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鏡秘府論

《文鏡秘府論》中國古代文論史料。撰者日本僧人遍照金剛(774～835)，俗姓佐伯，名空海，遍照金剛是其法號。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文鏡秘府論
• 創作年代：古代
• 文學體裁：文論史料
• 作者：遍照金剛

文鏡秘府論簡介

撰者日本僧人遍照金剛(774～835)，俗姓佐伯，名空海，遍照金剛是其法號。公元921年追封為弘法大師。他生活在日本平安朝前期，對佛學以及文學、語言、書法、繪畫均有研究，著作繁富。1910年日本祖風宣揚會彙編成《弘法大師全集》15卷。他於唐貞元二十年(804)至元和元年(806)在中國留學約 3年，與中國僧徒、詩人有友好交往。本書是他歸國後應當時日本人學習漢語和文學的要求，就帶回的崔融《唐朝新定詩格》、王昌齡《詩格》、元兢《詩髓腦》、皎然《詩議》等書排比編纂而成，對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貢獻。全書以天、地、東、南、西、北分卷。 6卷中大部分篇幅是講述詩歌的聲律、詞藻、典故、對偶等形式技巧問題的。如天、東、西、北 4卷的《調四聲譜》、《詩章中用聲法式》、《論對》、《論病》、《論對屬》等等。此外，本書也用了一定篇幅介紹創作理論。如地、南兩卷的《十七勢》、《六志》、《論文意》、《論體》、《定位》等，並不完全是為詩文聲病而作。其所引之書，今多失傳，所以保存了不少中國古代文論的史料。所論“文二十八種病”、“文筆十病得失”等，對研究六朝至唐古近體詩律學、文學批評、修辭學均有參考價值。

文鏡秘府論

其書在日本有舊鈔本多種，並有日本《東方文化叢書》影印古鈔本及講談社校印本。今通行人民文學出版社1975年校點本。遍照金剛於 820年撰《文筆眼心抄》，為本書之簡本。日本小西甚一有《文鏡秘府論考》，《真言宗全書》中有《文鏡秘府論箋》。《文鏡秘府論》書影（局部）

《文鏡秘府論》全書包括序言，天卷（聲韻調聲說）、地卷（體勢論）、東卷、南卷、西卷、北卷幾個部分。其內容包括了四聲說、調聲說（天卷），十七式、十四例、十體（地卷），對屬論（東卷和北卷），病犯論（西卷），創作論（南卷）等方面。

作者簡介

弘法大師空海（774-835），俗姓佐伯，貞元二十年（804）七月至中國。元和元年（806）八月回日本，做此書，專論南朝至中唐，分天地東南西北六卷。又簡寫為《文筆眼心抄》。所引資料，除皎然《詩式》外均佚，因而有重要參考價值。

《文鏡秘府論》研究

日僧遍照金剛編撰的《文鏡秘府論》， 收錄了中國南北朝直至中唐時期諸多詩歌作法、詩歌理論著作，而其中許多材料已不見於中土，所以在上世紀初轉抄回國之後，一直受到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者尤其是魏晉南北朝隋唐文學理論研究者的重視。

上世紀上半葉，我國較早對該書進行著錄和介紹的是清代學者楊守敬，他在《日本訪書志》中曾論及《文鏡秘府論》，他說：“此書蓋為詩文聲病而作，匯集沈隱侯、劉善經、劉滔、僧皎然、元兢及王氏、崔氏之說。今傳世唯皎然之書，余皆泯滅。按《宋書》雖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諸說，近代已不得其詳。此篇中所列二十八種病，皆一一引詩，證佐分明。”這是我國學者首次認識到此書的研究價值。

正由於有關的詩文材料在中國早已失傳，所以上世紀上半葉的學者們也主要是從中輯錄出南北朝之中唐時期各家的詩學著作，以供研究批評史之需。如1930年，儲皖峰就根據楊守敬之說，專取《文鏡秘府論》中論病部分校印問世，名《文二十八種病》，其中列述六朝至唐詩文中的二十八種聲病。卷首有校者的引論和楊守敬的《文鏡秘府論提要》，末附校者的《校勘記》和日本鈴木虎雄作、校者譯《文鏡秘府論校勘記》。在當時頗受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者的重視。

在上世紀上半葉，要數羅根澤最善利用《文鏡秘府論》，所以他撰著的中國文學批評史運用的新材料、探討的新問題也最多。他除了從《文鏡秘府論》中鉤輯出佚名的《文筆式》，撰寫了《文筆式甄微》，推斷出此書為隋時人所作。還在《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中第五章中大量引用《文鏡秘府論》中有關“聲律”材料，詳細論述齊梁時期人們對新體詩“音律”的理論探討。在《隋唐文學批評史》中更是用兩章的篇幅，深入分析隋唐人對“詩的對偶及作法”的討論，其中“上官儀的六種對及八種對”、“元兢的六種對”、“崔融的三種對”、“皎然的八種對”，以及“元兢的調聲三術”、“佚名的調聲術”、“元兢古今詩人秀句”、“李嶠評詩格”、“王昌齡詩格”、“佚名的詩文作法”等部分，材料均采自《文鏡秘府論》。

另外，郭紹虞的諸多探討中國文學史上聲病問題的系列論文，如《永明聲病說》、《從永明體到律體》、《再論永明聲病說》、《聲律說考辨》、《蜂腰鶴膝解》的撰著，也無不是建立在《文鏡秘府論》的材料基礎上的。

七十年代以後，從五十年代直至七十年代中期，由於受當時思想意識形態的影響，人們大多不敢、不願過多評述中國詩歌理論史上有關詩歌形式、作法的材料，對《文鏡秘府論》自然就很少論及了。

首先打破這種研究局面的著作，是周維德校點的《文鏡秘府論》。

在這部書的《前言》中，郭紹虞能夠排除左的思想的侵擾，大膽肯定了《文鏡秘府論》的資料價值和學術價值。他認為，首先，《文鏡秘府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是起了較大的作用的。其次，《文鏡秘府論》論詩沒有提及李、杜，論文不提韓、柳，是當時的客觀情況使然，不足為病。再次，《文鏡秘府論》中的許多材料有助於我們進一步弄清新體詩從四聲律到平仄律的演變問題。第四，《文鏡秘府論》中的其它材料，對研究漢語語法修辭，研究漢語語言學，也有借鑑作用。

該書以日本祖風宣揚會編印的《弘法大師全集》本為底本，校以日本東方文化學院影印古抄本、日本古典保存會影印觀智院本地卷、《弘法大師全集》本《文筆眼心抄》、日本山田鈍《文筆眼心抄釋文》，同時校以日本《真言宗全書》本《文鏡秘府論箋》、日本講談社刊小西甚一《文鏡秘府論考·考文篇》。由於此書是大陸出版的《文鏡秘府論》的第一部完整校點本，所以受到了當時研究者的普遍歡迎。在1980年3月第2次印刷時，書後還附錄了周維德所撰的《文鏡秘府論的聲病說》和日本學者小西甚一的《文鏡秘府論序說》，後者詳細介紹了《文鏡秘府論》在日本的流傳情況，以及日本學者的有關研究成果，對於我國讀者進一步研究此書具有較大的參考價值。

在周維德校點本之後，王利器也於八十年代初出版了《文鏡秘府論校注》。據該書《四聲論》注可知，解放前王利器曾和好友任學良共讀此書於北平，相約為之校注，其後任學良未能完成即逝世了，所存者唯“天卷”自《序》至《調四聲譜》部分三十餘頁校注。王利器則繼續亡友未竟之事業，積數十年之功，完成了此書。

和周維德著相比，王利器此書校勘更精、且作了十分詳細的注釋。該書的整理，系以日本京都藤井佐氏兵衛版為底本，而校以日本東方文化學院影印宮內省圖書寮所藏《古抄本》、日本古典保存會影印觀智院所藏《地卷古抄本》，及《弘法大師全集》本《文筆眼心抄》、日本金剛峰寺密禪僧伽維寶編輯《文鏡秘府論箋》十八卷所據以校的六種寫本。至於注文徵引的則有：維寶之《文鏡秘府論箋》、儲皖峰《文二十八種病》、羅根澤《魏晉六朝文學批評史》和《隋唐文學批評史》、周維德校點《文鏡秘府論》、任學良《文鏡秘府論校注》。作者在注釋中抉微索隱，新見迭出，使得《文鏡秘府論》涉及的許多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理論問題源清流明，顯示了校注者淹博的學養、精微的思辨和超凡的學識。作者除了在《前言》中深入、細緻地闡述了弘法大師的生平，《文鏡秘府論》在日本的流傳和影響，及其在中國古代詩學史上獨特的地位，還在書後附錄了大量的相關資料：《弘法大師詩文選》、《弘法大師所著書目》、《唐人贈詩》、《日本有關聲病討論史料》和《補註》。由於該書校勘精審、注釋詳備、資料富贍，所以一問世，就得到學界的高度評價，至今仍是人們研究魏晉六朝詩文聲律問題、隋唐詩學的必備參考書。

八十年代以後，還出現了一些對《文鏡秘府論》進行研究的專題論文，其中主要有〖日〗興膳宏著、李慶、邵毅平譯的《〈文心雕龍〉在〈文鏡秘府論〉中的反映》、楊明的《〈文鏡秘府論〉所載初唐聲律、病犯及詩體資料之解說》、王福雅的《〈文鏡秘府論〉與唐代意境理論》等。這些文章大多是利用《文鏡秘府論》中的有關材料，對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某些問題進行新的探討。

值得注意的是，九十年代以後，盧盛江發表了一系列對《文鏡秘府論》本身進行探討的文章，如《日本研究〈文鏡秘府論〉概述》、《日本人編撰的中國詩文論著作――〈文鏡秘府論〉》、《〈文鏡秘府論〉“九意”作者考》、《〈文鏡秘府論〉日本傳本隨記》、《〈文鏡秘府論〉對屬論與日本漢詩學》。作者利用其多次訪問日本的機會，對日本所藏《文鏡秘府論》的各種版本進行了細緻的考察，蒐集了大量的資料，意欲編撰一部更為全面的《文鏡秘府論集校集注》本。現已問世的成果只是其前期研究所得，但對於國內學者進一步認識和研究《文鏡秘府論》已具一定的參考價值。

另外，從七十年代後期開始，有很多學者在利用《文鏡秘府論》進行魏晉六朝、隋唐時期詩學著作的輯錄工作，其中成就較為突出者有：王夢鷗的《初唐詩學著述考》、王晉江的《文鏡秘府論探源》、王利器的《文筆要訣校箋》、張伯偉的《全唐五代詩格校考》等。

總之，到上世紀末，學界無論是在《文境秘府論》本身的整理和研究，還是在利用《文鏡秘府論》來輯錄中國中古文學理論著作、進一步探究中古詩學理論等方面，都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但是從總體上說，學界對這部書還是重視不夠。今後學界無論在資料的整理還是在理論探討方面，均有相當多的工作要做。

空海與《文鏡秘府論》

空海(774-835)，日本僧人，唐德宗二十年隨遣唐使來中國學習佛法，歸國後編撰了《文鏡秘府論》，為中國文化的傳播、日本漢學的興盛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在日本，《文鏡秘府論》歷來受到學者的重視，相形之下，中國《文鏡秘府論》的研究不僅起步晚，而且研究也不深入。白楊守敬首次向國人介紹《文鏡秘府論》以來，中國學者對《文鏡秘府論》的研究一直停留在兩個方面，一，將《文鏡》作為詩格校考的參本，二，以《文鏡秘府論》為幾點來研究聲律詩病說，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些研究還算不得是對《文鏡秘府論》本身的研究。2006年，《文鏡秘府論匯校匯考》出版，大大提高了中國《文鏡秘府論》研究的水平。但是，《匯校匯考》一書著重於校考，對空海本人的文學思想研究不夠。因此，本文就從這個角度切入，試圖通過《文鏡秘府論》來考察空海的文學思想。

本文從《文鏡秘府論》中確定的空海自寫文字、存疑的空海自寫文字以及編撰體例三個方面來論述。

首先，研究者經常會把空海與劉勰相提並論，二人的人生經歷、佛學背景以及文學造詣的相似性，使我們在研究空海時必然會牽涉到劉勰及其《文心雕龍》，本章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論述的。《文鏡秘府論》中確定為空海所作的篇章為《天卷序》《東卷·論對》和《西卷·論病》。這三篇序雖篇幅不長，但對文學的幾個基本問題都有所論及。對於文學的起源，空海將之歸結於“名教”，並把文學起源與天地自然聯繫了起來，這與《文心雕龍·原道》的文源論是非常相似的，對此，很多研究者認為，《天卷序》就是《原道》的翻版。但是，通過對《文心雕龍》在《文鏡秘府論》中出現情況的考察，並參照《文鏡秘府論》對劉勰以“古人”相稱的事實，再對照《文心雕龍》在日本的流傳時間，本文認為空海並未過目《文心雕龍》一書。而造成兩者相似的原因是:首先，空海深受漢文化影響，尤其是受《易》的影響頗甚，而《易》對天地萬物發生的解釋為《文心雕龍》文源論提供了思想背景，這個背景也同樣作用於空海。其次，自《文心雕龍》之後，尤其唐代文論，對文源論的關注和論斷頗受《文心雕龍》的影響，所以這也對《文鏡秘府論》的文源論產生了簡介影響。

空海身為佛門弟子，很容易被認為以釋為尊，對其他思想一概排斥。但是《天卷序》充滿了釋、玄、儒駁雜的色彩，這也成為空海論述文學起源、文學功用和寫作動機時的基調。通過剝離《文鏡秘府論》的三教色彩，並結合空海其他著作中關於三教的論述，本文發現，從思想上來說，空海並不唯釋獨尊，相反，他認為三教皆是名教之體現，只不過三者教義有深淺之別而已。在這個前提下，空海建立了他的文學功用觀，即文學是傳達三教教義的工具，從而形成了名教-三教-文學的邏輯結構，這也是空海編撰《文鏡秘府論》的深層原因。《文鏡秘府論》編撰也有直接的動因，即對文學現狀的不滿，以及為後輩學者提供作詩的典範，在此後輩中，“一多後生”歷來受到研究者的關注，王利器認為此“一多”為一多法界，盧盛江則從《易》解釋，認為“一多”即32。本文認為，“一多”即多個之義，並沒有深意。本章最後一節從更多的層面考察空海思想中的釋、儒、玄，認為“名教”其實一分為二的，但“名”為本，是所謂的真如，“教”則指三教。空海常常“名教”合一，並以此統攝釋、玄、佛，但在某些場合，“名教”只指涉釋，所謂高下，在此有了體現。

其次，除《天卷序》《東卷·論對》《西卷·論病》外，《文鏡秘府論》中最容易被認為是空海自作文字的是旁註夾注以及“釋曰”的文字。夾注旁註在《文鏡秘府論》中大量出現，本文並不打算全部考究，只對其情況進行簡要概述。本文認為，夾注旁註文字很多都是空海自作，這個是肯定的，這些文字對研究《文鏡秘府論》的文字歸屬、編撰體例等具有重要的意義。通過對《文鏡秘府論》全書夾注旁註文字的通盤審視，本文認為，《文鏡秘府論》在註明原典時具有傾向性，最明顯的就是對《文筆式》的忽視。再者，在綜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加之對日本秀句文化的考察，本文認為《九意》並不是空海所作。

“釋曰”的文字在全書中共出現55次，且“釋日”文字在今天的文獻中不可考，對於“釋曰”文字的歸屬，沒有人專門研究，研究者多是在考證或校注之餘，分析一下其歸屬問題。本文將《文鏡秘府論》全書中有“釋曰”文字出現的段落一一輯出，結合旁註夾注判定部分文字的歸屬，並列表以凸顯其結構。由於“釋曰”的文字不可考，加之所涉及的原典如《文筆式》、《筆札華梁》等書已佚，所以本文只能參考今本《詩苑類格》《吟窗雜錄》的內容，從其體例和用語入手，並與《文鏡秘府論》中可以確定來源的文字進行對照，經過多層分析研究，本文認為，“釋曰”的形式出於《筆札華梁》及傳《魏文帝詩格》，其內容也以二者為主體，但是這並不排除其中拉雜其他材料的可能。本文對《地卷》第八和詩階“王斌雲”的文字進行分析，認為其應該歸屬於“返酬階”，由此也可以肯定，空海並不是完全照抄“釋曰”原文，而是對其文字進行過篩選和增刪。

在分析“釋曰”歸屬的同時，本文得出幾個結論:空海未曾見過《四聲譜》一書;《八階》應該源於傳《魏文帝詩格》;《文筆式》沒有“釋曰”的形式;筆札華梁》與《文筆式》、傳《魏文帝詩格》有很多相同的內容;據此，本文有以下假設，出於對“釋曰”部分的偏愛，在引用材料時，空海以《筆札華梁》為優先，因而旁註夾注文字、以及正文中很少提及《文筆式》一書。

最後，本文通過對編纂體例的研究分析，認為空海對形式非常看重，所以《文鏡秘府論》在篇章結構上具有整齊性的特點，具體表現就是序文的對稱性、篇目羅列的規律性以及引用材料的依序性。但是由於空海是先寫作《天卷序》，後是各卷篇目，最後才是正文，因此《文鏡秘府論》的體例也有一些混亂違和之處。另外，空海具有獨立的編撰意識，對各卷主題的設定是一以貫之，但是這也使《文鏡秘府論》體例比重上稍顯不均衡。同時，本文認為，造成這種情況的另一個原因是，空海對“六合”形式的執著。據此，本文認為《文鏡秘府論》的卷次安排應該以《天卷序》為準。

綜上所述，通過對《文鏡秘府論》的研究，本文對空海文學思想進行了全面的考察，認為，空海文學思想對釋、玄、儒三家兼收並包，空海雖為佛家弟子，但卻對文學抱持著積極的態度，而且尤其重視聲律、對屬以及各種作詩技巧，這都反映了其實用主義的文學態度，也正是依憑這種態度，才有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文鏡秘府論》，由此中國詩學的歷史中才得以保存了那些久遠而珍貴的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