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外交耆宿柯華95歲述懷》中柯華先生見證過一個偉大的時代，他的敘述是對一個偉大時代記憶的一次私人化標註。《新中國外交耆宿柯華95歲述懷》由故鄉1915年—1935年、救亡·北平1935年—1937年、西北1937年—1954年、外交部首任禮賓司司長1954年—1956年、正在覺醒的大陸：非洲1956年—1964年等構成。
基本介紹
- 書名：新中國外交耆宿柯華95歲述懷
- 出版社：文化藝術出版社
- 頁數：289頁
- 開本：16
- 品牌：文化藝術出版社
- 作者：柯華 郭彤彤
- 出版日期：2013年8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503956658, 9787503956652
編輯推薦,內容簡介,圖書目錄,後記,
編輯推薦
“雖說我不是大時代的大人物，但我畢竟見證過一個偉大的時代。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所經歷的時代正漸行漸遠．可是我明白關於我所處的時代的記憶只會愈來愈清晰，而我的敘述也就是對一個偉大時代記憶的一次私人化標註。”這是柯華在《新中國外交耆宿柯華95歲述懷》一文中最後結語所說的話。
內容簡介
《新中國外交耆宿柯華95歲述懷》記述了柯華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奔赴延安學習、工作，擔任外交部首任禮賓司及亞非司、非洲司、亞洲司司長，駐外大使，“文革”的經歷，他為中國的外交事業工作41年。
圖書目錄
故鄉1915年—1935年
救亡·北平1935年—1937年
西北1937年—1954年
外交部首任禮賓司司長1954年—1956年
正在覺醒的大陸：非洲1956年—1964年
“文化大革命”1966年—1976年
在英國及後來1978年—
結語2012年早春
柯華簡歷
後記
救亡·北平1935年—1937年
西北1937年—1954年
外交部首任禮賓司司長1954年—1956年
正在覺醒的大陸：非洲1956年—1964年
“文化大革命”1966年—1976年
在英國及後來1978年—
結語2012年早春
柯華簡歷
後記
後記
我為柯老執筆口述歷史《新中國外交耆宿柯華95述懷》緣起子我媽媽的同學王小牛叔叔。
許多年前，小牛叔叔來我家裡小聚，我知道他酒喝得了不起，半斤酒下肚都沒有醉。
我的外公郭琦去世20周年時，學者張豈之和西安出版社社長張軍孝要為外公出版紀念文集。其中有張老照片需要寫圖注，但在西安卻沒有人知道照片裡的人是誰。
媽媽說也許王小牛能認識。於是我帶上這張照片，專程到北京找王小牛叔叔。
王叔叔果然眼力很好，一下子就認出了老照片上的好幾個人。
“這是李卓然、我爸、秦川，抱孩子、戴眼鏡的是柯華伯伯，我媽……”然後王叔叔把照片放到桌子上，告訴我說，“剩下的兩個人。我實在認不出來了。不過我認不出來沒關係，有人能認出來。”
我忙問：“誰認識？”
王叔叔說：“柯華伯伯肯定能認出來，他記性好得很昵l”
將近18年前，我聽到過一次“柯華”這個名字，是在秦川老人家。
那時候．我剛剛從部隊回來，一天到晚沒有什麼事情做．一位做攝影師的朋友說要拍攝延安時期老新聞工作者的專題，要我陪他到北京找老同志。這位朋友的岳父曾經和秦川在保衛延安的時候一起在西北野戰軍前委工作過，所以我們一到北京，便直奔秦川老人家。
我們給秦老拍完照片後，請秦老再介紹幾位健在的延安時期從事新聞工作的人。
秦老在一張紙上寫下一串名字，後面還寫了電話號碼。寫完後．他突然笑著說：“我怎么把‘柯華’寫成‘高華’了。明天你們先去找柯華。他可比我有派頭，外交官，那個風度……你們去，肯定能拍出好照片。”
秦老還詳細地給我們講了去柯老家怎么走，井說：“明天一大罩．我就給他打電話。”
第二天，我和朋友起了個大早，按照秦老畫的路線圖去柯老家。走了好長時間，卻迷了路，到中午也沒有找到。 我們看見公共電話亭，連忙給柯老家打電話。
家裡人說：“柯華不在。去釣魚了。”
我心裡納悶，忙問朋友：“柯華算起來80歲了，還釣魚？”
後來。我和朋友就去別的老人家裡拍照了。
再後來，我先回了西安。也不知道我的朋友是不是去給柯老拍了照片。
這么多年過去了，秦老，還有當時我朋友拍的那一批延安時期從事新聞工作的老人陸陸續續地去世了，只是我一直記得秦老說柯華的那句話：“他可比我有派頭，外交官，那個風度……”
現在王叔叔又提起了柯華，我算了一下，他該有90多歲了。讓一個90多歲的老人去辨識將近70年前的老照片，我覺得有點懸。但看王叔叔那表情，那說話的語氣，卻不像是開玩笑，而是把握大得很。
王叔叔見我有些遲疑，就說：“沒問題，柯華伯伯記性好得很，他正在搞傳記呢。”
我也沒細問搞什麼傳記，心裡還是揣摩著柯老真的能認出照片上的人嗎？
後來，當我把照片遞給柯華，看著老人坐在沙發上，拿著照片仔細端詳的時候，我覺得“精神矍鑠”這個詞用在他身上可真夠貼切的。
“這是聶景德，邊上是趙守一，抱孩子的是我，中間這個人是李卓然．這是秦川，旁邊的是周盼、王順桐、郭琦、楊靜仁，都是宣傳部的人。怎么楊靜仁也在這裡？”
我真的折服了，感慨地說：“柯爺爺，您的記性這么好，都認識！”
柯老笑了，“記性不行了。這個照片，我想想……是，想起來了，是（19）47年2月底3月初照的，我們撤離延安前幾天，宣傳部的同志們一起照的。就是想不起來楊靜仁怎么和我們在一起照相？他在統戰部當科長……想起來了，他好像有個兼職——西北局機關游擊隊隊長。當時撤離延安的時候，我埋完李卓然的日記，機關的人都走了，我跑到山坡上。也沒有看見人。我到處轉，後來碰到了楊靜仁，他一個人拿條破步槍，見到我就喊：‘胡宗南的部隊來了，就在llJ下！’我倆結伴在山溝里轉，到安塞才找著機關…’“”
柯老講起70年前的往事，仍歷歷在目。
我順便問柯老：“您的傳記什麼時候出版？出版後一定要送給我一本。”
老人家說：“好！”
半年之後，外公的紀念文集出版了，我寄給王叔叔一本。
王叔叔收到書後，打電話給我：“如果有時間，希望你來北京一趟，有件事情要和你商量。”
恰好這時候我和妻子的表哥齊欣正謀劃蓿一個項目，要去北京。
我在北京一見到王叔叔，他就說：“我正為柯老的傳記頭疼。”
接著王叔叔大致給我講了對柯老進行採訪、準備出版傳記的經過，並表示希望我能來寫這個傳記。
我問了一些具體採訪柯老的事情，知道都錄了音，材料很充分，就說：“我回去準備準備。”
幾個月之後，我叉到了北京，和王叔叔見面，他再次提到柯老的傳記。
當時他坐在沙發上，側身看著我，一縷午後的陽光灑在他的臉上。
他說：“我答應柯伯伯了。”然後看著我。
這時候，我實在有些慌亂．冒失地說了一句：“那我來寫吧。”
我的話音甫落，王叔叔立即給柯老打電話，然後讓我馬上去柯老家詳談。
這次見到柯老，他的精神頭很好。他談了這部傳記應該是怎樣一個結構，希望通過這部傳記寫出外交部的幾個人：周總理、陳老總、張聞天、龔澎、姬鵬飛……寫延安時期的李卓然，寫他的好朋友王順桐、秦川。寫他的三支槍的故事……最後，我和柯老約好把採訪的錄音材料都給我。幾個月過去了，可那些錄音材料卻沒有從北京寄給我。柯老和我通過幾次電話，希望我儘快進入寫作階段。我沒有任何材料，如何動筆呢？我把這個情況告訴了王叔叔．他答應催一下。時間一天一天地過去了，錄音採訪的資料依然沒有結果。無奈之下，齊欣出了個主意：重新採訪！這時候，我手裡正有兩部書稿需要完成，一部是《鐘明善評傳》。已經是第二稿了；一部是寫外公郭琦的傳記《千帆過盡一書生》，完成了十八九萬字，正在做最後的衝刺。另外，我住到北京來，重新進行採訪，也有諸多不便，我的女兒卷卷正要“小升初”，妻子在電台的工作也很忙。並且我手頭還主編著一本書法雜誌，千頭萬緒。實在抽不出時間去採訪。還是齊欣想了個辦法，他讓妻子郭弘代替我去採訪柯老。
就這樣，郭弘每天早上送孩子上學後，從海淀區歷時一個多小時去城裡柯老家採訪。採訪完，郭弘把錄音傳給我，我在家把錄音整理成文字。
郭弘前前後後給我傳了18次，整理出來有十幾萬字。我一段一段地讀下去，凌亂得很，幾乎找不到有什麼關聯的地方。
我先後和郭弘、王叔叔通了電話，說了採訪錄音凌亂的問題，這才知道郭弘搞的這些採訪錄音大部分是柯老認為應該為原來的採訪進行補充的內容，所以沒有什麼關聯。但我只是擁有這些散亂的材料。實在不知道怎么去動筆。
當我再次見到王叔叔的時候，他被診斷出得了癌症，正在醫院化療。
我坐在病床邊，王叔叔還是說起柯老傳記的事：“彤彤，你一定得儘快寫出來，柯伯伯年紀大了，我答應他了。”
鑒於王叔叔的身體狀況，我只得騙他說：“我已經動筆了，寫完就先給您看。”
離開醫院時已是深夜，齊欣開著車，我坐在副駕駛座位上，悶頭抽菸。當時正是寒冬，我覺得王叔叔真是個一諾千金的人，我應該趕快動筆去寫。但我怎么寫昵？
我推掉了好些事情，停止了《鐘明善評傳》和《千帆過盡一書生》的寫作，對鐘伯伯，還有我的外婆蕭楓，內心裡很是愧疚。我唯一能寬慰自己的就是鐘伯伯比起柯老也還年輕，才70餘歲，外婆也不過93歲，比柯老小四五歲，況且外公去世20年了，晚一些寫完外公的傳記，外婆不會怪罪我，鐘伯伯也會原諒我，其實我是有些耍賴了。
這時候，我只有一個念頭：既然答應了罹患癌症的王叔叔，一寫完就給他看。
半年的時間裡，我反反覆覆去北京採訪柯老有21次。但還未來得及動筆，噩耗傳來，王叔叔不幸病逝了。
驚聞噩耗的一瞬間，我覺得自己虧欠了王叔叔好多好多。
正在這個時候，柯老來電話說以前採訪他的錄音材料給了錄音公司，已打成了文字。
我飛奔到北京。拿到最原始的材料，立即折回西安。
看過這些材料後，我頭大如斗。因為錄音公司整理的文字，初看簡直就看不懂。比如說把“西北局”寫成“冼背聚”，“英國”寫成“應果”、“武漢”寫成“無憾”。還有很多人名的錯誤，不勝枚舉，疑似天書。
等我把這些文字一一校訂出來，四個月過去了，已經是2012年的初夏。
這時候，柯老已經97歲了，他每個星期都會給我打電話詢問寫作的進展情況，但我實在不知道該對他老人家怎么說。寫成傳記文學，我算了算時間，最少要大半年才能完成。
怎么才能加快速度呢？20世紀90年代末期。我在西安一家報社工作時做社會調查版，經常一天要趕麗個整版的文字。都寫成口述調查實錄。我認為這樣寫很快，就決定把柯老的傳記改為口述歷史。但把傳記改成口述歷史並沒有提高速度。這與我10多年前在報社工作時寫口述調查實錄完全是兩回事，錄音的原始材料中的幾乎每句話都需要去核實、論證。跑檔案館、圖書館，到朋友處借閱資料，僅僅把錄音資料里的人名訂正過來就花了20多天的時間。至於涉及的具體時間及歷史背景的框定。又花了三個月的時間。最終做成一段一段的筆記，方才動筆。到寫完書稿並修訂完畢已經是2012年12月了。
2013年正月+五過後．我們和本書責任編輯一起去醫院見柯老，並對書稿中的存疑之處逐一與柯老進行了溝通和確認。
柯老說：“我已經98歲了，身體不如前一段時間了，希望能很快看到該書出版。”
當天中午，我們從醫院趕到柯老家，在其孩子的幫助下，從珍藏的20多本相冊及家中擺放的相框中挑選了90多張各個時期的珍貴照片。這些照片與文字一起向讀者展示了柯老不平凡的人生經歷，回顧了新中國外交的發展歷史，特別是中國政府在與非洲友好國家建交、與英國政府談判香港回歸中國的過程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柯老在本書的《結語》中說：“雖說我不是大時代的大人物，但我畢竟見證過一個偉大的時代。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所經歷的時代正漸行漸遠．可是我明白關於我所處的時代的記憶只會愈來愈清晰，而我的敘述也就是對一個偉大時代記憶的一次私人化標註。”
此書的出版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與幫助，在此一併感謝！同時也祝願柯老健康長壽！
許多年前，小牛叔叔來我家裡小聚，我知道他酒喝得了不起，半斤酒下肚都沒有醉。
我的外公郭琦去世20周年時，學者張豈之和西安出版社社長張軍孝要為外公出版紀念文集。其中有張老照片需要寫圖注，但在西安卻沒有人知道照片裡的人是誰。
媽媽說也許王小牛能認識。於是我帶上這張照片，專程到北京找王小牛叔叔。
王叔叔果然眼力很好，一下子就認出了老照片上的好幾個人。
“這是李卓然、我爸、秦川，抱孩子、戴眼鏡的是柯華伯伯，我媽……”然後王叔叔把照片放到桌子上，告訴我說，“剩下的兩個人。我實在認不出來了。不過我認不出來沒關係，有人能認出來。”
我忙問：“誰認識？”
王叔叔說：“柯華伯伯肯定能認出來，他記性好得很昵l”
將近18年前，我聽到過一次“柯華”這個名字，是在秦川老人家。
那時候．我剛剛從部隊回來，一天到晚沒有什麼事情做．一位做攝影師的朋友說要拍攝延安時期老新聞工作者的專題，要我陪他到北京找老同志。這位朋友的岳父曾經和秦川在保衛延安的時候一起在西北野戰軍前委工作過，所以我們一到北京，便直奔秦川老人家。
我們給秦老拍完照片後，請秦老再介紹幾位健在的延安時期從事新聞工作的人。
秦老在一張紙上寫下一串名字，後面還寫了電話號碼。寫完後．他突然笑著說：“我怎么把‘柯華’寫成‘高華’了。明天你們先去找柯華。他可比我有派頭，外交官，那個風度……你們去，肯定能拍出好照片。”
秦老還詳細地給我們講了去柯老家怎么走，井說：“明天一大罩．我就給他打電話。”
第二天，我和朋友起了個大早，按照秦老畫的路線圖去柯老家。走了好長時間，卻迷了路，到中午也沒有找到。 我們看見公共電話亭，連忙給柯老家打電話。
家裡人說：“柯華不在。去釣魚了。”
我心裡納悶，忙問朋友：“柯華算起來80歲了，還釣魚？”
後來。我和朋友就去別的老人家裡拍照了。
再後來，我先回了西安。也不知道我的朋友是不是去給柯老拍了照片。
這么多年過去了，秦老，還有當時我朋友拍的那一批延安時期從事新聞工作的老人陸陸續續地去世了，只是我一直記得秦老說柯華的那句話：“他可比我有派頭，外交官，那個風度……”
現在王叔叔又提起了柯華，我算了一下，他該有90多歲了。讓一個90多歲的老人去辨識將近70年前的老照片，我覺得有點懸。但看王叔叔那表情，那說話的語氣，卻不像是開玩笑，而是把握大得很。
王叔叔見我有些遲疑，就說：“沒問題，柯華伯伯記性好得很，他正在搞傳記呢。”
我也沒細問搞什麼傳記，心裡還是揣摩著柯老真的能認出照片上的人嗎？
後來，當我把照片遞給柯華，看著老人坐在沙發上，拿著照片仔細端詳的時候，我覺得“精神矍鑠”這個詞用在他身上可真夠貼切的。
“這是聶景德，邊上是趙守一，抱孩子的是我，中間這個人是李卓然．這是秦川，旁邊的是周盼、王順桐、郭琦、楊靜仁，都是宣傳部的人。怎么楊靜仁也在這裡？”
我真的折服了，感慨地說：“柯爺爺，您的記性這么好，都認識！”
柯老笑了，“記性不行了。這個照片，我想想……是，想起來了，是（19）47年2月底3月初照的，我們撤離延安前幾天，宣傳部的同志們一起照的。就是想不起來楊靜仁怎么和我們在一起照相？他在統戰部當科長……想起來了，他好像有個兼職——西北局機關游擊隊隊長。當時撤離延安的時候，我埋完李卓然的日記，機關的人都走了，我跑到山坡上。也沒有看見人。我到處轉，後來碰到了楊靜仁，他一個人拿條破步槍，見到我就喊：‘胡宗南的部隊來了，就在llJ下！’我倆結伴在山溝里轉，到安塞才找著機關…’“”
柯老講起70年前的往事，仍歷歷在目。
我順便問柯老：“您的傳記什麼時候出版？出版後一定要送給我一本。”
老人家說：“好！”
半年之後，外公的紀念文集出版了，我寄給王叔叔一本。
王叔叔收到書後，打電話給我：“如果有時間，希望你來北京一趟，有件事情要和你商量。”
恰好這時候我和妻子的表哥齊欣正謀劃蓿一個項目，要去北京。
我在北京一見到王叔叔，他就說：“我正為柯老的傳記頭疼。”
接著王叔叔大致給我講了對柯老進行採訪、準備出版傳記的經過，並表示希望我能來寫這個傳記。
我問了一些具體採訪柯老的事情，知道都錄了音，材料很充分，就說：“我回去準備準備。”
幾個月之後，我叉到了北京，和王叔叔見面，他再次提到柯老的傳記。
當時他坐在沙發上，側身看著我，一縷午後的陽光灑在他的臉上。
他說：“我答應柯伯伯了。”然後看著我。
這時候，我實在有些慌亂．冒失地說了一句：“那我來寫吧。”
我的話音甫落，王叔叔立即給柯老打電話，然後讓我馬上去柯老家詳談。
這次見到柯老，他的精神頭很好。他談了這部傳記應該是怎樣一個結構，希望通過這部傳記寫出外交部的幾個人：周總理、陳老總、張聞天、龔澎、姬鵬飛……寫延安時期的李卓然，寫他的好朋友王順桐、秦川。寫他的三支槍的故事……最後，我和柯老約好把採訪的錄音材料都給我。幾個月過去了，可那些錄音材料卻沒有從北京寄給我。柯老和我通過幾次電話，希望我儘快進入寫作階段。我沒有任何材料，如何動筆呢？我把這個情況告訴了王叔叔．他答應催一下。時間一天一天地過去了，錄音採訪的資料依然沒有結果。無奈之下，齊欣出了個主意：重新採訪！這時候，我手裡正有兩部書稿需要完成，一部是《鐘明善評傳》。已經是第二稿了；一部是寫外公郭琦的傳記《千帆過盡一書生》，完成了十八九萬字，正在做最後的衝刺。另外，我住到北京來，重新進行採訪，也有諸多不便，我的女兒卷卷正要“小升初”，妻子在電台的工作也很忙。並且我手頭還主編著一本書法雜誌，千頭萬緒。實在抽不出時間去採訪。還是齊欣想了個辦法，他讓妻子郭弘代替我去採訪柯老。
就這樣，郭弘每天早上送孩子上學後，從海淀區歷時一個多小時去城裡柯老家採訪。採訪完，郭弘把錄音傳給我，我在家把錄音整理成文字。
郭弘前前後後給我傳了18次，整理出來有十幾萬字。我一段一段地讀下去，凌亂得很，幾乎找不到有什麼關聯的地方。
我先後和郭弘、王叔叔通了電話，說了採訪錄音凌亂的問題，這才知道郭弘搞的這些採訪錄音大部分是柯老認為應該為原來的採訪進行補充的內容，所以沒有什麼關聯。但我只是擁有這些散亂的材料。實在不知道怎么去動筆。
當我再次見到王叔叔的時候，他被診斷出得了癌症，正在醫院化療。
我坐在病床邊，王叔叔還是說起柯老傳記的事：“彤彤，你一定得儘快寫出來，柯伯伯年紀大了，我答應他了。”
鑒於王叔叔的身體狀況，我只得騙他說：“我已經動筆了，寫完就先給您看。”
離開醫院時已是深夜，齊欣開著車，我坐在副駕駛座位上，悶頭抽菸。當時正是寒冬，我覺得王叔叔真是個一諾千金的人，我應該趕快動筆去寫。但我怎么寫昵？
我推掉了好些事情，停止了《鐘明善評傳》和《千帆過盡一書生》的寫作，對鐘伯伯，還有我的外婆蕭楓，內心裡很是愧疚。我唯一能寬慰自己的就是鐘伯伯比起柯老也還年輕，才70餘歲，外婆也不過93歲，比柯老小四五歲，況且外公去世20年了，晚一些寫完外公的傳記，外婆不會怪罪我，鐘伯伯也會原諒我，其實我是有些耍賴了。
這時候，我只有一個念頭：既然答應了罹患癌症的王叔叔，一寫完就給他看。
半年的時間裡，我反反覆覆去北京採訪柯老有21次。但還未來得及動筆，噩耗傳來，王叔叔不幸病逝了。
驚聞噩耗的一瞬間，我覺得自己虧欠了王叔叔好多好多。
正在這個時候，柯老來電話說以前採訪他的錄音材料給了錄音公司，已打成了文字。
我飛奔到北京。拿到最原始的材料，立即折回西安。
看過這些材料後，我頭大如斗。因為錄音公司整理的文字，初看簡直就看不懂。比如說把“西北局”寫成“冼背聚”，“英國”寫成“應果”、“武漢”寫成“無憾”。還有很多人名的錯誤，不勝枚舉，疑似天書。
等我把這些文字一一校訂出來，四個月過去了，已經是2012年的初夏。
這時候，柯老已經97歲了，他每個星期都會給我打電話詢問寫作的進展情況，但我實在不知道該對他老人家怎么說。寫成傳記文學，我算了算時間，最少要大半年才能完成。
怎么才能加快速度呢？20世紀90年代末期。我在西安一家報社工作時做社會調查版，經常一天要趕麗個整版的文字。都寫成口述調查實錄。我認為這樣寫很快，就決定把柯老的傳記改為口述歷史。但把傳記改成口述歷史並沒有提高速度。這與我10多年前在報社工作時寫口述調查實錄完全是兩回事，錄音的原始材料中的幾乎每句話都需要去核實、論證。跑檔案館、圖書館，到朋友處借閱資料，僅僅把錄音資料里的人名訂正過來就花了20多天的時間。至於涉及的具體時間及歷史背景的框定。又花了三個月的時間。最終做成一段一段的筆記，方才動筆。到寫完書稿並修訂完畢已經是2012年12月了。
2013年正月+五過後．我們和本書責任編輯一起去醫院見柯老，並對書稿中的存疑之處逐一與柯老進行了溝通和確認。
柯老說：“我已經98歲了，身體不如前一段時間了，希望能很快看到該書出版。”
當天中午，我們從醫院趕到柯老家，在其孩子的幫助下，從珍藏的20多本相冊及家中擺放的相框中挑選了90多張各個時期的珍貴照片。這些照片與文字一起向讀者展示了柯老不平凡的人生經歷，回顧了新中國外交的發展歷史，特別是中國政府在與非洲友好國家建交、與英國政府談判香港回歸中國的過程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柯老在本書的《結語》中說：“雖說我不是大時代的大人物，但我畢竟見證過一個偉大的時代。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所經歷的時代正漸行漸遠．可是我明白關於我所處的時代的記憶只會愈來愈清晰，而我的敘述也就是對一個偉大時代記憶的一次私人化標註。”
此書的出版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與幫助，在此一併感謝！同時也祝願柯老健康長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