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波佩斯庫-普楚里（Ion Popescu-Puţuri；1906年5月28日，卡斯特拉諾瓦，——1993年，布加勒斯特。）羅馬尼亞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理論家、歷史學家、作家、新聞工作者，博士、研究員、教授，羅馬尼亞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老戰士。前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歷史和社會政治科學研究所所長，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國務委員會副主席，羅馬尼亞-中國友好協會主席。
基本介紹
人物傳記,對華友好,著作,榮譽,
人物傳記
工人階級作家
1906年5月28日生於羅馬尼亞多爾日縣卡斯特拉諾瓦鄉普楚里村，出身中農家庭，讀到高中六年級。1926——1927年在羅馬尼亞鐵路克拉約瓦州分公司當業務員，並積極參加工會組織的各種活動，傾向於共產主義。1926年9月15日開始在克拉約瓦無產階級文化雜誌上發表詩歌。1927年2月——1928年7月任社會文學雜誌《新思想》的編輯。他曾使用迪努·西米翁、尼·傑羅姆、揚·普楚勒阿努、伊·普楚里·普里姆勒等化名，在《新思想》、《無產階級文化》、《星期日的人》、《樹枝》、《當代》、《晨星》、《火花報》、《羅馬尼亞解放報》等報紙、雜誌發表文章。1927年被反動當局逮捕，在吉拉瓦監獄關押了五個月，由於缺乏證據，法院將他釋放。1927——1929年在工人農民陣營的報紙《前進》工作。1929年再次被逮捕，1929——1932年的三年間先後被關押在多夫塔納和特爾古奧克納監獄。
革命活動
1932年，揚·波佩斯庫-普楚里加入羅馬尼亞共產黨（1948——1965年稱羅馬尼亞工人黨）。1932——1933年在羅共奧爾特尼亞州委員會工作。1933——1934年任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指導員、羅共中央候補委員、雅西縣黨委書記。1934——1935年任羅馬尼亞共產黨布加勒斯特州委員會組織書記。1935年任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民眾組織指導員。1936年5月參加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召開的羅馬尼亞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當選為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成員，任反法西斯雜誌《記者》的主編。1938——1939年任羅馬尼亞共產黨奧爾特尼亞州委員會書記，1939年被指責不能充分理解黨的規則，有“反黨”傾向，被從中央委員會除名，之後，他短暫赴德國。1940年在“國際紅色救濟會”從事地區領導工作。1940年秋天再次被逮捕，被關押在卡拉卡爾監獄，之後轉移到特爾古日烏集中營，1941——1944年任監獄黨組織書記，受黨的委派組織獄中同志越獄。1944年8月，他協助格奧爾基·喬治烏-德治等人成功越獄。
權威理論家
1944年8月23日羅馬尼亞起義後，8月24日，揚·波佩斯庫-普楚里從特爾古日烏集中營中被釋放，任羅馬納特縣黨委書記。1944——1947年任布加勒斯特州黨委書記，負責文化和藝術工作，與列昂廷·拉烏圖、約瑟夫·基希涅夫斯基、奧菲利亞·曼奧勒和尼古拉·莫拉魯一起負責黨的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作。1947——1951年5月29日任國家通訊社-羅馬尼亞通訊社（羅通社）社長。1951年5月29日——1954年5月18日任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國家計畫委員會副主席，1954年5月18日——1955年3月17日任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副部長。1955年12月7日——1959年2月7日任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駐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
1958年9月——1961年4月任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委員會駐《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雜誌編輯委員會代表，該雜誌是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合辦的理論性和報導性刊物。1961年4月1日——1989年12月22日任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歷史和社會-政治科學研究所所長。1960年6月20日至26日在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羅共“八大”）上當選為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委員。1965年7月19日至24日在羅馬尼亞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委員，在1969年8月6~12日羅共“十大”、1974年11月24~27日羅共“十一大”、1979年11月19~23日羅共“十二大”、1984年11月19~22日羅共“十三大”和1989年11月20~24日羅共“十四大”上連續當選為羅共中央委員。1965年8月21日在羅馬尼亞第五屆大國民議會全體會議上當選為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國務委員會委員，1985年4月1日在羅馬尼亞第九屆大國民議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國務委員會副主席。1971年3月8日任羅馬尼亞廣播電視全國委員會成員，1978年9月11日任羅馬尼亞社會主義文化和教育委員會委員和執行局成員。1975年2月任羅馬尼亞-中國友好協會中央理事會主席。1975年任羅馬尼亞第15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組織委員會主席。
揚·波佩斯庫-普楚里是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第三、五、六、七、八、九屆大國民議會代表。1959年5月17日——1961年3月5日當選為克拉約瓦州阿爾卡尼選區大國民議會代表（補缺選舉），1965年3月7日——1969年3月2日當選為奧爾特尼亞州卡斯特拉諾瓦選區大國民議會代表，1969年3月2日——1975年3月9日當選為多爾日縣列烏選區大國民議會代表，1975年3月9日——1980年3月9日當選為普拉霍瓦縣錫納亞選區大國民議會代表，1980年3月9日——1985年3月17日當選為久爾久縣卡盧加勒尼選區大國民議會代表，1985年3月17日——1989年12月22日當選為布加勒斯特市尼古拉·蒂圖勒斯庫選區大國民議會代表。
階級鬥爭的千里眼
在羅共中央歷史和社會-政治科學研究所所長的位置上，揚·波佩斯庫-普楚里壟斷了羅馬尼亞共產主義的歷史發言權：作為階級鬥爭的透視者，控制著過去、現在和未來。
在1979年11月的羅馬尼亞共產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尼古拉·齊奧塞斯庫受到羅共元老康斯坦丁·珀爾伏列斯庫的批評時，揚·波佩斯庫-普楚里率先站出來維護齊奧塞斯庫，他和喬治·馬科斯維庫、列昂廷·拉烏圖三位老同志嚴詞駁斥了珀爾伏列斯庫，通過這個舉動，他和其他許多人為樹立齊奧塞斯庫的“個人崇拜”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功績和評價
在1961年，揚·波佩斯庫-普楚里擔任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直屬黨史研究所所長。此後，他領導該研究機構長達二十八年。關於揚·波佩斯庫-普楚里及其領導下的研究所，前駐華大使羅明（拉穆魯斯·布杜拉）的夫人、曾長期在該研究所工作的歷史學家薩安娜教授回憶：“他是一個羅馬尼亞人，也是一個知識分子、地下黨員，當過羅馬尼亞通訊社的社長，以後又當了羅馬尼亞駐匈牙利大使，1956年正好趕上過匈牙利事件，從匈牙利回來後就成為研究所所長。普楚里上任後，提出了好多改革方案。我認為，他的改革方案本身就是當時羅馬尼亞獨立自主政策表現的一個方面。他提出：“ 我們為什麼需要黨史研究所，我們應該把黨史包括在羅馬尼亞史之內，主要的是研究羅馬尼亞史之內的黨和工人運動、民主運動到底起了什麼樣的作用，它們的地位是什麼。” 所以，1966年黨史研究所就把名字改成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歷史和社會-政治科學研究所。研究所改名之後，它的研究範圍就廣了，包括羅馬尼亞史、民眾組織的歷史、軍事歷史、羅馬尼亞的社會制度的發展和形成，還包括歷史研究的理論問題，如歷史哲學部分。新的研究內容還包括有國際問題，一部分是工人運動史，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發展，另一部分是民族解放運動史、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政治思想體系研究。”
“當然除了這些之外，我們還整理檔案，特別是很重要的歷史性照片，重要事件的照片，用很科學的體系把它選編在一起，搞了一個照片庫，那些都是羅馬尼亞現代史上最好的照片。我至今記得，喬治烏-德治的照片在我們所里有12756張，而齊奧塞斯庫從1965年到1979年的照片有3806張。我們研究所還辦了兩個雜誌，一個是理論性的雜誌，一個是普及歷史知識的雜誌。它們的質量都非常高，因為編輯部對稿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更為重要的是，這兩個雜誌社好像擺脫了僵化的政治指導思想，每一期裡面都有一些新的東西，內容非常好。所里的工作人員也是比較多的，一部分是歷史研究者，其他人不知道是以什麼樣的原則挑選的。我們圍際部的研究人員都是在所研究的那些國家習過，像我在中國學習過，研究波蘭的在波蘭學習過，負責匈牙利的則是一個匈牙利族人。所以，我們整理資料、寫文章的時候，都懂那些國家的語言和歷史。”
“1966年和1967年以後，所里對研究人員在科學知識方面的要求比政治方面的要求要高了。以前，研究所里有一些普通工人出身的所謂研究人員，他們連一些錯字什麼的都改不了，糟糕透了。所以，總得有一些讀書的人來給他們改文章或資料。後來就不是這樣了，因為絕大部分研究人員都是大學生、博士生。不僅如此，研究所也可以招博士研究生。所以，我們一部分研究人員是在布加勒斯特大學歷史系獲得的博士學位，另一部分就是在研究所內獲得的學位。另外，研究所在雅西和克盧日還建有分所。在布加勒斯特有一個“羅馬尼亞共產黨黨史、羅馬尼亞革命和民主運動歷史博物館”，它的前身是農民博物館，1956年以後就變成了黨史博物館，也是屬於我們研究所。研究所的圖書館有9萬多本書，對現代史最重要的作品都可以在那找到（包括羅馬尼亞國內的和國外的），有7500份雜誌和報紙，還有不少檔案資料，其中包括從各國帶來的微縮膠片。一般來說，我們的研究條件是非常好的。實際上我們的研究水平很高，因為我們有特殊的待遇，比如說可以看檔案，可以看圖書館黨庫的書籍等。我們那裡的研究人員特別認真，他們知道作為歷史學家的責任是什麼，當然發表東西時要按黨的要求，但內部材料的科學價值非常高。”
“有一段時間，我們的所長（揚·波佩斯庫-普楚里）有個想法，要把這個研究所和其他的科學院組織的研究所合併到一起。他努力地要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他認為不需要黨有一個獨立的研究所，因為科學院已經有了歷史研究所，羅馬尼亞的歷史應該是統一的研究。為了這個改革計畫，他做了好多好多工作，但最後也沒能做到。我想，當年他要是真的將幾個歷史研究所合併了的話，黨史研究所在1990年解散的時候，資料不會大量丟失，研究人員的境遇也不會那么慘的。比如，我剛說的那些照片大部分都丟失了。一些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懷有敵意的人員說：“ 這些照片都不是工人階級的，扔了算了。” 但是，後來還是有一個聰明的人說要把它搬到科學院的圖書館。丟失了多少我不知道，但是，我估計會有一些損失。其實，我們的研究人員是很好的。當然，也有一部分人是學黨史的，其中有一個研究員就專門研究共青團的歷史。共青團的歷史很短，有什麼好研究的？我們研究所確實有一些這樣的人。可總的來說，特別是研究國際問題的那些人，還有研究共產國際的幾位水平都特高。據我所知，這個研究所出版了166部很重要的歷史作品。除此之外，還編了許多文獻：承擔了不少課題，如1907年的農民革命，羅馬尼亞和特蘭西瓦尼亞的統一的文獻和研究材料，1919--1939年期間羅馬尼亞外交政策的材料，1848年羅馬尼亞的民主革命等。”
揚·波佩斯庫-普楚里在斯特凡·喬治烏學院的學術會議上
最後歲月
1989年12月22日羅馬尼亞革命後，1990年2月12日，羅馬尼亞政府發布第136號令，廢除羅共中央歷史和社會政治研究所。此後，揚·波佩斯庫-普楚里過著平靜的退休生活。1993年，揚·波佩斯庫-普楚里在布加勒斯特逝世，享年87歲，葬於切爾尼卡修道院墓地。
揚·波佩斯庫-普楚里教授
對華友好
揚·波佩斯庫-普楚里長期致力於羅馬尼亞和中國的友好關係。1978年4月，羅中友協、羅馬尼亞對外文協邀請中國對外友協和中羅友協代表團對羅馬尼亞進行友好訪問。1978年10月，揚·波佩斯庫-普楚里和夫人應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的邀請訪問中國。
1979年3月，國際歷史學會主席、聯邦德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埃德曼教授致信中國社會科學院，邀請中國歷史學家參加將於1980年8月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舉行的第15屆國際史學大會。他說，中國有悠久的歷史和崇高的國際地位，如果中國史學會參加國際史學會一定會受到普遍的歡迎。同年，羅馬尼亞第15屆國際史學大會組織委員會主席揚·波佩斯庫-普楚里也先後向陸續到訪的中共中央編譯局局長王惠德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歷史研究》雜誌主編黎澍發出了同樣的邀請。為中國重返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作出了貢獻。
1984年6月，新華出版社出版《今日羅馬尼亞》。當時的羅共中央歷史和社會-政治研究所所長、羅中友協會長揚·波佩斯庫-普楚里和中國前駐羅大使、中羅友協副會長陳叔亮分別為這本小冊子寫了序言。普楚里在序言中說："在加強羅中牢固友好關係方面，我們兩黨對新聞界賦予了重要作用。他們是促進相互了解，介紹兩國人民在社會主義建設各個領域所取得歷史性成就的橋樑。"
著作
揚·波佩斯庫-普楚里著有《莉莉婭》（1926年）、《兩根稻草和三頭驢》（1940年、1946年）、《童年》（1945年）、《監獄日記》（1945年）、《奧爾貝卡尼》（1950年）、《春天的使者》（1961年）、《思想在棺材中也不死亡》（1963年）、《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和新聞工作者》（1964年）、《第一國際和羅馬尼亞》（1966年）、《革命旗幟的旗手，生命的召喚和革命武裝鬥爭，羅馬尼亞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建立和開創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壯舉》（1971年）、《檢查信件》（1972年）、《羅中人民團結友好的傳統》（主編，1973年）、《創作靈感》（1984年）、《歷史題材》（1986年）、《歷史和革命》（1987年）。
揚·波佩斯庫-普楚里親自主持編輯《羅中人民團結友好的傳統》一書，並於1973年由羅馬尼亞政治出版社出版。正如此書標題所揭示的那樣，它是一部羅中友好關係的真實記錄。是一部中羅人民友誼的珍貴文獻。
榮譽
揚·波佩斯庫-普楚里曾榮獲多項功勳獎章和榮譽稱號：“文化功勳”二級騎士勳章（1947年）、一級勞動勳章（1956年）、“羅馬尼亞共產黨成立四十周年”紀念獎章（1961年）、一級“八·二三革命”勳章（1964年）、一級“圖多爾·弗拉迪米列斯庫”勳章（1966年）、一級“祖國保衛者”勳章（1966年）、“社會主義勞動英雄”和“鐵錘和鐮刀”金星勳章（1971年）。
1976年5月26日，揚·波佩斯庫-普楚里在70歲壽辰時被授予“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之星”一級勳章。
齊奧塞斯庫總統向波佩斯庫-普楚里授勳（1976年5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