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怎樣去愛：阿赫瑪托娃詩選》是由伊沙和老G編譯的，囊括了俄羅斯最富盛名的女詩人阿赫瑪托娃幾乎一生的詩歌精品。整本詩集由四個部分組成：第一卷是女詩人前期（1904-1925）的作品；第二卷是阿赫瑪托娃中期（1927-1949）的詩歌；第三卷總結了詩人後期（1950-1966）的寫作；第四卷是長詩《安魂曲》，這首抒情長詩是阿赫瑪托娃詩歌創作的一個巔峰。寫於安娜·阿赫瑪托娃誕辰100周年——約瑟夫·布羅茨基這磨難和詩頁，這斷髮和寶劍，這穀物和燧石，這喃喃低語和錚錚有聲——上帝拯救了所有的一切——尤其是愛與憐憫的話語，作為他說出的唯一途徑。嚴酷的脈搏猛擊著，血液的激流鞭打著，鐵鍬均勻地敲打在它們之中，通過溫柔的繆斯產生，因為生命如此獨特，它們來自凡人的嘴唇聲音比草包牧師更清澈。喔，偉大的靈魂，我正在海外向你鞠躬，你發現了它們，還有那——你暗自燃燒的命運，長眠於祖國大地，她感謝你，至少讓她得到了在聾啞的天空海洋中發言的禮物。1989年
基本介紹
- 外文名：I Know How to Love:Anna Akhmatova
- 書名：我知道怎樣去愛:阿赫瑪托娃詩選
- 作者：安娜•阿赫瑪托娃
- 出版社：外文出版社
- 頁數：233頁
- 開本：32
- 譯者：伊沙
- 出版日期：2013年7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119083025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專業推薦,媒體推薦,名人推薦,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我知道怎樣去愛:阿赫瑪托娃詩選》編輯推薦：聯合國把1989年定為“阿赫瑪托娃年”，紀念這位“把人帶進一個美好世界”的“詩歌語言的光輝大師”。
作者簡介
作者：安娜·阿赫瑪托娃（1889-1966） 譯者：伊沙 老G
安娜·阿赫瑪托娃（1889-1966），俄羅斯著名詩人。1889年6月23日出生於敖德薩市。出版的詩集有《黃昏》《念珠》《白色的鳥群》《車前草》《耶穌紀元，1921》《選自六部詩集》《詩選》《光陰飛逝》，代表作有《安魂曲》《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等。1964年獲義大利“埃特納-陶爾明諾”國際文學大獎。1965年獲英國牛津大學名譽文學博士學位。1966年3月5日，因突發心肌梗塞去世。
安娜·阿赫瑪托娃（1889-1966），俄羅斯著名詩人。1889年6月23日出生於敖德薩市。出版的詩集有《黃昏》《念珠》《白色的鳥群》《車前草》《耶穌紀元，1921》《選自六部詩集》《詩選》《光陰飛逝》，代表作有《安魂曲》《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等。1964年獲義大利“埃特納-陶爾明諾”國際文學大獎。1965年獲英國牛津大學名譽文學博士學位。1966年3月5日，因突發心肌梗塞去世。
專業推薦
媒體推薦
在偉大而悲劇的文學時代里，她是唯一的遺蹟。她是時代變化的女主角，也是那一代最好的愛情詩人。
——《華盛頓郵報》
——《華盛頓郵報》
名人推薦
她表達的內容自始至終明晰易懂。她是她那一代作家中的簡·奧斯汀。她從根本上說是人類紐帶的詩人。
——布羅茨基
目前她的詩歌意境快要成為俄羅斯之所以偉大的象徵之一。
——曼德爾斯塔姆
她是繆斯中最美麗的繆斯。
——茨維塔耶娃
——布羅茨基
目前她的詩歌意境快要成為俄羅斯之所以偉大的象徵之一。
——曼德爾斯塔姆
她是繆斯中最美麗的繆斯。
——茨維塔耶娃
圖書目錄
阿赫瑪托娃：簡短自述
約瑟夫·布羅茨基：
寫於安娜·阿赫瑪托娃誕辰100周年
第一卷觸摸天堂的火焰
（1904—1925）
“我摘下好看芬芳的百合花
致***
“我知道怎樣去愛
“好像它
陽光
讀《哈姆雷特》
“枕頭熱
灰眼睛國王
“我在地獄
他喜歡
“我們的命運，如此精彩
——致瓦·謝·斯列茲涅夫斯卡婭
“我不喜歡花
“假如天上的月亮不流浪
致繆斯
最後一面的詩
仿英·費·安年斯基
白夜
“我蒙著面紗
太陽的記憶
題未完成的肖像
“感謝你，上帝
“我教自己簡單明智地生活
致弗·庫·索洛古勃
彼得堡詩篇
“我的脖頸被珠子遮蔽
“我如此禱告著
“我生逢其時
“有多少要求
“真正的溫柔是沉默
在黃昏
“他們不來見我
問候
“我們倆不願在一起分享一杯
“我站在金色灰塵中
1913年11月8日
幽居
回答
——致弗·阿·科馬洛夫斯基
“當我前去拜見這位詩人的時候
——獻給亞歷山大·勃洛克
“你，最先站在
——致亞歷山大·勃洛克
“你怎能忍心望著涅瓦河
“繆斯女神在路上離去
“喔，主啊，我能夠原諒
“但是還有，在某些地方
今夜的燈金光燦爛
“我不知道你是活著還是死去
“我當然停止微笑
“在人類的親密中
“當這口井
1914年7月19日記
“躺在我體內
“有的話不能說兩次
“踏著深雪
“星期一。夜。21點
“河流沿著山谷在爬
“現在無人願聽詩歌
“我聽見黃鸝鳥永遠悲傷的聲音
“為什麼那時候我總是
在夜裡
幽靈
“為什麼這個世紀比別的世紀更糟
彼得格勒，1919
“莫用短暫的世俗之樂憔悴你的心
“在伊甸園最潔白的門廊上
“無人平等待我
“一切都被洗劫一空
——致娜塔麗婭·雷科娃
“你以為我是那種女人
“一個黑寡婦
拉結
誹謗
“一個人應當大病一場
致眾人
“站在這湖的背後
新年民謠
羅得的妻子
致畫家
繆斯女神
“喔，如果我知道
謝爾蓋·葉賽寧之憶
第二卷巻去活
（1927—1949）
“普希金的流放從這裡開始
“如果月光的恐懼泛濫
“我打小摯愛的這座城市
雙行詩
“野蜂蜜聞起來像自由
最後的乾杯（3）
“你們為什麼要污染水
詩人
——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
沃羅涅日
——致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
咒語
但丁
來點兒地理
——致奧西姆·曼德爾施塔姆
鮑里斯·皮利尼亞克之憶
書上題詞
慶祝
“我的鄰居，出於同情
……
第三卷我渴望玫瑰
（1950—1966）
第四卷巻安魂曲（長詩）
約瑟夫·布羅茨基：
寫於安娜·阿赫瑪托娃誕辰100周年
第一卷觸摸天堂的火焰
（1904—1925）
“我摘下好看芬芳的百合花
致***
“我知道怎樣去愛
“好像它
陽光
讀《哈姆雷特》
“枕頭熱
灰眼睛國王
“我在地獄
他喜歡
“我們的命運，如此精彩
——致瓦·謝·斯列茲涅夫斯卡婭
“我不喜歡花
“假如天上的月亮不流浪
致繆斯
最後一面的詩
仿英·費·安年斯基
白夜
“我蒙著面紗
太陽的記憶
題未完成的肖像
“感謝你，上帝
“我教自己簡單明智地生活
致弗·庫·索洛古勃
彼得堡詩篇
“我的脖頸被珠子遮蔽
“我如此禱告著
“我生逢其時
“有多少要求
“真正的溫柔是沉默
在黃昏
“他們不來見我
問候
“我們倆不願在一起分享一杯
“我站在金色灰塵中
1913年11月8日
幽居
回答
——致弗·阿·科馬洛夫斯基
“當我前去拜見這位詩人的時候
——獻給亞歷山大·勃洛克
“你，最先站在
——致亞歷山大·勃洛克
“你怎能忍心望著涅瓦河
“繆斯女神在路上離去
“喔，主啊，我能夠原諒
“但是還有，在某些地方
今夜的燈金光燦爛
“我不知道你是活著還是死去
“我當然停止微笑
“在人類的親密中
“當這口井
1914年7月19日記
“躺在我體內
“有的話不能說兩次
“踏著深雪
“星期一。夜。21點
“河流沿著山谷在爬
“現在無人願聽詩歌
“我聽見黃鸝鳥永遠悲傷的聲音
“為什麼那時候我總是
在夜裡
幽靈
“為什麼這個世紀比別的世紀更糟
彼得格勒，1919
“莫用短暫的世俗之樂憔悴你的心
“在伊甸園最潔白的門廊上
“無人平等待我
“一切都被洗劫一空
——致娜塔麗婭·雷科娃
“你以為我是那種女人
“一個黑寡婦
拉結
誹謗
“一個人應當大病一場
致眾人
“站在這湖的背後
新年民謠
羅得的妻子
致畫家
繆斯女神
“喔，如果我知道
謝爾蓋·葉賽寧之憶
第二卷巻去活
（1927—1949）
“普希金的流放從這裡開始
“如果月光的恐懼泛濫
“我打小摯愛的這座城市
雙行詩
“野蜂蜜聞起來像自由
最後的乾杯（3）
“你們為什麼要污染水
詩人
——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
沃羅涅日
——致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
咒語
但丁
來點兒地理
——致奧西姆·曼德爾施塔姆
鮑里斯·皮利尼亞克之憶
書上題詞
慶祝
“我的鄰居，出於同情
……
第三卷我渴望玫瑰
（1950—1966）
第四卷巻安魂曲（長詩）
序言
我於1889年6月11日(新曆23日)出生在奧德薩附近(大噴泉)。我的父親當時是一名退役的海軍機械工程師。當我還是一歲的小孩子時，便被送到了北方——進了皇村。在那裡我一直生活到16歲。
有關皇村，我最初的記憶是這樣的：蔥蘢的綠意，眾多公園的潮潤與輝煌，保姆曾帶我去過的牧場，我們曾騎著形形色色小馬的跑馬場，古老的火車站和一些別樣的事物，它們嗣後都被錄入了《皇村頌》中。
每年夏季，我都是在塞瓦斯托波爾附近的人馬座海灣岸邊度過的，也正是在那裡，我與大海結為了好友。這些年給我留下最為鮮明印象的是——古老的赫爾松涅斯，我們曾在它附近居住。
我是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通過列夫·托爾斯泰的作品來學習閱讀的。5歲時，聽著女教師給稍大些的孩子們上課，我開始學習法語。
當我寫下第一首詩時，我11歲。對我而言，詩歌的啟蒙並非來自於普希金和萊蒙托夫，而是傑爾查文(《在皇室少年生日那天》)與涅克拉索夫(《嚴寒，通紅的鼻子》)。這些作品我的媽媽都能夠背誦下來。
我曾就讀於皇村女子中學。起初我的成績非常糟糕，後來變得十分優秀，然而內心卻總是不太情願學習。
1905年，我的父母離異，媽媽帶著孩子們搬到了南方。我們全年都生活在葉甫帕托里亞。我在家中學習了中學畢業前一年級的課程，我還常常懷念皇村，並寫下了大量庸俗無聊的詩歌。1905年，革命的回聲隱約傳到了幾乎與世隔絕的葉甫帕托里亞。最後一年級的課程我是於基輔完成的，在封杜克列耶夫中學，1907年我從那兒畢業。
我考入了基輔的高級女子學校法律系，暫時不得不學習法學史，特別是要學拉丁文，我對此曾經比較滿意。但是，當只純粹地講授法律時，我便對這些課程失去了興致。
1910年舊曆4月25日，我嫁給了尼·斯·古米廖夫，我們去巴黎度過了蜜月。
在巴黎鮮活的肉體上(左拉如此描寫道)，新的街心公園鋪設工作還沒有完全結束(Raspail街心公園)。愛迪生的朋友維爾涅爾，在“Taverne de Panteon”(先賢祠咖啡館)指著兩張桌子對我說：“這裡聚集的都是你們的社會民主人士，這邊是布爾什維克，那邊是孟什維克。”喜歡不斷花樣翻新的女人們，有的打算穿上那種裙褲(jupes—cullottes)，有的打算穿上幾乎覆蓋了雙腿的窄褲(iupes—entravees)。詩歌幾乎無人問津，人們之所以購買詩集，僅僅是由於上面的小花飾出自有名或名氣不大的畫家之手。我當下便明白了，巴黎的繪畫吞噬了法國的詩歌。
回到彼得堡後，我在拉耶夫高級文史學校學習。此間，我已經創作了不少詩歌，它們後來被收入我的第一本詩集。
當人們給我看英諾肯基·安年斯基的詩集《柏木首飾匣》校樣後，我曾激動異常，讀著它，忘記了世間的一切。
1910年，象徵主義的危機明顯地暴露出來，剛起步的詩人們已經不再追隨這一流派。其中有些人加入了未來主義，而另外一些人加入了阿克梅主義。我與“詩人第一車間”的同道——曼德里施塔姆、澤恩凱維奇、納爾布特——一起成為了“阿克梅人”。
1911年的春天我是在巴黎度過的，在那裡，我成為俄羅斯芭蕾舞成功首演的見證者。1912年，我遊歷了義大利北部(熱納亞、比薩、佛羅倫斯、博洛尼亞、帕多瓦、威尼斯)。義大利的自然風光與建築藝術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如夢如幻，會使你終生難忘。
1912年，我的第一本詩集《黃昏》問世。它總共只印了300冊。評論界對它比較賞識。
1912年10月1日，我唯一的兒子列夫降臨人世。
1914年3月，我的第二本詩集《念珠》出版。它的生命力大概也就持續了六周。5月初，彼得堡開始沉寂下來，人們紛紛逃離這座城市。這次與彼得堡的別離竟成為永訣。我們再回來時，它已不再是彼得堡，而成了彼得格勒。我們從19世紀一下子跌入了20世紀，自城市的風貌開始，一切面目全非。我覺得，作為一個初寫者的一本愛情詩歌小冊子，理所當然會在世界大事中湮沒無聞的。時間自有它的安排。
每年的夏季我都是在以前的特維爾省度過的，它距別熱茨克市有十五俄里。這裡並非風光宜人：丘陵上的田地被翻耕成整齊的方塊兒，磨坊、泥塘、乾涸的沼澤、“小門小院”、莊稼……《念珠》和《白色的鳥群》中的許多首詩我就是在那裡完成的。《白色的鳥群》於1917年9月出版。
對於這本書，讀者們與評論界是不公允的。不知為什麼大家都認為它較之於《念珠》的反響要小些。這本詩集的面世，正處於重大的社會變革階段。交通癱瘓——詩集甚至連莫斯科都不能運到，它在彼得格勒即被銷售一空。雜誌社關門，報社也是如此。因此，相對於《念珠》，《白色的鳥群》一書少了轟動的媒體效應。日漸增多的是飢餓與紛爭，多么可怕，而當時人們卻沒有顧及這些狀況。
十月革命以後，我在農藝學院的圖書館工作。1921年我出版了詩集《車前草》，1922年出版了《Anno Domini》(耶穌紀元)。
大抵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我懷著濃厚的興趣，開始了古老的彼得堡建築藝術和普希金生平與文學創作的研究工作。普希金研究的成果主要有三個：論《金雞》、論班傑明·貢斯當的《阿道爾夫》以及《石頭客人》。這些文章在當時全部發表了。
與《亞歷山大詩體》《普希金與涅瓦海濱》《普希金在1828>>相關的工作，我幾乎做了近20年，很顯然，我想把它們收入專著《普希金之死》中。
自20年代中期，我的新詩幾乎停止了出版，而舊作——停止再版。
1941年衛國戰爭期間，我被迫困留列寧格勒。在9月底，封鎖已經開始了，我才乘飛機到了莫斯科。
1944年5月之前，我生活在塔什乾，我急切地搜羅著所有與列寧格勒、與前線相關的訊息。如同其他的詩人，我也常常到軍隊醫院去慰問演出，為受傷的戰士們朗讀詩歌。在塔什乾，我第一次知道了什麼是酷熱、樹蔭和水聲。而且我還懂得了什麼是人類的善良：在塔什乾我曾多次患病，而且都病得不輕。
1944年5月，我乘飛機抵達了春天的莫斯科，它已經完全沉浸於臨近勝利的愉快希望與期盼之中。
那個可怕的幽靈令我驚懼異常，它偽裝成我的城市的樣子，我把與它的相見寫入了我的散文中。那段時間促使我寫出了《三棵丁香》和《做客死神家》等隨筆，後者與我在捷里奧基前線朗誦詩歌一事有關。散文對我來說永遠是神秘與充滿誘惑的。我從一開始便洞悉了詩歌的全部，而對散文卻永遠是一無所知。我最初的嘗試得到了大家的讚揚，而我本人，當然，對此卻並不相信。我求教於左琴科。他命令我將某些段落刪除，並且說，他同意保留其他的部分。我非常高興。後來，我的兒子被逮捕，我把它們與其他手稿全部燒毀了。
我很早便對文學翻譯問題感興趣。近些年來我翻譯了許多作品。至今仍在譯著。
1962年，我完成了《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這首長詩我寫了22年。
去年春天，即“但丁年”的前夕，我重新聆聽到了義大利語——我參訪了羅馬和西西里。1965年春天，我去了莎士比亞的故鄉，看見了大不列顛的天空和大西洋，與老朋友們重聚，結識了些新朋友，並又一次訪問了巴黎。
我沒有停止詩歌的寫作。詩歌的寫作對於我來說，就是我與時代、與我的人民的新生活的聯繫。當我寫下它們，我就活在了那韻律中，這旋律就喧響在我的國家英勇的歷史之中。我是幸福的，因為我生活在這個時代，並且目睹了那些無與倫比的事件。
1965年
有關皇村，我最初的記憶是這樣的：蔥蘢的綠意，眾多公園的潮潤與輝煌，保姆曾帶我去過的牧場，我們曾騎著形形色色小馬的跑馬場，古老的火車站和一些別樣的事物，它們嗣後都被錄入了《皇村頌》中。
每年夏季，我都是在塞瓦斯托波爾附近的人馬座海灣岸邊度過的，也正是在那裡，我與大海結為了好友。這些年給我留下最為鮮明印象的是——古老的赫爾松涅斯，我們曾在它附近居住。
我是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通過列夫·托爾斯泰的作品來學習閱讀的。5歲時，聽著女教師給稍大些的孩子們上課，我開始學習法語。
當我寫下第一首詩時，我11歲。對我而言，詩歌的啟蒙並非來自於普希金和萊蒙托夫，而是傑爾查文(《在皇室少年生日那天》)與涅克拉索夫(《嚴寒，通紅的鼻子》)。這些作品我的媽媽都能夠背誦下來。
我曾就讀於皇村女子中學。起初我的成績非常糟糕，後來變得十分優秀，然而內心卻總是不太情願學習。
1905年，我的父母離異，媽媽帶著孩子們搬到了南方。我們全年都生活在葉甫帕托里亞。我在家中學習了中學畢業前一年級的課程，我還常常懷念皇村，並寫下了大量庸俗無聊的詩歌。1905年，革命的回聲隱約傳到了幾乎與世隔絕的葉甫帕托里亞。最後一年級的課程我是於基輔完成的，在封杜克列耶夫中學，1907年我從那兒畢業。
我考入了基輔的高級女子學校法律系，暫時不得不學習法學史，特別是要學拉丁文，我對此曾經比較滿意。但是，當只純粹地講授法律時，我便對這些課程失去了興致。
1910年舊曆4月25日，我嫁給了尼·斯·古米廖夫，我們去巴黎度過了蜜月。
在巴黎鮮活的肉體上(左拉如此描寫道)，新的街心公園鋪設工作還沒有完全結束(Raspail街心公園)。愛迪生的朋友維爾涅爾，在“Taverne de Panteon”(先賢祠咖啡館)指著兩張桌子對我說：“這裡聚集的都是你們的社會民主人士，這邊是布爾什維克，那邊是孟什維克。”喜歡不斷花樣翻新的女人們，有的打算穿上那種裙褲(jupes—cullottes)，有的打算穿上幾乎覆蓋了雙腿的窄褲(iupes—entravees)。詩歌幾乎無人問津，人們之所以購買詩集，僅僅是由於上面的小花飾出自有名或名氣不大的畫家之手。我當下便明白了，巴黎的繪畫吞噬了法國的詩歌。
回到彼得堡後，我在拉耶夫高級文史學校學習。此間，我已經創作了不少詩歌，它們後來被收入我的第一本詩集。
當人們給我看英諾肯基·安年斯基的詩集《柏木首飾匣》校樣後，我曾激動異常，讀著它，忘記了世間的一切。
1910年，象徵主義的危機明顯地暴露出來，剛起步的詩人們已經不再追隨這一流派。其中有些人加入了未來主義，而另外一些人加入了阿克梅主義。我與“詩人第一車間”的同道——曼德里施塔姆、澤恩凱維奇、納爾布特——一起成為了“阿克梅人”。
1911年的春天我是在巴黎度過的，在那裡，我成為俄羅斯芭蕾舞成功首演的見證者。1912年，我遊歷了義大利北部(熱納亞、比薩、佛羅倫斯、博洛尼亞、帕多瓦、威尼斯)。義大利的自然風光與建築藝術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如夢如幻，會使你終生難忘。
1912年，我的第一本詩集《黃昏》問世。它總共只印了300冊。評論界對它比較賞識。
1912年10月1日，我唯一的兒子列夫降臨人世。
1914年3月，我的第二本詩集《念珠》出版。它的生命力大概也就持續了六周。5月初，彼得堡開始沉寂下來，人們紛紛逃離這座城市。這次與彼得堡的別離竟成為永訣。我們再回來時，它已不再是彼得堡，而成了彼得格勒。我們從19世紀一下子跌入了20世紀，自城市的風貌開始，一切面目全非。我覺得，作為一個初寫者的一本愛情詩歌小冊子，理所當然會在世界大事中湮沒無聞的。時間自有它的安排。
每年的夏季我都是在以前的特維爾省度過的，它距別熱茨克市有十五俄里。這裡並非風光宜人：丘陵上的田地被翻耕成整齊的方塊兒，磨坊、泥塘、乾涸的沼澤、“小門小院”、莊稼……《念珠》和《白色的鳥群》中的許多首詩我就是在那裡完成的。《白色的鳥群》於1917年9月出版。
對於這本書，讀者們與評論界是不公允的。不知為什麼大家都認為它較之於《念珠》的反響要小些。這本詩集的面世，正處於重大的社會變革階段。交通癱瘓——詩集甚至連莫斯科都不能運到，它在彼得格勒即被銷售一空。雜誌社關門，報社也是如此。因此，相對於《念珠》，《白色的鳥群》一書少了轟動的媒體效應。日漸增多的是飢餓與紛爭，多么可怕，而當時人們卻沒有顧及這些狀況。
十月革命以後，我在農藝學院的圖書館工作。1921年我出版了詩集《車前草》，1922年出版了《Anno Domini》(耶穌紀元)。
大抵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我懷著濃厚的興趣，開始了古老的彼得堡建築藝術和普希金生平與文學創作的研究工作。普希金研究的成果主要有三個：論《金雞》、論班傑明·貢斯當的《阿道爾夫》以及《石頭客人》。這些文章在當時全部發表了。
與《亞歷山大詩體》《普希金與涅瓦海濱》《普希金在1828>>相關的工作，我幾乎做了近20年，很顯然，我想把它們收入專著《普希金之死》中。
自20年代中期，我的新詩幾乎停止了出版，而舊作——停止再版。
1941年衛國戰爭期間，我被迫困留列寧格勒。在9月底，封鎖已經開始了，我才乘飛機到了莫斯科。
1944年5月之前，我生活在塔什乾，我急切地搜羅著所有與列寧格勒、與前線相關的訊息。如同其他的詩人，我也常常到軍隊醫院去慰問演出，為受傷的戰士們朗讀詩歌。在塔什乾，我第一次知道了什麼是酷熱、樹蔭和水聲。而且我還懂得了什麼是人類的善良：在塔什乾我曾多次患病，而且都病得不輕。
1944年5月，我乘飛機抵達了春天的莫斯科，它已經完全沉浸於臨近勝利的愉快希望與期盼之中。
那個可怕的幽靈令我驚懼異常，它偽裝成我的城市的樣子，我把與它的相見寫入了我的散文中。那段時間促使我寫出了《三棵丁香》和《做客死神家》等隨筆，後者與我在捷里奧基前線朗誦詩歌一事有關。散文對我來說永遠是神秘與充滿誘惑的。我從一開始便洞悉了詩歌的全部，而對散文卻永遠是一無所知。我最初的嘗試得到了大家的讚揚，而我本人，當然，對此卻並不相信。我求教於左琴科。他命令我將某些段落刪除，並且說，他同意保留其他的部分。我非常高興。後來，我的兒子被逮捕，我把它們與其他手稿全部燒毀了。
我很早便對文學翻譯問題感興趣。近些年來我翻譯了許多作品。至今仍在譯著。
1962年，我完成了《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這首長詩我寫了22年。
去年春天，即“但丁年”的前夕，我重新聆聽到了義大利語——我參訪了羅馬和西西里。1965年春天，我去了莎士比亞的故鄉，看見了大不列顛的天空和大西洋，與老朋友們重聚，結識了些新朋友，並又一次訪問了巴黎。
我沒有停止詩歌的寫作。詩歌的寫作對於我來說，就是我與時代、與我的人民的新生活的聯繫。當我寫下它們，我就活在了那韻律中，這旋律就喧響在我的國家英勇的歷史之中。我是幸福的，因為我生活在這個時代，並且目睹了那些無與倫比的事件。
196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