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éologie et Appareils Idéologiques ďEtat），路易·阿爾都塞 作者，1970年6月發表於《思想》（ La Pensée）雜誌第151期。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 外文名：Idéologie et Appareils Idéologiques ďEtat
- 作者：路易·阿爾都塞
- 發表於：《思想》
生產條件的再生產,生產資料的再生產,
生產條件的再生產
阿爾都塞: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研究筆記）
路易·阿爾都塞
孟登迎譯 陳 越校
關於生產條件的再生產 [1]
我過去在談到為了使生產成為可能就必須更新生產資料這一點時，有個問題是在分析中一筆帶過的，現在我要更充分地把它提出來。過去只是順便提到的事情，現在我要專門談談。
正像馬克思所說的，連每一個小孩子都知道，一種社會形態如果在進行生產活動的同時不對生產條件進行再生產的話，連一年也維持不下去。[2] 因此，生產的最終條件是各種生產條件的再生產。它可能是"簡單的"(只複製原有的生產條件)，也可能是"規模擴大的"（擴展它們）。讓我們暫時忽略後面這個區分。
那么，什麼是生產條件的再生產呢?
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從《資本論》第二捲髮表以來）特別為人們熟視無睹的領域。孤立地看待生產，乃至將它看成(從生產過程抽象出來的)純粹生產實踐的觀點，包含著頑固的顯而易見的東西（這些在意識形態上顯而易見的東西屬於經驗主義的類型）。它們已經滲透到我們的日常"意識"里，以致於我們要把自己提高到再生產的觀點上來，是極其困難的——我並沒有說這幾乎是不可能的。然而，脫離了這個觀點，一切都仍然是抽象的（比片面更糟：是歪曲的）——即使從生產的層面看也是這樣，更不用說在純粹實踐的層面了。
讓我們試著來系統地考察一下這個問題。
如果簡單闡述我的觀點，同時假定任何社會形態都產生於一種占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那么我就可以說，生產過程是在特定的生產關係內、在這種關係的制約下使現有生產力發揮作用的。
由此可見，為了生存，也是為了能夠進行生產，任何社會形態都必須在生產的同時進行生產條件的再生產。因此必須進行：
1.生產力的再生產，
2.現存生產關係的再生產。
生產資料的再生產
生產資料的再生產
因為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中做出了強有力的證明，所以，現在所有的人（包括那些從事國民經濟核算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或者現代"總量經濟學""理論家"）都認識到，任何生產都不可能不考慮生產的物質條件的再生產，即生產資料的再生產。
一般的經濟學家都知道，每一年都必須預見需要用什麼東西來替補那些在生產中被消耗或損耗掉的東西：原料、固定設備(廠房)、生產工具(機器)等等。在這一點上，他們和一般的資本家沒有什麼差別。我說一般的經濟學家=一般的資本家，是因為他們都表達了企業的觀點，都僅僅滿足於對企業財務核算的實踐進行討論。
多虧天才的魁奈首先提出了這個"刺眼的"難題，也多虧天才的馬克思解答了這個難題。於是我們懂得，不能在企業的水平上思考生產的物質條件的再生產，因為在這個水平上，這種再生產並沒有獲得它存在的實在條件。在企業水平上所發生的只是一種後果，它只能給人一個關於再生產必要性的觀念，但絕對不能讓人考慮到再生產本身的條件和機制。
片刻的反省就足以確信這一點：一個開紗廠生產羊毛線的資本家X先生，必須"再生產"他的原料、他的機器等等。但他本人並不為了自己的生產來生產這些東西——別的資本家為他生產：比如澳大利亞的牧場主Y先生、生產工具機的重型機械商 Z先生，等等，等等。有了他們的產品，才有了X先生的生產條件再生產本身的條件，而Y先生和Z先生為了生產這些產品，也必須進行自己的生產條件的再生產，以此類推，直至無窮——從國內到世界市場，整個都照此進行，從而對（用於再生產的）生產資料的需求都可以通過供給來滿足。
這種機製造成了一根"無窮無盡的鏈條"；要思考它 ，就必須追隨馬克思所說的"全球"進程，特別要研究《資本論》第二、三卷討論的第一部類(生產資料的生產)和第二部類(消費資料的生產)之間的資本流通關係、以及剩餘價值的實現。
我們不打算深入分析這個問題。關於生產的物質條件的再生產，我們只要指出它的必要性的存在就足夠了。
勞動力的再生產
然而，讀者不會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我們剛才討論的是生產資料的再生產，而不是生產力的再生產。因此我們漏掉了把生產力和生產資料區別開來的那個勞動力的再生產。
通過觀察在企業中發生的事情，特別是通過考察對分期償還和投資進行預測的財務核算實踐，我們能夠獲得關於再生產的物質過程存在的粗略觀念。但對於我們現在要進入的這個領域來說，只觀察在企業中發生的事情，即便不是完全盲目，至少也是近乎如此了。原因很簡單：因為勞動力的再生產從根本上說是在企業之外進行的。
勞動力的再生產是如何得到保障的呢?
勞動力的再生產是通過付給勞動力用於自身再生產的物質資料——即通過工資來得到保障的。工資在每個企業的核算中都舉足輕重，但那只是作為"工資資本" [3]，根本不是作為勞動力物質再生產的條件。
然而，這實際上就是工資"起作用"的方式，因為它只代表勞動力消耗所產生的價值的一部分，也就是勞動力再生產所必不可少的那部分價值，也就是恢復僱傭勞動者的勞動力所必不可少的那部分價值（為了支付衣、食、住，簡言之，為了讓僱傭勞動者在第二天——以及上帝讓他多活的每一天——再次出現在工廠門口所需要的費用）。我們還應該補充說：這部分價值也是撫養和教育子女所必不可少的，無產者也在子女的繁衍中（以 n=0,1,2,……的任意數模式）進行著自身勞動力的再生產。
請記住，勞動力再生產所必需的這個價值量(工資)，不單單取決於對"生物學的"最低保障金的需要，而且還取決於歷史的最低限度的需要（馬克思特別提到，英國工人需要啤酒，而法國無產者需要葡萄酒），即一種隨歷史變動的最低限度的需要。
我還想指出，這個最低限度在兩方面是歷史性的，因為它不是由資本家階級能夠"承認"的工人階級的歷史需要所規定的，而是由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兩方面的階級鬥爭：反對延長工作日和反對降低工資）能夠強加進來的歷史需要所規定的。
然而，僅僅保障勞動力再生產的物質條件並不足以進行勞動力本身的再生產。我說過，有效的勞動力必須是"合格的"，即適合在生產過程的複雜體系內從事工作。生產力的發展以及特定歷史階段由生產力構成的統一體類型，都造成了這樣的結果：勞動力必須擁有（各種各樣的）的技能，並以這種方式獲得再生產。而各種各樣的技能是根據社會技術分工及其不同"工作"、"崗位"的要求來劃分的。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力（多樣化）技能的再生產是怎樣獲得的呢?在這裡，與奴隸制或農奴制特點的社會形態不同的是，勞動力技能的再生產（作為大趨勢）傾向于越來越少地（通過生產內部的學徒期）"當場"獲得，而是越來越多地在生產之外，通過資本主義的教育制度以及其它場合和機構來完成。
孩子們在學校里學到了什麼呢？他們在學業上會有各種各樣的差距，但至少學會了讀、寫、算之類的許多技法，同時也學到了許多別的東西，包括"科學"或"文學教養"的要素（它們可能是初步的，也可能正好相反，是深入的）。這些教養直接有助於在生產中從事不同的工作（有的學校培養體力勞動者，有的培養技術人員，有的培養工程師，還有的培養高層管理人員，等等）。就這樣，他們學到了"本領"。
但在學習這些技法和知識的同時，孩子們在學校還要另外學習良好的行為"規範"，即每個當事人在分工中根據他們"被指定"要從事的工作所應遵守的姿態：道德規範、公民良知和職業良知；實際上就是關於尊重社會技術分工的規範，說到底，就是由階級統治建立起來的秩序的規範。他們還要學會"講體面的法語"，學會正確地"管理"工人，即實際上（作為未來的資本家及其雇員）學會恰當地"使喚他們"，也即（在理想情況下）學會用正當的方式"對他們講話"，等等。
更科學的說法就是，勞動力的再生產不僅要求再生產出勞動力的技能，同時還要求再生產出勞動力對現存秩序的各種規範的服從，即一方面為工人們再生產出對於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的服從，另一方面為從事剝削和鎮壓的當事人再生產出正確運用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的能力，以便他們也能"用詞句"為統治階級的統治做準備。
換言之，學校（還有像教會這樣的其它國家機構，像軍隊這樣的其它機器）給人傳授"本領"，無非是以保障人們對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的臣服或者保障他們掌握這種"實踐"的形式進行的。所有那些從事生產、剝削和鎮壓的當事人，更不用說那些"意識形態專家"（馬克思語），為了要"憑良心"克盡職守——被剝削者（無產者）、剝削者（資本家）、剝削者的助手（管理者）或者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的權威（它的"官員"）等等各自的職守——都必定以這樣那樣的方式 "浸染"在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當中。
由此可見，作為勞動力再生產的必要條件，不僅要再生產出勞動力的"技能"，而且要再生產出它對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的臣服或這種意識形態本身的"實踐"。甚至只說"不僅……而且……"都是不夠的，因為很明顯，只有在意識形態臣服的形式下並受到這種形式的制約，才能為勞動力技能的再生產做好準備。
但是，這就要承認一種新的現實——意識形態——的實際存在。
在這裡我要做兩點說明。
第一點旨在完成我對再生產的分析。
我剛剛迅速瀏覽了生產力再生產的兩種形式，其一是生產資料的再生產，其二是勞動力的再生產。
但是，我還沒有觸及到生產關係的再生產的問題。對馬克思主義生產方式理論來說，這是一個決定性的問題。放過這個問題將是一個理論失誤——說得再壞點，就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
所以，我準備討論這個問題。但是為了獲得討論它的手段，我還不得不再兜一個大圈子。
第二點說明是，為了兜這個圈子，我必須重提我的老問題：什麼是社會?
基礎和上層建築
在許多場合[4]，我都強調過馬克思主義"社會整體"觀念的革命性，在這方面它跟黑格爾的"總體"是截然不同的。我說過（而這個論點只是對歷史唯物主義著名命題的重複），馬克思把任何社會的結構都構想成是由不同的"層面"或"訴求"所構成的，這些"層面"和"訴求"又被一種獨特的決定作用連線在一起： 基礎或經濟基礎(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統一")和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又包括兩個"層面"或"訴求"：一個是政治－法律的 （法律和國家），另一個是意識形態(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宗教的、倫理的、法律的、政治的，等等)。
這種表述除了有理論教學上的好處 (揭示了馬克思和黑格爾的不同)之外，還有這樣一種決定性的理論優勢：它使我們有可能把我所說的這些基本概念各自的有效性指數納入這些概念的理論體系。這是什麼意思呢?
很容易看出，這個表述把任何社會結構都說成是一座大廈，它有一個地基（基礎），上面豎立著兩"層"上層建築，這是一個隱喻，更準確地說，是一個空間的隱喻，一個地形學的隱喻 [5]。像任何隱喻那樣，它暗示著某件事情，讓這件事情可以被人看到。什麼事情呢？那便是：上層如果不是明確地坐落在它們的基礎上，是不會獨自"矗立"(在空中)的。
因此，大廈這個隱喻的目的首先是要表述經濟基礎"歸根到底的決定作用"。這個空間隱喻的作用就是賦予基礎一種有效性指數，這種指數可以通過那些著名的說法來了解：在那些上"層"（屬於上層建築）中所發生的事情歸根到底是由在經濟基礎中所發生的事情決定的。
從這種"歸根到底"的有效性指數出發，上層建築的各"層"顯然都被賦予了不同的有效性指數。是些什麼樣的指數呢?
人們可以說，上層建築的各層不具有歸根到底的決定作用，它們都是由基礎的有效性所決定的；假如它們也以各自的（至今還沒有得到明確規定的）方式具有某種決定作用，那也只有在被基礎決定的範圍內才是可能的。
它們的有效性指數（或決定作用）是由基礎的歸根結底的決定作用所決定的，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則是從兩個方面來考慮的：(1)上層建築對基礎有"相對獨立性"；(2)上層建築對基礎有"反作用"。
因此我們可以說，馬克思主義的地形學即關於大廈（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空間隱喻有著巨大的理論優勢，它既揭示出決定作用（或有效性指數）是問題的關鍵，又揭示出正是基礎歸根到底決定了整個大廈；結果是，它使我們不得不提出關於上層建築特有的那些"派生的"有效性類型的理論難題，也就是說，它使我們不得不思考馬克思主義傳統一併稱之為上層建築的相對獨立性和上層建築對基礎的反 作用的問題。
用大廈的空間隱喻來表述任何社會結構，最大的缺點顯然在於：這種表述實際上是隱喻性的，即它仍然是描述性的。
現在在我看來，有可能也有必要用另外的方式來表述這些事情。注意：我這樣說的意思，不是要拋棄這個經典的隱喻，因為是這個隱喻本身要求我們去超越它。而我現在超越它並不是想要把它當舊貨扔掉。我只是試圖在思考，它以這種描述的方式究竟要告訴我們什麼。
我相信，我們可以而且必須從再生產出發去思考上層建築的存在和性質的本質特徵。一旦採取了再生產的觀點，由大廈的空間隱喻所指出、卻又不能用概念來解答的許多問題，都會豁然開朗了。
我的基本論點是：如果不採取再生產的觀點，我們就不可能提出（並解答）這些問題。
我將從這一觀點出發，對法律、國家和意識形態做出簡要的分析。我將表明，從實踐和生產的觀點出發和從再生產的觀點出發，分別會發生什麼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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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由正在進行的一項研究中抽出的兩個片段構成。副標題"研究筆記"系作者自己所加。文中闡述的觀念也只應被看作是進一步論述的導引。〖原注〗
《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éologie et Appareils Idéologiques ďEtat），1970年6月發表於《思想》（ La Pensée）雜誌第151期。作者提到的"正在進行的一項研究"指的是他在1969年春天一直在寫作的《論再生產》（Sur la reproduction），這部手稿已經由法國大學出版社於 1995年整理出版。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1976年還寫過一篇題為《關於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AIE）的說明》的文章，當時收入德文版《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漢堡， VSA，1976），並有英文本（《經濟與社會》12卷第4期，1983年11 月）。〖編者注〗
[2] 馬克思致路·庫格曼，1868年7月11日[《選集》第4卷，第580頁。]〖原注〗
[3] 馬克思給了它一個科學的概念：可變資本。〖原注〗
[4] 見《保衛馬克思》和《閱讀〈資本論〉》， 1965。〖原注〗
關於這個問題，以及"整體"、"訴求"、"歸根到底"等概念，讀者也可參考收入本書的《在哲學中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容易嗎？》一文。〖編者注〗
[5] 地形學 (topique)源於希臘文的topos：地點。地形學在一個特定空間內描述幾種現實各自占據的場所：例如，經濟活動在底層（基礎），它上面是上層建築。〖原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