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於會川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出生地：遼寧省黑山縣小東鎮小三家子村
- 出生日期：1899
- 逝世日期：1946
- 職業：軍人
- 畢業院校：奉天省立第一師範學校
- 信仰：馬列主義
- 代表作品：《義勇軍之苦鬥對於倭奴侵略東北之影響》
- 原名：於百恩
個人簡介,人物生平,人物成就,探索救國,義勇抗戰,戰略思想,奔向光明,宣傳思想,肥城抗日,帶病奮戰,以身殉國,人物評價,
個人簡介
1931年1月奉命舉行儀式集體加入國民黨（無黨關係），1932年1月加入青年黨，同年2月脫離青年黨加入國社黨。“九·一八”事變後，他在北鎮、義縣等地組織抗日義勇軍，歷任遼西抗日義勇軍獨立第一支隊（後改為第一軍區第三路軍）司令、東北義勇軍第一軍團第十二路軍司令，開展對日寇的武裝鬥爭。1933年起，他結識進步青年蘇西林和楊雨民，同年6月同國社黨斷絕關係，用近2年時間閱讀進步書刊，認識到只有跟中國共產黨走才能實現抗日救國的願望。因此，他輾轉華北地區從事救亡活動，擔任過北平難民子弟學校的軍事教官，誠懇地向共產黨靠攏。
人物生平
原名於百恩。遼寧黑山人。
1921年畢業於奉天(今瀋陽)省立第一師範學校。
1927年考入東北陸軍講武堂第七期，畢業後參加東北軍郭松齡部隊。
1928年任東北軍第六教導隊少校中隊長。
1929年任東北軍陸軍講武堂第十一期戰術教官。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在東北組織抗日義勇軍，參加反對日本侵略者的武裝鬥爭。
1936年和中共黨員楊西光去西安，團結東北軍進步軍官走抗日道路。
1937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七七”事變後，在國民黨愛國將領范築先山東聊城部隊任高級參謀，兼任該部政治幹部學校副訓育長。
1938年，受黨的指派，以民主人士身份出任肥城縣第一任縣長，並將范築先游擊隊十七支隊改編為抗日隊伍，兼任司令員。
1939年，任八路軍山東縱隊第六支隊參謀長兼第三團團長。
1940年後歷任泰西行政委員會副主任、魯西支隊司令員。
1942年到延安中央黨校學習。
1945年11月來大連，任中共大連市委社會部部長、大連市公安總局副局長。領導破獲國民黨大連市黨部及其第四獨立團。
1946年1月31日，被大連市第一屆臨時參議會議推選為大連地方法院院長兼首席檢查官。
1946年5月2日因病去世，終年47歲。當年被中共大連市委追認為革命烈士。
人物成就
探索救國
於會川為了實現救國救民的夙願，曾多方奔走和探索。1931年1月於在東北軍中奉令集體加入國民黨（僅舉行過儀式，後無黨的關係），1932年1月加入青年黨，但又於同年2月脫離青年黨，加入國社黨。結果都使他深感失望，遂於1933年6月與國社黨斷絕關係，開始了新的探求。從1933年起，他認識了進步青年蘇西林和楊雨民，在思想上得到指引。他們向於會川介紹進步書刊，從此於會川經常出入北平圖書館，有時還去朝陽大學旁聽，攻讀法律。在將近二年的時間內，於只在東北軍中掛個名（任閒差——北平軍分會差遣隊少校隊員），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閱讀進步書刊上。讀書使於會川懂得許多革命道理，從義勇軍失敗的慘痛教訓中，他感到要抗日非跟共產黨走不可，只有走共產黨的道路才能實現抗日救國的願望。因此他誠懇地向共產黨靠攏。在北平期間，他把更多時間用於學習和從事救亡活動。在此期間，他擔任過北平難民子弟學校（後併入東北中學）的軍事教官，傳授軍事技術，培養家鄉子弟。
義勇抗戰
1931年“九·一八”事變，在蔣介石“不抵抗”命令下，東北軍撤入關內，拱手讓出富饒的家鄉。於會川滿腔悲憤，隨軍入關，他鄙視那些苟且偷生的官僚們，為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鄉親們焦慮不安。到北平後，他很快與東北民眾救國會取得聯繫，並接受了救國會返回東北組織義勇軍的委託。受命後，他將弱妻幼子留在北平，以赴湯蹈火之決心秘密奔赴已經淪陷了的家鄉。在北鎮、義縣等地組織並領導抗日義勇軍的鬥爭。
義勇軍第十二路軍是北鎮縣境內最大的、也是民眾紀律較好的一支抗日力量。他們的軍旗上寫著“不擾民，真愛民，時時教國”十個大字。該軍在遼西作戰近一年時間，後因日寇進攻熱河，於部奉第一軍團命令轉移到熱河，配合友軍在河北石匣鎮殲滅偽滿軍一個旅，擊斃偽司令朱家泳。後因部署在正面的國民黨正規軍各保實力，不戰自退，致使十二路軍腹背受敵，在喜峰口被日寇鈴木旅團包圍而潰散。和整個義勇軍一樣，於部義勇軍雖然給日寇以相當打擊，盛極一時，但終因缺乏堅強有力的政治思想指導及戰略上的失誤而失敗。
他先任遼西抗日義勇軍獨立第一支隊司令，1932年4月該部改為第一軍區第三路軍，仍任司令；1932年12月改任東北義勇軍第一軍團第十二路軍司令，與東北各地興起的義勇軍活動互相呼應。曾在北鎮縣閭山及盤山、義縣各地活動，對日偽作戰，打了不少勝仗。這些勝仗被當地人民傳誦為“十大戰功”，激發了人民的抗敵意志，使目無中國人民的日軍受到很大打擊。
戰略思想
於會川不僅是一位馳騁疆場殺敵制勝的指揮官，而且是一位善於總結、長於思索的軍事家。對於義勇軍之戰略思想，他曾著有專論，題為《義勇軍之苦鬥對於倭奴侵略東北之影響》。他當時尚沒有接觸馬列主義、毛澤東戰略思想，但在此文中他對於救國之道及戰勝敵人的方略卻提出了很有膽識的見解。他指出：
1、只要民眾動員起來，日本帝國主義是可以打敗的，不要有恐日心理。每縣動員起來一萬人，則僅遼寧一省即可動員起五十九萬人。日寇欲防止這樣的義勇軍活動至少需一百一十八萬人，即使日本武器精良至少也需五十九萬人，日本哪裡出得起這么多兵源和軍費呢，若果真這樣，將使日本民窮財儘自取滅亡。
2 、相信義勇軍激於義憤而為自己行動，故能任俠尚義，吃苦耐勞，團結戰鬥，不易摧毀。
3、義勇軍皆當地土著，熟悉地形、地物，善於用不規則的戰術（即游擊戰術），出沒無常，聚散不定，敵人在明處，義勇軍在暗處，敵新式武器不能發揮作用。
據此，他認為中國抗日的前途很光明，同時，很有信心地用事實論證了中國抗日必勝的道理。他還對義勇軍的愛國行動作了充分肯定。這都是當時許多人不敢想，更不敢說的。他的文章，一掃恐日論之謬說，確有振聾發聵之功。
奔向光明
義勇軍運動消沉了，但是於會川抗日救國的宿願並未稍減，只是失敗的教訓使他不得不另外尋找救亡圖存的的道路。當時國內不少政治派別都標榜救國，以“抗日”為口號，吸引迷惑愛國青年加入其組織，藉以擴充力量，於會川也曾試圖從中尋找真理。
1935年夏，大部分東北軍被蔣介石調入陝甘，參加剿共戰爭，張學良任西北剿總副司令代行總司令（蔣介石自兼）職務。於會川也隨之於1936年調到西安，在剿總任上校咨議，仍是閒職，還兼任過長安縣保甲訓練所軍事教官。此時正是華北事變前後，日本對華侵略步步緊逼，國內各階層人民救亡運動一浪高過一浪。東北軍不去抗日反到西北來剿共，又在澇山、榆林橋、直羅鎮連遭三次重創，因此廣大官兵厭倦內戰，軍心渙散，要求停止內戰、團結抗日的呼聲日益高漲。於和大家一樣，不願意參加剿共內戰，思想十分苦悶，便常與散在軍中各處的老同學、老朋友一起議論時勢，同時將他在北平得到的新思想、新知識廣泛傳播，得到不少人的贊同。他知道軍中強烈要求抗日救國的官兵很多，日益感到自己以往所學的一點革命知識太少了，不足以應付實際鬥爭的需要，特別是感到需要有黨的領導。因此，他於1936年8、9月間專程赴北平，尋找黨組織。通過蘇西林、楊雨民，終於同中共北平西區區委聯繫上了。於要求黨組織派人去西安指導馬列主義學習和領導抗日工作。西區區委決定派楊西光赴西安工作。楊西光接到區委史洛文通知後，去北海公園與於會川會面後，即一同赴西安。
到西安後，於會川將楊西光安排到東北軍張炳南團長的家中掩護起來，並在楊的指導下開始革命活動。他首先組織起讀書會。參加者有張炳南等七、八位軍官，楊西光親自給他們開了進步書籍的目錄，指導學習馬列主義。同時，還進一步加強了在東北軍內部的聯絡工作，擴大抗日宣傳，結識了不少東北軍的軍官，並和東北軍內地下黨的同志們一起，以熾熱的救國熱情為宣傳我黨的抗日主張、為推動東北軍走上抗日道路，做了大量的工作。
宣傳思想
“西安事變”爆發後，1937年（民國26年）2月，於會川隨總部遷到彬縣。這時，經張玉新介紹，於會川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不久，又隨總部遷到淮陰。於會川輾轉於濟南、徐州等地，參加“東北救亡總會”的工作。之後，任山東聊城愛國將領范築先的高級參謀、兼該部政治幹校副訓育長，廣泛宣傳中共的抗日綱領，影響和推動當地軍民的抗日鬥爭。
“七·七”全面抗戰展開，於會川離開東北軍，到濟南、徐州參加“東北救亡總會”工作。後黨組織派他到已經成為敵後的魯西地區開展工作。1938年3月，於會川到魯西區開展工作，其公開身份是國民黨山東省泰西專署軍事科科長兼保全司令部參謀長。當時，中共泰西特委領導的泰西人民抗敵自衛團，多次打擊日本侵略軍，創立了泰西抗日根據地。國民黨泰西專員郁仁智欲吞併“自衛團”，以擴充自己的勢力，中共泰西特委決定將計就計，利用郁仁智的野心達到建立抗日政權的目的。經過談判，中共泰西特委答應“自衛團”改稱國民黨部隊番號，但不交領導權。郁仁智以為既改編了部隊又擴大了地盤，便同意了特委的要求。特委為加強對自衛團的領導和建立抗日政權，派於會川等3名共產黨員分別出任肥城縣、東平縣和平陰縣的縣長。1938年6月，國民黨政府任命於會川為肥城縣縣長。這是該縣第一任由國民黨任命，由共產黨領導的縣長。
肥城抗日
於會川以民主人士身份，當了肥城縣第一任抗日縣長。到任後，於會川在黨的領導下，建立了縣政府，以各區原有武裝力量為基礎，建立了縣保全大隊，自己兼任大隊長。於會川團結進步人士，重用積極抗戰的革命志士，把縣政府和地方政權改造成為抗日民主政權。他對縣政府原有的武裝力量進行改造，建立了縣保全大隊，併兼任大隊長。他號召人民團結起來，奮起抗戰，共同抵禦日本侵略軍，得到全縣的熱烈回響。由於處於抗日前線，隨時都有和敵人遭遇的可能。於會川平時長短槍不離手，打起仗來總是奮勇當先，哪裡最危險，他就在哪裡指揮。他曾多次率領縣保全大隊，配合泰西人民抗日自衛團，主動出擊日本侵略軍。於會川在魯西地區工作期間，善於體察人民疾苦，與抗日民眾同甘苦、共生死，生活儉樸，被民眾譽為“布衣縣長”。
於會川帶領全縣軍民堅決抗擊日本侵略軍，激怒了國民黨頑固派。到1938年（民國27年）9月，改編為17支隊，於會川為司令員；11月，又改編為山東縱隊6支隊（歸八路軍115師指揮）3團，於會川任團長，率部轉戰在敵人後方，向日軍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游擊戰爭。1939年2月，於會川任6支隊參謀長。次年1月，調任泰西抗日行政委員會副主任、魯西支隊司令員。於會川在魯西工作兩年多，對自己要求嚴格，生活樸素，善於團結同志，平易近人，毫不特殊。他警惕性高，除攜帶短槍外，還自帶一隻三八馬槍，打起仗來，總是奮勇當先，哪裡最危險，他就出現在哪裡。1938年10月，郁仁智下令撤了於會川的縣長職務。肥城縣人民得知後，紛紛舉行集會，強烈要求於會川繼續擔任縣長。根據革命形勢的發展，於會川將肥城縣抗日武裝帶走，改稱山東第六專區第十七支隊(於任司令員)，堅持抗日鬥爭。1938年11月該部改編為八路軍山東縱隊六支隊三團(於任團長，後任支隊參謀長)。1940年1月，於會川任泰西抗日行政委員會副主任、魯西支隊司令員。1941年，於會川被調延安軍政學院學習，後學院撤銷，又於1942年2月轉入中央黨校學習，並參加了整風運動。1944年12月，調晉西北調查局從事情報工作。
帶病奮戰
1945年11月，於會川受中共中央東北局社會部委派，任中共大連市委社會部部長、大連公安總局副局長。期間，日本殖民當局剛剛投降，蘇聯紅軍軍管旅大地區，國民黨蓄意接管旅大，並不斷派遣國民黨員、三青團員、特務組織、地下武裝分子到大連進行滲透、顛覆和破壞活動。為了鞏固旅大革命根據地，於會川雖身患重病，卻不顧醫囑，堅持把黨的任務放在第一位，忘我工作。他將長期革命鬥爭的經驗，套用於大連特殊環境、特殊歷史條件下的實踐中，依靠組織，充分發動民眾，講究鬥爭策略，率領公安幹警，夜以繼日地同日偽殘餘勢力和國民黨特務分子進行殊死的鬥爭。1946年1月26日，在他親自領導和指揮下，大連市公安總局一舉破獲了國民黨大連市黨部及其第四獨立團陰謀顛覆民主政權、殺害革命幹部的反革命暴動重大案件，打擊了反動勢力的囂張氣焰，為保衛新生的人民政權建立了不朽功勳。
以身殉國
1946年2月，於會川肝癌惡化，接連吐血，兩次臥床不起。但他沒有離開崗位，起不來就在床上指揮、聽匯報，把革命工作，黨的事業放在高於一切的地位。“活著就要戰鬥下去！”這是他經常督促自己、勉勵別人的話。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諦，他從東北軍走到共產黨的隊伍中，歷盡艱辛，奮鬥不息，親自實踐了這句話，為了人民的利益戰鬥到生命的最後一息。5月2日，於會川因肝癌去世。大連市人民同聲哀悼，大連市政府批准於會川為革命烈士。他的生平事跡將為後人世代傳頌。
人物評價
1946年5月2日，於會川不幸與世長辭。噩耗傳來，社會各界同聲哀悼，中共大連市委追認他為革命烈士，為他舉行了悼念大會，遺體安放在大連烈士墓。為紀念於會川烈士，大連市政府將法院前之南北馬路命名為“會川路”(今北京街)。
同年5月26日，中共大連市委書記韓光在《人民呼聲報》上發表特為於會川撰寫的悼詞：“敬愛的戰友——會川，你為抗日救國，為和平民主，而積勞成疾，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是大連人民沉痛的損失。大連受苦受難的人民為了你的死而涕淚橫流，日本法西斯及中國的反動分子們因為你死了卻躲在暗中竊喜。而後者是錯了，正是因為志士仁人之死，供廣大人民認清烈士們先前努力的方向，是今後指路的明燈。千百萬的人民必迅速將悲痛變為力量，使能破壞和平民主者碰得頭破血流，非至建成獨立民主統一富強的新中國，誓不休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