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第6輯):"五月風暴"四十年反思》主要內容：對於“生產”（producing)的關注，源自馬克思主義傳統，正是在生產環節，馬克思發現了資本增殖的秘密。馬克思之後，“生產”獲得更豐富的內涵：文化領域是知識生產，精神領域是欲望生產，政治領域是權力生產，社會變成一個巨大的生產機器——而所謂“消費社會”不過是它的一個反諷性注釋。“生產”，成為診斷當代社會的關鍵字。另一方面，“生產”這個詞對於今日中國人而言似乎別具意味：我們曾經身陷“生產”之籠，如今，我們期待這個迷失在歷史深處的詞語重新獲得活力。當然，詞語自有其命運，我們所能做的也只是邀請。最後，需要指出的是，“生產”的內在語義，就是生成，流變，活力，它符合當代知識分子的氣質：永不停息地思考和批判。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生產”是批判和思想的基本特徵。
基本介紹
- 書名：生產:“五月風暴”四十年反思
-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頁數：393頁
- 開本：16
- 作者：汪民安
- 出版日期：2008年12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563378499, 9787563378494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文摘,
內容簡介
《生產(第6輯):"五月風暴"四十年反思》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生產”的內在語義，就是生成，流變，活力，它符合當代知識分子的氣質：永不停息地思考和批判。
專題：“五月風暴”四十年反思；人物：當娜·哈拉娜；評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種努力；藝術：我們在現實里都是盲人；文獻：書的缺席。
法國1968年爆發的“五月風暴”震驚了全世界。這場風暴過去了四十年但是至今仍然有著巨大的事後影響。這是大學危機還是文化危機？是精神造反還是政治密謀？是詩意對抗還是階級矛盾？是青年的本能宣洩還是革命的暴風驟雨？本輯的五月風暴專號就是對這些問題的全面回顧和分析。五月風暴的意義隨著時間的流逝不僅沒有退色，反而越來越突出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表面。
“生產”的內在語義，就是生成，流變，活力，它符合當代知識分子的氣質：永不停息地思考和批判。
專題：“五月風暴”四十年反思；人物：當娜·哈拉娜；評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種努力；藝術：我們在現實里都是盲人；文獻：書的缺席。
法國1968年爆發的“五月風暴”震驚了全世界。這場風暴過去了四十年但是至今仍然有著巨大的事後影響。這是大學危機還是文化危機？是精神造反還是政治密謀？是詩意對抗還是階級矛盾？是青年的本能宣洩還是革命的暴風驟雨？本輯的五月風暴專號就是對這些問題的全面回顧和分析。五月風暴的意義隨著時間的流逝不僅沒有退色，反而越來越突出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表面。
圖書目錄
專題：“五月風暴”四十年反思
共產主義構想
1968年5月發生了什麼？
對1968年5月/6月危機的解釋
法國1968年5月：一場新社會運動的興衰
1968年5月及其死後之生：導言
將反文化運動帶入法國：《當今》雜誌和1968年五月風暴的遺產
1968年法國的“五月風暴”
巴黎紅衛兵：1960年代法國學生的毛主義
社會抗議和政策改革：1968年5月和法國的教育指導法
人物：當娜·哈拉維
伴侶物種宣言：狗、人與意義重大的他性
賽博宣言：20世紀80年代的科學、技術以及社會主義女性主義
評論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種努力：抗戰時期重慶“才子集團”的“生活態度論”
藝術
我們在現實里都是盲人：劉小東訪談
文獻
書的缺席
共產主義構想
1968年5月發生了什麼？
對1968年5月/6月危機的解釋
法國1968年5月：一場新社會運動的興衰
1968年5月及其死後之生：導言
將反文化運動帶入法國：《當今》雜誌和1968年五月風暴的遺產
1968年法國的“五月風暴”
巴黎紅衛兵：1960年代法國學生的毛主義
社會抗議和政策改革：1968年5月和法國的教育指導法
人物：當娜·哈拉維
伴侶物種宣言：狗、人與意義重大的他性
賽博宣言：20世紀80年代的科學、技術以及社會主義女性主義
評論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種努力：抗戰時期重慶“才子集團”的“生活態度論”
藝術
我們在現實里都是盲人：劉小東訪談
文獻
書的缺席
文摘
專題：“五月風暴”四十年反思
共產主義構想
薩科齊勝利之後的法國確乎瀰漫著某種沮喪的氣氛。人常說最壞就是出其不意的一擊，但意料之中的一擊實際上也以不同的方式令人灰心喪氣。就像好馬良駒在比賽中獲勝一樣，在全國民意測驗中遙遙領先的這位候選人贏得了選舉，可就在此時，這個結果也莫名其妙地讓人沮喪；凡是對博彩、冒險、意外和爆冷門有著最微妙感情的人，倒是都希望看到一個讓人大跌眼鏡的局外人勝出。尼古拉?薩科齊在2007年5月之後身為總統，對法國左翼來說恰是使人喪失判斷力的二擊，但事情絕不僅止於此。僅僅只作為一個名字的“薩科齊”還蘊涵著更複雜的東西，這才是關鍵。那么，怎么理解這個關鍵呢？
最早的一個關鍵因素是選舉結果藉以使所有真正解放性規劃凸顯其無能特徵的那種方式：選舉偏好的表達被充分記錄，但卻是以地震儀式的消極方式被記錄下來的，整個程式就其本性而言排除了所有使政治異見願望得以實現的可能。2007年5月之後出現了歷史懷舊的壓倒性風潮，左派這一令人失望的判斷力喪失的情形也構成了第二個關鍵。在自二戰後形成的法國政治格局當中，“左派”和“右派”有著毫不含混的所指，而且戴高樂主義者和共產黨人等政治派別也都對“占領”、“抵抗”和“解放”這一資產負債表持有一致意見，而現如今這政治格局徹底分崩離析。這是薩科齊一場又一場豪華晚宴和一個又一個遊輪假日的原因之一——左派再也唬不倒誰了，人們都說：富人萬歲，窮人見鬼去吧。可以理解的是，這種情形使左派那些真誠的心靈充滿了對於過去好日子的懷舊之情——密特朗、戴高樂，甚至席哈克，戴高樂主義的勃列日涅夫，他們了解所要做的無非就是以最簡便的方式讓體制死去。
薩科齊如今讓挨過了席哈克時期的日薄西山的戴高樂主義徹底斷了氣。2002年選舉中若斯潘敗北已經預示了社會主義者的潰敗（第二輪選舉作出投入席哈克懷抱的災難性決定更是預示了這一潰敗）。然而，目前社會黨的分解並非由於其政治貧困，顯然此前多年以來一直如此，而且也非由於實際得票率的問題——47%與其近年來的成績相比並非太壞。薩科齊選舉獲勝看上去更像是對法國政治生活象徵結構整體的一記猛拳：這個定位體系本身早就失敗了。造成令人沮喪局面的一個重要症狀是，前社會黨官員紛紛接受薩科齊內閣任命，中左派輿論製造者也為薩科齊唱起了讚歌；大船將沉，老鼠紛紛逃離，其數量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一切背後的理由，當然是指這個唯一的政黨的理由是：既然既有資本主義秩序邏輯已經包括了市場經濟諸如此類的所有方面，為什麼還要強撐著虛構那些反對黨呢？
目前判斷力之喪失的第三個關鍵因素來自選舉衝突本身。我將2007年的總統選舉的特點——薩科齊與羅雅爾之間的競爭——界定為兩類恐懼之間的衝突。第一類是特權者所感受到的恐懼，他們害怕自己的地位受到攻擊。在法國，這又表現為對外國人、工人、來自郊區的青年、穆斯林和非洲裔黑人的恐懼。就其本質而言，它是一種保守主義的恐懼，並製造了一種對能起保護作用的主人的渴望，即便他剝奪並耗盡你的未來。這個形象當然現在具體化了，它就是具有超強刺激效果的警察首領：薩科齊。在選舉過程中，與這第一類恐懼相對抗的並非是對自我決斷的抑制性的響亮肯定之聲，而是對這一恐懼的恐懼：對這個警察形象的恐懼，過度恐懼，儘管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投票者對他極不了解也無好感。對“那種恐懼的恐懼”構成了第二種衍生性的情感，而這種情感的內容一一絕非多愁善感——幾乎無人察覺；羅雅爾陣營對與被排除者和被壓迫者的聯合沒有一點概念；這一陣營考慮得最多的就是怎樣從恐懼之中儘可能多地得到可疑的好處。在以下問題上競爭雙方是有著一致意見的：巴勒斯坦問題，伊朗問題，阿富汗問題（法國軍隊正在那裡作戰），黎巴嫩問題（原因同上），非洲問題（非洲聚集著大量法國軍事“管理者”）。然而，對這些問題轉換思路的公共討論在兩個黨派的議事日程上都付諸闕如。
第一類恐懼和“對恐懼的恐懼”之間的衝突以有利於前者的方式得到了解決。在這裡，有一個發自內心深處的反射作用，這一反射在薩科齊獲勝之後額手稱慶的人們的臉上是顯而易見的。而對那些被“對恐懼的恐懼”攫取的人們來說，所有的則是一種相應否定的反射作用，他們因選舉結果而畏縮不前，這種否定性反射作用就是2007年令人絕望的判斷力喪失的第三個關鍵因素。我們不應低估阿爾都塞所說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日益密集地通過媒體和報紙起作用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現在較之電視廣播而言，報紙扮演著更為成熟老練的角色——在構成和動員這類集體情感方面所起的作用。在選舉過程當中，現實似乎被削弱；這個過程與其說是推進第一個恐懼不如說是推進了“對恐懼的恐懼”，推進了反應性的恐懼。我們雖然對現實境況作出了反應，但“對恐懼的恐懼”卻只是在應對第一恐懼的範圍內形成了自己的恐懼，於是也還離現實有著很大的距離。這個位置的真空在塞戈萊內?羅雅爾空虛的高調之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現。
選舉主義與國家
如果我們給政治下一個這樣的定義，“由某些原則組織起來的集體行動，其目標是使目前由占統治地位的秩序所壓制的新的可能性之後果得以釋放”，那么我們則不得不作出結論說，選舉機器就其本質來說是一種非政治的手段。這一點表現在這樣一個鴻溝當中：一方面是大眾的投票義務，另一方面是政治或意識形態信念所固有的即便不是非存在特性也是無具體對象特性。投票，這很好，為我的恐懼賦予了形式；但很難確信我為之投票的那個對象本身是好是壞。這並不是說選舉一民主體制本身就是壓制性的；毋寧說，這種選舉程式被整合人一種國家形式當中，這種國家形式即資本主義代議制國家形式，配合既有秩序的維持，並且相應地履行某種保守功能。這就製造了一種更為深切的無能感：即便無法干預國家決策的普通市民不予投票，也很難看到某種解放政治出現的前途。
如果說選舉機器不是政治程式而是國家程式，那么它獲得了什麼效果呢？拿2007年的教訓來說，一個效果就是將那種恐懼和“對恐懼的恐懼”整合到國家之中——將這些大眾主觀因素投入到國家之中，最好是使國家成為恐懼對象本身，用恐怖和高壓統治將它武裝起來。民主的世界性視閾愈益頻繁地由戰爭界定。西方投入數量激增的戰鬥前沿：要保持伴隨著大量不平等的既有秩序，軍事行動不可或缺；世界的貧富兩極分化只能靠暴力。這造成了一種特殊的戰爭和恐懼的辯證法。我們的政府解釋說，他們投入海外戰爭是為了拒戰爭於國門之外從而保護我們。西方軍隊即便不在阿富汗和切克尼亞搜尋恐怖主義分子，他們也會不遠萬里去那裡把充滿怨恨的棄民組織起來。
策略性的新貝當主義
在法國，恐懼與戰爭的聯盟以“貝當主義”這一經典名稱為人們所熟悉。貝當主義的大眾意識形態要為貝當主義在1940年到1944年大行其道負責，這種大眾意識形態部分地以由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的恐懼為基礎：貝當元帥或許讓法國免於二戰的災難性重創，但採用的方式卻是讓法國繞過這場戰爭。用元帥自己的話來說，必須懼怕戰爭甚於懼怕失敗。大多數法國人接受了整體潰敗帶來的相對寧靜，較之俄國人甚至英國人，多數法國人在這場戰爭期間相當輕易地置身事外。今日與此類似的規劃則建立在如下信念的基礎之上，法國人只需要接受以美國人為主導的世界體系法則，一切都會好起來：法國將會免於戰爭和全球多樣性的災難性影響。顯而易見，今天法國的這兩個陣營黨派都在提供著這種作為大眾意識形態的新形式的貝當主義。接下來我要指出，這恰恰構成了對理解“薩科齊”這個名字所暗含的判斷力之喪失而言至關重要的分析性要素；要把握這後一種規劃的全部範圍，其歷史事實性和明晰性，我們就必須回過頭看一看我要指出的該規劃的貝當主義“超驗”方面。
當然，我不是說今天的形勢和1940年潰敗的形勢類似，或薩科齊就像貝當。相似點更多是形式意義上的：薩科齊之名所蘊涵事物的民族一歷史的無意識之根也可以在貝當主義配置之中找到，在那種配置之中，判斷力之喪失本身由國家這個巔峰自上而下地被莊嚴地發動起來，並呈現為歷史的某種轉捩點。這種模型式配置在法國歷史上一再出現。它可以追溯到1815年復辟，當時獲得僑民和機會主義者衷心支持的後革命政府又被拉回到外國人的行李搬運車上，並在身心疲憊的民眾一致同意的情況下宣布將使公共的道德和秩序得到恢復。1940年，軍事潰敗再一次創造了條件，國家行為的真實內容在那種語境之下以喪失判斷力的方式徹底被翻轉過來：維希政府不斷地談論“國家”，但這個政府卻是因德國占領而被扶植起來的；最墮落的寡頭政治卻將引領國家走出道德危機；貝當本人，這位守護產業的上了年紀的將軍，將成為國家重生的化身。
今天，新貝當主義傳統的許多方面都是顯而易見的。非常典型的是，投降協定和逆來順受被說成是創新和復興。薩科齊選戰的中心主題如下：訥伊市這位市長將改革法國經濟，讓這個國家重新運作起來。當然，其真正的內容則是對國家復興幌子之下高級金融命令持續服從的政治。第二個典型主題是衰退和“道德危機”，這使在復興名義之下的高壓手段得以合理化。凡是在大眾動員的背景之下，政治的位置上總是會祭起道德，這太常見了。相反，他的呼籲訴諸勤勞工作，紀律和家庭：“美德終有回報”。20世紀70年代“新哲學家們”出現以來，道德對政治的這種典型移置就已經由致力於使歷史判斷“道德化”的所有那些人準備好了。目標則處在政治現實性之中：主張國家衰退與首都那些高級官員無關，而是民眾中心懷不軌的某些分子的過錯一一他們當然就是外國勞工和來自郊區的青年人。
新貝當主義的第三個典型主題是外國經驗的範式性功能。修正的樣板總是來自國外，來自那些早已克服了道德危機的國家。對貝當而言，光輝的典範是墨索里尼的義大利、希特勒的德國和弗朗哥的西班牙：這些領袖讓他們的國家重新站穩了腳跟。政治美學是想像的美學：國家就像柏拉圖的創世神一樣必須緊盯著外國模式才能創生社會。當然，現今的樣舨是布希的美國和布萊爾的英國。
如下觀念構成了第四個典型：目前的危機源頭存在於過去某個災難性事件之中。對1815年復辟這個“原型貝當主義”來說，這個過去事件當然就是大革命和處決國王。在1940年的貝當本人看來，這個過去事件就是人民陣線、布魯姆政府，以及最主要的1936年大罷工和工廠占領行動。有產階級更願選擇德國占領而不是讓這些混亂重演。那對薩科齊來說，1968年5月——40年前的那場運動——的種種罪惡，常被當作目前“價值危機”的原因而一再提起。新貝當主義提供了一種有效地簡化的歷史解讀方式，這種歷史通常將消極事件與工人階級或民眾結構聯繫在一起，而把積極事件與軍事或國家結構——作為對消極事件的解決——聯繫在一起。1968年和2007年之間的時間之弧因而可以被當作薩科齊政府的合法性之源，繼開端的有害事件之後必需的修正最終將由這個歷史行動者著手進行。最後，這裡還有著種族主義因素。在貝當統治時期，種族主義是赤裸裸的：根除猶太人。今天的種族主義則通過某種更具暗示性的方式得到表達：“我們不是低等種族”——言外之意是“不像別人那樣”；“真正的法國人不需要懷疑他們國家的行為的合法性”——在阿爾及利亞和其他地方的“行為合法性”。通過這些標準來看，我們可以指出：薩科齊之名所蘊涵的判斷力之喪失可以作為貝當主義超驗方面的最新表現而得到分析。
幽靈
這位新總統堅決主張，對國家道德危機的解決——這是他的“復興”進程的目標——就是“一勞永逸地抹除1968年5月”，初看上去這似乎有些奇怪。我們每個人都有這樣一種印象，即1968年5月早就過去了。1968年5月的名字中有什麼可使政權心神不寧的呢？我們只能認為，那就是“共產主義幽靈”，最近一波真正顯現的“共產主義幽靈”之一。他會這么說（讓我們模擬薩科齊的口吻來這么說吧）：“我們絕不受任何東西困擾。經驗的共產主義已經消失，但這還不夠。我們務必杜絕它的一切可能形式。即便是共產主義的構想——這是我們失敗的代名詞——連提都不能再提。”
什麼是共產主義構想？就其最一般的意義而言，也就是在經典的《共產黨宣言》當中給出的意義上來說，“共產主義”首先意味著，自古以來便天經地義的那種安排——作為基礎的勞動從屬階級隸屬於占統治地位的階級這一階級邏輯——絕非必然；這種階級邏輯是可以被克服的。共產主義構想還認為，有一種可行的完全不同的集體組織方式，這種組織方式將消除財富的不平等甚至勞動分工。大量財富的私人占有及其繼承的轉移方式將被取消。與市民社會相分離的高壓國家的存在將不再必要：以生產者的自由聯合為基礎的漫長重組過程將注定使這樣的國家逐漸消亡。
這樣的“共產主義”僅意味著這樣一套普遍的智性表征。它就是康德所說的理念，具有某種調節性功能，而不是一種規劃。將這類共產主義稱為烏托邦是愚蠢的；就我在此處對它們的定義而言，它們乃是智性模式，並總是通過某種不同的方式現實化。作為一種關於平等的純粹理念，共產主義構想自國家起源之時便確鑿無疑地存在了。只要有在平等正義名下對抗國家高壓的民眾行動，共產主義構想的萌芽和碎片就開始出現。斯巴達領導的奴隸，閔採爾領導的農民，他們所進行的民眾反抗也許可以被視為“共產主義不變式”的實踐典範。就法國大革命而言，共產主義構想那時開創了政治現代性的新紀元。
共產主義構想
薩科齊勝利之後的法國確乎瀰漫著某種沮喪的氣氛。人常說最壞就是出其不意的一擊，但意料之中的一擊實際上也以不同的方式令人灰心喪氣。就像好馬良駒在比賽中獲勝一樣，在全國民意測驗中遙遙領先的這位候選人贏得了選舉，可就在此時，這個結果也莫名其妙地讓人沮喪；凡是對博彩、冒險、意外和爆冷門有著最微妙感情的人，倒是都希望看到一個讓人大跌眼鏡的局外人勝出。尼古拉?薩科齊在2007年5月之後身為總統，對法國左翼來說恰是使人喪失判斷力的二擊，但事情絕不僅止於此。僅僅只作為一個名字的“薩科齊”還蘊涵著更複雜的東西，這才是關鍵。那么，怎么理解這個關鍵呢？
最早的一個關鍵因素是選舉結果藉以使所有真正解放性規劃凸顯其無能特徵的那種方式：選舉偏好的表達被充分記錄，但卻是以地震儀式的消極方式被記錄下來的，整個程式就其本性而言排除了所有使政治異見願望得以實現的可能。2007年5月之後出現了歷史懷舊的壓倒性風潮，左派這一令人失望的判斷力喪失的情形也構成了第二個關鍵。在自二戰後形成的法國政治格局當中，“左派”和“右派”有著毫不含混的所指，而且戴高樂主義者和共產黨人等政治派別也都對“占領”、“抵抗”和“解放”這一資產負債表持有一致意見，而現如今這政治格局徹底分崩離析。這是薩科齊一場又一場豪華晚宴和一個又一個遊輪假日的原因之一——左派再也唬不倒誰了，人們都說：富人萬歲，窮人見鬼去吧。可以理解的是，這種情形使左派那些真誠的心靈充滿了對於過去好日子的懷舊之情——密特朗、戴高樂，甚至席哈克，戴高樂主義的勃列日涅夫，他們了解所要做的無非就是以最簡便的方式讓體制死去。
薩科齊如今讓挨過了席哈克時期的日薄西山的戴高樂主義徹底斷了氣。2002年選舉中若斯潘敗北已經預示了社會主義者的潰敗（第二輪選舉作出投入席哈克懷抱的災難性決定更是預示了這一潰敗）。然而，目前社會黨的分解並非由於其政治貧困，顯然此前多年以來一直如此，而且也非由於實際得票率的問題——47%與其近年來的成績相比並非太壞。薩科齊選舉獲勝看上去更像是對法國政治生活象徵結構整體的一記猛拳：這個定位體系本身早就失敗了。造成令人沮喪局面的一個重要症狀是，前社會黨官員紛紛接受薩科齊內閣任命，中左派輿論製造者也為薩科齊唱起了讚歌；大船將沉，老鼠紛紛逃離，其數量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一切背後的理由，當然是指這個唯一的政黨的理由是：既然既有資本主義秩序邏輯已經包括了市場經濟諸如此類的所有方面，為什麼還要強撐著虛構那些反對黨呢？
目前判斷力之喪失的第三個關鍵因素來自選舉衝突本身。我將2007年的總統選舉的特點——薩科齊與羅雅爾之間的競爭——界定為兩類恐懼之間的衝突。第一類是特權者所感受到的恐懼，他們害怕自己的地位受到攻擊。在法國，這又表現為對外國人、工人、來自郊區的青年、穆斯林和非洲裔黑人的恐懼。就其本質而言，它是一種保守主義的恐懼，並製造了一種對能起保護作用的主人的渴望，即便他剝奪並耗盡你的未來。這個形象當然現在具體化了，它就是具有超強刺激效果的警察首領：薩科齊。在選舉過程中，與這第一類恐懼相對抗的並非是對自我決斷的抑制性的響亮肯定之聲，而是對這一恐懼的恐懼：對這個警察形象的恐懼，過度恐懼，儘管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投票者對他極不了解也無好感。對“那種恐懼的恐懼”構成了第二種衍生性的情感，而這種情感的內容一一絕非多愁善感——幾乎無人察覺；羅雅爾陣營對與被排除者和被壓迫者的聯合沒有一點概念；這一陣營考慮得最多的就是怎樣從恐懼之中儘可能多地得到可疑的好處。在以下問題上競爭雙方是有著一致意見的：巴勒斯坦問題，伊朗問題，阿富汗問題（法國軍隊正在那裡作戰），黎巴嫩問題（原因同上），非洲問題（非洲聚集著大量法國軍事“管理者”）。然而，對這些問題轉換思路的公共討論在兩個黨派的議事日程上都付諸闕如。
第一類恐懼和“對恐懼的恐懼”之間的衝突以有利於前者的方式得到了解決。在這裡，有一個發自內心深處的反射作用，這一反射在薩科齊獲勝之後額手稱慶的人們的臉上是顯而易見的。而對那些被“對恐懼的恐懼”攫取的人們來說，所有的則是一種相應否定的反射作用，他們因選舉結果而畏縮不前，這種否定性反射作用就是2007年令人絕望的判斷力喪失的第三個關鍵因素。我們不應低估阿爾都塞所說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日益密集地通過媒體和報紙起作用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現在較之電視廣播而言，報紙扮演著更為成熟老練的角色——在構成和動員這類集體情感方面所起的作用。在選舉過程當中，現實似乎被削弱；這個過程與其說是推進第一個恐懼不如說是推進了“對恐懼的恐懼”，推進了反應性的恐懼。我們雖然對現實境況作出了反應，但“對恐懼的恐懼”卻只是在應對第一恐懼的範圍內形成了自己的恐懼，於是也還離現實有著很大的距離。這個位置的真空在塞戈萊內?羅雅爾空虛的高調之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現。
選舉主義與國家
如果我們給政治下一個這樣的定義，“由某些原則組織起來的集體行動，其目標是使目前由占統治地位的秩序所壓制的新的可能性之後果得以釋放”，那么我們則不得不作出結論說，選舉機器就其本質來說是一種非政治的手段。這一點表現在這樣一個鴻溝當中：一方面是大眾的投票義務，另一方面是政治或意識形態信念所固有的即便不是非存在特性也是無具體對象特性。投票，這很好，為我的恐懼賦予了形式；但很難確信我為之投票的那個對象本身是好是壞。這並不是說選舉一民主體制本身就是壓制性的；毋寧說，這種選舉程式被整合人一種國家形式當中，這種國家形式即資本主義代議制國家形式，配合既有秩序的維持，並且相應地履行某種保守功能。這就製造了一種更為深切的無能感：即便無法干預國家決策的普通市民不予投票，也很難看到某種解放政治出現的前途。
如果說選舉機器不是政治程式而是國家程式，那么它獲得了什麼效果呢？拿2007年的教訓來說，一個效果就是將那種恐懼和“對恐懼的恐懼”整合到國家之中——將這些大眾主觀因素投入到國家之中，最好是使國家成為恐懼對象本身，用恐怖和高壓統治將它武裝起來。民主的世界性視閾愈益頻繁地由戰爭界定。西方投入數量激增的戰鬥前沿：要保持伴隨著大量不平等的既有秩序，軍事行動不可或缺；世界的貧富兩極分化只能靠暴力。這造成了一種特殊的戰爭和恐懼的辯證法。我們的政府解釋說，他們投入海外戰爭是為了拒戰爭於國門之外從而保護我們。西方軍隊即便不在阿富汗和切克尼亞搜尋恐怖主義分子，他們也會不遠萬里去那裡把充滿怨恨的棄民組織起來。
策略性的新貝當主義
在法國，恐懼與戰爭的聯盟以“貝當主義”這一經典名稱為人們所熟悉。貝當主義的大眾意識形態要為貝當主義在1940年到1944年大行其道負責，這種大眾意識形態部分地以由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的恐懼為基礎：貝當元帥或許讓法國免於二戰的災難性重創，但採用的方式卻是讓法國繞過這場戰爭。用元帥自己的話來說，必須懼怕戰爭甚於懼怕失敗。大多數法國人接受了整體潰敗帶來的相對寧靜，較之俄國人甚至英國人，多數法國人在這場戰爭期間相當輕易地置身事外。今日與此類似的規劃則建立在如下信念的基礎之上，法國人只需要接受以美國人為主導的世界體系法則，一切都會好起來：法國將會免於戰爭和全球多樣性的災難性影響。顯而易見，今天法國的這兩個陣營黨派都在提供著這種作為大眾意識形態的新形式的貝當主義。接下來我要指出，這恰恰構成了對理解“薩科齊”這個名字所暗含的判斷力之喪失而言至關重要的分析性要素；要把握這後一種規劃的全部範圍，其歷史事實性和明晰性，我們就必須回過頭看一看我要指出的該規劃的貝當主義“超驗”方面。
當然，我不是說今天的形勢和1940年潰敗的形勢類似，或薩科齊就像貝當。相似點更多是形式意義上的：薩科齊之名所蘊涵事物的民族一歷史的無意識之根也可以在貝當主義配置之中找到，在那種配置之中，判斷力之喪失本身由國家這個巔峰自上而下地被莊嚴地發動起來，並呈現為歷史的某種轉捩點。這種模型式配置在法國歷史上一再出現。它可以追溯到1815年復辟，當時獲得僑民和機會主義者衷心支持的後革命政府又被拉回到外國人的行李搬運車上，並在身心疲憊的民眾一致同意的情況下宣布將使公共的道德和秩序得到恢復。1940年，軍事潰敗再一次創造了條件，國家行為的真實內容在那種語境之下以喪失判斷力的方式徹底被翻轉過來：維希政府不斷地談論“國家”，但這個政府卻是因德國占領而被扶植起來的；最墮落的寡頭政治卻將引領國家走出道德危機；貝當本人，這位守護產業的上了年紀的將軍，將成為國家重生的化身。
今天，新貝當主義傳統的許多方面都是顯而易見的。非常典型的是，投降協定和逆來順受被說成是創新和復興。薩科齊選戰的中心主題如下：訥伊市這位市長將改革法國經濟，讓這個國家重新運作起來。當然，其真正的內容則是對國家復興幌子之下高級金融命令持續服從的政治。第二個典型主題是衰退和“道德危機”，這使在復興名義之下的高壓手段得以合理化。凡是在大眾動員的背景之下，政治的位置上總是會祭起道德，這太常見了。相反，他的呼籲訴諸勤勞工作，紀律和家庭：“美德終有回報”。20世紀70年代“新哲學家們”出現以來，道德對政治的這種典型移置就已經由致力於使歷史判斷“道德化”的所有那些人準備好了。目標則處在政治現實性之中：主張國家衰退與首都那些高級官員無關，而是民眾中心懷不軌的某些分子的過錯一一他們當然就是外國勞工和來自郊區的青年人。
新貝當主義的第三個典型主題是外國經驗的範式性功能。修正的樣板總是來自國外，來自那些早已克服了道德危機的國家。對貝當而言，光輝的典範是墨索里尼的義大利、希特勒的德國和弗朗哥的西班牙：這些領袖讓他們的國家重新站穩了腳跟。政治美學是想像的美學：國家就像柏拉圖的創世神一樣必須緊盯著外國模式才能創生社會。當然，現今的樣舨是布希的美國和布萊爾的英國。
如下觀念構成了第四個典型：目前的危機源頭存在於過去某個災難性事件之中。對1815年復辟這個“原型貝當主義”來說，這個過去事件當然就是大革命和處決國王。在1940年的貝當本人看來，這個過去事件就是人民陣線、布魯姆政府，以及最主要的1936年大罷工和工廠占領行動。有產階級更願選擇德國占領而不是讓這些混亂重演。那對薩科齊來說，1968年5月——40年前的那場運動——的種種罪惡，常被當作目前“價值危機”的原因而一再提起。新貝當主義提供了一種有效地簡化的歷史解讀方式，這種歷史通常將消極事件與工人階級或民眾結構聯繫在一起，而把積極事件與軍事或國家結構——作為對消極事件的解決——聯繫在一起。1968年和2007年之間的時間之弧因而可以被當作薩科齊政府的合法性之源，繼開端的有害事件之後必需的修正最終將由這個歷史行動者著手進行。最後，這裡還有著種族主義因素。在貝當統治時期，種族主義是赤裸裸的：根除猶太人。今天的種族主義則通過某種更具暗示性的方式得到表達：“我們不是低等種族”——言外之意是“不像別人那樣”；“真正的法國人不需要懷疑他們國家的行為的合法性”——在阿爾及利亞和其他地方的“行為合法性”。通過這些標準來看，我們可以指出：薩科齊之名所蘊涵的判斷力之喪失可以作為貝當主義超驗方面的最新表現而得到分析。
幽靈
這位新總統堅決主張，對國家道德危機的解決——這是他的“復興”進程的目標——就是“一勞永逸地抹除1968年5月”，初看上去這似乎有些奇怪。我們每個人都有這樣一種印象，即1968年5月早就過去了。1968年5月的名字中有什麼可使政權心神不寧的呢？我們只能認為，那就是“共產主義幽靈”，最近一波真正顯現的“共產主義幽靈”之一。他會這么說（讓我們模擬薩科齊的口吻來這么說吧）：“我們絕不受任何東西困擾。經驗的共產主義已經消失，但這還不夠。我們務必杜絕它的一切可能形式。即便是共產主義的構想——這是我們失敗的代名詞——連提都不能再提。”
什麼是共產主義構想？就其最一般的意義而言，也就是在經典的《共產黨宣言》當中給出的意義上來說，“共產主義”首先意味著，自古以來便天經地義的那種安排——作為基礎的勞動從屬階級隸屬於占統治地位的階級這一階級邏輯——絕非必然；這種階級邏輯是可以被克服的。共產主義構想還認為，有一種可行的完全不同的集體組織方式，這種組織方式將消除財富的不平等甚至勞動分工。大量財富的私人占有及其繼承的轉移方式將被取消。與市民社會相分離的高壓國家的存在將不再必要：以生產者的自由聯合為基礎的漫長重組過程將注定使這樣的國家逐漸消亡。
這樣的“共產主義”僅意味著這樣一套普遍的智性表征。它就是康德所說的理念，具有某種調節性功能，而不是一種規劃。將這類共產主義稱為烏托邦是愚蠢的；就我在此處對它們的定義而言，它們乃是智性模式，並總是通過某種不同的方式現實化。作為一種關於平等的純粹理念，共產主義構想自國家起源之時便確鑿無疑地存在了。只要有在平等正義名下對抗國家高壓的民眾行動，共產主義構想的萌芽和碎片就開始出現。斯巴達領導的奴隸，閔採爾領導的農民，他們所進行的民眾反抗也許可以被視為“共產主義不變式”的實踐典範。就法國大革命而言，共產主義構想那時開創了政治現代性的新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