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擁有的我都帶著

我所擁有的我都帶著

《我所擁有的我都帶著》是《呼吸鞦韆》(Atemschaukel)的英譯名,2009年8月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德國作家赫塔-繆勒。本書主要講述了17歲小男孩被放逐勞動的生活故事。

基本介紹

  • 書名:《我所擁有的我都帶著》
  • 又名:《呼吸鞦韆》 
  • 作者赫塔-繆勒
  • 原版名稱:Everything I Own I Carried with Me
  • 譯者:余楊 / 吳文權 
  • ISBN:9787214064516 
  • 類別:長篇小說 
  • 出版社:江蘇人民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09年8月
作品簡介,故事背景,內容節選,作者簡介,

作品簡介

瑞典皇家科學院2009年10月8日公布,德國作家赫塔-繆勒(Herta Muller)獲得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赫塔-繆勒當時56歲,其09年的代表作是《我所擁有的我都帶著》。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稱其“專注於詩歌以及散文的率真,描寫了失業人群的餬口圖景”。
德國女作家赫塔-繆勒,她以寫作羅馬尼亞裔的德國人在蘇俄時代的遭遇著稱,從記憶、夢與內心出發。
穆勒將獲得1000萬瑞典克朗的獎金(約合140萬美元),這與往年相同。代表作品有《我所擁有的我都帶著》、《光年之外》、《行走界線》與《河水奔流》。
穆勒的父親二戰期間在德國黨衛軍中服役。1945年以後,羅馬尼亞把她的母親驅逐去了蘇聯勞改營。而在羅馬尼亞生活的經歷令其終身難忘。儘管離開羅馬尼亞已經20年,然而壓迫與流亡、放逐與極權卻成為其小說和詩歌的主命題。
赫塔·米勒最新的小說英文版《我所擁有的我都帶著》出版於2009年8月。書中主人公依然是位被放逐至勞動營的17歲男孩的遭遇。然而,這種對自我經歷的描述,在穆勒的創作下,既不是回憶錄或自傳,也不是對現實生活的直接再現,而是感覺的自我虛構。

故事背景

故事背景設定於“二戰”結束時,主人公是17歲男孩,他被送到烏克蘭勞動營。這些曾在“二戰”中與納粹政權合作過的德國人,受盡非人的待遇。

內容節選

收拾行裝
我所有的東西都帶在身邊。
換句話說:屬於我的一切都與我如影隨行。 當時我把所有的家當都帶上了。說是我的,其實它們原先並不屬於我。它們要么是改裝過的,要么是別人的。豬皮行李箱是以前裝留聲機用的。薄大衣是父親的。領口鑲著絲絨滾邊的洋氣大衣是祖父的。燈籠褲是埃德溫叔叔的。皮綁腿是鄰居卡爾普先生的。綠羊毛手套是費妮姑姑的。只有酒紅色的真絲圍巾和小收納包是我自己的,是前一年聖誕節收到的禮物。 1945年1月還在打仗。大冬天的,我要被送到俄國人那裡去。天曉得是什麼鬼地方。這訊息讓大家震驚。每個人都想送我點兒什麼,指望它們興許能派得上用場,雖然它們什麼忙也幫不上,因為這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能幫得上忙。因為我上了俄國人的名單,這是鐵板釘釘的事,所以大家都心思不一地送了我點兒東西。我收下了它們。17歲的我心想,這次離家來的正是時候。不一定非得是上俄國人的名單,只要能離開家,只要將來情況不會變得太糟,於我而言甚至是件好事。
我要離開這針尖大的小城,這裡所有的石頭都長著眼睛。我一點兒都不害怕,而是掩飾著自己迫不及待的心情。還有幾分良心不安吧,因為那份讓我的親人絕望的名單,於我卻是頗可以接受的處境。他們擔心我在異地他鄉會出事兒。我只想去一個沒有人認識我的地方。 其實我已經犯了點事兒,見不得人的事兒。它變態、骯髒、無恥,也妙不可言。這事兒發生在榿木公園,就在淺草叢生的小山包後面最隱秘的地方。回家的路上,我去了公園中央的那個圓亭子,每逢節假日總有樂隊在那裡演奏。我在裡面坐了一會兒。透過細木縫,陽光刺眼地扎了進來。我看到了恐懼,空洞的圓形的、四邊形的、梯形的恐懼,經由白色的藤蔓和利爪連在了一起。這個圖案里有我的迷亂,也有我母親臉上的震驚。在亭子裡我對自己發誓:我再也不來這個公園了。 我越是不讓自己去,就去得越勤。兩天之後我又去了,公園裡的人都管這叫“幽會”。 第二次幽會時,我見的還是第一次約的那個男人,綽號叫做“燕子”。第二個男人是新來的,綽號叫“聖誕樹”。第三個叫“耳朵”。接著來的是“繩子”,然後是“黃鸝”和“帽子”,再後來是“兔子”、“貓”、“海鷗”,還有“珍珠”。只有我們知道,哪個綽號對應哪個人。
大家在公園裡肆意更換著伴侶,我也任由他們把我轉來轉去。那是夏季,樺樹皮是白色的,茉莉花叢和接骨木林中,茂密的枝葉組成了一道道密不透風的綠色牆垣。 愛情是季節性的。秋天的到來結束了公園裡的這一切。葉子掉光了,幽會也隨我們一起轉移到了海王星游泳館。鐵門旁掛著繪有天鵝的橢圓形徽章。每個星期我都會去跟一個比我年齡大一倍的男人約會。他是個已婚的羅馬尼亞人。我不問他叫什麼,也不說自己叫什麼。我們錯開時間去。售票亭碎花玻璃隔板後賣票的女人,明鑑照人的石板地,圓圓的中柱,繪有睡蓮圖案的牆磚,雕花的木台階,這一切都應該想不到,我們是來赴約的。我們先和其他人一起去泳池游泳。一直要到發汗箱那兒,我們才碰頭。 當年,每一次這樣的幽會都可能引來牢獄之災。我去勞動營之前是這樣,自我返鄉到1968年離開這個國家,那些年情況也是這樣。要是被抓住了,至少要蹲五年牢。有些人就被抓到了,直接從公園或是游泳池帶走,嚴刑審訊之後,投進監獄,從那兒再送到運河邊的監禁營。現在我才知道,去運河的人都有去無回。就算回來了,也是一具行屍走肉:身心俱毀,未老先衰,與這世上所有的愛都絕了緣。 在勞動營的時候,如果被抓住,我就沒命了。
五年後我從勞動營被放出來,日復一日漫步在喧譁的街道上,腦海里翻來覆去地想著,如果被捕的話,說是“當場抓獲”再恰當不過了。我已經編好了無數的藉口與不在場的證據,來駁斥這個罪名。我一直都背負著隱秘的包袱,已經太深、太久地將自己裹入了沉默之中,再也無法用語言傾訴心曲。即使我在訴說的時候,也不過是用另外一種方式裹縛自己罷了。 為了能延長從榿木公園到家的路程,在最後一個幽會的夏季,我偶然走進了圓形廣場上的三聖教堂。這次偶然昭示著命運。我看到了後來的歲月。在教堂側立柱上的聖壇旁,聖者身著灰色的大衣,脖子間圍著一頭綿羊作衣領。這脖子間的綿羊就是緘默。有些事情是不能說的。但是,如果我說脖子間的緘默與嘴裡的緘默是兩碼事,我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在我的勞動營歲月之前、之中與之後,我有25年的時間生活在對國家與家庭的恐懼中,畏懼那雙重的毀滅:國家把我當罪犯囚禁,家人把我當恥辱放逐。麇集的街道上,我懷疑地盯著陳列櫃、電車和樓房窗戶的玻璃,盯著噴泉和小水窪反射出的鏡面,好像自己就該是個透明人。
我父親是繪畫老師。只要他一說“水彩”這個詞,我就像被人踹了一腳似的悚然一驚,因為我腦子裡滿是海王星游泳池那些事。這個詞告訴我,自己已經陷得有多深。我母親在吃飯時說:別用叉子戳土豆,一下就戳散了,用勺子吧,叉子是用來對付肉的。我的太陽穴怦怦直跳。不是在說土豆和叉子嗎,怎么又扯上肉了?她說的是什麼肉呀?我的肉體已經被那些幽會搞得顛三倒四了。我做賊心虛,這些詞總會出其不意地冒出來,擊中我的要害。 就像小城裡所有的德國人一樣,我母親,尤其是我父親,堅信金色髮辮與白色長筒襪的美麗,堅信希特勒鬍子的黑色四邊形,堅信我們特蘭西瓦尼亞的薩克森人屬於雅利安人種。從純身體的角度來看,我的秘密都已是最噁心不過了。和一個羅馬利亞人有染,更是種族的恥辱。 我只想離開家,哪怕是要進勞動營。我母親不知道,她對我的了解有多么少,而且我走後,她想我肯定會多過我想她。這些讓我深感歉疚。 除了脖子間圍著沉默之羊的聖者,我在教堂內的白色壁龕上還看到了一行刻字:“天命啟動時間”。收拾行裝的時候我就想:白色壁龕顯靈了。現在就是已啟動的時間。我還慶幸自己不用去前線的雪地里打仗。我勇敢得愚蠢,乖乖地收拾著行裝,沒有絲毫不情願。系帶子的皮綁腿、燈籠褲和帶絲絨滾邊的大衣,沒有一樣東西適合我。衣服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已啟動的時間。不管是經歷這樣或是那樣的事情,總之人是要長大的。我想這世界雖然不是化裝舞會,但在這深冬季節要被送到俄國去的人,沒有誰是可笑的。

作者簡介

赫塔·穆勒,德國女作家,以寫作羅馬尼亞裔的德國人在蘇俄時代的遭遇著稱,從記憶、夢與內心出發。
赫塔·穆勒1953年8月17日生於羅馬尼亞,是德國的小說家,詩人,散文家。她來自一個講德語的羅馬尼亞少數民族家庭,父親在二戰期間在德國黨衛軍中服役。以後,羅馬尼亞共產黨把她的母親驅逐去了蘇聯勞改營。 她曾在提米索拉大學修讀德國文學和羅馬尼亞文學。
穆勒開始在一家工程公司擔任翻譯,由於她拒絕和國家安全部門合作,1979年失去工作。隨後,她通過在幼稚園教書以及做德語家教謀生。穆勒嫁給了另一位小說家理察·華格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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