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戴乃迭
- 外文名：Gladys B.Tayler
- 別名：Gladys Yang
- 國籍：英國
- 出生地：北京一個英國傳教士家庭
- 出生日期：1919年
- 逝世日期：1999年11月18日
- 職業：翻譯
- 畢業院校：牛津大學
- 主要成就：中國文學出版社英籍老專家
中外文化交流活動家
在國際上享有崇高聲譽的翻譯家 - 代表作品：與丈夫楊憲益合作翻譯《紅樓夢》、《楚辭》、《儒林外史》等著作
人物簡介,成長經歷,研討活動,工作情況,翻譯工作,獄中生活,情感生活,
人物簡介
1937年，戴乃迭考入牛津大學，攻讀法國文學，當年牛津大學有許多俱樂部性質的協會，導師修文斯先生介紹她加入了中國協會，緣此，她結識了後為該協會主席的中國留學生楊憲益（1915—2009），楊憲益本是津門富家子弟，才華橫溢。他的聰明、調皮和幽默，以及身上洋溢著的中國傳統文化的魅力，深深地吸引著戴乃迭。家庭的薰陶和戴乃迭本身固有的中國情結使她對楊憲益一見鐘情。當時，日本侵略中國日甚，楊憲益主持的牛津中國協會反日活動十分活躍，他將100多人的組織發展到了1000多人，錢鐘書、楊絳、俞大縝、俞大絪等皆是成員，楊憲益到處發文章、演講、募捐，戴乃迭一道參與，她也成了堅定的反日戰士。戴乃迭回絕了英籍追求者，認定了楊憲益，兩人感情日深（楊憲益晚年回憶說，他愛戴乃迭，除了為她驚人的美麗所吸引外，還發現她有一顆質樸的心。她清新脫俗，沒有英國上流社會女孩常有的虛榮與勢利，這一素質在“中國上層的小姐們之中也很少見”。晚年的戴乃迭幽默地對朋友們說：我愛的不是楊憲益，而是中國的傳統文化。這雖是一句戲言，但卻真實地反映了戴乃迭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摯愛）。
成長經歷
1940年，戴乃迭與楊憲益先生在重慶舉辦婚禮。在以後半個世紀的時間裡，夫妻聯袂將中國文學作品譯成英文，從先秦散文到《紅樓夢》（A Dream of Red Mansions）達百餘種，他們合作譯出了屈原的名篇《離騷》（戴乃迭後來回憶道：“實際上是楊憲益將中文譯成英文，我又把它改寫成對偶敘事詩。”譯文發表後，著名的英國漢學家大衛·霍克斯大吃一驚，幽默地評論道：“這部《離騷》的詩體譯文在精神上與原作的相似程度正如一隻朱古力製成復活節雞蛋和一隻煎蛋卷的相似程度一般大。”）此外在40年代初，她在重慶中央大學執教時她也開始魯迅小說和中國古代名著的翻譯。
1952年調入新成立的北京外文出版社擔任英譯工作，她與楊憲益合作，翻譯出版了《楚辭》、《史記選》、《長生殿》、《儒林外史》、《魯迅選集》、《王貴與李香香》、《白毛女》、《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暴風驟雨》、《紅樓夢》等中國優秀文學作品，為外文出版社後來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1954年，戴乃迭調至《中國文學》雜誌社工作；改革開放以後，戴乃迭翻譯了沈從文的《邊城及其它》、《湘西散記》，張潔的《沉重的翅膀》，古華的《芙蓉鎮》，鄧友梅的《煙壺》，張賢亮的《綠化樹》等；數十年來，她還為《中國文學》培養了不少知名翻譯和業務骨幹。
研討活動
戴乃迭女士是中國文學出版社英籍老專家、在國際上享有崇高聲譽的翻譯家和中外文化交流活動家活躍於世界各地；她是香港翻譯家協會榮譽會長、英國中國研究會終生會員、英中了解協會副會長、中國國際筆會成員，曾多次參加世界各國舉行的有關中國和世界學術研討活動。
這是楊憲益先生在愛妻戴乃迭去世之後寫下的一首緬懷詩，在先生與愛妻戴乃迭相濡以沫將近六十年的歲月里，熟悉他們的人說，這樣恩愛不渝的夫妻是很少見的。六十年來，楊憲益和戴乃迭的名字從來沒有分開過，即使今天接受我們拜訪的只有楊憲益一個人。
戴乃迭和先生楊憲益
戴乃迭和先生楊憲益夫人戴乃迭的素描畫像就端掛在客廳的牆壁上，楊夫人戴乃迭原名格拉蒂絲·瑪格麗特·泰勒（Gladys Margaret Tayler），她的父親是一位英國傳教士。出生在北京的戴乃迭，自幼就對中國、對北京有著濃厚的興趣和相應的情感。1936年，楊憲益進入英國牛津大學學習，並通過一位朋友認識了戴乃迭。不久，戴乃迭發現，先生是個非常有趣的同伴，而且精通中國古典文學。
大概正是楊憲益身上濃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味道，讓戴乃迭愛上了他。後來，戴乃迭乾脆改學中文，成為牛津大學攻讀中文學位的第一人。正是生活、情致和事業上的志趣相投，使他們成了彼此的知己，也為日後共同的翻譯工作鋪就了坦途……
1940年，楊憲益畢業回國，與六年前他獨自漂洋過海相比，這次他帶回了21歲的戴乃迭，很難想像這樣一位年輕漂亮的英國姑娘，怎么會跟隨楊憲益來到當時正處於戰亂之中的中國。但從兩人走到一起的那天起，他們兩人便作為一個整體面對人世間的一切。
工作情況
回國後，楊憲益夫婦不斷地在中國西南的各個城市之間奔波，生活非常辛苦。直到1943年，友人推薦他們去了梁實秋領導的國立編譯館。當時的國立編譯館只有人從事將西方經典翻譯成中文的工作，還沒有人進行中文外譯。事實上自19世紀末以來，與外文中譯的繁盛景觀形成鮮明對比，中文外譯一直就顯得勢單力薄。所以，直到20世紀四十年代，西方人對中國文史經典還幾乎一無所知。梁實秋希望楊憲益夫婦能去領導一個部門，專門從事將中國經典翻譯成英文的工作。
翻譯工作
當時楊憲益選擇了翻譯《資治通鑑》，因為覺得“有人還沒看到過”。雖然由於戰爭原因，最終《資治通鑑》的英文譯稿不幸丟失，沒有出版，但這是中國學者主動向西方介紹文化典籍的最初努力，楊戴兩人的中文外譯事業也從此開始起步。
戰亂時的戴乃迭和楊憲益
戰亂時的戴乃迭和楊憲益晚年的楊憲益先生很快發現在翻譯上,他和戴乃迭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常常是楊憲益手捧中國的古典名著流暢口譯，戴乃迭手下的打字機飛翔一般流動。
在楊憲益看來，有了戴乃迭的幫助，似乎沒有什麼是不可以翻譯的。就連中國的《楚辭》也不例外。簡單來講，翻譯就是把某一種文字，翻譯到第二種文字。“就是這么一回事”。先生說，“要是原本你懂了，你翻譯成外文都沒錯。”
翻譯了大量中文作品
獄中生活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楊憲益和他的英國妻子戴乃迭在1968年4月27日同時因“英國間諜”案被捕入獄。後又被無罪釋放。
這起因於一個原英國大使館的中國雇員、司機熊某，因為解放前曾為英國使館服務而作為“歷史反革命”被關押，在受盡折磨之後他承認自己是“英國間諜”，他說“如果我是反革命，楊憲益也是反革命。楊憲益整天都跟伊文思在一起”。憑他這一句話，楊憲益成了“嫌疑犯”，被“內控”多年，進而在文革逮捕高潮中正式被捕。
當1994年筆者採訪楊憲益和戴乃迭時，戴乃迭已經患病，很少說話了。關於她的獄中生活，筆者還是從她的姐姐希爾達（Hilda Brown）女士那裡了解到點滴情況。以下是2002年10月20日希爾達的講述（希爾達說的是英語，筆者只記錄大意）：
格萊迪絲（戴乃迭的本名）在1974年第二次回國的時候告訴我，她剛被抓進監獄的時候，住的很差，一伙食也很差，窗子是破的，冷風灌進來，又冷又餓，過了幾個月，一伙食才開始好轉。她不太願意說起監獄的事，因為監獄那一段是不愉快的回憶——監獄太差了。
由於她沒有做任何錯事，所以當提審員問她的時候，她神色自若。與審判員的“大敵當前”有天淵之別。提審員問她：你沒有什麼說的嗎？格萊迪絲這個“特務”卻答非所問的說“我想知道我的孩子怎么樣了？”提審員說“他們有人照顧”。這個回答雖然是謊言，但是非常重要。正是這一句話，著實安慰了格萊迪絲，使她得以安心渡過四年的鐵窗生涯。（當乃迭出獄後聽說她和楊憲益的被捕株連了所有親戚，兩個女兒流落農村無人照顧時，她頓時哭了。她說如果她在監獄裡知道此事，她真活不了了。——筆者）
希爾達還講了戴乃迭在獄中與看守鬥爭，爭取較人道的監禁條件的事：
當時（六十年代末）美國黑人反種族歧視的鬥爭很紅火。提審員對格萊迪絲說你看美國對待黑人多不好，可我們對你很好。格萊迪絲立刻反駁他說“可是黑人在監獄裡還能每天出去放風，我卻不能出去”。經過她的爭取，格萊迪絲才開始能夠出去放風了。
她在監獄裡靠背誦中英文詩歌打發日子。愛清潔的她用牙刷把監獄的牆刷的乾乾淨淨，以此來活動筋骨，消磨時光。
監獄裡不能看任何書籍，只能讀馬恩列毛的書。格萊蒂絲就通讀了一遍《資本論》，還寫了很多讀書筆記。（可惜的是，這些筆記都沒有留下來）
據當時同在半步橋看守所坐牢的郁風回憶，每次看守送飯給各監室的女犯人時，她總聽到隔壁牢房裡傳來“謝謝”的聲音。後來她證實，這正是戴乃迭。戴乃迭身陷囹圄之中，仍然保持著一種自尊，維持著做人的基本禮節，使郁風感慨頗深。
整整四年的單獨監禁，使戴乃迭出獄後得了自言自語的後遺症。丈夫和女兒都發現，她經常一個人在房間裡自言自語。這種現象過了一兩年才消失。
情感生活
楊憲益、戴乃迭夫婦半世紀的情緣與生活，可以說歷盡了艱辛——他們在“文革”中共同蹲過監獄，長子精神失常後在英國自焚……直到他們從外文局離休之後情況才有所好轉，兩位老人攜手一起上街買菜、掛號看病。可惜，進入暮年的戴乃迭身體欠佳，她不大講話也不大出門，楊憲益便寸步不離的陪伴她，陪伴她走完了生命中最後的日子。
可以說，楊憲益、戴乃迭以他們事業上和生活上的完美結合創造了一個中西文化親密無間水乳交融的獨特範例。幾十年來，他們珠聯璧合的合作使他們雙雙獲得了“譯界泰斗”的美譽，他們不僅創造了翻譯史上的奇蹟，更用一生成就了一個傳奇。
戴乃迭走後，楊憲益的生命仿佛也隨之凝固——他停止了翻譯工作，從她重病住院到去世的幾年間，楊憲益仿佛失去了生活的熱情；對他來說，沒有戴乃迭在身邊，酒和煙也都失去了過去的滋味和意義。這幾年裡，他哪裡也不願意去，更別說離開北京半步。他不會忘記，當年戴乃迭執意要嫁給他時所下的決心和做出的努力；更不會忘記，在漫長歲月里他們如何一同攙扶著走過。他難以想像，他的生活中怎能沒有她？他有許多懊悔。他說他後悔對戴乃迭照顧得太少，他後悔自己帶給戴乃迭那么多的苦難。
他們留下來的上百萬字的翻譯作品將永遠留在人們心中……
她叫戴乃迭，和英國皇室貴族同窗共讀，卻偏偏因為童年時的中國緣而愛上了他。他叫楊憲益，是一名牛津大學的自費留學生。她發現他非常有趣，而且精通中國古典文學，便愛上了他。因為愛他，她乾脆改學中文，成為牛津大學攻讀中文學位的第一人。
“將《離騷》譯成英文是他們的痴情戀語。深奧的是古詩詞，水樣清明的是兩顆相愛的心。她將懷春的心思告訴了母親，母親先是震驚，然後是憤怒。母親在中國生活過十多年，她對女兒說：“如果你嫁給一個中國人，這一輩子一定沒有好下場。”他也對她說：“我的祖國正在經受戰亂，情況不太好，你跟著我會受苦的。”但她毫不理會，堅定地說，“無論有多么難，你到哪，我就跟到哪兒。”
1940年，他畢業了。那年，這對戀人身上只揣了五十英鎊，就從南安普頓出發開始了一生的雙人旅程。經過長途跋涉，他們終於到達了重慶。他做夢也想不到，家裡會因為他身邊的漂亮女孩亂成一鍋粥。他的母親因為兒子帶回一個金髮碧眼的英國女孩大病一場，他的姑媽一聽說他要娶洋媳婦就大哭起來。她們都認為洋女人生出的孩子好嚇人，沒有人敢要。婆家如此荒唐，身為英國傳教士人家的千金，她的委屈可想而知。但熱戀已成痴，她依舊不悔不改，終於她成了他的新娘。
從此，她的命運轉了個彎。她先後在中央大學北培分校、貴陽師範學院、成都光華大學等高校任教，1943年又和他一起來到重慶國立編譯館。為了生計，夫婦倆不斷地在中國西南的各個城市之間奔波，生活極其辛苦。兩人的感情卻愈加深厚。她為他，學會了中文，會寫一手正楷小字，還能用文言文寫小故事；他為她，保留著早年在英倫的生活習慣，只講英語，害得她中文總是講不好。他愛她，想起她來到中國後的種種艱辛，他用純熟的英文說：“親愛的，我讓你遭罪了。”她金髮一甩，碧眼一挑，答：“我願意啊，我本來就是來愛你的，不是來享受的。”
歲月綿長，但生活的苦水沒有被她熱烈的愛情蒸發掉，反而越來越洶湧，要把他和她淹沒。從戰亂時開始，“一位年輕漂亮的英國姑娘怎么會跟隨其貌不揚的他來到中國”的追問就為她換來了一頂“特務”的帽子。因為這頂帽子，她和他吃盡了苦頭：“文革”時甚至沒有一個同事敢與金髮碧眼的她說話，人們像躲瘟疫一樣躲著她，一些激進的學生還當著她的面高呼“打到美英帝國主義”。1968年4月，他被捕，半小時後，她被捕。獄中，她依舊愛清潔，用牙刷把監獄的牆刷的乾乾淨淨；她依舊講禮貌，每天對送牢飯的人說謝謝。冤屈中，她的一舉一動仍透著平靜和優雅，連他都感到訝異，“命運對你我太不公平，你怎么……”她深情一笑，像是在安慰他：“我不怕磨難多，那是上蒼在嫉妒我們的愛情太美。”
愛，的確很美。在翻譯界，像他們那樣的夫妻合作，可以說是絕無僅有。他們用愛情做墨，吟誦《離騷》，研究《資治通鑑》，將《魯迅文集》《史記選》等上百部中國文學作品譯成了英文。每一部譯著上，在他的名字後面，一定跟著她的名字——戴乃迭!
那是多么實在多么恆久的相伴相隨啊!
她本是一個柔弱女子，終有不堪重負的時候。那一年，大兒子因受父母牽連而精神分裂，醫治多年都沒有好轉，最後竟在發病時澆汽油自焚而亡。她積鬱成疾，最後得了老年痴呆症。或許只是因為他在跟前，她才一直微笑著，白色捲髮鬆軟地垂至泛紅的臉頰旁，目光純淨猶如嬰孩。八十多歲的他細心的照顧她，給她戴上餐巾，一邊連哄帶勸的餵她吃飯，一邊和她說話：“鮮花搬進屋子裡是讓我來養的，女人娶進家門是讓我來愛的。”如此的甜言蜜語，他不厭其煩地說著，直到1999年11月，她離開人世。
她去世之後，他便停止了所有的翻譯工作，他的生命仿佛和她一起離去。十年里，人們見不到楊憲益、戴乃迭這兩個名字在新作品中出現，也絕不可能僅有“楊憲益”這三個字入眼。面對所有的邀約，他說：“她不在，我不出現。”直到2009年11月，他離開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