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書名：我們曾經年輕/中國知青文庫
- 出版社：武漢大學出版社
- 頁數：430頁
- 開本：32
- 品牌：武漢大學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
- 作者：董宏猷
- 出版日期：2013年5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定價：26.00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為一代人立言，不是由局外人，而是由我們自己來評說自己的歷史。
董宏猷編著的《我們曾經年輕》是“中國知青文庫”系列之一。是一本回憶錄，講述了年輕一代人在社會變革以及面臨困境面前的所思所想，對研究青年心理及當前中國現狀均有很好的參考價值。
董宏猷編著的《我們曾經年輕》是“中國知青文庫”系列之一。是一本回憶錄，講述了年輕一代人在社會變革以及面臨困境面前的所思所想，對研究青年心理及當前中國現狀均有很好的參考價值。
作者簡介
董宏猷，湖北鹹寧人。1950年生於武漢、湖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武漢市文聯副主席、武漢作家協會主席，武漢文學院院長。國家一級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作家協會兒童文學創作委員會委員。著有《董宏猷文集》四卷，長篇小說《一百個中國孩子的夢》、《十四歲的森林》、《少男少女進行曲》、《天上掉下個胖叔叔》，科幻小說《山鬼》， 小說集《湖畔靜悄悄》、《長江的童話》等，以及詩集、散文集、紀實文學等多部。作品曾在海內外獲獎30餘次，曾3次獲得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兩次獲得中宣部全國“五個一”工程獎，還獲得中國圖書獎、冰心優秀兒童文學獎等。多部作品譯介到國外。
圖書目錄
第一輯 滿江紅——66-68屆知青的回憶
永久的悔與無盡的念
失卻恐懼
草原之夜的暴風雨
我曾與寓平君風雨同行
——紀念陳寓平烈士
只能使其顛簸，不能使其沉沒
回望青春
夢牽鄂南山村
青弋江在訴說
人之初
茅棚詩篇
書友張君
銀杏樹下
昨日的舊賬
鄉村婚宴樂手
折了翅膀的海鷗在飛
回唐鎮
我記憶深處的一幕
——在下鄉插隊的日子裡
山寨婚禮
底色
一幅畫像
回到宋灣
不可淡忘
“阿波羅”事件
反芻
揭開塵封的記憶
不能愧對鄉親們
我經歷過的
親酸與期待
——一個尚未返城老知青的自述
第二輯 花非花——69-71屆知青的回憶
招工前夜
在那遙遠的小山村
從“土插隊”到“洋插隊”
青蘋果‘英俊男孩·第一次愛
——知青生涯漫憶三題
悼亡友
新三屆啊，新三屆
哭泣在遙遠的歲月
第三輯 憶江南——72-76屆知青的回憶
漾漾細雨送張斌
永恆的追憶
三個女知青的故事
放浪形骸為哪般
——懷念我的白螺磯知青老鄉
暴風雨中的孤舟
平淡中收穫的哲思
三十七年再回首 情誼依舊
——記黃石八中74屆高二(一)畢業班同學聚會
第四輯 長相思——文化大革命前知青的回憶
青春戀
英魂頌
——記上海知青朱高年烈士
青春奏鳴曲《沙棗花》
——軍懇生涯紀實
走上講台
遲到的祭奠
第五輯 驚回首——文化名人談知青
窮而後工艱難玉成
我與知青
歷史的記憶
試說知青
和知青共度的日子
心靈的對白
——致知青電視劇《年輪》《孽債》的主人公
創作衍變、歷久彌新的知青文學創作
家有知青
後記
永久的悔與無盡的念
失卻恐懼
草原之夜的暴風雨
我曾與寓平君風雨同行
——紀念陳寓平烈士
只能使其顛簸，不能使其沉沒
回望青春
夢牽鄂南山村
青弋江在訴說
人之初
茅棚詩篇
書友張君
銀杏樹下
昨日的舊賬
鄉村婚宴樂手
折了翅膀的海鷗在飛
回唐鎮
我記憶深處的一幕
——在下鄉插隊的日子裡
山寨婚禮
底色
一幅畫像
回到宋灣
不可淡忘
“阿波羅”事件
反芻
揭開塵封的記憶
不能愧對鄉親們
我經歷過的
親酸與期待
——一個尚未返城老知青的自述
第二輯 花非花——69-71屆知青的回憶
招工前夜
在那遙遠的小山村
從“土插隊”到“洋插隊”
青蘋果‘英俊男孩·第一次愛
——知青生涯漫憶三題
悼亡友
新三屆啊，新三屆
哭泣在遙遠的歲月
第三輯 憶江南——72-76屆知青的回憶
漾漾細雨送張斌
永恆的追憶
三個女知青的故事
放浪形骸為哪般
——懷念我的白螺磯知青老鄉
暴風雨中的孤舟
平淡中收穫的哲思
三十七年再回首 情誼依舊
——記黃石八中74屆高二(一)畢業班同學聚會
第四輯 長相思——文化大革命前知青的回憶
青春戀
英魂頌
——記上海知青朱高年烈士
青春奏鳴曲《沙棗花》
——軍懇生涯紀實
走上講台
遲到的祭奠
第五輯 驚回首——文化名人談知青
窮而後工艱難玉成
我與知青
歷史的記憶
試說知青
和知青共度的日子
心靈的對白
——致知青電視劇《年輪》《孽債》的主人公
創作衍變、歷久彌新的知青文學創作
家有知青
後記
文摘
永久的悔與無盡的念
郭齊勇
我很快就要由不惑之年跨入知命之年了，回首知青生涯，總免不了思緒萬千，浮想聯翩。我們這一代人有不同於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生命歷程和生命情調，有特殊的遭遇、坎坷、困惑與痛苦，有異代人難以理解的喜怒哀樂。我們屬於充滿激情和理想主義的一代，我們曾經盲目地然而卻是真誠地擁有為理想、為國家、為他人英勇獻身的精神，並付諸了實踐。
反思過去，展望未來，我們一方面多少有些留戀那稚嫩的莽撞的苦鬥，那蹉跎歲月的青春、熱血和汗水的無私奉獻，以及第二故鄉的風土人情；另一方面，又為自己的思想蒙昧和“文革”氛圍重壓下的精神自戕、自我萎縮而汗顏，為自己後來經歷了思想解放，並逐步擺脫教條主義的精神枷鎖，覺悟到知識分子的自立之道和生命自我的飛騰超越而暗自慶幸。
原罪與救贖
我們生活在沒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社會，實際上很難體驗西方人的原罪感及其意義。我這裡所說的“原罪”，是極左年代的所謂階級原罪，即籠罩在所謂“階級敵人”及其後代，尤其是知識分子頭上的無形的緊箍咒——罪感意識，生而有罪的意識，父債子還的意識，低人一等的意識。
知識分子上山下鄉運動的歷史，遠遠早於“文革”。即使不談1949年以前的革命中的類似行為，至少可推至50年代中後期和60年代前期。所有這些都是與青年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自我革命聯繫在一起的。我個人早在“文革”以前，在1964年讀高一和1965年讀高二時，就已向學校提出過不再念書而奔赴農村或邊疆務農的要求。記得汪子英校長、劉克剛主任(教務)專門與我談過話，勸我打消此念，認真讀書。我當時十分欣賞董加耕、邢燕子、侯雋等前驅者，決心以他們為榜樣。然而在下意識里，這種要求卻是與自己的tt出身不好”有關係的。當時的一種內在痛苦，是渴望參加革命而因所謂“出身”問題和“海外關係”問題而不得參加革命的痛苦。這種阿Q的苦惱在我們班上(省重點學校的重點班，同學們多數是高等院校教職員工子女或城市工商業者的後代)特別突出。
1966年6月5日晚，我與班上最具革命敏感性的同學們，受北大、武大“文革”巨變的鼓動，給校黨總支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強烈要求立即停止高三畢業班的備考複習而積極投身火熱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去。次日形成了全校學生以請願和大字報為主要形式的“六。六”運動。省市迅速派出了以一位資深的團省委副書記為首的工作組處理此事。後來我們才知道，我與馮達美、孫俊3人被工作組和黨總支內定為“三家村”小反革命集團。
我們當時無疑是激進的左派，是毛澤東的十分幼稚且狂熱的信徒。然而由於我們必須承受由父母帶來的“出身罪”，而不得參與“革命”。因此，我們“革命”的動機首先為當局所懷疑，且視為異己分子，隨之而起的以“紅五類”為主體的紅衛兵運動，不僅把我們排除在外，而且把我們(所謂“黑五類”)也作為鬥爭或準專政對象。歷史往往無情地嘲弄歷史的參與者，我們這些“先知先覺”的造反者很快被“後知後覺”的造反者所拋棄。歷史的旋渦總是使中心滾進邊緣，而邊緣人物每每占據中心。
現在看來，十分可悲的是，我個人在這種局勢下陷入到嚴重的精神自戕、肉體自虐的境況之中，陷入了償還原罪的苦悶和折磨之中。這種精神奴役的創傷之深，是一般人很難理解的。而我們這種救贖之道，只能是自責、自虐，以及奴性十足地服從強大的他在力量的安排。尤其不能原諒的是，我竭力表白自己積極參加革命、接受改造，並努力自我改造，以至“脫胎換骨”的決心。例如，我曾經主動地天天打著赤腳到開水房為好幾棟教學樓打開水；我這個連任幾屆的班主席(班長)給我們班的幾任班主任老師劉樂芳先生、張麗華先生等寫過大字報，揭發他們給青年學生推薦修養之類的“毒草”；我積極參加當局領導的批鬥活動，特別是對許簡老師《三言兩語》的批判，記得我曾把許老師的寫作背景與反修鬥爭聯繫起來，查閱報刊，上綱上線，寫大字報說他抵制反修；我曾經追隨紅衛兵到珞珈山的幾位同學(他們的父母是高級知識分子)家裡去“掃四舊”，在唐小蓓同學家還高聲指責她父親唐炳亮教授，大約是聲討他這個已摘帽的“右派”分子的罪行；1966年暑假我在家中收到班上紅衛兵的一封勒令信，讓我集合祖父母、父母親等全家人高呼“老子反動兒混蛋”等十幾條口號，每條連呼幾遍，我照辦了，雖然痛苦至極，仍然造祖父母、父母親、叔父母的反，勒令他們掃街，佩戴自辱的黑符號……在所謂“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後，我們這些“黑五類”也逐漸“鹹與革命”了，我們參加的“紅十月戰鬥隊”，雖然是比較文雅的，但也做過蠢事。我記得我與幾位同學在某年的大年除夕，還跑到“走資派”鄧鐵生書記家狠狠訓斥了他一通。
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也許放在特定的“文革”環境中算不得什麼。但“文革”過後，痛定思痛，深感當年在“左”的氛圍中，自己的所思所言、所作所為，是何等地“左”，何等地有違人性啊!或許恰好因為自己有“黑五類”這頂帽子的限制，才沒有走得更遠。我們這一代人是在激進主義的薰陶下長大的，雖然在“文革”中，我對濫殺濫打無辜，“打砸搶抄抓”的無法無天狀態深感恐懼，對給我們的師長的種種侮辱(如我校紅衛兵給著名的女教師、化學權威張J睢聰剃陰陽頭及給一些老教師戴高帽批鬥等)和殺伐(如我校著名數學教師陳邦鑒先生自殺等)深覺不公和不平，然總是以所謂革命的邏輯來說服自己，以毛澤東讚揚湖南農民運動14件大事的態度來對待所謂的“民眾運動”。在這種麻醉劑下，我認同了街道一些不三不四的“民眾”數度抄我自己的家，同時也竭力與家庭、尊長與“反動學術權威”的師長劃清界限。P3-6
郭齊勇
我很快就要由不惑之年跨入知命之年了，回首知青生涯，總免不了思緒萬千，浮想聯翩。我們這一代人有不同於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生命歷程和生命情調，有特殊的遭遇、坎坷、困惑與痛苦，有異代人難以理解的喜怒哀樂。我們屬於充滿激情和理想主義的一代，我們曾經盲目地然而卻是真誠地擁有為理想、為國家、為他人英勇獻身的精神，並付諸了實踐。
反思過去，展望未來，我們一方面多少有些留戀那稚嫩的莽撞的苦鬥，那蹉跎歲月的青春、熱血和汗水的無私奉獻，以及第二故鄉的風土人情；另一方面，又為自己的思想蒙昧和“文革”氛圍重壓下的精神自戕、自我萎縮而汗顏，為自己後來經歷了思想解放，並逐步擺脫教條主義的精神枷鎖，覺悟到知識分子的自立之道和生命自我的飛騰超越而暗自慶幸。
原罪與救贖
我們生活在沒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社會，實際上很難體驗西方人的原罪感及其意義。我這裡所說的“原罪”，是極左年代的所謂階級原罪，即籠罩在所謂“階級敵人”及其後代，尤其是知識分子頭上的無形的緊箍咒——罪感意識，生而有罪的意識，父債子還的意識，低人一等的意識。
知識分子上山下鄉運動的歷史，遠遠早於“文革”。即使不談1949年以前的革命中的類似行為，至少可推至50年代中後期和60年代前期。所有這些都是與青年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自我革命聯繫在一起的。我個人早在“文革”以前，在1964年讀高一和1965年讀高二時，就已向學校提出過不再念書而奔赴農村或邊疆務農的要求。記得汪子英校長、劉克剛主任(教務)專門與我談過話，勸我打消此念，認真讀書。我當時十分欣賞董加耕、邢燕子、侯雋等前驅者，決心以他們為榜樣。然而在下意識里，這種要求卻是與自己的tt出身不好”有關係的。當時的一種內在痛苦，是渴望參加革命而因所謂“出身”問題和“海外關係”問題而不得參加革命的痛苦。這種阿Q的苦惱在我們班上(省重點學校的重點班，同學們多數是高等院校教職員工子女或城市工商業者的後代)特別突出。
1966年6月5日晚，我與班上最具革命敏感性的同學們，受北大、武大“文革”巨變的鼓動，給校黨總支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強烈要求立即停止高三畢業班的備考複習而積極投身火熱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去。次日形成了全校學生以請願和大字報為主要形式的“六。六”運動。省市迅速派出了以一位資深的團省委副書記為首的工作組處理此事。後來我們才知道，我與馮達美、孫俊3人被工作組和黨總支內定為“三家村”小反革命集團。
我們當時無疑是激進的左派，是毛澤東的十分幼稚且狂熱的信徒。然而由於我們必須承受由父母帶來的“出身罪”，而不得參與“革命”。因此，我們“革命”的動機首先為當局所懷疑，且視為異己分子，隨之而起的以“紅五類”為主體的紅衛兵運動，不僅把我們排除在外，而且把我們(所謂“黑五類”)也作為鬥爭或準專政對象。歷史往往無情地嘲弄歷史的參與者，我們這些“先知先覺”的造反者很快被“後知後覺”的造反者所拋棄。歷史的旋渦總是使中心滾進邊緣，而邊緣人物每每占據中心。
現在看來，十分可悲的是，我個人在這種局勢下陷入到嚴重的精神自戕、肉體自虐的境況之中，陷入了償還原罪的苦悶和折磨之中。這種精神奴役的創傷之深，是一般人很難理解的。而我們這種救贖之道，只能是自責、自虐，以及奴性十足地服從強大的他在力量的安排。尤其不能原諒的是，我竭力表白自己積極參加革命、接受改造，並努力自我改造，以至“脫胎換骨”的決心。例如，我曾經主動地天天打著赤腳到開水房為好幾棟教學樓打開水；我這個連任幾屆的班主席(班長)給我們班的幾任班主任老師劉樂芳先生、張麗華先生等寫過大字報，揭發他們給青年學生推薦修養之類的“毒草”；我積極參加當局領導的批鬥活動，特別是對許簡老師《三言兩語》的批判，記得我曾把許老師的寫作背景與反修鬥爭聯繫起來，查閱報刊，上綱上線，寫大字報說他抵制反修；我曾經追隨紅衛兵到珞珈山的幾位同學(他們的父母是高級知識分子)家裡去“掃四舊”，在唐小蓓同學家還高聲指責她父親唐炳亮教授，大約是聲討他這個已摘帽的“右派”分子的罪行；1966年暑假我在家中收到班上紅衛兵的一封勒令信，讓我集合祖父母、父母親等全家人高呼“老子反動兒混蛋”等十幾條口號，每條連呼幾遍，我照辦了，雖然痛苦至極，仍然造祖父母、父母親、叔父母的反，勒令他們掃街，佩戴自辱的黑符號……在所謂“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後，我們這些“黑五類”也逐漸“鹹與革命”了，我們參加的“紅十月戰鬥隊”，雖然是比較文雅的，但也做過蠢事。我記得我與幾位同學在某年的大年除夕，還跑到“走資派”鄧鐵生書記家狠狠訓斥了他一通。
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也許放在特定的“文革”環境中算不得什麼。但“文革”過後，痛定思痛，深感當年在“左”的氛圍中，自己的所思所言、所作所為，是何等地“左”，何等地有違人性啊!或許恰好因為自己有“黑五類”這頂帽子的限制，才沒有走得更遠。我們這一代人是在激進主義的薰陶下長大的，雖然在“文革”中，我對濫殺濫打無辜，“打砸搶抄抓”的無法無天狀態深感恐懼，對給我們的師長的種種侮辱(如我校紅衛兵給著名的女教師、化學權威張J睢聰剃陰陽頭及給一些老教師戴高帽批鬥等)和殺伐(如我校著名數學教師陳邦鑒先生自殺等)深覺不公和不平，然總是以所謂革命的邏輯來說服自己，以毛澤東讚揚湖南農民運動14件大事的態度來對待所謂的“民眾運動”。在這種麻醉劑下，我認同了街道一些不三不四的“民眾”數度抄我自己的家，同時也竭力與家庭、尊長與“反動學術權威”的師長劃清界限。P3-6
後記
與我們生命同在的20世紀已經過去，歷史在回眸之際，又一次將目光投向當年的知青們。從1990年開始，“知青文化熱”在全國各地升溫並產生強烈的社會反響。首先是北京的知青們在軍事博物館舉辦了“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歲月回顧展”，接著天津、成都、昆明、廣州、南京等地的知青們，先後舉辦了“青春無悔”、“春華秋實”等知青歲月回顧展，一部部知青生活紀實專集也紛紛問世。
1994年春節後，武漢地區的一批知青由武漢市公關協會領銜，經過幾個月的籌備，在武漢展覽館舉辦了“武漢知青歲月回顧展”，參觀的人數逾萬，省、市新聞傳媒及時作了報導。由於這次展覽籌備較倉促，資料與實物展品收集不易，所以難以較真實、全面地反映武漢地區近50萬知青的人生足跡與奮鬥風采，不少參觀者提出許多寶貴的建議。為此，我們一些參與這次回顧展籌備工作的知青們，出於一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經過多次協商，決定編寫一部知青生活紀實專集，以填補在全國知青文化熱中，反映武漢地區知青生活的書籍尚屬空白的缺憾，為武漢地區近50萬知青那段共同的歲月留下一點歷史的記錄。
“文革”期間，武漢地區的上山下鄉知青總人數約為43萬，加上“文革”前去省內一些地、縣插隊和去新疆、雲南支邊的知青，總計人數為50萬左右，差不多占了全國上山下鄉知青總人數近2000萬人的四十分之一。武漢知青上山下鄉的形式以“插隊落戶”為主，這明顯有別於北京、上海、天津的兵團知青們，從某種意義上說，插隊知青比兵團知青的經歷更艱難，命運更多舛。這些涉世不深的中學生，一下子插到中國社會的最底層，與廣大農民同甘苦共命運，相濡以沫，在物質生活與文化生活貧困的嚴酷生存狀態中，對國情有了切膚的體察與認識。
我們在1995年元月《長江日報》上刊登了《知青歲月》徵稿啟事，歡迎廣大的武漢知青(包括現在外省工作的武漢知青和現在武漢、湖北工作的外省知青)踴躍來稿。從徵稿即日起至1995年8月，我們編委會先後收到數百位知青的來稿，足有80多萬字，來稿還附著一封封熱情洋溢的信，感謝我們出面來編寫這本反映武漢知青生活的紀實專集，“這不僅為社會留下一份份知青的人生檔案，也是為一代人立言，不是由局外人，而是由我們自己來評說自己的歷史，同時也為我們的下一代留下一份份生活教材，因為我們的子女也到了我們當年上山下鄉的年齡”。
來稿幾乎篇篇是飽含熱淚寫成的，因為那段歲月是那樣刻骨銘心，影響並決定了每個人的人生道路。來稿或擊節高歌，或綿綿細語，或侃侃而談，或冷峻調侃，多數作者並不刻求文學手法，看重的是寫自己的昨天的真實和昨天歷史的真實。因為歷史的真實是通過細節的真實再現的，所以寫實事、抒真情，不溢美、不隱惡，儘可能保持當年生活的原汁原味，將歷史的原生態和自己的心靈赤裸裸地解剖給讀者看。
一位下放在漢陽索河至今仍未返城的老知青，帶著妻兒尋到家在武昌的一位編委家裡，將淤積在胸中20多年的悲歡恩怨及其細節傾訴出來，一吐為快，否則便覺得難以安寧。一位當年去麻城插隊的女知青，現在已從工廠提前下崗，她將自己的文章修改了4遍，寫出了昨天的艱辛，以及今天處於轉型期的這一代人面臨的角色重新定位，在再擇業的尷尬面前如何克服失落，曠達對待人生，讀之令人感動。幾位旅居在美國、澳大利亞和德國的武漢知青，也寄來了他們的徵文。
在我們的徵稿過程中，了解到在當年的武漢知青中還有兩位烈士：一位是1969年7月20日長江田家口潰堤時在搶險中獻身的上海知青朱高年，另一位是原華中農院附中68屆高中畢業生、下放在房縣寶石公社的陳寓平，在1974年元旦他見義勇為，為保護戰友和民眾，不屈地與殺人兇手搏鬥而獻身。我們幾位編委先後深入到烈士當年戰鬥生活的大沙湖農場和房縣去採訪，將他們的事跡編人本書，以告慰烈士的英靈及他們的親人。
我們非常感謝幾位武漢地區的文化名人馮天瑜、劉道玉、劉綱紀、劉富道、黃曼君、陳美蘭、楊書案、方方為本書撰稿，他們從各自的視角，闡述了對中國知青運動的認識，和對知青一代人的理解，他們是深受我們知青尊敬的師長和朋友。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本書的編委全部由當年的知青中的作家、學者、企業家和機關幹部組成，基本上是“業餘鬧革命”。由於徵稿的時間短促，信息還不靈通，肯定有許多武漢地區的知青還來不及提筆成章，特別是“文革”前去新疆、雲南支邊的知青來稿太少，引為憾事。我們謹向未被選用稿件的知青朋友表示歉意，向所有關心、支持本書選編工作的同志們和朋友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本書曾於1996年在武漢出版社出版，17年後，武漢大學出版社決定再版該書，武漢知青輝煌事跡得以再一次流傳，在此，對武漢大學出版社的領導及本書策劃者、責編，深表謝意!
1994年春節後，武漢地區的一批知青由武漢市公關協會領銜，經過幾個月的籌備，在武漢展覽館舉辦了“武漢知青歲月回顧展”，參觀的人數逾萬，省、市新聞傳媒及時作了報導。由於這次展覽籌備較倉促，資料與實物展品收集不易，所以難以較真實、全面地反映武漢地區近50萬知青的人生足跡與奮鬥風采，不少參觀者提出許多寶貴的建議。為此，我們一些參與這次回顧展籌備工作的知青們，出於一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經過多次協商，決定編寫一部知青生活紀實專集，以填補在全國知青文化熱中，反映武漢地區知青生活的書籍尚屬空白的缺憾，為武漢地區近50萬知青那段共同的歲月留下一點歷史的記錄。
“文革”期間，武漢地區的上山下鄉知青總人數約為43萬，加上“文革”前去省內一些地、縣插隊和去新疆、雲南支邊的知青，總計人數為50萬左右，差不多占了全國上山下鄉知青總人數近2000萬人的四十分之一。武漢知青上山下鄉的形式以“插隊落戶”為主，這明顯有別於北京、上海、天津的兵團知青們，從某種意義上說，插隊知青比兵團知青的經歷更艱難，命運更多舛。這些涉世不深的中學生，一下子插到中國社會的最底層，與廣大農民同甘苦共命運，相濡以沫，在物質生活與文化生活貧困的嚴酷生存狀態中，對國情有了切膚的體察與認識。
我們在1995年元月《長江日報》上刊登了《知青歲月》徵稿啟事，歡迎廣大的武漢知青(包括現在外省工作的武漢知青和現在武漢、湖北工作的外省知青)踴躍來稿。從徵稿即日起至1995年8月，我們編委會先後收到數百位知青的來稿，足有80多萬字，來稿還附著一封封熱情洋溢的信，感謝我們出面來編寫這本反映武漢知青生活的紀實專集，“這不僅為社會留下一份份知青的人生檔案，也是為一代人立言，不是由局外人，而是由我們自己來評說自己的歷史，同時也為我們的下一代留下一份份生活教材，因為我們的子女也到了我們當年上山下鄉的年齡”。
來稿幾乎篇篇是飽含熱淚寫成的，因為那段歲月是那樣刻骨銘心，影響並決定了每個人的人生道路。來稿或擊節高歌，或綿綿細語，或侃侃而談，或冷峻調侃，多數作者並不刻求文學手法，看重的是寫自己的昨天的真實和昨天歷史的真實。因為歷史的真實是通過細節的真實再現的，所以寫實事、抒真情，不溢美、不隱惡，儘可能保持當年生活的原汁原味，將歷史的原生態和自己的心靈赤裸裸地解剖給讀者看。
一位下放在漢陽索河至今仍未返城的老知青，帶著妻兒尋到家在武昌的一位編委家裡，將淤積在胸中20多年的悲歡恩怨及其細節傾訴出來，一吐為快，否則便覺得難以安寧。一位當年去麻城插隊的女知青，現在已從工廠提前下崗，她將自己的文章修改了4遍，寫出了昨天的艱辛，以及今天處於轉型期的這一代人面臨的角色重新定位，在再擇業的尷尬面前如何克服失落，曠達對待人生，讀之令人感動。幾位旅居在美國、澳大利亞和德國的武漢知青，也寄來了他們的徵文。
在我們的徵稿過程中，了解到在當年的武漢知青中還有兩位烈士：一位是1969年7月20日長江田家口潰堤時在搶險中獻身的上海知青朱高年，另一位是原華中農院附中68屆高中畢業生、下放在房縣寶石公社的陳寓平，在1974年元旦他見義勇為，為保護戰友和民眾，不屈地與殺人兇手搏鬥而獻身。我們幾位編委先後深入到烈士當年戰鬥生活的大沙湖農場和房縣去採訪，將他們的事跡編人本書，以告慰烈士的英靈及他們的親人。
我們非常感謝幾位武漢地區的文化名人馮天瑜、劉道玉、劉綱紀、劉富道、黃曼君、陳美蘭、楊書案、方方為本書撰稿，他們從各自的視角，闡述了對中國知青運動的認識，和對知青一代人的理解，他們是深受我們知青尊敬的師長和朋友。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本書的編委全部由當年的知青中的作家、學者、企業家和機關幹部組成，基本上是“業餘鬧革命”。由於徵稿的時間短促，信息還不靈通，肯定有許多武漢地區的知青還來不及提筆成章，特別是“文革”前去新疆、雲南支邊的知青來稿太少，引為憾事。我們謹向未被選用稿件的知青朋友表示歉意，向所有關心、支持本書選編工作的同志們和朋友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本書曾於1996年在武漢出版社出版，17年後，武漢大學出版社決定再版該書，武漢知青輝煌事跡得以再一次流傳，在此，對武漢大學出版社的領導及本書策劃者、責編，深表謝意!
序言
40多年前，中國的大地上發生了一場波瀾壯闊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波瀾壯闊”四個字，不是我特意選用的形容詞，而是當年的習慣說法，廣播裡這么說，報紙的通欄大標題里這么寫。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當年還是毛澤東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是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
這一說法，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強調，而是天天在我們耳邊一再重複宣傳的話，以至於老知青們今天聚在一起，講起當年的話語，憶起當年的情形，唱起當年的歌，仍然會氣氛熱烈，情緒激烈，有說不完的話。
說“波瀾壯闊”，還因為就是在“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和召喚之下，1600多萬大中城市畢業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奔赴農村，奔赴邊疆，奔赴草原、漁村、山鄉、海島，在大山深處，在戈壁荒原，在兵團、北大荒和西雙版納，開始了這一代人艱辛、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
講完這一段話，我還要作一番解釋。首先，我們習慣上講，中國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有1700萬，我為什麼用了1600萬這個數字。其實，1700萬這個數字，是國務院知青辦的權威統計，應該沒有錯。但是這個統計，是從1955年有知青下鄉這件事開始算起的。研究中國知青史的中外專家都知道，從1955年到1966年“文革”初始，十多年的時間裡，全國有100多萬知青下鄉，全國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都在這個階段湧現出來，宣傳開去。而發展到“文革”期間，特別是1968年12月21日夜間，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發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掀起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潮。那個年頭，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且落實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不過夜”。於是乎全國城鄉迅疾地行動起來，在隨後的10年時間裡，有1600萬知青上山下鄉。而在此之前，知識青年下鄉去，習慣的說法是下鄉上山。我最初到貴州山鄉插隊落戶時，發給我們每個知青點集體戶的那本小小的刊物，刊名也是《下鄉上山》。在大規模的知青下鄉形成波瀾壯闊之勢時，才逐漸規範成“上山下鄉”的統一說法。
我還要說明的是，1700萬知青上山下鄉的數字，是國務院知青辦根據大中城市上山下鄉的實際數字統計的，比較準確。但是這個數字仍然是有爭議的。
為什麼呢？
因為國務院知青辦統計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鄉知青的數字，沒有統計千百萬回鄉知青的數字。回鄉知青，也被叫作本鄉本土的知青，他們在縣城中學讀書，或者在縣城下面的區、城鎮、公社的中學讀書，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他們讀到國中畢業，照樣可以考高中；他們讀到高中畢業，照樣可以報考全國各地所有的大學，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樣，不會因為他們畢業於區級中學、縣級中學不允許他們報考北大、清華、復旦、交大、武大、南大。只要成績好，名牌大學照樣錄取他們。但是在上山下鄉“一片紅”的大形勢之下，大中城市的畢業生都要匯入上山下鄉的洪流，本鄉本土的畢業生理所當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鄉村里去。他們的回歸對政府和國家來說，比較簡單，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回到父母身邊去，那裡本來就是他們的家。學校和政府不需要為他們支付安置費，也不需要為他們安排交通，只要對他們說，大學停辦了，你們畢業以後回到鄉村，也像你們的父母一樣參加農業勞動，自食其力。千千萬萬本鄉本土的知青就這樣回到了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鄉村里。他們的名字叫“回鄉知青”，也是名副其實的知青。
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鄉知青，和他們就不一樣了。他們要離開從小生活的城市，遷出城市戶口，註銷糧油關係，而學校、政府、國家還要負責把他們送到農村這一“廣闊天地”中去。離開城市去往鄉村，要坐火車，要坐長途公共汽車，要坐輪船，像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武漢、長沙的知青，有的往北去到“反修前哨”的黑龍江、內蒙古、新疆，有的往南到海南、西雙版納，路途相當遙遠，所有知青的交通費用，都由國家和政府負擔。而每一個插隊到村莊、寨子裡去的知青，還要為他們撥付安置費，下鄉第一年的糧食和生活補貼。所有這一切必須要核對準確，做出計畫和安排，國務院知青辦統計離開大中城市上山下鄉知青的人數，還是有其依據的。
其實我鄭重其事寫下的這一切，每一個回鄉知青當年都是十分明白的。在我插隊落戶的公社裡，我就經常遇到縣中、區中畢業的回鄉知青，他們和遠方來的貴陽知青、上海知青的關係也都很好。
但是現在他們有想法了，他們說：我們也是知青呀！回鄉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不少人覺得他們的想法有道理。於是乎，關於中國知青總人數的說法，又有了新的版本，有的說是2000萬，有的說是2400萬，也有說3000萬的。
看看，對於我們這些過來人來說，一個十分簡單的統計數字，就要結合當年的時代背景、具體政策，費好多筆墨才能講明白。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中，還有多多少少類似的情形啊，諸如兵團知青、國營農場知青、插隊知青、病退、頂替、老三屆、工農兵大學生，等等等等，對於這些顯而易見的字眼，今天的年輕一代，已經看不甚明白了。我就經常會碰到今天的中學生向我提出的種種問題：憑啥你們上山下鄉一代人要稱“老三屆”？比你們早讀書的人還多著呢，他們不是比你們更老嗎？噯，你們怎么那樣笨，讓你們下鄉，你們完全可以不去啊，還非要爭著去，那是你們活該……
有的問題我還能解答，有的問題我除了苦笑，一時間都無從答起。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武漢大學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黃土地之歌”、“紅土地之歌”和“黑土地之歌”系列作品這一大型項目，實在是一件大好事。既利於經歷過那一時代的知青們回顧以往，理清脈絡；又利於今天的年輕一代，懂得和理解他們的上一代人經歷了一段什麼樣的歲月；還給歷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記憶。
對於知青來說，無論你當年下放在哪個地方，無論你在鄉間待過多長時間，無論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業績還是默默無聞，從那一時期起，我們就有了一個共同的稱呼：知青。這是時代給我們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記。
歷史的巨輪帶著我們來到了2012年，轉眼間，距離那段已逝的歲月已40多年了。40多年啊，遺憾也好，感慨也罷，青春無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罷，我們已經無能為力了。
我們所擁有的只是我們人生的過程，40多年裡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或將永久地銘記在我們的心中。
風雨如磐見真情，
歲月蹉跎志猶存。
正如出版者所言：1700萬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雖談不上“感天動地”，但也是共和國同時代人的成長史。事是史之體，人是史之魂。1700萬知青的成長史也是新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不可遺忘，不可斷裂，亟求正確定位，給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給昨天、今天和明天一個交待。
是為序。
這一說法，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強調，而是天天在我們耳邊一再重複宣傳的話，以至於老知青們今天聚在一起，講起當年的話語，憶起當年的情形，唱起當年的歌，仍然會氣氛熱烈，情緒激烈，有說不完的話。
說“波瀾壯闊”，還因為就是在“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和召喚之下，1600多萬大中城市畢業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奔赴農村，奔赴邊疆，奔赴草原、漁村、山鄉、海島，在大山深處，在戈壁荒原，在兵團、北大荒和西雙版納，開始了這一代人艱辛、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
講完這一段話，我還要作一番解釋。首先，我們習慣上講，中國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有1700萬，我為什麼用了1600萬這個數字。其實，1700萬這個數字，是國務院知青辦的權威統計，應該沒有錯。但是這個統計，是從1955年有知青下鄉這件事開始算起的。研究中國知青史的中外專家都知道，從1955年到1966年“文革”初始，十多年的時間裡，全國有100多萬知青下鄉，全國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都在這個階段湧現出來，宣傳開去。而發展到“文革”期間，特別是1968年12月21日夜間，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發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掀起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潮。那個年頭，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且落實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不過夜”。於是乎全國城鄉迅疾地行動起來，在隨後的10年時間裡，有1600萬知青上山下鄉。而在此之前，知識青年下鄉去，習慣的說法是下鄉上山。我最初到貴州山鄉插隊落戶時，發給我們每個知青點集體戶的那本小小的刊物，刊名也是《下鄉上山》。在大規模的知青下鄉形成波瀾壯闊之勢時，才逐漸規範成“上山下鄉”的統一說法。
我還要說明的是，1700萬知青上山下鄉的數字，是國務院知青辦根據大中城市上山下鄉的實際數字統計的，比較準確。但是這個數字仍然是有爭議的。
為什麼呢？
因為國務院知青辦統計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鄉知青的數字，沒有統計千百萬回鄉知青的數字。回鄉知青，也被叫作本鄉本土的知青，他們在縣城中學讀書，或者在縣城下面的區、城鎮、公社的中學讀書，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他們讀到國中畢業，照樣可以考高中；他們讀到高中畢業，照樣可以報考全國各地所有的大學，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樣，不會因為他們畢業於區級中學、縣級中學不允許他們報考北大、清華、復旦、交大、武大、南大。只要成績好，名牌大學照樣錄取他們。但是在上山下鄉“一片紅”的大形勢之下，大中城市的畢業生都要匯入上山下鄉的洪流，本鄉本土的畢業生理所當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鄉村里去。他們的回歸對政府和國家來說，比較簡單，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回到父母身邊去，那裡本來就是他們的家。學校和政府不需要為他們支付安置費，也不需要為他們安排交通，只要對他們說，大學停辦了，你們畢業以後回到鄉村，也像你們的父母一樣參加農業勞動，自食其力。千千萬萬本鄉本土的知青就這樣回到了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鄉村里。他們的名字叫“回鄉知青”，也是名副其實的知青。
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鄉知青，和他們就不一樣了。他們要離開從小生活的城市，遷出城市戶口，註銷糧油關係，而學校、政府、國家還要負責把他們送到農村這一“廣闊天地”中去。離開城市去往鄉村，要坐火車，要坐長途公共汽車，要坐輪船，像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武漢、長沙的知青，有的往北去到“反修前哨”的黑龍江、內蒙古、新疆，有的往南到海南、西雙版納，路途相當遙遠，所有知青的交通費用，都由國家和政府負擔。而每一個插隊到村莊、寨子裡去的知青，還要為他們撥付安置費，下鄉第一年的糧食和生活補貼。所有這一切必須要核對準確，做出計畫和安排，國務院知青辦統計離開大中城市上山下鄉知青的人數，還是有其依據的。
其實我鄭重其事寫下的這一切，每一個回鄉知青當年都是十分明白的。在我插隊落戶的公社裡，我就經常遇到縣中、區中畢業的回鄉知青，他們和遠方來的貴陽知青、上海知青的關係也都很好。
但是現在他們有想法了，他們說：我們也是知青呀！回鄉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不少人覺得他們的想法有道理。於是乎，關於中國知青總人數的說法，又有了新的版本，有的說是2000萬，有的說是2400萬，也有說3000萬的。
看看，對於我們這些過來人來說，一個十分簡單的統計數字，就要結合當年的時代背景、具體政策，費好多筆墨才能講明白。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中，還有多多少少類似的情形啊，諸如兵團知青、國營農場知青、插隊知青、病退、頂替、老三屆、工農兵大學生，等等等等，對於這些顯而易見的字眼，今天的年輕一代，已經看不甚明白了。我就經常會碰到今天的中學生向我提出的種種問題：憑啥你們上山下鄉一代人要稱“老三屆”？比你們早讀書的人還多著呢，他們不是比你們更老嗎？噯，你們怎么那樣笨，讓你們下鄉，你們完全可以不去啊，還非要爭著去，那是你們活該……
有的問題我還能解答，有的問題我除了苦笑，一時間都無從答起。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武漢大學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黃土地之歌”、“紅土地之歌”和“黑土地之歌”系列作品這一大型項目，實在是一件大好事。既利於經歷過那一時代的知青們回顧以往，理清脈絡；又利於今天的年輕一代，懂得和理解他們的上一代人經歷了一段什麼樣的歲月；還給歷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記憶。
對於知青來說，無論你當年下放在哪個地方，無論你在鄉間待過多長時間，無論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業績還是默默無聞，從那一時期起，我們就有了一個共同的稱呼：知青。這是時代給我們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記。
歷史的巨輪帶著我們來到了2012年，轉眼間，距離那段已逝的歲月已40多年了。40多年啊，遺憾也好，感慨也罷，青春無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罷，我們已經無能為力了。
我們所擁有的只是我們人生的過程，40多年裡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或將永久地銘記在我們的心中。
風雨如磐見真情，
歲月蹉跎志猶存。
正如出版者所言：1700萬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雖談不上“感天動地”，但也是共和國同時代人的成長史。事是史之體，人是史之魂。1700萬知青的成長史也是新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不可遺忘，不可斷裂，亟求正確定位，給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給昨天、今天和明天一個交待。
是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