史實。此信泄露了日軍與蘇聯在諾門罕戰爭期間使用細菌戰的情況。

吉林省檔案館館長尹懷介紹，郵政檢閱檔案是吉林省檔案館藏日本關東憲兵隊檔案的重要組成部分。此次公布的450件郵政檢閱檔案，全部為日文書寫，涉及信件4．5萬封，其中日本人的通信占50%以上，時間跨度為1937年到1945年。

郵政檢閱檔案誕生於日本侵華時期，為防止日本官兵及國民通過信件電報等泄露軍事機密及日軍燒殺搶掠罪行，日偽當局制定了軍事郵件檢查及地方普通郵件檢查制度，地方檢查部門按月上報中央檢查部門。這些“違禁”內容被日軍摘抄整理成冊，上報軍隊高層，形成了《郵政檢閱月報》。

尹懷說：“這些檔案是由日本憲兵隊摘抄整理的，所摘錄信件的內容完全出自日本侵華的親歷者、見證者之手，內容豐富，案例鮮活，具有原始性、真實性、客觀性。”

檔案揭侵華日軍重慶大轟炸細節

中新網長春2014年7月4日電 (李彥國 陳博宜)吉林省檔案館公布一批對館藏日本侵華檔案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多份檔案涉及侵華日軍對重慶、長沙等地實施大轟炸的細節，描述了日軍對平民區、非戰鬥人員集中區實施轟炸，以及所炸之處廢墟滿目、屍橫遍野的場景。

吉林省檔案館館員柳澤宇介紹，本次公布的研究成果中，涉及此內容的檔案有10件，均來自日本關東憲兵隊司令部《郵政檢閱月報》，包括5封信件、4封報刊輯錄和1篇傳單。

在1939年9月一封收信人為啟東公司M。傑特森的信中，描述轟炸重慶時寫道：“在這個夏天一開始進行了連續3天的集中空襲，在此期間投下的炮彈導致1萬多人受傷，30戶人家燒毀，1/5城市街區遭到破壞。有好幾個炮彈落在了英國總領事館的區域內，導致25名支那人慘死，在瓦礫堆里發現8名孩子的屍體。”

柳澤宇介紹，日本憲兵隊在對這封信進行秘密審查後，作出了“扣押”的處理。

在一封由上海華北每日新聞社發出的信件中，描寫了1939年9月4日36架日軍飛機對重慶西郊的轟炸：“9月4日凌晨1時30分和3時，36架日本飛機分兩次對重慶進行了空襲，炸彈主要投放在西部郊區一帶。”“路透社特派員發現了在重慶西郊汽車受到爆炸襲擊的痕跡。炸彈雖投下很多，但造成的損失不大，只有工廠和中學受到損失。”同樣，這封信也被“扣押”。

在另一封由上海法文上海日報社發給奉天小南關天主教堂的報紙中，也有關於日軍對重慶實施大轟炸的記載：日軍戰機經常向這一非戰鬥人員集中地區投放炸彈，引起了無數的火災，投放的炸彈超過1000枚，人民被殘忍虐殺。

在一些檔案中，還記載了中國空軍擊落日軍戰機的內容。1939年日本憲兵隊扣押的一封信中寫道：“空襲警報拉響後，中國戰鬥機馬上迎擊日本飛機，展開了空中戰鬥，擊落了3架日本飛機。墜落的日本飛機被運到重慶，陳列在民眾面前，供市民參觀。”

柳澤宇介紹，除了重慶大轟炸外，檔案還記載了日軍對長沙、揚州、宜昌等地實施突襲，並炸毀英國船隻等情況。

吉林省檔案館副館長穆占一表示，這些侵華日軍自己形成的檔案所記載的內容，以戰爭中平民百姓的視角，真實描述了大轟炸對中國人民造成的巨大傷痛，成為侵華日軍在中國殘暴罪行的鐵證。

侵華日軍檔案：日軍在中蘇蒙邊境修築秘密軍事工程

關東憲兵隊司令部、中央檢閱部1940年《通信郵檢月報（三月）》。檔案記載了琿春煤礦會社田中操三寫給長野縣半田彥七的信件摘抄，記錄了從張鼓峰到東寧的國境線地下修築了不遜於馬其諾防線的重要要塞，此內容因暴露了日軍對蘇秘密軍事工程而被刪除。吉林省檔案館公布的最新研究成果顯示，日軍曾在中蘇蒙邊境地區秘密修築號稱“東方馬奇諾防線”的軍事工程，而在修築這些軍事工程中，數十萬中國勞工遭受了非人待遇。

檔案揭露日本軍人厭戰 謊稱母親病危欲逃離戰場

吉林省檔案館通過對450件日本侵華時期形成的郵政檢閱檔案進行研究，發現多份參戰日軍信件中透露出強烈厭戰心理，甚至還有軍人想要脫離戰場，讓母親以“母親病危，馬上回來”為由，發電報設法讓其回家。(中新社發)

不可移動的罪證：長春日偽建築的前世今生

新華網長春2014年7月6日電（記者劉碩、李汶羲）吉林省省會長春曾是日本侵略者扶植的傀儡偽滿洲國的“首都”，如今依舊留存有偽滿洲國“國務院”、日本關東軍司令部等日偽時期建築舊址。如今，這些“不可移動的罪證”正以自己的方式控訴著日本侵略者所犯下的累累罪行。

占地面積13.7萬平方米偽滿“皇宮”曾是清朝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充當偽滿洲國傀儡皇帝時的宮廷，是日本武力侵占中國東北、妄圖分裂中國、推行法西斯殖民統治的最典型的歷史見證。

這座昔日的“皇宮”如今成為全面展示日本侵略我國東北歷史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設有《從皇帝到公民——愛新覺羅·溥儀的一生》《勿忘“九·一八”——日本侵略東北史實》等展覽，每年接待觀眾超過120萬人次。

“七七”前夕，長春市的部隊官兵、高校及中國小校師生等各界人士走進偽滿皇宮博物院，參加“日本侵華”主題展覽等活動，每逢“七七事變”“九一八事變”等重要紀念日，這裡都會舉辦相關活動。

據吉林省文化廳副廳長金旭東介紹，吉林省現存涉日建築達1200多處，大部分位於長春市，其中偽滿洲國“八大部”及日偽軍政機構舊址等建築群都被相對完整地保留下來，並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記者從長春市文物管理部門了解到，除偽滿皇宮舊址等少數建築用於展覽展示外，大多數建築被政府機關、醫院、學校等機構使用。

長春市新民大街兩側坐落著偽滿洲國“國務院”以及“八大部”等舊址。其中，規模龐大的偽滿洲國“國務院”主體建築呈“王”字形，折射日本當時稱王稱霸的野心。這座建築現為吉林大學白求恩醫學院使用。

偽滿皇宮博物院院長李立夫表示，現存的日偽建築是我國東北近代史的縮影，看到這些建築仿佛看到了一部充滿悲憤的血淚史，這些建築罪證能進一步揭露出當時日本侵略者企圖殖民東北、占領全中國的險惡用心。

吉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慶祥表示，這些日偽建築是現代人了解東北遭受日本殖民統治的視窗，這些罪證是不可移動的，其所代表的罪行是任何人都無法抵賴的。

由於此前人們的保護意識還不夠強，一些日偽建築曾遭到損壞甚至拆除。吉林省檔案館館長尹懷建議，應把更多日偽建築建成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讓這些不可移動的罪證成為反擊日本右翼勢力否認歷史的最有力武器。

八旬老人蒐集侵華日軍罪證21年

由某集團退休幹部、82歲的張聖鴻老人舉辦的民間“七三一”罪證展將於2014年8月在平房區友協街道東風社區舉辦。本此展覽共分八大主題，展出珍貴圖片160多張。

1993年張聖鴻從某集團退休時，發現自己的孫子根本不了解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這讓從小深受侵華日軍迫害的老人萌生了舉辦展覽教育孩子的想法。說起侵華日軍的細菌戰，張聖鴻老人說，他的老家湖南省常德市關廟街就是細菌戰的戰場。中日常德會戰前，日軍對張老的家鄉進行了轟炸，家裡房屋全部被炸毀，母親帶著張聖鴻跑到了金霞鄉避難。這時傳來訊息，在常德打工的父親被炸傷。1941年11月13日，與張老家僅隔一條小巷的關廟街12歲的蔡桃兒死於日軍投放的鼠疫，蔡桃兒是常德細菌戰中第一個死亡人員。張聖鴻老人後來專程採訪湖南細菌戰罪行研究所所長陳致遠，了解到日軍在常德細菌戰中致1743名老百姓(不包括軍人)死亡。

1993年後，張聖鴻成為七三一舊址陳列館志願者，並精心收藏了200多張涉及“七三一”的珍貴圖片和圖籍資料。平房區東風社區了解到老人要舉辦“七三一”罪證展的想法後，全力配合進行布展。本此展覽分為以史為鑑、日寇侵華、東虜暴行、抗日戰爭、英烈永存、抗戰勝利、面向未來等八大主題。

“731遺址”

“731遺址”是世界戰爭史上規模最大的細菌戰遺址群，真實記錄了侵華日軍第731部隊研製、生產、試驗細菌武器的全過程。目前有全國重點保護舊址23處，現存舊址整體規模龐大，占地達24．8萬平方米。

“731遺址”多為磚混結構，經過70餘年的風雨侵蝕和人為破壞，部分建築材料已超過使用年限。記者在731遺址特殊武器研製廠舊址的西側大房看到，該房北山牆出現斜裂痕，南山牆嚴重開裂，東西兩側縱牆均外閃，屋架局部塌陷，外縱牆受凍融破壞嚴重。

侵華日軍第731部隊罪證陳列館遺址保護部主任宋吉慶介紹說，建築老化、風雨侵蝕、凍融破壞等是造成大量舊址建築遭到破壞的主要原因。

哈爾濱市社會科學院731問題國際研究中心負責人楊彥君建議，加大資金投入，對731舊址磚混結構建築採取加固措施，加速推動“731遺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作，加快建設731戰爭遺址公園和罪證陳列館新館。

侵略罪行鐵證如山（紀念全民族抗戰爆發77周年）

吉林省公布了日本侵華檔案最新研究成果——450件郵政檢閱檔案。這些保存在吉林省檔案館的檔案形成時間為1937年到1945年，全部為日文書寫，其中日本人之間的通信占50%以上，充分披露了日軍侵華的種種罪行。同時，匯集最新研究成果的《鐵證如山——吉林省檔案館館藏日本侵華郵政檢閱月報專輯》兩本圖書，由吉林出版集團出版發行。

用真實的記錄，還原歷史

“吉林省檔案館內的日軍侵華檔案，記錄著日本在中國乃至亞洲犯下的滔天罪行。”吉林省檔案館研究館員趙玉潔二十幾年都在和這些檔案打交道，“1945年日本投降時關東憲兵隊司令部沒來得及徹底銷毀，這些檔案才得以保留下來。”

郵政檢閱是日本侵華時期各地憲兵隊針對日本軍人、軍隊服務人員、日本民眾，殖民地、占領區的軍政要人及普通民眾、外籍人士等往來信件、電報、電話、出版物進行的秘密檢查。各地憲兵隊對其中反映日軍暴行、戰爭實態、危害日軍統治或可資日軍利用的內容進行消除、扣押等處理，並摘要輯錄形成月報或周報。

吉林省檔案館副館長、新聞發言人穆占一介紹說，郵政檢閱檔案所摘錄信件的內容完全出自日本侵華時的親歷者、見證者之手，“親手所為、親眼所見、親筆所寫，具有不可抵賴的原始性”。

“整理這些檔案，對檔案工作人員是精神和感情的折磨。最初接觸這些檔案時，裡面描寫的日軍燒殺淫掠等暴行的場景，讓人經常做噩夢。”趙玉潔介紹說，有的同事在研究731部隊罪行檔案時，甚至出現一定程度的抑鬱。

據介紹，檔案中被檢查信件的發信人、收信人的姓名、住址均可查證，很多信件內容與歷史事件相吻合。“郵政檢閱月報檔案內容多屬於日本軍人、‘開拓民’等寫給親人的家書，其內容對事件描述往往是最原生態、最真實、具體的反映。”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中心教授衣保中說。

用翔實的內容，揭露暴行

衣保中教授在研究中發現，郵政檢閱月報檔案中有一份非常珍貴的檔案，反映了日軍在諾門罕戰爭中對蘇軍發動了化學戰，這份檔案明確記錄了“石井部隊被派往前線”。衣保中介紹，所謂的“石井部隊”就是731部隊。日本在侵華過程中，公然違背國際公約，研製使用化學武器和細菌武器，犯下了反人類的罪行。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蔣立峰介紹，郵政檢閱月報檔案記錄了日軍視勞工生命如草芥，與狗同等對待的反人道罪行，在關東軍的鎮壓和苛酷管理下，數十萬中國勞工在修築軍事工程中變成了白骨。

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勝今認為，這批檔案提供了第一手檔案資料，充實了1935年以後到日本戰敗期間利用白俄羅斯移民侵略遠東的罪證。

用確鑿的鐵證，警示未來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楊棟樑介紹說，郵政檢閱月報檔案資料大量反映了被侵略的中國人民的苦難，也揭示了白俄羅斯人、朝鮮人對日本的占領的不滿，以及一部分日本人本身對軍國主義的排斥和反對戰爭的態度。

中日關係史學會副會長王泰平介紹說，當年日本軍國主義打著“建設東亞永遠的和平”“建立東亞新秩序”“建設東亞共同體”等幌子，發動侵略戰爭。對檔案的整理公布，也是對日本人民保衛和平的有力支持。

吉林省檔案館將聯合國內科研院所、國內頂級專家加入研究，同時邀請國外專家進行國際合作研究。穆占一說：“《鐵證如山》系列成果將被翻譯成英文、日文等多種文字，在國際上發行，讓國際社會了解日本侵華的鐵證，認清日本右翼勢力對侵華戰爭種種錯誤言論”。《 人民日報 》（記者岳富榮祝大偉 2014年07月06日 04 版）

國家公祭網在南京開通上線

2014年7月6日，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社會各界代表參加網站開通儀式。當日，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內，南京保衛戰老兵、南京大屠殺倖存者李高山點擊頁面，由中、英、日三種文字版本的“國家公祭網”（THE NATIONAL MEMORIAL）上線。該館館長朱成山表示，這標誌著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活動逐步拉開序幕。2014年12月13日，“國家公祭網”還將增加俄、法、德、韓等四種語言文字版本。據介紹，中文版主要分為公祭諮詢、海外公祭、線上公祭、公祭回音、公祭教育、公祭知識、網上史料等七大板塊，英文、日本版均分為線上公祭、公祭諮詢、公祭知識、論壇互動等四大板塊。在國際性方面，網站還按不同地區設立了公祭區域，如港澳台公祭、東南亞公祭、歐洲公祭、非洲公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