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生平,人物評價,人物作品,人物軼事,
人物生平
1951年，惲逸群（左）在解放日報辦公室4歲入私塾，15歲進常州東吳第五國小中學預備班。16歲，入上海大同大學數理專修科。18歲，在無錫電話公司當練習生。20歲，回家鄉任國小教員。五卅慘案中參加國民黨，任武進區、縣黨部常委。1927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在家鄉堅持地下鬥爭。以家中田產抵押，創辦逸仙中學。任中共武進縣縣委常委。1928年任中共武進縣委書記，被捕。出獄後組織農民協會。10月，任中共宜興縣縣委書記。1929年，在上海開辦滬西外語補習學校，8月去浙江，在省立湘湖鄉村師範任教。1930年，任中共蕭山縣縣委書記、中共浙江特委秘書長。回家鄉，在鄉村師範任教，在灌雲響水口中學任教。1932年8月，又到上海，進新聲通訊社任記者，從此從事新聞出版工作。12月，與陸詒等編輯《記者座談》周刊。1935年8月，參加上海《立報》，先後任編輯、評論記者、主筆。
抗日戰爭爆發後，1937年10月，《立報》遷往香港，改任上海《大美報》編輯。1938年，任《導報》副刊編輯、副總編輯、總編輯。同時兼任《譯報》總編輯。還為《華美晨報》、《大美報》、《循環報》撰寫社論。1939年9月，去香港，任國際新聞社香港分社編輯、主任。與鄭森禹合辦《二十世紀》半月刊，發表《吳佩孚評傳》；兼任香港中國新聞學院教授。香港淪陷後，1942年，經韶關、金華回上海。從事中共地下黨的情報工作。任上海編譯社社長、《中國周報》主編，撰寫《中國內幕異聞錄》。1943年，為《新中國報》撰寫星期專論。1944年，他在袁殊創辦的建文出版公司，任編譯所所長。被日本憲兵隊以“共黨嫌疑”逮捕，因無證據，八個月後釋放。日本投降後，到華中解放區。繼范長江後接任《新華日報》華中版總編輯，新華社華中總分社社長及華中新聞專科學校校長。1947年2月，任中共中央華東局政治秘書，兼新華社華東總分社第一副社長。1948年在山東《新華文摘》上發表《三十年見聞雜記》，後改名《蔣黨真相》。1948年8月，任濟南新民主報社社長兼總編輯。新華社公布43名戰爭罪犯名單，憑記憶連夜寫出戰犯的簡歷，各報競相轉載。
1975年，惲逸群夫婦（左）在常州與親屬合影
1975年，惲逸群夫婦（左）在常州與親屬合影“文化大革命”中成為“專政”對象，從事重體力勞役，積勞成疾。仍將館藏萬種圖書分類編目，裝訂修補。逆境中寫下有膽識的極為精闢的《平凡的道理》、《也談儒家和法家》等論文。
1973年8月，他在寫給老朋友胡愈之的信中，為十八年來的變故而感慨，為金仲華、范長江、孟秋江等的自殺而愕然。雖然他自己的遭遇非筆墨所能形容，但他卻慶幸自己“既未抑鬱萎頓而畢命，亦非神經錯亂而發狂。”他說自己平生以“不為物移，不為己擾”自律，經過二十年檢驗，沒有背棄這一承諾。
1976年“文革”結束後，71歲的惲逸群以老病之軀幾乎是乞討進京申冤，但是無人聞問。1978年，他再次進京，才見到胡耀邦。胡表示一定為他的冤案昭雪。中組部根據他本人的意願，先將他安排到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工作。“金陵百日”，他垂暮之年、病弱之身，卻熱情未減，試圖完成“三十年政事見聞實錄”，修改《蔣黨真相》。可惜天不假年，這年12月10日晚上9時他在南京中醫院與世長辭了，終年73歲。
1982年上海方面撤消1952年對惲逸群開除黨籍的處分決定，恢復他的黨籍。
1984年4月，公安部宣布為他平反昭雪。
惲逸群結婚三十周年全家合影逸群五歲進私熟讀書，八歲讀完“四書”，九歲讀“五經”自學《史記》、《二十二史約編》。十一歲時，他獨自寄宿離家八里遠的另一私熟就讀。二年後，他先後兩次與“文社”的數十名私熟先生會文（作文比賽）且總是第一個交卷，均名列第一。翌年，常州城裡有名的“三益文社”舉行會文，參與者是二百餘名塾師和中國小教師，並由“江南才子”名進士錢振鍠評卷，他的成績亦名列前茅。從此，他在全城文人中嶄露頭角。十五歲時，他經《常州日報》社社長惲丁戊介紹入常州新文化運動主將毛槎任校長的洋學堂讀書。十六歲考入上海大同大學，因家庭衰落，經濟困難，一年後被迫輟學到無錫謀生。工作之餘，閱讀《社會科學概論》、《馬克思唯物史觀》等進步書籍。不久，他結識武進同鄉、中共無錫黨組織創始人之一的楊錫類和共產黨員陳叔璇，常在一起研讀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和惲代英主編的《中國青年》，議論國事。
一九二四年冬，惲逸群遵母囑回常州與劉寒楓結婚。翌年夏，在“五卅”運動影響下，毅然隻身去上海參加反帝鬥爭。後經同鄉惲雨堂介紹加入國民黨，並接受回常州發展國民黨黨員的任務。回常州後他在家鄉上店胥城寺（即龍潭庵）創辦上店國小，並以學校為活動據點，宣傳“三民主義義”，發展國民黨員。經數月努力，在城鄉建立國民黨區黨部十七個，並成立了國民黨縣黨部。八月，經國民黨江蘇省黨部侯紹裘、喬心泉（兩人既是國民黨員又是共產黨員，後被國民黨殺害）介紹參加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七年三月，惲逸群與常州國共兩黨其他領導人一起日夜忙碌，具體部署迎接北伐軍進常州。二十日下午，他帶領工人、市民、學生三千餘人，高呼“打倒列強，消滅軍閥”、“剷除土豪劣紳”等口號出城迎接北閥軍進城。兩黨在體育場召開歡迎北伐軍萬人大會，惲逸群致歡迎詞並莊嚴宣布他起草的剷除土豪劣紳，廢除苛捐雜稅，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等內容的《市民十大要求書》。會後，為實現十大要求，他派共產黨員楊錫類任縣警察局長，收繳 “商團”槍械，武裝工人糾察隊；發動各行各業成立工會，開展保障工人正當權益鬥爭；農村成立農民協會，開展抗租抗稅鬥爭；婦女成立婦女協會，提倡男女平等，並在城鄉開展禁菸、禁賭活動。同時，接收幾家反動報紙，創辦《民國日報》。
1977年，惲逸群手書陳毅詩贈友人
1977年，惲逸群手書陳毅詩贈友人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形勢突變，共產黨轉入地下鬥爭。為隱蔽、集聚革命力量，惲逸群把鄉下家中七十畝田地抵押，得款一千銀元，並借款數百元後在市藥皇廟內（現中山門國小）創辦逸仙中學，聘請國民黨左派陳一夢任校長，推國民黨右派李渺世為董事，以作掩護。聘曾任中共無錫獨支書記的楊錫類為總務主任，自任訓育主任。十八位教員中有共產黨員六人，學校中共支部書記由他秘密兼任。一九二七年九月，中共武進縣委正式成立，惲逸群擔任常委、宣傳部長。
翌年春，中共武進縣委在上店壽山村惲逸群家召開常委會議，會議決定惲逸群任縣委書記。不久，他被國民黨逮捕，經營救出獄後調任中共宜興縣委書記。一九二九年三月，調上海從事秘密革命活動。是年夏，受中共江蘇省委派遣，攜妻帶子赴浙江，任中共蕭山縣委書記。不久調任中共浙北特委秘書長。為恢復黨的地下組織，他整天整夜工作，其妻劉寒楓為負擔家庭生活在學校代課，無暇顧及五歲的兒子則競，愛子終因患白喉未及治療而早卒。
一九三二年八月，他以記者身份作掩護到上海從事革命活動。先後任新聲通訊社，《立報》，《生活日報》編輯、主筆並與袁霄逸、陸詒等舉辦由范長江、夏衍、石西民等數十人參加的定期（每月一次）記者座談會。不久，他在《大美晚報》上開闢《記者座談》專欄，抨擊新聞統制政策，呼籲新聞自由。他與沈鈞儒、陶行知、鄒韜奮等著名愛國人士聯名發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和楊潮、范長江、徐邁進等發起成立中國青年記者協會，親任總幹事兼秘書主任。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午夜，國民黨當局秘密逮捕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王造時、李公朴、沙千里、史良七位救國會領導人，惲逸群得知訊息後，以巧妙的曲筆和標題當晚就寫成訊息，第二天見報後立即轟動全上海、全中國。
“西安事變”發生後，國內人心惶惶，時局朦朧。他對國內國外形勢深入分析後，在他為《立報》撰寫的評論中毅然提出論斷：西安事變有和平解決的可能，中國決不會成為“西班牙第二”！幾天后這一預見得到證實。從此，《立報》評論被認為是輿論界權威而受到國內外報刊重視，駐上海的塔斯社奉命逐日把《立報》的評論用電報拍回莫斯科。對如何取得抗戰勝利，許多人為節節敗退的局面而失望。他在《立報》的評論中對必須堅持持久戰，採取游擊戰術，加強軍隊政治工作等一系列問題提出了鮮明見解和精闢論述，以鼓舞軍隊和民眾的抗戰信心。
上海淪陷後，他奉命留在敵後進入掛美商招牌的《大美報》任編輯，同時又在用英商招牌出版的《導報》、《譯報》分別擔任主筆、總編輯，每日為兩報撰寫評論外，還為《大美報》、《華美晨報》組織全部社論。在此前後，他經常與中共上海地下黨負責人潘漢年、馮雪峰、劉少文約會，密談黨的最新指示，分析國內外形勢，挑起上海宣傳輿論重擔。他在極端艱險的環境中堅持戰鬥，曾被國民黨當局列入暗殺黑名單，但他置個人安危於度處，夜以繼日地工作，使淪陷區民眾在黑夜中看到光明，聽到共產黨的聲音。
武漢失守後，汪精衛發表鼓吹投降妥協言論，惲逸群立即在上海《導報》發表《異哉汪精衛之言》一文，揭露汪精衛的漢奸嘴臉。這是全國第一篇聲討漢奸汪精衛的檄文，贏得了廣大讀者和國內外輿論的高度評價。日偽特務又將他列入暗殺黑名單前列，奉命對他綁架暗殺。但他一身凜然正氣，視死如歸，始終堅守崗位。
一九四四年十月，被日本憲兵逮捕，備受酷刑，於日本投降前獲釋。後奉命赴蘇北解放區，先後擔任新華社華中分社、《新華日報》（華中版）等新聞機構領導工作。一七四七年任中共華東局政治秘書，代理宣傳部長併兼任新華社華東總分社社長和《大眾日報》總編輯、社長。他經常與新四軍政委陳漱石，軍長陳毅一起研究、討論華東局的重要問題。
惲逸群知識淵博，對中外歷史上許多重大事件、典故、人物如數家珍。他文思敏捷，日寫數千言，下筆如神。夜間，多家報社派人到他處取評論文章，他總是叫來人稍坐，一揮而就且無需修改。他驚人的記憶在新聞界可謂首屈一指。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新華社公布國民黨四十三名戰犯，他全憑記憶，幾個小時就寫出了每個戰犯的別名、籍貫、年齡、派別，第二天在報上發表，中共領導人和新聞界稱他為“活字典”、“百科全書”。他對中國近代史有深入研究，曾出版《外蒙問題考察》、《抗戰國際知識》、《吳佩孚評傳》、《杜月笙論——從一個人看上海社會和中國政治》、《中國內幕異聞錄》、《蔣黨真相》等著作和後來出版的《惲逸群文集》均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重要資料。他對中國的新聞事業作出了傑出的貢獻，除發起成立新聞學會、新聞協會外，為培養新聞後備力量，他在百忙中擠出時間，先後在香港、蘇北解放區和上海等地創辦和主持了香港中國新聞學院、華中新聞專科學校、華東新聞幹部學校、濟南新聞學校、華東新聞學院等八所新聞院校，並親任校長、院長，親自編寫講義，親自授課。根據他講稿整理出版的《新聞學講話》曾是新聞幹部業務學習的重要教材。
一九四九年春，他隨軍南下，上海解放後任《解放日報》社總編輯、社長、華東新聞出版局局長等職。同年九月，出席在北京召開的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參與選舉政府領導人。
他為人坦誠，謙恭，平易近人，樂於助人，而自己生活儉樸，一世清貧。他秉性剛直，原則性強，對上級工作能及時提出建議。在華東局的多次會議上，對華東局書記饒漱石認為正確的政策性問題也敢當面提出不同意見，對錯誤的東西從不隨聲附和。他堅持真理，堅持原則，大公無私，嫉惡如仇的思想作風曾博得陳毅等多數人的敬佩和讚揚，但亦為個別領導所不容，以致後來以“莫須有”的罪名遭受嚴重的打擊報復。在不準申辨的情況下，被無限上綱，遭撤職和開除黨籍處分。
一九五三年三月，調北京任新華辭書出版社副主任，並主持新華地圖出版社工作，同時兼任古籍出版社籌備處的籌備工作。
一九五五年，潘漢年和楊帆蒙冤被捕，他受牽連入獄。經一年半時間偵訊，查明與所謂的“潘楊事件”無關，但仍無辜羈押九年。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最高法院遂判他徒刑十一年，剝奪政治權力三年，不發判決書，不得抗訴。十二月八日釋放時嚴囑“不得對任何人透露被捕經過和判決書內容。遂發配蘇北阜寧縣中學圖書館當管理員，每月生活費三十七元。
不久，“文化革命”開始，成年累月地挨批，罰做力所不及的勞動，終因積勞成疾，患了嚴重的哮喘和肺氣腫，且無人照料，但他沒有頺喪，沒有畏縮，仍懷著堅定的信心，對國計民生問題向中央提出建議：“文化大革命怪論層出不窮，憂心如搗……終不甘心也不忍袖手旁觀……”。
他讀了林彪為《毛主席語錄》作的《再版前言》深感不安，在給中央某領導的信中指出：“武器（指理論）可以殺敵人，也可以殺朋友，殺自己兄弟，也可以自殺……”他對“四人幫”搞個人崇拜十分反感，一九七三年他在《平凡的道理——略談個人崇拜》一文中指出：“凡把國家最高領導人神化的，必定有奸人弄權，篡奪權力。
他受上海辭書出版社委託，日夜為新版《辭海》（古代世分冊）寫了三百多條三萬餘字的修改意見，後全被採用。一九七七年四月，他去上海與闊別數十年的舊友、同事相敘，當《人民日報》大批判組人員知道深諳江青、張春橋歷史的惲逸群在上海時，對他作了專題採訪。
不久，《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先後發表了批判“四人幫”的長文，文章內容就是根據惲逸群的談話寫成的。同年六月，他拄著拐杖，回到已離開幾十年的家鄉上店壽山村拜訪鄉親，小住月余。他把當時不合理的耕作制度、農民疾苦、收入低微等所見所聞秉筆直書，寫了一封長信給中央主管財經工作的鄧子恢。
一九七八年四月，他去北京，受到胡愈之、夏衍、黎澍、孫冶方、梅益、姜椿芳、鄭森禹、陳克寒、徐邁進等數十位舊友的熱情接待，受到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胡耀邦的親切接見和熱情慰勉，並說“你的冤案平反是沒有問題的，可以先工作再說。”即在平反報告上親批：“此案必須平反。”謝冰岩要他留北京主持新聞研究工作，姜椿芳要他主持《中國大百科全書》編纂，胡喬木認為他對近代史的知識豐富，要他到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從事近代史研究。中組部隨即為他辦理調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工作的手續。他在南京工作僅三個多月，終因舊病復發，乏人照料，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晨溘然長逝，終年七十四歲。
一九八二年十月，中共上海市紀委作出複查結論，並經中紀委批准，撤消一九五三年給惲逸群開除黨籍的處分決定，恢復其黨籍。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三日，公安部又宣布一九五五年後惲逸群同志受到了錯誤的審查處理，蒙冤二十餘年，應予以平反昭雪，恢復名譽，消除影響。同年五月十二日，舉行惲逸群骨灰覆蓋黨旗儀式，宣讀長篇悼詞，新華社和各大報都發表了訊息或悼念文章。
人物評價
惲逸群學識淵博，觀察敏銳，才華橫溢，文筆犀利，尤其是記憶過人，人稱“活辭典”，是一位優秀的新聞出版工作者。
生前著有《新聞學講話》、《外蒙問題考察》、《抗戰國際知識》、《吳佩孚評傳》、《中國內幕異聞錄》、《蔣黨真相》等。
後人編有《惲逸群文集》、著有《惲逸群傳》等。
人物作品
《平凡的道理——略談“個人崇拜”》
惲逸群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他積極推動文化界和新聞界的抗日救亡運動，當時他撰寫的許多評論和社論因預見準確和文筆犀利被輿論界譽為“彗星”。
正是因為這一奇崛的經歷，使惲逸群在長期獨立思考的條件下，不畏權勢，率先對“個人崇拜”的黨內和社會的風氣提出質疑並加以批判。
他在1973年8月寫下了政論文《平凡的道理——略談“個人崇拜”》。
文章開宗明義地寫道：“凡是把國家最高領導人（不論他的稱號是皇帝、國王、元首、總統、主席、總理、首相、總書記或第一書記）神化的（不論他是‘天縱聖明’，是‘救世主——大救星’或是‘幾千年才出現一次的天才’），必定有奸人弄權，篡奪權力。這是古今中外絕無例外的普遍規律。只有極端糊塗的人，才會相信自己是天生的聖人，無所不能，無所不知，不會犯錯誤，不會受人蒙蔽、愚弄，因此長期受奸人的愚弄，至死不悟。”
在當時，惲逸群的這些言論可謂石破天驚。封建專制社會的歷史影響、多年極左思潮的猖獗，使人失去了正常判斷和認識的能力，在對領袖樸素的崇敬之餘，自覺或不自覺地將對方加以神化，所謂視若神明、絕對崇拜、盲目迷信，即使由領袖發動的晚年“壯舉”（“文革”）如何使整個社會趨於政治瘋狂、經濟凋敝、民生艱危，愚者不識，有識者也噤若寒蟬，所謂“古今中外絕無例外的普遍規律”，竟無一人能道及。
惲逸群表現出巨大的勇氣和洞察力，當時他被發配於蘇北海隅的阜寧縣中學，就在那一陰暗潮濕的樓梯間內，他憑藉微弱的燭光，支撐著羸弱的病軀，書寫下了被後人譽為“具有振聾發聵的作用和極大的歷史意義與文獻價值”的這篇文章（後於1980年初刊登於南京師範學院《文教資料簡報》，此後上海《報刊文摘》和《社會科學》以及北京《讀書》等相繼將其轉載，從而激起了海內外讀者的強烈反響）。
惲逸群和許許多多被宏大理想所吸引的知識分子一樣，原以為找到了一條畢其功於一役的康莊大道，以為天堂就在前面，滿腔熱忱地投身到以暴易暴的宏大敘事中，甚至奉命打入敵人的心臟，冒著生命的危險，與魔鬼一同翩翩起舞。
然而，革命常常吞噬自己的孩子，他最終也沒有逃脫被宏大敘事吞噬的命運。徐鑄成說他“受盡了冤屈和苦難，特別是在‘自己的’政權下，受了廿餘年的‘坎坷’和癘病”。
在惲逸群謝世二十五年後，讀他的遺文，重溫他留在20世紀中國的一個個坎坷的腳印，我想到了汨羅江上的屈原，想到了風波亭的岳飛，想到了在北京城被千刀萬剮的袁崇煥……我想到了古往今來一個個愚忠者的下場，曾經才華勃發、在中國新聞史上放射過光華的惲逸群只是其中一個，嗚呼，不亦悲哉。
人物軼事
新聞改革——為廣告鬆綁正名
在那思想專制的年代，惲逸群以一個“待罪之身”罔顧左右，議論、諷諫“朝政”和學界，在今天看來，一般人很難理解也難以做到。然而，惲逸群不但說到，而且還身體力行。這是為什麼？惲逸群自己作了很好的詮釋，他說：“四十餘年來，我從未對黨隱瞞過自己的思想（更不必說任何政治性質的任何事實），苟有所見，輒隨時提出，未嘗計及個人之利害得失。”他還說：“……平生既恥為鄉愿，不慣於趣合潮流，榮辱禍福，久置度外，心所謂危，不敢不言，苟於黨於民有毫髮之益，則摩頂放踵，亦所不吝。”的確，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是惲逸群一生遵循的做人做事原則，也是他一貫的作風。筆者謹舉解放前後兩則小故事，即可窺見惲逸群思想之一斑。
早在戎馬倥傯的戰爭年代，惲逸群擔任華中新華日報總編輯兼社長時，發現當時的黨報，只有軍事、政治兩種報導，完全沒有經濟新聞，而大部分軍事報導也只是解放軍的公報格式，呆板枯燥，引不起讀者的興趣。於是，他在報社內頂著各方面的阻力，初試新聞改革。他要求軍事記者深入一線，與戰士交朋友，了解戰士的思想、生活和戰鬥經歷，寫出有血有肉的通訊報導。同時指定記者專門采寫經濟新聞，報導解放區生產銷售和人民生活的情況。經過這番改革，報紙生動活躍起來了，老百姓也愛看了，新華日報銷量開始大增，許多當初有牴觸思想的同志也終於理解了。此事還受到了陳毅等解放區領導同志的表揚。
當時，惲逸群還兼任華中新聞專科學校的校長，並親自授課。他的講課大綱《新聞學講話》，後來成為風行解放區的新聞教科書。在這本書中，惲逸群批評了對廣告的一些極左、片面觀點，首次提出廣告是報紙聯繫讀者的一個渠道，能滿足人民的消費需要，是促進經濟發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所不可缺少的；但對廣告必須進行監督檢查，以消除虛假欺騙行為。新聞媒體刊登廣告，在今天看來是再正常不過的事，然而在當時，卻是很難想像的。當時解放區報紙左的新聞觀點與積習難改，認為刊登廣告，是資本主義的經營作風，無產階級的報紙是萬萬不可以這樣做的。於是，在解放區內，一些報紙除刊登少數新書出版廣告外，其他廣告是一概不登的。惲逸群衝破束縛，為廣告鬆綁正名，在解放後的華東地區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內還引起了一場小小的風波。
上海解放後，惲逸群擔任解放日報社長兼總編輯。當時，該報廣告科在每天的版樣上劃出一塊版面，要求留下刊登廣告。負責該報版樣的副總編輯魏克明見到廣告科送來的版樣後，十分生氣，說道：“我們是黨報，怎么可以登廣告，這是資產階級作風！”就在版樣上用紅筆打了個×，退還給了廣告科。廣告科無奈，報告社長惲逸群，惲當即找魏，耐心溝通開導。經過幾次談話溝通，大家想通了，廣告終於在該報刊用了。在解放日報的示範帶動下，華東地區所有黨報也都跟著登廣告了。儘管如此，惲逸群也告誡報社幹部和廣告科，廣告不能放任自流，要嚴格監督檢查，要對讀者負責。為此，他還講了一個故事：解放前上海一家工廠在美國紐約時報登廣告，要招聘一位工程師，紐約時報懷疑此廣告有詐欺嫌疑，就特函請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到這家工廠調查。總領事館了解後，證明確有其事，這才把廣告登出來。於是，惲逸群對大家說：“資本主義國家如此重視廣告的真實性，我們要更加重視，馬虎不得。”
校勘《辭海》——還歷史本來面目
1976年，中央決定由上海負責編輯出版《辭海》（修訂本），先出分冊，徵求意見。
回常後，惲逸群就埋頭書案，為校勘《辭海》而緊張地工作。但是，《辭海》修訂本因受“四人幫”和批林批孔的影響，很多條目釋義體現出絕對化、片面性的極左思想，甚至違反歷史事實，任意歪曲篡改。為了糾正《辭海》的嚴重錯誤，還歷史的本來面目，惲逸群花了足足兩個月時間，對《辭海》古代史分冊中近三百條辭目，其中涉及到的古部落、古國、朝代、階級、階層、一般制度、官制、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等，寫出修改意見約三萬字，逐一進行了修改。惲逸群說，“傳統解釋中有一部分是只講些表面現象，不顧本質的，有的是故意掩蓋本質的。”如對《歷史人物》部分的“孔丘”條目，他提出把原有釋義“堅持沒落奴隸主貴族的立場，妄圖維護和挽救奴隸制度”和“鼓吹反動教育思想”的文字刪去。關於“少正卯”條目，“四人幫”稱是“法家先驅”，其“堅持革新”、具有“革命思想”。惲逸群指出：這種說法豈非兒戲？這是“改古以為今用”的典型。如果是編戲寫劇本是可以隨意塑造形象的，但不能適用於歷史，因為歷史上有沒有少正卯其人，一直是個疑問。再如“秦始皇”條目，過去在“四人幫”只提秦始皇統一的功勞，惲逸群則補充道：秦始皇為維持其統治，對人民橫徵暴斂，民不聊生，還每年徵用民工七十萬人，為其修造墳墓達三十年，弄得人民怨聲載道，揭竿起義，二世而亡……王維收到惲逸群的修改稿後，十分高興，當即將其轉交上海辭書出版社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