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轉移陷阱

技術轉移陷阱是作為生產要素的技術,在通過無償的和有償的各種途徑,自一國流向他國的過程中所產生的陷阱。

內容摘要

：經濟學理論界多注重對跨國技術轉移效果的實證分析，理論分析分散而不成體系，本文從技術差距論、不完全信息條件下的技術轉移、技術轉移的弗農（Raymond Vernon）模型和空間經濟學下的技術轉移方面進行論述，力爭建立一套跨國技術轉移的理論體系。論述的結論是：技術外部引進具有諸多的不確定性，強國的根本之道在於自主技術創新，關鍵是制度保證和企業家精神的培養。

關鍵字：跨國技術轉移 自主創新 制度

FDI技術溢出效應的再認識

技術溢出效應再認識：部分懷疑和全盤懷疑。無論開發中國家還是已開發國家，作為帶動經濟成長的引擎之一的技術，都來源於兩種渠道—外部引進和自主創新，只不過開發中國家前者占絕大部分比重。當前獲得外部技術的途徑表現為三種方式：直接技術引進、FDI和進口貿易的技術溢出。儘管進口貿易在某種程度上確實能促進進口國技術增長，但是由於與此相伴生的是本國市場份額的被擠占、國際貿易逆差、打擊本國幼稚產業等不良後果，無論理論還是政策上顯然沒有可取性。2006年以來，中國改變對FDI普遍和全面的讚譽，開始以冷靜的態度重新認識FDI對東道國的技術溢出效應，主要集中在對“市場換技術”的評價上，出現了部分甚至根本的否定。

在FDI與我國技術進步的實證研究方面，本世紀早些時候，國內學者從不同角度做了一些探討。較具代表性的有何潔（2000），姚洋和章奇（2001），賴明勇和包群（2002），潘文卿（2003）等。何潔指出，FDI對東道國的作用受東道國自身經濟結構和環境的影響。賴明勇和包群認為，技術進步有較大的波動性。姚洋和章奇把FDI對經濟的貢獻分為兩種，即外資企業的技術外溢和外資企業相對內資企業的生產率差異。潘文卿認為FDI的外溢存在著一個閾值效應，即只有當地經濟發展到一個門檻，越過此門檻後FDI的作用才會是正向的、積極的。 我國是否以市場換到了技術。沈能、劉鳳朝（2007）利用Malmquist指數方法測算我國製造業全要素生產率（TFP），並將其分解成技術進步指標與技術效率指標，利用脈衝反應函式和Geweke分解檢驗，分別動態模擬FDI對技術進步與技術效率兩種渠道的影響程度，以及FDI與兩者的因果關係。研究表明：FDI對製造業生產率的溢出機制主要是通過對技術效率的提升表征出來的，競爭程度的提高、規模經濟的實現以及配置效率的改善是主要傳導因素，對技術進步的促進作用並不明顯。平新喬（2007）分析了中國製造業FDI的技術溢出效應，認為從 FDI份額對中國企業縮小與國際先進技術水平之間距離的效果看，外資進入並無顯著作用，且外資進入會妨礙內資企業通過研發自主創新而縮小與國際先進水平之間距離的努力。

實證方面的研究已經比較豐富了，但是案例歸納法的缺陷是無法窮盡所有的例證，而具有更一般特性的理論分析少且薄弱，尚有待補充。

跨國技術轉移的理論綜述

（一）技術差距論

Cohen和Levinthal(1990)指出，技術的生產具有很強的自我積累性和路徑依賴特點，較大的現存技術，意味著具有較強的技術溢出效應供後發國家或地區去學習，去開發更多的新技術，即技術差距與技術溢出效應成反向關係；Blomstrom 和Sjoholm（1999）對印度尼西亞的研究也得出類似的結論。但是，Fagerberg在1994年的調查研究報告中發現，在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之間，技術差距與技術溢出效應正相關，Fagerberg認為經濟成長的根源之一就是技術的國際溢出效應；Haddad和Harrson（1993）對委內瑞拉的研究、Kokko（1996）對烏拉圭的研究，結論與此互為佐證。在工業製成品國際貿易領域，需求差異與貿易呈反比。與此不同的是，技術差距與技術溢出效應的關係，到目前為止，還遠未形成共識。

（二）不完全信息條件下的技術轉移

跨國技術轉移通過國際貿易、國際直接投資、技術轉移三種方式來釋放溢出效應，出於眾所周知的生產成本、運輸費用及貿易壁壘的考慮，FDI的比例在逐漸上升，尤其是2003年外資對中國大規模跨國併購之後，FDI預期的技術溢出效應並未出現。那么，開放條件下為什麼沒有直接的技術轉移或曰技術貿易呢? 問題的答案在於技術作為一種無形資產，定價和交易受不完全信息的困擾。在買方未付清足夠的款項之前，賣方不會出讓技術的全部細節，或者即使買方付足了約定的款項，是否得到了該項技術的全部，只有賣方知道。也就是說，在技術交易的過程中，賣方擁有完全的信息而買方沒有，所以掩蓋關鍵信息和核心技術在賣方占有不為人知的極大便利，這樣一種倚靠賣方的道德而不是經濟契約約束的交易，顯然超出了經濟學的研究範疇。因此，東道國作為技術轉移受讓方，完全有理由懷疑技術的“核心”性，更不用說技術的溢出效應了。

（三）技術轉移的弗農（Raymond Vernon）模型

跨國技術轉移的動態變化，採用弗農（1966）模型（見圖1）可以更直觀。當創新國（一般為已開發國家）將新技術從實驗室投入到市場，迅速被本國消費者接受的同時，技術水平和收入水平相近的國家（次已開發國家）通過進口產品溢出的技術信息進行模仿，結合本國的要素稟賦和市場特點生產類似的產品滿足本國市場，先從高端然後再低端；與此同時，開發中國家亦開始了相同的行為，再到最不已開發國家。隨著產品的國際貿易，技術也在國與國之間流動，顯然“新技術”和“新技術”帶來的利潤也在逐步遞減，也就是技術的溢出效應在遞減。另外，在後三類國家爭取越來越薄的技術溢出效應時，原始創新國已經用早先攫取的豐厚技術利潤開始了另一項技術的創新。由此看來，技術的溢出效應遞減將會使後發國家落入技術引進的陷阱。

（四）空間經濟學下的技術轉移

空間經濟學研究國家和區域經濟布局，回答為什麼這樣布局。克魯格曼（Krugman）認為，除了地理、資源和某種偶然之外，還有一些不可知的因素，制度應該就是其中重要的內容。制度分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前者指成文的並由一定的權力機構強制性實施的規則，如法律、法令、條例，以及公司的章程、經濟契約等，後者則指社會的習俗、傳統、道德倫理、社會結構、意識形態等。所以，即使上述三個被論證的結論都被忽略，跨國技術轉移有持續為正的溢出效應，東道國的吸收能力差異仍然使溢出效應具有不確定性。薛敬孝作了一個形象的比方，譬如有人向你傳授了做蛋糕的技術，但是誰能保證你做出的蛋糕跟他做的一樣可口呢?對烹飪有興趣的人們對此有更深刻的理解。吉昱華（2006）用模型直觀地表達了這種擔憂，如圖2所示。

結論

從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一個顯而易見的主張—短期而言，至少應該注重東道國自身技術吸收能力的培養和提高，東道國自身的技術水平和人力資源是影響其對轉移技術吸收的重要因素。外國技術和東道國吸收能力間存在著一種協調關係，如果東道國的吸收能力有限，那么其從國外技術溢出中的獲益也是有限的。但是，技術的自主原創在什麼時候都更令人嚮往，對於一個國家的長遠發展來看，自身技術的發展才是關鍵。在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上，黨中央提出了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構想，指出把自主創新作為制定“十一五”規劃的著力點，並強調必須把自主創新作為未來科技發展的戰略基點，大力提高科技自主創新能力。

自主創新能力的培育，關鍵在於建設一種鼓勵創新、有利創新的經濟、社會制度和文化，吳敬璉明確地指出“制度重於技術”。人由相關制度安排規制，決定著其在社會生活中的動機與行為，制度構建了人類交換中的激勵，無論是政治的、社會的或經濟的。正式制度方面集中在政策、金融環境，包括科技規劃、計畫、標準、專利保護、稅收、貸款、基金、風險投資等，基礎包括人才的培養、交通通訊設施、教育研究機構、科技情治單位。非正式制度方面包括企業家精神、科技環境、市場競爭環境、社會文化環境等。

各地自2006年以來，陸續通過稅收減免、小規模貸款，國家也醞釀建立創業板市場支持和導向自主創新。廣州市地方稅務局對高新技術產業、軟體產業、積體電路產業、科技中介服務機構（企業孵化器、國家大學科技園）和企業具有技術創新性質的項目，實行稅（費）優惠，所涉及的稅種有企業所得稅、個人所

政府在技術自主創新中的作用越來越受到重視。溫家寶總理在2007年十屆人大五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完善自主創新激勵機制，落實鼓勵和支持自主創新的財稅政策、金融政策和政府採購制度”。人們希望政府在以下幾方面有所作為：第一，放鬆管制、簡化程式、降低市場準入門檻、放寬創業準入領域；第二，促進自主技術創新與金融的結合，比如低息貸款、貸款擔保、保險等；第三，財政政策的支持；包括直接撥款、補貼、獎勵等，傾向性的政府採購等。在非正式制度方面，營造有利於自主技術創新的文化氛圍，引入激勵機制和容錯機制，激發個人、企業的創新意願，引導健康有序的市場競爭，著力培養企業家精神。中國企業在某些行業一窩蜂似地上馬，就是企業家精神缺乏的典型例證。所謂企業家精神是指企業家對市場深刻的敏感和洞察能力，追求利潤最大化、 勇於創新、敢於承擔風險以及樂於奉獻的品質和素養。另外，政府還應通過政府工作流程的再造等內部管理措施的實施，促進政府公務人員服務創業的責任心，提高政府參與的效率，更有力地推動技術的自主創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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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hen, Levinthal. Absorptive capability: 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ly. 1990(35)

2.Fagerberg. J. 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growth rates[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4(32)

3.吉昱華，楊克，馬松泉.跨國公司技術轉移與中國技術進步—從“以市場換技術”到“以市場培育技術”的轉變[J].重慶社會科學，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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