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書名：新怨恨理論視界下的中國現代小說研究
- 作者：王明科
- ISBN：9787516127360
- 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3-06
- 裝幀：平裝
理論內容,參考文獻,
理論內容
新怨恨理論批判中國古代文論中將怨恨僅僅視為個人此時此地的暫時心理發泄：或是作者因怨恨而寫作，或是作品中的人物因怨恨而言行——將怨恨上升到中華民族在現代化追求中產生的民族性體驗與世界性共鳴，其中既有因個人榮辱變遷而產生的怨恨，更與民族國家之興衰以及中國社會現代化轉型及其現代中國人在精神心理上對現代性之悖論性的複雜回應相關。同時，新怨恨理論吸收了中國文論中從古代“興觀群怨”說一直到近代“哭泣”說的一系列怨恨詩學命題的合理要素，將怨恨由一般的情緒理解上升為一種美學意義與文學評論上的批評理論。
新怨恨理論捨棄了印度文化中虛無解脫意義上的瞬時性怨恨體驗，質疑其怨恨的消極性解釋，將怨恨視為一種長久的對於人與世界有著一定干預力量的積極心理體驗。同時，吸取印度怨恨論的形上追求，將怨恨由單一的心理反應上升到一種研究情感體驗與行為動機的效果單位。
新怨恨理論化解古希臘文化中將愛恨神聖化為推動萬事萬物的力量，同時，受其將怨恨與認識相關聯之思想的影響，將怨恨作為文化尤其文學批評的一種革命性新範式：認識是理智的，而怨恨是情感的——所以要打破用理智來研究情感的傳統思維模式，取而代之的是用情感來研究理智。當然情感與理智永遠糾纏不清，理智一直試圖控制情感，而情感始終企圖突破理智，就好象雞與蛋、男與女爭論誰先誰後的一樣困惑。新怨恨理論不是討論這個永遠解釋不清楚的問題，而是指研究模式與重心側重於情感與心理。在筆者看來，情感與心理是比理智與規矩更根本更深層的行為動機與社會動力：一個正常的人往往因情感而變換出許多理智的假像，理智對此無能為力，只能裝糊塗以保持其理智本色。同時，新怨恨理論又借鑑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的範疇歸屬，將怨恨視為一種情感體驗批評而不是意識形態批評，其意義就在於其情感性，其豐富也在於其情感性。
新怨恨理論與西方基督教的愛恨觀之間存在著一定相通，即都是以弱者與下層為本位；但兩者之間原則性的不同是：基督教要愛一切人甚至愛敵人，而新怨恨理論強調愛所應該愛的，恨所應該恨的。與希臘人的愛是自下而上的追求相反，基督教的愛強調自上而下——高貴俯就貧窮，美者俯身醜者，善人傾顧惡人，聖人屈尊庸人，救主俯盼罪人！基督教不怕因此而變得不高貴或有失身份，反而確信在這一屈尊降貴行為中會抵達與上帝相似的最高境界。因此所有的人都值得去愛——友人與敵人、善人與惡人、雅人與俗人。新怨恨理論雖然在弱者本位立場上與基督教愛恨觀的方向相似，但在具體內容與性質上最明顯也最本質的不同是：基督教之愛不是通常道德倫理與心理情感上的褊狹意義而是一種高於生命本體的存在價值層次，與之相比，新怨恨理論並沒有多少宗教色彩，既不是對一切人甚至對敵人的博愛，也不是對一切人甚至對奮求者的怨恨。 “怨恨”作為現代心理學術語最早出自法語中的Ressentiment，其原義有兩個要義：一是積極性含義，指對他人作出的情緒反應在個體理智控制下逐漸脫離情緒表達而深藏內心長期咀嚼的不滿心理；二是消極性含義，指帶有明顯敵視意識的情感牴觸情緒與心理報復機制。德語中Groll大體與法語Ressentiment同義，指一種暗藏心中、隱忍未發、自我暫時控制的憤懣在經過壓抑最終形成仇恨意向後雖沒有任何確定的敵對意圖但已孕育了一切可能的敵意情緒。相比之下，Ressentiment比Groll所包括的含義要深廣得多，由於Ressentiment尚未成功譯為Groll，因此許多人繼續使用Ressentiment。新怨恨理論拋棄了法語Ressentiment本源上的敵意成分，同時保留了其對情緒反應的再咀嚼與再體驗的含義。
新怨恨理論特別指出，西方怨恨研究歷史上兩個最重要的思想家尼采與舍勒的怨恨論斷，在實現每一次學術革命的同時都存在著嚴重的立場問題！新怨恨理論對此毫不猶豫地加以反對與割棄。
新怨恨理論擯棄了尼采站在強權立場上對弱者怨恨體驗的嘲諷。尼采以羔羊與猛禽為例，說明怨恨是弱者對強者的反應而不是相反，羔羊怨恨猛禽但猛禽不但不恨羔羊反而愛羔羊，因為它們是那么地可口。尼采認為要求強者沒有征服與統治欲望就與要求弱者表現為強者一樣的荒謬———與這種純粹站在強者甚至暴力者立場上弱肉強食的反怨恨論相反，新怨恨理論嚴正聲明永遠堅持弱者立場，並以怨恨的動力為基礎實現弱者對強者的反抗與顛覆。
新怨恨理論絕對不是對舍勒怨恨論的承接，新怨恨理論與舍勒怨恨論至少存在兩方面本質與嚴肅的根本立場分野。其一在於：新怨恨理論割棄了舍勒怨恨論中對毒素怨恨心理與復仇怨恨體驗的精細描畫，將怨恨論從自身的悖論性陷阱里提拔出來，指出怨恨並不僅僅是有著毒害與復仇心理的體驗，同時更是具有誘發積極解救行為的心理功能。其二在於：舍勒認為，弱者對強者的控訴、愚者對智者的漫罵、無能者對有力者的詛咒、低下者對高位者的仇恨、滿足者對拼搏者的嫉妒、大數量對高質量的支配…這一切都來自於怨恨，同時這一切怨恨不是一種積極的情感體驗與動機來源，而是一種沒落與衰憊，是一種“價值的顛覆”，即正常的合理的舊價值觀被不正常的不合理的新價值觀徹底顛倒，這種價值顛倒的結果是：人類平民與社會最低下者的價值觀獲得了對貴族與上層階級價值觀的勝利。但新怨恨理論則認為：這一切怨恨非但不是一種不積極的情感體驗與動機來源，不是一種沒落與衰憊，恰恰相反是一種非常積極的能夠改變現實與再造現實、從而取得個體命運變化與民族國家再生的情感體驗與動機來源，是一種“價值的糾正”而非“顛覆”，即將正常的合理的新價值觀從不正常不合理的舊價值觀中徹底拯救與解放出來，這種價值矯正的結果是：人類自食其力的勞動人民的正當價值觀摧毀了靠統治地位、武裝力量、欺騙謀術、金錢交易等各種不勞而獲的掠奪價值觀的霸權。新怨恨理論與舍勒怨恨論都認為怨恨是現代社會尤其現代市民（不管中國還是外國）的根本心理與行為動機，但在怨恨的性質理解上存在根本的甚至對立的不同！之所以出現這種根本對立，其原因在於各自文化立場的嚴重不同：舍勒是站在富人、強者、上等人、統治階級、資產階級、獨斷主義、霸權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的立場上發言，其話語是一種強權政治與霸權話語。而新怨恨理論是站在窮人、弱者、下等人、勞動人民、被統治階級、無產階級、民主主義、和平主義、社會主義、被壓迫民族甚至共產主義的立場上發言，其話語是一種反抗專制、解構霸權、顛覆強者、維護弱者、平等對話、互惠互利的平民話語。
新怨恨理論既不是柏拉圖式的“精神理念”,也不是經驗論主義的“實際經驗”,更不是弗洛伊德式的“性力轉換”，而是與中國現代性問題緊密相關、注重中國語境之特殊性的情感體驗。由於中國現代性不是自然而然地從自身內部的運演中發生，而是西方現代性入侵逼迫的結果，其被動植入性而非原生性的突出特徵使現代中國人的怨恨症候表現為雙重衝突：不僅是傳統與現代的衝突，而且是中國與西方的衝突。中國現代性體驗發生的被動性，決定了新怨恨首先不得不面對的是中華民族與中國國家在國際不平等競爭中的怨恨心理，其次不得不面臨的是中國傳統與現代西方在文化價值理念衝突中的怨恨，再次不得不應對為謀求維護中國傳統終極信念的繼續有效性，並在尋求民族價值理念辯護的同時盡力將其影響投向西方的回瞥傳統價值中的怨恨。
新怨恨理論產生的基本條件是以天朝為世界模式、以自我為世界中心的華夏民族優越性不得不面對甚至接受西方從軍事與政治到經濟與文化等全方位的強行入侵時，中國人第一次發現自己雖然在情感上自負地認為有資歷與西方比較，但在事實上卻各個方面不但根本無法與西方抗衡，而且存在著明顯落後的極大差距。中國人在眾多強敵的聯合進攻與瘋狂蠶食麵前的無能復仇與無力反攻，使其只有強抑憤怒而不能發泄，通過一個又一個喪權辱國、賣地求安、賠款求情的不平等條約，中國人內心深處積聚了太多忍辱負重的隱忍情態，東方文明古國妄自尊大的驕傲姿態再也難以維持與顯現，取而代之的便是怨恨的心理體驗。當中國傳統尤其儒家惟我獨尊的思想與西方各種現代觀念發生激烈衝突時，中國人尤其中國知識分子強烈的老大帝國心理遭到嚴重傷害，並在對方強大的軍事武力面前不能當時爆發與及時報仇，於是產生了三種心理現象：一是阿Q式的自我欺騙與麻醉心態：“我們先前比你闊多了”！二是為消除中華民族的生存性緊張，貶低西方現代文化價值，將其降低到中國文化價值水平之下，以“不過如此”、“不就是這樣嗎”、“葡萄是酸的”、“狐狸是臊的”等心理來安慰自己，並提出雖然中國經濟、軍事、政治落後於西方，但在文化上卻優於西方的文化優越論，通過建構“世界秩序”與 “世界文化”的概念，創立一個既高於中國文化又高於西方文化的另一種不同於西方文化價值的新價值觀，取代西方擁有而中國無力獲得的現存價值，並視其為最真實、最高尚的價值實質，而把現存的西方強勢價值說成無意義的價值。三是特別複雜的怨恨心態：中華民族本來與世界其他民族一樣甚至在歷史上比它們更要強大，但現實是不如人家。這種怨恨既包含中西生存比較中的自卑、求變、進步，又蘊藏著因裂變的痛苦不堪忍受而出現的自傲、求穩、保守。因此，新怨恨不是單一的怨與恨的簡單相加，而是比較中羨慕與怨恨共生、進步中愛己與恨他同在、自傲與自卑錯綜、變革與守陳糾纏、怨中帶恨、恨中藏怨、愛恨交加等各種心理與多樣矛盾難解難分的相互扭結。
新怨恨是存在者的怨恨，這種存在就是中國人在“人”的意義上的存在。如果沒有這個前提與追求，新怨恨的存在沒有多大意義，充其量不過是個人的暫時心理感受罷了。有了這種生存論的意義之後，新怨恨存在就成為現代中國人在現代性轉型過程中的真正心理體驗存在。在存在的意義上，新怨恨不僅僅是深藏在個人內心的單一心理反應，而且更是支配中國現代“人”之存在的現象法則，其存在具有客觀性、實在性、無限性。新怨恨不僅僅存在於怨恨的主體與對象中，更存在於主體與對象的意義中。怨恨不是一種被預設的在場，不在場也揭示怨恨的存在，不在的怨恨仍然是怨恨的存在。並不是先有了一種人為先定的怨恨，然後現代中國人的意識接受了這種怨恨；也不是中國現代人先有了某種意識，然後這種意識產生了怨恨。新怨恨是一個不可分割與不可分解的存在，這個存在不是每箇中國現代人各種怨恨心理碎片的虛幻疊加與想像複製，而是作為其共同情感與共鳴心理，出於對相同生存考驗背景下的實體性存在。新怨恨是中國現代人自我意識的反映，因此並非是一種虛無，因為虛無的存在必須有一個曾經存在而且不再存在的意識以及一個作為見證的意識提出第一個意識的虛無以便進行認識的綜合，而現代中國人的怨恨意識先於虛無且出於存在。對每一個中國現代的生存個體而言，怨恨只有到死亡才會停止，只要活著他就是怨恨的存在，他有怨恨的理由、內容、對象、方式、結果，同時其怨恨往往是多重的：不僅由於他對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各種弊端的怨恨,也不僅由於他對於建構現代文化之艱難曲折漫長的怨恨，而且是因為發現自身無法逃脫的傳統文化積澱的內在制約後產生的對於自身局限與歷史局限的深深追問中的怨恨。因此，新怨恨是自為的，自為恢復並承擔了新怨恨的存在。同時，新怨恨也是自在的，因為其中沒有神秘與不可理解，而是每個現代中國人所能夠感受到的真實存在。並且，新怨恨是自因的，它既不派生於可能也不出自於必然，而是現代中國人在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轉型中的承受：人們承受著怨恨的痛苦，並因沒有克服更大的怨恨而承受著更大的痛苦。
新怨恨的存在是有價值的存在。正由於新怨恨不完全是感覺中的怨恨或者察覺到的怨恨，而是一種蘊涵存在意義的怨恨，所以新怨恨就具有了很大的價值。其價值來源於其存在，其存在成全了其價值。缺少存在的怨恨就是價值崩潰的怨恨，缺少價值的怨恨就是存在崩潰的虛無。所以，新怨恨之價值的存在不是由於一切外界的作用力，也不是由於亞里士多德第一推動力那樣的吸引力，更不是由於怨恨的存在產生了一種特殊的魔力，而是由於現代中國人在世界性生存比較中獲得了生存與存在的自由意識。這種自由意識以現代生命觀為其基礎：從個體來看，強調每個現代中國的生命價值優先於傳統理性支配下的有用價值和工具價值，因此中國現代個體生命不僅對傳統價值產生了極大怨恨，同時也對現代性弊端導致的個體生命之戕害的現代價值充滿了怨恨——物與機器以及自然都變成了隨心所欲操縱人的主人，人創造的物反過來控制了創造物的人，起主導作用的生命價值在減弱，而目的價值與手段價值在高揚。從群體來看，弱者對強者的怨恨，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怨恨，被殖民民族對入侵民族的怨恨，第三世界國家對霸權主義國家的怨恨，其價值法則就在於揭露並反抗了打著平等、民主、自由的旗號其實卻實施著無限制的經濟掠奪、政治控制、軍事擴張、國家霸權的怨恨。
新怨恨不僅是群體的也是個體的。由於新怨恨主要產生於以儒家文化為主導，儒、法、墨、道、佛、兵、縱橫、陰陽等各家文化為內容的中國傳統文化面臨西方現代各種文化入侵與壓迫時的全球各民族的生存性比較中，所以它首先是一種民族性的群體怨恨心理，同時也是個體在傳統秩序不斷解體、現代規則尚未定型的過程中，因種種利益變遷與命運浮沉而積蓄的個人怨恨，並常常是個人怨恨與民族怨恨的共在與糾纏。不象西方現代性語境中的個人怨恨與民族怨恨在許多時候有其衝突甚至對立的一面，中國現代性語境中的怨恨往往是個人怨恨與民族怨恨的統一表達。因為中國思想和中國社會歷來是聖俗不分的一元性，沒有人與上帝的對立，也沒有此岸與彼岸的緊張。中國人沒有真正的宗教性崇拜，中國人的宗教崇拜就是祖先、皇帝、國家等世俗性的權勢東西。即使中國知識分子的現實處境有多悲慘，他們也不會放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憂國憂民思想。所以，新怨恨往往是個人怨恨與民族國家怨恨的同軌並進，即使有時候民族國家怨恨被作為個人怨恨的一種保護手段，或者以民族國家怨恨的形式推行個人怨恨的實質，但實際上兩者確實不相分離，很難截然分開。在新怨恨的視野里，個體怨恨是出於家境、資質、稟賦、經歷、時代、命運等個體性的生存比較，當個體的身份追求和角色認同與政治、法律、經濟、文化、道德等社會既定秩序的定位不相符合併由此產生被壓制的生存性無能為力，同時在與他人價值的比較中失望時產生。集體怨恨則是由於政治結構、經濟基礎、軍事背景、傳統秩序、文化理念等諸多因素在其他民族與國家的強行入侵下，出現民族比較中的忍辱負重時產生。但實際上，集體怨恨的原因也是個體怨恨的部分原因，個體怨恨的原因也是集體怨恨的部分原因。
新怨恨是愛的一種表達。新怨恨認為，不論探究個人還是家庭、群體、歷史、時代、民族、國家的內在本質，只有把握了其具體的價值評估與價值選擇系統時才算深入研究，這個系統就是主體的精神氣質或者性格心態，它在根本上其實就體現為愛與恨的秩序——愛恨的建構形式支配著主體的行為活動，把握了一個人的愛恨秩序就理解了這個人的內在動機。因此，愛恨秩序不但是人本身的秩序部分，也是世界的秩序部分，個人就置身於這種秩序之中並以這種身份來看待自身、他人與世界。那么愛恨的秩序是什麼？新怨恨理論認為，愛與恨是一體的而不是分裂的，是整合的而不是對立的，是糾纏在一起的而不是相反兩極的。恨貌似與愛對立，實則是愛的結果。無論恨的動機或行為多么複雜，但都皆以愛為基礎。恨出於愛，恨疾病是因為愛健康；沒有愛，恨就失去了意義，恨其實是愛的失望。同時，新怨恨理論強調，人的心靈是以愛而不是以恨為第一規定，恨只是錯愛的反應，不能愛也就不能恨。因此怨恨的對象如果不是曾經被愛過的對象，至少也是被羨慕過的對象。怨恨者本來也愛他所恨的事物，只是由於對象不能爭氣或者不曾占有而才產生了恨。可見，恨不會無緣無故地產生，恨的存在以愛為前提。無論何時何地，不管個體群體，恨都是心靈和性情對破壞愛的反抗。當愛轉變為恨之後，新怨恨理論不是無視這種恨的存在，或者將已經變化為恨的情感硬說成不存在或者看作愛本身，而是探究其所產生的原由、性質、內容、動機以及怎樣化解其中的負面效應而發揚其中的積極力量。
新怨恨理論以現代心理學及倫理學方面的“怨恨”理論作為其科學的規範基礎。以動機論情緒心理學家湯姆金斯與克雷齊的研究為代表的現代心理學早有定論：感情是行為的原動力，行為原動力的探究只能在感情中而不是在理智中找尋，理智不過是欲望的眼睛，不過是指導設法實現感情的手段而已。所以，從怨恨的情感體驗視角來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具有科學的根據與可行的方法論指導。王海明在研究古今中外心理學與倫理學的基礎上提出一個觀點：引發行為的原動力“主要是愛與恨，”[2] “人遭受損害和痛苦必恨、而接受利益和快樂必愛：愛是一個人對給予他利益和快樂的東西的必然的、不依人的意志而轉移的心理反應；恨是一個人對給予他損害和痛苦的東西的必然的、不依人的意志而轉移的心理反應；”[3] 因此，“在每個人一生的行為總和中，他的目的利他行為與目的害他行為孰多孰少，便取決於他對社會和他人的愛與恨孰多孰少，說到底，便取決於他從社會和他人那裡所得到的利益與所受到的損害孰多孰少；”[4] 由此可知，“一個人所以會目的害人，是因為他恨人而有嫉妒心和復仇心，而他之所以心懷嫉妒和復仇而恨人，又只是因為他的痛苦和損害是社會和他人造成的；反之，一個人所以會目的利他，則主要是因為他愛人而生同情心和報恩心，而他之所以愛人而生同情心和報恩心，也只是因為他自己的快樂和利益都是社會和他人造成的。”[5] 可見，在現代心理學與倫理學的研究視野中，怨恨根本就不是個貶義詞！根本就不是什麼通常人所誤解的“不健康”。愛與恨都有原因，其產生都有根據，因此也都具合理性。
綜上所述，本文對“新怨恨”理論的界定[6] 為：新怨恨理論是一種在西方現代性入侵下產生於中國現代性語境中的關於現代中國人包括個體與群體的基於生存與存在根基的具有持久反思能力與改變現實功能的有價值的屬於中國現代性情感體驗與動機結構的心理效果單位；是中國現代人對時間與空間、自我與他者、生活與命運、個人與社會、理想與現實、習俗與時代、可能與艱難、惶恐與嚮往、進步與倒退、激進與保守、追求與失望、傳統與西方等各種複雜矛盾因素的心理反映；是在近現代中國社會情境下中國人面對現代性轉型而產生的對於民族國家體制、社會制度環境、道德品質特徵、倫理概念判斷、知識藝術事務、精神氣質體系、價值觀念機制、個人慾望結構等種種巨大變遷而出現的一種屬於現代中國人的處於現代化追求與現代性質疑的悖論兩難中所顯示出的複雜的有著特定涵義的心理情感體驗；是處在中國現代化特定轉型期的個體與群體甚至民族與國家在與它者的價值攀比中，對他人與世界的傷害或壓抑在出現情緒反應時強烈抑制該情緒發泄使其向意志力情狀轉化並出現無能無力意識後的一種暫時隱忍心態與長期反抗動機；是一種有著極大的重構現實秩序、再造世界理想、發展完善自我、尋求民族出路、重振國家繁榮富強的心理能量，並完全能夠在存在的意義上使這種心理能量轉化為現實實踐中的積極行動與操作力量。
新怨恨理論不僅僅是心理學意義上的一種心理體驗理論，更是具有美學意義的與現代性研究相關聯的一種文化批判與文學批評的情感體驗理論。新怨恨是一種發生於中國現代性語境中的個體存在與群體存在的審美體驗，或者說審美現代性的體驗。新怨恨作為中國文學現代性的審美緯度之一，主要表現了現代中國人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個體，在中國現代性語境中的情感、欲望、幻想、想像、理想、追求、信仰、價值規範、日常生活、心理模式的一種生存審美體驗。新怨恨理論主要不是研究定型期或穩定社會中的怨恨心理，因為社會穩定期的怨恨體驗並不是屬於整個社會最主要、最根本、最有價值的社會心理體驗，而只是個人與群體在一時一地的心理反應；新怨恨理論主要研究對象是處於新與舊、革新與變化、模仿與創造、連續與斷裂、進步與革命等一系列社會變革與轉型矛盾中產生的屬於個體、社會、民族、國家、世界的既有著普遍內涵更有著個別差異的心理情感體驗。
參考文獻
[1]當下的中國現代性語境請參閱：王明科：《中國文化現代化與現代性研究中的五大弊病》，分別見《河北學刊》2005年第2期第21-26頁以及《文化研究》2005年第11期第52-58頁，另見《光明日報》2005年3月29日第8版，《新華文摘》2005年第11期第162頁，《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05年第4期第190頁。
[2]王海明：《新倫理學》，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193頁。
[3]王海明：《新倫理學》，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196頁。
[4]王海明：《新倫理學》，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225頁。
[5]王海明：《新倫理學》，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224頁。
[6] 關於“新怨恨”理論，筆者曾經有初步大致輪廓的界定，以後又進一步得到完善，參閱：王明科：《“新怨恨”理論與文學批評》，《湖南社會科學》2005年第5期第172-176頁。王明科：《怨恨理論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新啟示》，《社會科學評論》2005年第2期第59-6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