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新經濟史學概述,發展,範式衝突,相關資料,
新經濟史學概述
新經濟史學（New Economic History）
新經濟史學：逐步演變成了以經濟發展和社會演進的全部為對象的經濟學學科，與發展經濟學存在著密切的關係。經濟史學的發展不但是經濟學領域中的一場重要運動，而且對傳統史學也產生了重要影響。新經濟史學用經濟理論和統計、計量技術對歷史重新詮釋，得出了不同於傳統史學的結論，人們關於歷史的理解被大大改變；同時，經濟學對歷史的介入，也使得經濟學和史學在經濟史這一共有研究領域中產生了激烈的範式衝突。這種衝突在當前的中國表現得尤其明顯——被新經濟史理論武裝起來的經濟學家批評傳統經濟史研究墨守成規、缺乏理論洞察力，而史學家也以“不著邊際”、“盲目照搬西方理論”等評語回敬經濟學家。如何理解並協調這一衝突，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科學研究中的一項重要問題。
[編輯]
發展
(一)計量經濟史學
新經濟史學發端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計量經濟史學運動，其標誌是奧佛瑞德(Conrad Alfred)和莫耶(John Meyer)關於方法論和奴隸制的重要論文；隨後，福格爾、諾斯等人關於美國奴隸制、鐵路與海洋運輸的一系列論文，為計量經濟史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當前，計量經濟史學已經成為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有關論文大量發表於重要的經濟學雜誌。
計量經濟史學對經濟學和史學研究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首先，計量經濟史學將規範的經濟學理論和計量、統計的方法套用於歷史分析，使得對歷史現象的解釋獲得了新的定量分析的工具。與基於文字描述的傳統的歷史研究相比，計量經濟史學使人們對歷史的理解變得更為豐富。其次，計量經濟史學“提出假說——用數據驗證 ——得出結論”的模式，具有很強的歸納特徵，使以邏輯演繹為基本特徵的主流經濟學研究方法與以歸納描述為基本特徵的傳統史學研究方法獲得了某種程度上的綜合。通過對歷史的計量研究，歷史學和經濟學之間方法論的距離被拉近了。另外，計量經濟史學為經濟學理論注入了歷史的、縱向的時間維度；同時，在巨觀經濟增長模型中增加了新的解釋變數——與歷史不可分割的“制度”，逐漸使“制度至關重要”這一命題成為經濟學研究中最重要的命題之一。
(二)制度變遷(演化)理論
“制度至關重要”的命題啟發了新經濟史學家來關注歷史語境中的制度問題本身．尋求構建更為複雜、更為全面的理論框架來解釋制度的產生、演進和消亡。經濟史中的制度變遷(演化)理論，大體可以分成兩個階段：新古典制度變遷理論和比較歷史制度分析。
1．新古典制度變遷理論。以諾斯為代表。他們從新古典的“經濟人”假設出發，運用一般均衡的方法分析經濟制度產生、發展和衰落的歷史。具體表現為：第一，存在著制度的供給一需求，其均衡狀態導致了制度的穩定與變遷。個人具有完全的理性，對所需的制度能夠理性的算計，其對制度創新的利潤的追求，推動著制度由一個均衡走向另一個均衡；國家是基本制度，包括產權、法律、規則、管制的供給者，具有“經濟人”特徵。第二，交易費用是判定製度績效的標準，技術進步、人口增長及其他要素稟賦改變都會影響到交易費用的變化，從而改變制度的供需平衡，引起制度變遷。嘶古典經濟史理論將新古典經濟學方法論套用於經濟史研究，擴展了新古典理論的套用範圍，並豐富了人們關於歷史的認知，但是，從方法論層次上看，新古典經濟史論存在著內在的理論缺陷，主要表現在：第一，新古典理論的靜態分析模式和歷史的動態演進間的矛盾。新古典理論將制度視作一種靜態的均衡，而歷史不過是“已經實現的一系列均衡”，如何將這些均衡的片斷拼成動態的歷史，對新古典理論來說是一個難題。第二，新古典的“歷史不相關”性與歷史真實性的矛盾。在新古典理論中，同樣的偏好、技術稟賦在加上相同的制度起點，在所有的歷史時期都會推導出獨一無二的經濟結果，制度與個體間、個體與個體問的互動以及隨機性事件的重要性被忽略，這實際上把每個社會獨特的歷史階段排除在理論之外。第三，個人主義的方法論與研究對象的整體性特徵間的矛盾。新古典理論以個人主義為方法論的基礎，所有的經濟行為都是個人理性選擇的結果，制度變遷也是，這與制度變遷通常是作為一個群體性事件出現的事實不相符。諾斯通過引進意識形態理論來調和這一衝突，在他的理論體系中，價值觀、文化信仰充當了第一方的執行機制，調整著人們的行為，它們是外生的，由包括統治者在內的一方投資供給。但這一處理方法卻無法解釋相同制度環境中的個人如何發展出不同的價值觀，價值觀又如何與正式制度產生互動，而這些都是理解人類歷史進程不可缺少的線索。
2．比較歷史制度分析。
以格雷夫(Avner Grief)、溫家斯特(Barry Weingast)為代表。他們將博弈論、信息經濟學引入到歷史研究中，以揭示人類社會中的制度、文化演進過程。在這裡，制度被定義成非技術因素所決定的行為約束，包括文化信仰(即未經協調的各種預期)和組織(內生的人類設計，決定了組織內個體博弈的規則)兩個核心的要素。制度結構變遷的軌跡具有路徑依賴，因為過去的制度影響了人們對當前和未來制度的預期，也決定著引進新組織的激勵，“經濟制度的改變能力是其歷史的函式”。這意味著歷史被真正地裝進了經濟學理論中，成為其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而不再僅僅是一個外部的研究對象，新古典革命之後長期背離的歷史和經濟學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彌合。具體而言，博弈論，特別是子博弈精煉均衡概念在歷史分析中的使用，使得制度演化中多重均衡的存在成為可能，而偶然性隨機事件和一個經濟體特定的歷史條件(包括政治、經濟、自然、文化因素)都會影響到均衡的選擇，從而使不同的國家沿著不同的歷史軌跡運行。這也就是說，每個國家的歷史和演化路徑都是獨特的，不可能通過模仿、複製他國的制度而走向發展。
從新古典經濟史理論到比較歷史制度分析，經濟史的研究由靜態的均衡分析轉向了動態的演化分析，制度不再是理性的構建(由制度供給者提供，並服從於供需均衡)，而是無意識的演化，是一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儘管建構和演化被普遍認為是對立的，前者強調行動者的理性算計，後者則強調行動者的無意識或無目的性以及互動結果的不可預知性，但實際上兩者間的衝突並不是不可調和的。一旦引入認知進化的因素，兩者間的不和諧就可能消失。在演化分析中，個人雖然不具有完全理性，但其認知卻處於不斷地進化之中，在與環境的互動中，通過不斷試錯、調整來獲得提高。文化、傳統，按照哈耶克的說法，就是在進化中積累下來的理性，影響著個體的預期和行為選擇，並最終影響了制度的演化路徑，個體與組織、制度、文化的互動最終構成了歷史演進的基本線索。構建的局部或短期制度均衡，可以被看作是長期歷史制度演進過程中的“某一個駐點”，是“演化到達一定階段的產物”。藉助認知進化因素的調和，經濟學 “將均衡裝入演化框架”的嘗試成為可能，這也是近幾年來認知科學和神經元科學成為新制度經濟學的重要研究領域的原因。
範式衝突
新經濟史學與中國傳統經濟史學的範式衝突：
傳統史學家對新經濟史學的尖銳批評與以下兩方面的原因有關：首先，史學和經濟學敘述方式的不同。前者是歸納的、描述的，遵循“歷史先於邏輯”的原則，後者是演繹的、邏輯的，儘管並不排除歸納和描述方法的運用，但歸納和描述都是在一種預製的邏輯體系下進行的，即邏輯先於歷史。具體而言，史學的經濟史，“是研究過去的、我們還不認識或認識不清的經濟實踐，因而它只能以歷史資料為依據”。在這裡，所有的經濟理論都是方法論，是為了對歷史中已經存在的經濟事實進行更深入的分析、歸納。而經濟學所研究的經濟史，則是基於歷史經驗來構建理論，其對歷史事實的關注，僅僅是出於理論構建的需要，如希克斯所言，“為了不致使邏輯進程與最明顯的事實發生衝突，我們應當回過頭來看看歷史紀錄”。在這裡，所有的歷史經驗都是跨期不同的案例或數據資料，用來提煉或者驗證理論。同時，經濟學的經濟史所關注的對象，並不僅僅限於經濟現象，而是會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諸多因素，歷史和經濟學從本質上講是一體的。經濟學家這種 “粗略地使用歷史資料、先人為主地提出理論假說”的“惡習”，招致了史學家的批評。新經濟史學家對歷史的興趣，在史學家看來，僅僅是因為他們要將歷史當成 “自然試驗”(natural experiment)的場地，“經濟學家使用幾乎是與研究現實相同的方法來研究歷史現象，認為(被研究的)過去和現實之間沒有區別”，從而使歷史縮減成了當代史，降為經濟學的附庸。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新經濟史學作為經濟學理論與傳統史學所用來分析、歸納歷史事實的理論工具在方法論上存在衝突。儘管“以理論術語來思考”不是“史學家的本行”，但史學家在對歷史現象進行歸納分析的時候，總是要有意、無意地使用到經濟學的理論或者某些理論的片斷。史學家一再強調“歷史真實性”，但實際上他們筆下的歷史仍然不能免於理論的重構。史學家呈現出來的歷史，不僅取決於他們從史料挖掘、考據中獲得多少歷史事實，更取決於他們以什麼樣的理論來處理這些事實。哈耶克曾提醒應該對“歷史事實”這一概念進行追問，他認為，並不存在一個像自然世界一樣可以根據時空坐標來定義的“歷史事實”，因為“並不是在同一時間和同一地點所發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同一個歷史事實中的一部分，而且同一歷史事實的所有部分也未必都是在同一時間和同一地點所發生的”。一則信息是否構成一個歷史事實的一部分，則取決於史學家心智的篩選，歷史事實越複雜，這種篩選所導致的差別越大。從這一意義上講，歷史與理論是不可分的。“當我們從我們所擁有的關於某個時期的知識中選擇出某些特定的部分並把它們視作是與同一歷史事實有著明確關係的組成部分的時候，我們實際上是在使用一種理論。”經濟史學的研究對象，如市場、經濟制度、生產方式無一不是複雜的系統，與此有關的歷史事實，擁有更多的理論重構的成分。以不同的理論工具對經濟史進行解釋，即使是基於相同的史料，結果也會大相逕庭。
新經濟史理論與傳統中國經濟史研究中慣用的理論工具，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方法論上存在著根本區別。經濟學的方法論包含三個不同的層次：哲學意義上的，即個人主義的還是整體主義的；理論構建方式上的，即歸納的還是演繹的；具體的方法，包括統計、計量、案例描述等方法。其中，哲學層次上的分歧決定了不同理論會有完全不同的指向。新經濟史理論，不管是新古典經濟史理論的均衡分析還是比較歷史制度分析下的演化分析，兩者都是建立在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哲學基礎上的，強調了個體在歷史演進中的重要作用，所不同的只是個體完全理性還是局部理性的人格設定。這與同樣是揭示歷史演進規律的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歷史觀是不同的，後者建立在整體主義的哲學基礎上，將制度變遷歸因於某種超越於個體意識之上的超級理性，個人在歷史演進的過程中，完全無能為力，必須要服從於某種超級的力量或不可抗拒的規律。在這種整體主義哲學觀下，“只有集體實體(例如民族、國家)以及社會團體(例如階級、部落)才會有歷史；個體沒有任何形式的歷史(除了他們自身的生命歷程之外)。個體是在一個特定的決定了他們行為的社會結構中理解、思考並行事……將個人作為研究起點就大大降低了社會背景及其歷史的重要性”。反映到價值判斷上，整體主義的歷史觀，強調了國家、民族的歷史並引導個體從這樣的歷史情感中來進行自我定位，以期能夠發揮一種強有力的國家導向的政治與思想意識形態功能。而個人主義的歷史觀，則關注歷史演進中個體與制度、組織、文化的互動及其績效，是從個體的角度來打量和判斷國家與民族這樣的集體實體，並以經濟績效而不是歷史情感來作為評判歷史事件的標準。以鴉片戰爭為例，整體主義的歷史觀關注的是這一事件所導致的國家與階級結構的整體變遷，並對這一事件注入了強烈的民族、國家情感，而個人主義的歷史觀則關注這一事件所導致的個體活動的社會、經濟、法律、文化環境的變遷及其對社會組織、文化演化及個人行為選擇、社會經濟績效變化的影響。這或許是新經濟史學被稱作是反歷史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新經濟史學的個人主義方法論特徵還可能會導出對新經濟史學另一項主要的批評，即它的普適主義。新經濟史學將經濟學中相同的概念和範疇，套用於所有的歷史階段和社會形態，仿佛“這些社會是被同一資本主義邏輯所主導的一樣”；“對於任何社會組織而言，每一項經濟交易都是精打細算的市場行為的結果”。個人主義的方法論，不承認任何超越於個人主義之上的理性，而是將基於個人決策的“分工——交易——市場擴張”看作是人類歷史演進的基本力量，承認自由市場制度以及與之密不可分的產權保障制度、競爭性的政治市場結構的優越性。儘管均衡分析以經濟效率為標準，演化分析是通過比較不同的制度所承載的經濟體在歷史中的生存、發展、繁榮、衰退而給出了一個進化論的觀點，但兩者在結論上卻沒有區別，即都指出了基於個人主義的自由市場制度對於經濟成長和社會繁榮的重要作用。新經濟史理論因此常被它的批評者指責為“利用市場普適主義的神話來為真實經濟體系下的社會不平等辯護”，這與帕克所認為的“新經濟史的成功之處在於表明市場機制運行良好”的論斷是異曲同工的⒂。新經濟史理論內含的這種普適主義使得它被用來解釋中國歷史時，不可避免地招來了“盲目照搬西方理論”、“西方中心論”、“脫離中國歷史真實”這樣的批評。
新經濟史學與中國傳統經濟史學的範式衝突如何協調 當前中國經濟史研究中的史學與經濟學範式上的衝突，與兩個學科在敘事方式上不同有關，也與它們所依賴理論工具在方法論上的分歧有關。兩個學科不能進行很好融合和溝通，對兩個學科發展都產生了制約。對史學經濟史來說，對經濟學理論的偏見，使史學家無法從經濟學家工具箱中挑選更為合適與更為豐富的理論工具為自己所用，史學家對具體事件分析及歸納以及發現其背後的一般規律的能力受到影響，並因此喪失從舊的理論桎梏中將思想解放出來的機會。對於經濟學經濟史而言，對歷史事實缺乏深入理解，使經濟學家用經濟學的理論來研究中國本土化問題時，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理論懸置與失真。經濟學家會發現，作為理論核心許多概念在歷史中找不到對應物。缺乏歷史理解，而僅僅是生硬地把理論和歷史事實捏在一起，既影響理論的解釋力，又喪失了利用中國豐富歷史制度資源進行理論創新的機會。
在經濟史研究中，中國的史學家與經濟學家不應該是互相指責的，而是應該相互借鑑與互相學習。在這一方面，美國經濟史學會提供很好的經驗。他們會定期舉行史學家和經濟學家集會，以促進兩個學科間交流與對話。在中國經濟學家與史學家也應該放下各自的成見，尋求積極的溝通。
從長期來看一切的經濟理論都是方法論，服務於對歷史解釋和理解。歷史的確依賴於理論重構，但在人類知識增進過程中，理論是不斷變化，而其背後等待被詮釋的歷史經驗與事實則有其獨立性。從這一點上看史學不會淪為任何系統性社會科學附庸。
經濟學發展到了今天，雖然日益強調其科學性，但卻永遠無法具備自然科學試驗條件，歷史是它能夠使用唯一實驗室，而實驗室鑰匙就握在史學家手中。提供最真實數據，最大可能地還原歷史真實，是史學家能夠給經濟學所作最大的貢獻。從這一點上看史學的基本方法——史料學與考據學的方法，對於經濟學經濟史研究來講，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其次，史學家應當向經濟學家學習，豐富自己理論工具，並根據理論與歷史耦合程度來挑選理論工具，而不是先人為主地將某種理論視作當然。趙岡、陳鐘毅指出，近人對經濟史的研究，有兩點可爭議傾向。“第一，斷代研究方式比較盛行，往往無法看出長時期發展前後脈絡。第二，有些人過分強調馬克思經濟史觀在中國歷史上適用性，選擇史料來遷就理論架構。”第一種情況體現傳統經濟史研究缺乏系統性理論工具指導從而缺乏歷史洞察力的事實；第二種情況則指出中國當前經濟史研究中的諸多混亂現象的根源。如社會階段劃分和“封建”一詞的使用，中國自秦代開始，就是中央集權下編戶齊民，並不具備西方意義上封建制度。生硬地套用馬克思社會階段論，不但使中國經濟史研究變得面目全非，而且也曲解、誤用馬克思的理論。理論之於史學研究而言，應該是工具而不是其他。
史學家在警惕新經濟史理論枷鎖同時，也需要反思自己是否已經從教條主義桎梏之中解脫出來。從這一個角度來看，新經濟史帶給傳統史學研究衝擊將是強烈的，會涉及研究的目的、方法甚至整個話語系統轉換，而這種轉換恰好就是一個國家在轉的過程中，其史學與社會科學所表現出來正常的反應。隨著新經濟史學影響擴大，產權、制度、交易費用、社會演化、經濟增長等概念已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廣泛使用。這些概念使用，並不僅僅意味著用來表達思想和敘述事實辭彙的豐富，在相當程度上，它表明一種思維方式的轉換，展示社會思想領域的開放與變革。
為此，需要熟記熊彼特的一句話：“如果一個人不掌握歷史事實，不具備適當歷史感或所謂的歷史經驗，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時代(包括當前)經濟現象。”經濟學家要學會從歷史學家那裡聽到故事，學會將理論(不管它看起來多么精美和複雜)，拿到歷史實驗室中去檢驗並修正。與歷史不相關經濟學理論，雖然具有邏輯上嚴密性，但對真實世界解釋力似乎令人懷疑。
新古典經濟學家給轉型國家所開出藥方，迄今為止，尚未顯示出好療效，原因當在於他們忽視每個國家制度變遷的能力是其各自歷史的函式，每個國家獨特歷史使它們不可能按照某種統一的規律來發展，所謂“甲之熊掌，乙之砒霜”，生搬硬套他國經驗在實踐里可能會造成嚴重後果。經濟學只有把歷史結合在一起，才能顯示其理論對現實的解釋與洞察能力。其次，經濟學家要學會對自己所依賴的經濟學理論方法要進行反思。當前經濟學研究中實證主義盛行，引發出種 “實證迷信”。統計與計量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被濫用，出現大量“為形式化而形式化”、“為計量而計量”的毫無經濟思想內容的作品，這使得經濟學研究日益淪為經濟學家“自助遊戲”而喪失了歷史情感和人文關懷。在新經濟史學研究中這種現象也不能避免。
早在二十年前，R．M．索洛曾很中肯地批評，計量經濟史學家們耽於建立與測試模型，相信從方程式推演中可以獲得一切問題的答案，而不會像真正史學家一樣去追問世界是怎樣變成這樣的，計量經濟史講究回歸與整合，最終“以時間序列代替歷史思考”，卻“不能從社會制度、文化習俗與人們心態上給經濟學提供更廣闊的視野。為避免這一缺陷，經濟學家必須從自我陶醉“自助遊戲”中解脫出來，向史學家學習，從歷史描述與社會紀事中吸收靈感，否則計量工具就會嬗變成歷史研究“刑具”，束縛住經濟學家對歷史的內在邏輯探究。經濟學家最終會發現自己陷入一種兩難的境地：大量富有研究意義歷史現象因為無法量化而不能進入研究視野，而另外一些現象量化分析十分方便，但在社會與經濟發展中卻意義不大。對歷史描述方法重視，也許是經濟學家擺脫這一種尷尬境地的一種好的選擇。新經濟史學與中國傳統經濟史學範式衝突如何協調。
當前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史學與經濟學範式上的衝突，與兩個學科在敘事方式上的不同有關，也與它們所依賴的理論工具在方法論上的分歧有關。兩個學科不能進行很好的融合和溝通，對兩個學科的發展都產生了制約。對史學的經濟史來說，對經濟學理論的偏見，使史學家無法從經濟學家的工具箱中挑選更為合適、更為豐富的理論工具為自己所用，史學家對具體事件分析、歸納、發現其背後的一般規律的能力受到影響，並因此喪失了從舊的理論桎梏中將思想解放出來的機會。對於經濟學的經濟史而言，對歷史事實缺乏深入的理解，使經濟學家用經濟學的理論來研究中國本土化的問題時，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理論的懸置與失真。經濟學家會發現，作為理論核心的許多概念在歷史中找不到對應物。缺乏歷史理解，而僅僅是生硬地將理論和歷史事實捏在一起，既影響了理論的解釋力，又喪失了利用中國豐富的歷史制度資源進行理論創新的機會。
在經濟史的研究中，中國的史學家和經濟學家不應該是互相指責的，而是應該相互借鑑，互相學習。在這一方面，美國經濟史學會提供了很好的經驗。他們會定期舉行史學家和經濟學家的集會，以促進兩個學科間的交流與對話。在中國，經濟學家和史學家也應該放下各自的成見，尋求積極的溝通。
1．史學家應該做什麼?對於史學家而言，面對經濟學的帝國主義現象，他們首當其衝的是要堅定學科的自信。
從長期來看，“一切的經濟理論都是方法論”，服務於對歷史的解釋和理解。歷史的確依賴於理論的重構，但在人類知識增進的過程中，理論是不斷變化的，而其背後等待被詮釋的歷史經驗和事實則有其獨立性。從這一點上看，史學不會淪為任何系統性社會科學的附庸。
經濟學發展到今天，雖然日益強調其科學性，但卻永遠無法具備自然科學的試驗條件，歷史是它能夠使用的唯一實驗室，而實驗室的鑰匙就握在史學家手中。提供最真實的數據，最大可能地還原歷史真實，是史學家能夠給經濟學所作的最大的貢獻。從這一點上看，史學的基本方法——史料學和考據學的方法，對於經濟學的經濟史研究來講，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其次，史學家應該向經濟學家學習，豐富自己的理論工具，並根據理論與歷史的耦合程度來挑選理論工具，而不是先人為主地將某一種理論視作當然。趙岡、陳鐘毅認為，近人對經濟史的研究，有兩點可爭議的傾向。“第一，斷代研究的方式比較盛行，往往無法看出長時期發展的前後脈絡。第二，有些人過分強調馬克思經濟史觀在中國歷史上的適用性，選擇史料來遷就理論架構。”第一種情況體現了傳統經濟史研究缺乏系統性理論工具指導從而缺乏歷史洞察力的事實；第二種情況則指出了中國當前經濟史研究中的諸多混亂現象的根源。如社會階段的劃分和“封建”一詞的使用，中國自秦代開始，就是中央集權下的編戶齊民，並不具備西方意義上的封建制度。生硬地套用馬克思的社會階段論，不但使中國經濟史研究變得“面目全非”，而且也曲解、誤用了馬克思的理論。理論之於史學研究而言，應該是工具，而不是其他。
史學家在警惕新經濟史理論枷鎖的同時，也需要反思自己是否已經從教條主義的桎梏之中解脫出來。從這一個角度來看，新經濟史帶給傳統史學研究的衝擊將是強烈的，會涉及研究的目的、方法甚至整個話語系統的轉換，而這種轉換恰好就是一個國家在轉型的過程中，其史學與社會科學所表現出來的正常的反應。隨著新經濟史學影響的擴大，產權、制度、交易費用、社會演化、經濟成長等概念已經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廣泛使用。這些概念的使用，並不僅僅意味著用來表達思想和敘述事實的辭彙的豐富，在相當程度上，它表明了一種思維方式的轉換，展示了社會思想領域的開放與變革。
2．經濟學家應該做什麼?對於經濟學家而言，首先需要明確的是歷史之於經濟學研究的重要性。
為此，他們需要熟記熊彼特的一句話：“如果一個人不掌握歷史事實，不具備適當的歷史感或所謂的歷史經驗，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時代(包括當前)的經濟現象。”⒅經濟學家要學會從歷史學家那裡聽故事，學會將理論(不管它看起來多么精美、複雜)，拿到歷史的實驗室中去檢驗並修正。與歷史不相關的經濟學理論，雖然具有邏輯上的嚴密性，但對真實世界的解釋力似乎令人懷疑。
新古典經濟學家給轉型國家所開出的藥方，迄今為止，尚未顯示出好的療效，原因當在於他們忽視了每個國家制度變遷的能力是其各自歷史的函式，每個國家獨特的歷史使它們不可能按照某種統一的規律來發展，所謂“甲之熊掌，乙之砒霜”，生搬硬套他國經驗在實踐中可能會造成嚴重後果。經濟學只有同歷史結合在一起，才能顯示其理論對現實的解釋和洞察能力。其次，經濟學家要學會對自己所依賴的經濟學理論方法進行反思。當前經濟學研究中實證主義的盛行，引發出一種 “實證迷信”。統計和計量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被濫用，出現了大量“為形式化而形式化”、“為計量而計量”的毫無經濟思想內容的作品，這使得經濟學研究日益淪為經濟學家的“自助遊戲”而喪失了歷史情感和人文關懷。在新經濟史學研究中，這種現象也不能避免。
早在二十年前，R．M．索洛曾很中肯地批評道，計量經濟史學家們耽於建立和測試模型，相信從方程式的推演中可以獲得一切問題的答案，而不會像真正的史學家一樣去追問世界是怎樣變成這樣的，計量經濟史講究回歸和整合，最終“以時間序列代替了歷史思考”，卻“不能從社會制度、文化習俗和人們心態上給經濟學提供更廣闊的視野。為避免這一缺陷，經濟學家必須從自我陶醉的“自助遊戲”中解脫出來，向史學家學習，從歷史描述和社會紀事中吸收靈感，否則計量工具就會嬗變成歷史研究的“刑具”，束縛住經濟學家對歷史的內在邏輯的探究。經濟學家最終會發現自己陷入了一種兩難的境地：大量富有研究意義的歷史現象因為無法量化而不能進入研究視野，而另外的一些現象量化分析十分方便，但在社會和經濟發展中卻意義不大。對歷史描述方法的重視，也許是經濟學家擺脫這種尷尬境地的一種好的選擇。
相關資料
新經濟史學的顯著特點是利用經濟理論和計量經濟學方法，分析人類經濟社會的發展歷史，探求興衰成敗原因，為當今社會經濟發展提供借鑑。當前對新經濟史學的研究架構主要是根據編年進行歸納，一般將新經濟史學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是以計量分析為基本內容，其方法主要是“反事實度量法”和“間接計量”；第二階段(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是以經濟制度分析為基本內容，主要方法是制度經濟理論特別是產權理論；第三階段(20世紀80年代以來)是歷史生理學，即將人類生存狀況演變史研究與社會經濟史研究結合起來，將歷史計量分析、制度分析加以綜合和擴展並與現代生物與醫學分析技術等自然科學成果結合起來。[1]三個階段環環相扣，層層遞進，具有內在的邏輯聯繫。然而，這對全面了解新經濟史學的研究內容卻不能給予直觀印象，並且如果有不同的研究方法，相同的研究內容會被重複研究討論。
受經濟學被劃分為微觀、中觀和總量經濟學的啟發，我們嘗試把新經濟史學劃分為微觀、中觀和巨觀分析的新經濟史學體系，其中把分析某單一市場或某個項目的經濟史研究歸納為新經濟史學微觀分析；把分析某個行業總體狀況發展變化的經濟史歸納為中觀分析；把分析某個國家或地區總體發展變化的經濟史歸納為巨觀分析。
一、新經濟史學的微觀分析
所謂新經濟史學的微觀分析是指用微觀經濟理論作為分析工具，把單個經濟單位的生產、消費等經濟活動作為研究對象，對歷史事件中的市場價格及其與經濟主體的理性行為之間的關係進行分析和檢驗。其代表性研究成果是日本江戶時期的大阪堂島米市場。
大阪堂島米市場產生於江戶幕府統治時期。江戶幕府是一個遵循封建制度和身份制度的保守政府。幕府不但強制性地建立起了嚴格的社會秩序，並且還禁止對外接觸和貿易。這給人的印象是一種類似歐洲中世紀經濟停滯的黑暗時期。
幕府的收入主要依賴於農民的年貢，幕藩領主對領內年貢米實行統一控制，當需要把大量糧食運出領外時，幕藩領主感到依賴初期豪商有許多不便。原因是沿用初期豪商的辦法不能從流通過程中獲利，也不能很好地管理年貢米的運輸和銷售，效率非常低。因此，幕藩領主們自己直接進行年貢米的運送、保管和銷售，在領地內進行港灣和運輸航路的整備以及管理大米質量和包裝，在轉運中心大阪建立轉運倉庫，並且聘用運輸、商品交易、金融方面的專業人員參與管理。在17世紀後半期，全日本各藩陸續把大米運入大阪，大阪藏米銷售量逐漸增加，出現了自發性的大米市場。[2]
隨著交易規模的增加，為了促進交易的順利進行和避免交易風險，大阪米市場逐漸規範。最初大米市場上的交易以實物交易為主，存在許多不便。為了便於交易，市場自發產生了“大米券”，它規定大米券的持有者可以在30日內交換(提取)大米，但實際上在較長時間仍可流通。這樣大米券不但具備了價值儲存和交換手段的功能，而且還促進了大米市場的流通。
隨著大米券從發行到提貨時間的延長，米商對米價變動的風險增大。長此以往，勢必會導致米市交易萎縮。為了消除這種交易風險，大阪有兩名大米經濟人研究出了“買賣系商內”交易法。具體做法是設立“建物米”，同行業者須交納一定的押金，就能進行一定期限內的期貨交易，在規定日期內付清買賣餘額。期初餘額結算是在當事者之間進行，隨著交易逐步頻繁，買賣雙方關係複雜化，就由叫做“遣來兩替(籌措兌換)”的專門結算機構承擔。這就是後來的“帳合米商內”(期貨交易所)的起源，[3]隨後發展成為大阪堂島米期貨市場。[4]
對於大阪堂島米交易市場問題，一些日本新經濟史學者曾以傳統方法做過卓有成效的研究。而新經濟史學者則認為，僅對堂島米市場形成的過程和意義進行分析和描述是不夠的。弄清楚該市場的價格形成是否具有現代金融理論意義上的那種有效性，才更具有經濟學上的意義。
日本學者依據該構想和當時堂島米市場現貨和期貨的價格數據，對當時米市場的功能和性質進行計量實證檢驗，他們還將期貨價格和現貨價格的差額(期貨溢價)對在庫米的數量等進行了回歸分析，結論是當時的堂島米市場已在某種程度上具備了商品期貨市場的性質。
鑒於此，不應把江戶時代看作是一個停滯不前的黑暗時期，而應當看作是一個在社會安定基礎上充滿活力地進行發展的時代。在這期間，日本農業生產力有了較大提高，商品作物及國內貿易有了飛躍性進步，日本已經具備了工業化的條件。[5]
二、新經濟史學的中觀分析
所謂新經濟史學的中觀分析是指套用產業組織經濟學、管制經濟學等中觀經濟學理論，重點分析某一行業、某一部門或某一地區的歷史事件變動情況，從而探究這類事件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英國航海條例對英國和有關歐洲國家以及北美殖民地的社會經濟影響。
所謂航海條例是英國歷史上關於航海貿易的一系列立法，它最初目的是為了鼓勵發展英國航海事業和海外貿易，保護英國在重商主義體系中的利益，其直接體現是保持國際貿易中的順差地位。[6]航海條例主要規定有：一是凡殖民地的貿易，其所用船隻均須是英國人或殖民地製造、擁有和指揮，船員也必須至少有3/4是英國人或殖民地人；二是所有和殖民地進行的國際(泛指英帝國以外的地方)貿易都要經英國操辦；三是某些殖民地商品只能出口到英國。起初這些商品只限於菸草、糖、棉花、染料木和靛藍，但到18世紀初，大米、糖蜜和海軍補給品等商品也被列入。[7]
航海條例保護了英國作為殖民地母國的經濟利益：一是這樣能確保得自運輸貿易的巨大收入留在帝國之內；二是這樣做能夠加強英國的海軍力量，鞏固軍事霸權；三是限制殖民地與外國進行直接貿易能提高英國經濟利益。
航海條例也能給殖民地帶來好處。首先，它使殖民地避免來自英帝國之外的競爭，保護了殖民地幼稚產業。其次，英國對殖民地一些生產給予補貼的政策使殖民地從中受益。例如，自1748年起，英國政府對每磅靛藍給予6便士的補助金，它對南卡羅來那工業的成長起了關鍵性的作用。[8]最後，由於重商主義保護政策，英國政府將其國內市場向北美殖民地開放，使那些沒有享受產品補貼的北美殖民地出口商也間接從中受益。
但是，航海條例損害了歐洲其他國家和北美殖民地的社會效益。對歐洲其他國家來說，首先，把貿易對象局限於英國及其殖民地，它可能出現不能選擇運輸價格最低的運輸服務商作為合作對象。例如，荷蘭人較早採用了沒有武裝的平底快船，雖然他們能夠以更低價格提供運輸服務，但他們卻不能成為合作對象；其次，任何對英帝國之外的貿易必須經過英國，產生了更多不必要的運費、搬運費、停泊費、海關通關費等其它與之相關的費用，[9]這些額外增加的費用降低了殖民地農場主出售菸草時所獲的利潤，同時也提高了消費者支付菸草製品的價格，損害了生產者和最終消費者的利益。例如，從1725年至1729年，阿姆斯特丹的菸草價格是費城菸草價格4倍多，這主要反映了這兩個市場之間的搬運和運輸費用差距。[10]
航海條例還給北美殖民地帶來了更多的負擔。航海條例在進口環節給北美殖民地帶來了額外負擔。如果殖民者要從英帝國以外進口商品，則不得不對這些商品付出高進價，其原因是進口價包含了間接經過英國傳送所增加的費用。與進口環節相類似，航海條例給北美殖民地的出口也帶來了沉重的負面效應。殖民地生產的菸草和大米出口歐洲須從英國再出口，且再出口費用的很大一部分要由南部殖民地種植園主承擔，航海條例使得這些種植園主要付出更高的運輸費用。為了在市場上競爭，種植園主的產品售價不能相應抬高，從而降低獲利。此外，航海條例可能把更低運費的外國船隻排除在貿易航運之外，使得殖民地出口商不得不支付更高的運費給英帝國內部的船隻，從而相應地提高了北美殖民地的生產經營成本，降低了利潤。
據羅伯特·托馬斯估計，航海條例在1770年給殖民地進出口造成的總負擔為310萬美元。[11]因此，對外貿易鏈條的人為拉長和限制，使殖民地人民遭受了經濟損失。
此外，北美殖民地沒有貨幣發行權，不得不把貴金屬出口到母國英國，這使得殖民地內的貴金屬嚴重短缺，貨幣數量嚴重失衡，從而使殖民地內部貿易發生混亂，無法順利進行，嚴重影響了殖民地人民生活和經濟秩序，致使北美人民日益不滿。從某種意義上說，航海條例的經濟後果是獨立戰爭爆發的經濟原因之一。
三、新經濟史學的巨觀分析
所謂新經濟史學的巨觀分析主要是指運用總量經濟學理論對國民經濟活動的歷史變遷進行研究，著重考察歷史上國家或地區的國民收入、就業水平、價格水平等經濟總量變動情況及其對社會經濟發展變化的影響。其中以道格拉斯·諾思和羅伯斯·托馬斯對西方世界各國發展興衰的研究最為具有代表性，它為新經濟史學提供了一個巨觀分析框架。
新經濟史學的任務之一是解釋經濟在每個歷史時期的結構和績效。在解釋績效時，最初強調的是總產量、人均產量和社會收入分配。[12]從這些內容可以看出，經濟績效就是經濟成長。[13]新古典增長模型用以分析經濟成長的基本特徵主要有：一是該模型假定資源是稀缺的，個人選擇反映了一組欲望、需求或偏好，並且這些選擇是根據機會成本作出的。二是最大化假定宣稱個人寧可選擇較多而不是較少的商品和勞務，既然提高生產潛力可以生產較多的商品，因而整個社會都將為增加資本存量貢獻他們的部分成果。該理論認為，決定產量的資本存量是實質資本、人力資本、自然資源、技術和知識的函式。
但是，諾思認為，新古典經濟學經濟成長模型值得懷疑，他認為這種模型使用未證實的假定來解釋一切令人感興趣的問題，只適用於無摩擦的理想社會，原因在於該模型的幾個重要假設經不起進一步推敲：第一，新古典增長模型假定西方國家經濟中存在一種激勵機制，這種激勵機制使個人能夠按全部差額得到投資的社會收益，就是說，私人收益率和社會收益率相等，外部性不存在；第二，該模型假定新知識的獲得和利用收益不會出現邊際遞減，因為在成本固定的條件下能夠增加自然資源的存量；第三，該模型假定儲蓄有實際收益；第四，該模型假定生育後代的個人和社會費用是相等的；第五，該模型假定人們的選擇和預期的結果是一致的。[14]而現實卻與這些假設相矛盾。
鑒於新古典增長模型的諸多缺陷，諾思主張重新構建經濟成長模型，他認為新經濟史學解釋歷史上的經濟成長問題，需要有一個人口統計變動理論、知識存量增長理論和制度理論，以便彌補前述有關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缺陷。[15]
新經濟史學應當包括以下主要內容：一是經濟結構理論。諾思認為，經濟成長的決定力量由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技術、人口和意識形態構成。二是經濟成長中的制度因素。這是諾思經濟成長理論的核心。諾思通過對西方經濟史的重新解讀，得出結論：“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成長的關鍵；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所在。”[16]這修訂了經濟學家們通常把創新、規模經濟、教育和資本積累等看作是經濟成長的原因。
綜上分析，諾思引用總量經濟學之經濟成長理論透徹分析西方世界的興起的同時，結合各國歷史實際情況，提出了新的學術觀點，其新觀點有說服力地解釋了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使新經濟史學對歷史事件的解釋力度空前增強。
四、小結
經過本文分析論述，新經濟史學的研究內容也基本上可以被劃分為巨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次。這種劃分方式，構建了一個比較清晰的、有層次的新經濟史學研究架構，使新經濟史學研究思路更為清晰。不過，本文僅是研究新經濟史學的初步構想，必然有所不當之處。本文只想在新經濟史學研究中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希望在討論中推進新經濟史學的研究。
受經濟學被劃分為微觀、中觀和總量經濟學的啟發，我們嘗試把新經濟史學劃分為微觀、中觀和巨觀分析的新經濟史學體系，其中把分析某單一市場或某個項目的經濟史研究歸納為新經濟史學微觀分析；把分析某個行業總體狀況發展變化的經濟史歸納為中觀分析；把分析某個國家或地區總體發展變化的經濟史歸納為巨觀分析。
一、新經濟史學的微觀分析
所謂新經濟史學的微觀分析是指用微觀經濟理論作為分析工具，把單個經濟單位的生產、消費等經濟活動作為研究對象，對歷史事件中的市場價格及其與經濟主體的理性行為之間的關係進行分析和檢驗。其代表性研究成果是日本江戶時期的大阪堂島米市場。
大阪堂島米市場產生於江戶幕府統治時期。江戶幕府是一個遵循封建制度和身份制度的保守政府。幕府不但強制性地建立起了嚴格的社會秩序，並且還禁止對外接觸和貿易。這給人的印象是一種類似歐洲中世紀經濟停滯的黑暗時期。
幕府的收入主要依賴於農民的年貢，幕藩領主對領內年貢米實行統一控制，當需要把大量糧食運出領外時，幕藩領主感到依賴初期豪商有許多不便。原因是沿用初期豪商的辦法不能從流通過程中獲利，也不能很好地管理年貢米的運輸和銷售，效率非常低。因此，幕藩領主們自己直接進行年貢米的運送、保管和銷售，在領地內進行港灣和運輸航路的整備以及管理大米質量和包裝，在轉運中心大阪建立轉運倉庫，並且聘用運輸、商品交易、金融方面的專業人員參與管理。在17世紀後半期，全日本各藩陸續把大米運入大阪，大阪藏米銷售量逐漸增加，出現了自發性的大米市場。[2]
隨著交易規模的增加，為了促進交易的順利進行和避免交易風險，大阪米市場逐漸規範。最初大米市場上的交易以實物交易為主，存在許多不便。為了便於交易，市場自發產生了“大米券”，它規定大米券的持有者可以在30日內交換(提取)大米，但實際上在較長時間仍可流通。這樣大米券不但具備了價值儲存和交換手段的功能，而且還促進了大米市場的流通。
隨著大米券從發行到提貨時間的延長，米商對米價變動的風險增大。長此以往，勢必會導致米市交易萎縮。為了消除這種交易風險，大阪有兩名大米經濟人研究出了“買賣系商內”交易法。具體做法是設立“建物米”，同行業者須交納一定的押金，就能進行一定期限內的期貨交易，在規定日期內付清買賣餘額。期初餘額結算是在當事者之間進行，隨著交易逐步頻繁，買賣雙方關係複雜化，就由叫做“遣來兩替(籌措兌換)”的專門結算機構承擔。這就是後來的“帳合米商內”(期貨交易所)的起源，[3]隨後發展成為大阪堂島米期貨市場。[4]
對於大阪堂島米交易市場問題，一些日本新經濟史學者曾以傳統方法做過卓有成效的研究。而新經濟史學者則認為，僅對堂島米市場形成的過程和意義進行分析和描述是不夠的。弄清楚該市場的價格形成是否具有現代金融理論意義上的那種有效性，才更具有經濟學上的意義。
日本學者依據該構想和當時堂島米市場現貨和期貨的價格數據，對當時米市場的功能和性質進行計量實證檢驗，他們還將期貨價格和現貨價格的差額(期貨溢價)對在庫米的數量等進行了回歸分析，結論是當時的堂島米市場已在某種程度上具備了商品期貨市場的性質。
鑒於此，不應把江戶時代看作是一個停滯不前的黑暗時期，而應當看作是一個在社會安定基礎上充滿活力地進行發展的時代。在這期間，日本農業生產力有了較大提高，商品作物及國內貿易有了飛躍性進步，日本已經具備了工業化的條件。[5]
二、新經濟史學的中觀分析
所謂新經濟史學的中觀分析是指套用產業組織經濟學、管制經濟學等中觀經濟學理論，重點分析某一行業、某一部門或某一地區的歷史事件變動情況，從而探究這類事件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英國航海條例對英國和有關歐洲國家以及北美殖民地的社會經濟影響。
所謂航海條例是英國歷史上關於航海貿易的一系列立法，它最初目的是為了鼓勵發展英國航海事業和海外貿易，保護英國在重商主義體系中的利益，其直接體現是保持國際貿易中的順差地位。[6]航海條例主要規定有：一是凡殖民地的貿易，其所用船隻均須是英國人或殖民地製造、擁有和指揮，船員也必須至少有3/4是英國人或殖民地人；二是所有和殖民地進行的國際(泛指英帝國以外的地方)貿易都要經英國操辦；三是某些殖民地商品只能出口到英國。起初這些商品只限於菸草、糖、棉花、染料木和靛藍，但到18世紀初，大米、糖蜜和海軍補給品等商品也被列入。[7]
航海條例保護了英國作為殖民地母國的經濟利益：一是這樣能確保得自運輸貿易的巨大收入留在帝國之內；二是這樣做能夠加強英國的海軍力量，鞏固軍事霸權；三是限制殖民地與外國進行直接貿易能提高英國經濟利益。
航海條例也能給殖民地帶來好處。首先，它使殖民地避免來自英帝國之外的競爭，保護了殖民地幼稚產業。其次，英國對殖民地一些生產給予補貼的政策使殖民地從中受益。例如，自1748年起，英國政府對每磅靛藍給予6便士的補助金，它對南卡羅來那工業的成長起了關鍵性的作用。[8]最後，由於重商主義保護政策，英國政府將其國內市場向北美殖民地開放，使那些沒有享受產品補貼的北美殖民地出口商也間接從中受益。
但是，航海條例損害了歐洲其他國家和北美殖民地的社會效益。對歐洲其他國家來說，首先，把貿易對象局限於英國及其殖民地，它可能出現不能選擇運輸價格最低的運輸服務商作為合作對象。例如，荷蘭人較早採用了沒有武裝的平底快船，雖然他們能夠以更低價格提供運輸服務，但他們卻不能成為合作對象；其次，任何對英帝國之外的貿易必須經過英國，產生了更多不必要的運費、搬運費、停泊費、海關通關費等其它與之相關的費用，[9]這些額外增加的費用降低了殖民地農場主出售菸草時所獲的利潤，同時也提高了消費者支付菸草製品的價格，損害了生產者和最終消費者的利益。例如，從1725年至1729年，阿姆斯特丹的菸草價格是費城菸草價格4倍多，這主要反映了這兩個市場之間的搬運和運輸費用差距。[10]
航海條例還給北美殖民地帶來了更多的負擔。航海條例在進口環節給北美殖民地帶來了額外負擔。如果殖民者要從英帝國以外進口商品，則不得不對這些商品付出高進價，其原因是進口價包含了間接經過英國傳送所增加的費用。與進口環節相類似，航海條例給北美殖民地的出口也帶來了沉重的負面效應。殖民地生產的菸草和大米出口歐洲須從英國再出口，且再出口費用的很大一部分要由南部殖民地種植園主承擔，航海條例使得這些種植園主要付出更高的運輸費用。為了在市場上競爭，種植園主的產品售價不能相應抬高，從而降低獲利。此外，航海條例可能把更低運費的外國船隻排除在貿易航運之外，使得殖民地出口商不得不支付更高的運費給英帝國內部的船隻，從而相應地提高了北美殖民地的生產經營成本，降低了利潤。
據羅伯特·托馬斯估計，航海條例在1770年給殖民地進出口造成的總負擔為310萬美元。[11]因此，對外貿易鏈條的人為拉長和限制，使殖民地人民遭受了經濟損失。
此外，北美殖民地沒有貨幣發行權，不得不把貴金屬出口到母國英國，這使得殖民地內的貴金屬嚴重短缺，貨幣數量嚴重失衡，從而使殖民地內部貿易發生混亂，無法順利進行，嚴重影響了殖民地人民生活和經濟秩序，致使北美人民日益不滿。從某種意義上說，航海條例的經濟後果是獨立戰爭爆發的經濟原因之一。
三、新經濟史學的巨觀分析
所謂新經濟史學的巨觀分析主要是指運用總量經濟學理論對國民經濟活動的歷史變遷進行研究，著重考察歷史上國家或地區的國民收入、就業水平、價格水平等經濟總量變動情況及其對社會經濟發展變化的影響。其中以道格拉斯·諾思和羅伯斯·托馬斯對西方世界各國發展興衰的研究最為具有代表性，它為新經濟史學提供了一個巨觀分析框架。
新經濟史學的任務之一是解釋經濟在每個歷史時期的結構和績效。在解釋績效時，最初強調的是總產量、人均產量和社會收入分配。[12]從這些內容可以看出，經濟績效就是經濟成長。[13]新古典增長模型用以分析經濟成長的基本特徵主要有：一是該模型假定資源是稀缺的，個人選擇反映了一組欲望、需求或偏好，並且這些選擇是根據機會成本作出的。二是最大化假定宣稱個人寧可選擇較多而不是較少的商品和勞務，既然提高生產潛力可以生產較多的商品，因而整個社會都將為增加資本存量貢獻他們的部分成果。該理論認為，決定產量的資本存量是實質資本、人力資本、自然資源、技術和知識的函式。
但是，諾思認為，新古典經濟學經濟成長模型值得懷疑，他認為這種模型使用未證實的假定來解釋一切令人感興趣的問題，只適用於無摩擦的理想社會，原因在於該模型的幾個重要假設經不起進一步推敲：第一，新古典增長模型假定西方國家經濟中存在一種激勵機制，這種激勵機制使個人能夠按全部差額得到投資的社會收益，就是說，私人收益率和社會收益率相等，外部性不存在；第二，該模型假定新知識的獲得和利用收益不會出現邊際遞減，因為在成本固定的條件下能夠增加自然資源的存量；第三，該模型假定儲蓄有實際收益；第四，該模型假定生育後代的個人和社會費用是相等的；第五，該模型假定人們的選擇和預期的結果是一致的。[14]而現實卻與這些假設相矛盾。
鑒於新古典增長模型的諸多缺陷，諾思主張重新構建經濟成長模型，他認為新經濟史學解釋歷史上的經濟成長問題，需要有一個人口統計變動理論、知識存量增長理論和制度理論，以便彌補前述有關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缺陷。[15]
新經濟史學應當包括以下主要內容：一是經濟結構理論。諾思認為，經濟成長的決定力量由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技術、人口和意識形態構成。二是經濟成長中的制度因素。這是諾思經濟成長理論的核心。諾思通過對西方經濟史的重新解讀，得出結論：“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成長的關鍵；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所在。”[16]這修訂了經濟學家們通常把創新、規模經濟、教育和資本積累等看作是經濟成長的原因。
綜上分析，諾思引用總量經濟學之經濟成長理論透徹分析西方世界的興起的同時，結合各國歷史實際情況，提出了新的學術觀點，其新觀點有說服力地解釋了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使新經濟史學對歷史事件的解釋力度空前增強。
四、小結
經過本文分析論述，新經濟史學的研究內容也基本上可以被劃分為巨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次。這種劃分方式，構建了一個比較清晰的、有層次的新經濟史學研究架構，使新經濟史學研究思路更為清晰。不過，本文僅是研究新經濟史學的初步構想，必然有所不當之處。本文只想在新經濟史學研究中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希望在討論中推進新經濟史學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