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來
揚州文昌路中心的綠島上,有一座看起來並不十分顯眼的石塔,卻是唐代的遺物。在石塔的左近,便是古今聞名的木蘭院舊址。木蘭院亦稱石塔寺,或者惠照寺、惠昭寺、慧照寺,在歷史上寺址迭經變遷,惠照寺在唐乾元年間改名木蘭院。開成年間得古佛
舍利,於寺內建石塔藏之,故又名石塔寺。
1949年後,古木蘭院因道路拓寬而被拆除,石塔移至今文昌路中央。
歷史典故
石塔為五層六角,上有
佛像,須彌座石欄板雕刻龍、鳳、牛、馬等圖案,造型古樸,風格凝重。
惠照寺在唐代已經出名,名僧貫休有《題淮南惠照寺律師院》,詩云:“儀冠凝寒玉,端居似沃州。學徒梧有鳳,律藏目無牛。茗滑香黏齒,鐘清雪滴樓。還須結西社,來往悉諸侯。”就是歌詠的揚州惠照寺。
但這座古寺最富於傳奇色彩的故事,卻是“飯後鐘”。據五代時人王定保所撰《唐摭言》記載,王播少時孤貧,就食於木蘭院,隨僧眾聽鐘聲就餐。久而久之,為寺僧所厭惡。一日,眾僧故意開飯後才敲鐘,待王播趕到時,僧眾已經吃完了。這件事使王播感到非常難堪,於是他在寺壁題了兩句詩:“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過了二十年之後,這個曾向和尚討飯吃的王播,已經位居淮南節度使之高位。當他重訪揚州木蘭院時,看到當年所題舊詩居然被和尚用碧紗精心地籠罩,不禁深感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於是他揮毫續完前詩,又新作一絕,這就是《全唐詩》所載王播《題木蘭院二首》:
“二十年前此院游,木蘭花發院新修。
如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
“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
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詩的意思是說,二十年前游此廟時,木蘭正在盛開,寺廟也在新修。今天再到這裡,樹老了,和尚也老了。那時我因聽到鐘聲後才來吃齋飯,不料和尚都已吃完,只留下慚愧的我。經過二十年的僕僕風塵,而今我的詩才得到碧紗的籠護!當題完詩時,王播的百感交集與和尚的狼狽惶恐,可想而知。王播,字明歇,其先為太原人。因父親王恕擔任揚州倉曹參軍,便定居於揚州。王播是唐貞元進士,曾官諸道鹽鐵轉運使。唐穆宗時,累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並出任劍南百川節度使、淮南節度使。他在淮南節度使任上,曾開鑿揚州七里港河,通城內舊官河,以便利交通航運。
相關信息
對於“飯後鐘”故事的意義,一般都認為是譏刺僧人勢利。到了宋代,唯有一個人不以為然,那就是蘇軾。蘇軾認為,王播不應該對和尚有意見,相反應該感謝和尚。因為木蘭院的和尚獨具慧眼,看出王播不會久居人下,如不採用“激將法”刺激他一番,他也許會成為庸人。因此,“飯後鐘”實乃和尚激發王播用功之“苦肉計”。
蘇東坡有《石塔寺並引》,引子說:“世傳王播飯後鐘詩,蓋揚州石塔寺事也。相傳如此,戲作此詩。”詩中寫道:
“飢眼眩東西,詩腸忘早晏。雖知燈是火,不悟鐘非飯。山僧異漂母,但可供一莞。何為二十年,記憶作此訕?齋廚養若人,無益只貽患。乃知飯後鐘,闍黎蓋具眼。”
蘇軾的詩,大半是想和王播開個玩笑。他在詩中說,王播因為餓花了眼而辨不清東西,又因為做詩而忘記了早晚。他只知道燈火可以讀書,卻不知道鐘聲不等於齋飯。同樣是一頓飯,和尚和漂母的做法不同,但都發人一笑。不過,為什麼過了二十年,還念念不忘此事,寫詩嘲諷?設若當初寺里的和尚一直供養著他,對他只能是有害無益。要知道,和尚飯後敲鐘,未嘗不是別具眼光!蘇東坡的“翻案文章”,我覺得其實不過是“遊戲文章”。但是,“飯後鐘”、“碧紗籠”卻從此成了文人常用的典故。
如陸游《枕上作》云:“雖無客共俗中酒,何至僧鳴飯後鐘?”明人來集之還曾撰寫雜劇《碧紗籠》,專演王播故事。在傳統戲曲《評雪辨蹤》里,“飯後鐘”故事的主人公又變成了北宋名相呂蒙正。
另外,在《寶蓮燈》故事裡,“飯後鐘”的故事又安在了主人公沉香的頭上。“飯後鐘”還被用在各種不同的場合。民初文人吳光熊,曾在常熟主編《飯後鐘》雜誌。近代名士張伯駒,曾在北京組織“飯後鐘社”,限時寫作“詩鐘”(一種特殊的對聯)。
小說家張恨水《春明外史》第四回,反“飯後鐘”原意而用之,說:“我和這裡的法坡方丈,本是同鄉,我來了他總留我吃飯。因此上飯鐘一響,我知道他又要叫我吃飯了,我的心弦怎樣不動呢?古人有‘飯後鐘’之說,他如今打的鐘,並不移到飯後去打,正是不拒絕我來的意思。這齋堂里的和尚,還不能說是良伴嗎?”
金庸《鹿鼎記》三十九回用“飯後鐘”故事更是絕妙。這一回寫韋小寶做了欽差大人回到揚州,正在想著禪智寺僧人的可惡,脫口而出:“揚州就是和尚不好。”當時巡撫一怔,不明他真意何指。布政司慕天顏是個乖覺而有學識之人,接口道:“韋大人所見甚是。揚州的和尚勢利,奉承官府,欺辱窮人,那是自古已然。”
1961年,郭沫若先生重遊南山寺,寫下七絕《漳州二題》。其二云:“山門輕叩月朦朧,蕭寺未傳飯後鐘。昔日史詩飛海角,今朝何必碧紗籠。”詩中也用了“飯後鐘”、“碧紗籠”之典,可見其流布之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