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結構,歷史,意義,保護,
結構
德壽寺的前、中兩殿均約15米見方,為硬山式磚瓦建築。前殿有前後兩門,後門為券門。中殿前有三門,中間大、兩側小,後有一大門。後殿約22米見方,建築為平頂重殿結構,前有一門。在後殿正中供奉著一騎騾子女天神像,像前有五層紗幛遮蓋。寺里最數中殿壯觀,正面前檐為18根明柱承托,每根柱上有三鋪坐斗拱叩接,拱以子拱、斗以戶斗為中心,有散斗6個。除柱頭斗拱外,還有補間三鋪坐斗拱六座,闌枋與斗拱之間皆加裝飾,精巧細美,渾厚古樸。
歷史
清朝順治初年,清世祖曾將位於北京南郊的皇家苑囿南海子中的行宮加以修葺,作為四時遊行之處所,並在苑中 建有一座德壽寺,其“規制崇麗,庭中金鼎,范冶精緻”。據《日下舊聞考》記載,“德壽寺山門三間,東西建坊二,大殿五間,東西配殿各三間,殿後隨牆門內為御座房”。到了乾隆20年(1755年),乾隆帝將該寺重加修葺,45年(1780年)時又再次重修,並將德壽寺改為皇家寺院。其後,寺中即由藏傳佛教的僧侶為住持,“歲時講佛事,以為國祝禧”。
為何乾隆皇帝在25年間兩次修葺德壽寺,並將該寺改為皇家寺院,又將其作為藏傳佛教寺院?據《清實錄》和《藏族簡史》等史料記載,清朝順治皇帝9年(1652年),五世達賴應順治帝邀請赴京受清廷冊封時,清世祖即在南苑德壽寺予以召見並賜宴,還特為其修建了黃寺作為留京期間住所地。五世達賴於當年12月至京,翌年2月返回西藏,順治帝不僅派禮部尚書及理藩院侍郎等專程前往代噶,並賜以15頁有滿、漢、蒙、藏4種文字對照的金冊,頒發四體合璧之金印,並冊封五世達賴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從此達賴喇嘛的封號正式確定,以達賴為代表的格魯派也在西藏開始掌握了實權。
又據《班禪大師全集》及《藏族簡史》記載,六世班禪於乾隆45年(1780年)到京慶賀乾隆帝70大壽,先至熱河行宮(承德避暑山莊)晉見乾隆,後隨乾隆回到北京後,乾隆以當時順治帝迎接五世達賴的隆重禮儀在德壽寺接待。內有各持香花法器的僧侶及清例儀仗,外有甲絨、昌都、察雅、巴塘、理塘等康區18家土司代表長跪膜拜。民國年間,德壽寺雖毀於大火,但建於乾隆20年(1755年)的兩通高達7.9米的御製漢白玉大石碑卻保存完好,一通漢文,一通滿文,而且有記載接見達賴與班禪史實的乾隆御筆詩鐫刻在碑上。“德壽禪林成世祖,爾時達賴喇嘛朝。何期一百經年久,又見班禪祝嘏遙。”詩文準確記述了清朝政府兩代皇帝在德壽寺分別接見五世達賴與六世班禪的歷史盛事。藏傳佛教發展可分為前弘期與後弘期兩個階段,並逐漸形成了若干大的宗派。如寧瑪派、噶當派、薩迦派、噶舉派、格魯派等均是。以達賴喇嘛為代表的格魯派則是藏傳佛教中的主流派別,是藏傳佛教諸多宗派中影響力最強、勢力範圍也最廣的一個主要宗派。清順治九年(1652)三月初七日,五世達賴喇嘛從西藏啟程入京朝覲,十二月十五日,五世達賴喇嘛率隊來到南海子,順治皇帝在舊衙門設宴隆重接待五世達賴喇嘛,並命戶部撥供養銀九萬兩。
五世達賴喇嘛向順治皇帝恭進“馬匹、方物”。第二天,五世達賴喇嘛即移駐北京黃寺。五世達賴喇嘛在京期間,順治皇帝與他多次會見,“賓之於太和殿”,並賜以金銀、緞幣、珠玉、鞍馬。五世達賴喇嘛也多次為順治皇帝誦經祈福,繕寫哈達敬獻。順治十年(1653)二月,五世達賴喇嘛返歸西藏。行前,順治皇帝復御殿賜宴,為其餞行。順治十五年(1658),將皇家苑囿南海子中的明代舊衙門提督官署改建成行宮,並在當年他與五世達賴喇嘛會見的地方興建了這座南苑德壽寺,以為紀念。如今,在西藏布達拉宮西大殿還完好地保存著一幅五世達賴喇嘛覲見清順治皇帝壁畫。壁畫正中繪有順治皇帝和五世達賴喇嘛正在親切交談。當時的順治皇帝正是青春年少,意氣風發。圖中人物形象生動,服飾寫照真實,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是我國多民族統一歷史的真實見證。清乾隆二十年(1755)德壽寺被一場大火燒毀,後重修。乾隆皇帝每次到南海子游幸,都要到德壽寺瞻禮敬佛。尤其喜歡到德壽寺禪房休憩,“偶來蘭若幽、頗愛禪房美。”“素愛禪房靜,頻來有句酬。”在德壽寺禪房內,吟詩揮毫,他一共寫了20多首有關德壽寺的詩文,其中描寫“德壽寺禪房”的詩文就有7首。
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八月十三日,適值乾隆皇帝七旬壽辰。乾隆皇帝以“夫朕七旬不欲為慶賀繁文,已預頒御旨”(見乾隆御製文二集《須彌福壽之廟碑記》),下詔免去慶賀致禮。六世班禪喇嘛聞訊後,通過章嘉國師主動表示要入覲朝賀。乾隆皇帝欣然允其所請。乾隆對六世班禪喇嘛入覲朝賀極為重視,不僅在承德避暑山莊為六世班禪修建了一座須彌福壽廟,又在北京香山靜宜園仿照西藏廟宇建築風格營建了一座宗鏡大昭之廟,簡稱昭廟。“既建須彌福壽之廟於熱河,復建昭廟於香山之靜宜園,以班禪遠來祝釐之誠可嘉,且以示我中華之興黃教也。”見《欽定日下舊聞考》卷八十七)同時,在北京皇家苑囿南海子德壽寺內改建了“御座房三楹”,用以接待六世班禪喇嘛。不僅如此,年近古稀的乾隆皇帝還以極大地熱情,開始學習唐古忒語(即藏語)。“昨四十五年,因班禪來謁,兼習唐古忒語。今蒙古及回語已精通,其番語、唐古忒語亦能解名物器數,而尚弗純熟,未能言達事之始末。”(見乾隆御製詩四集卷八十《古稀》詩注)經過近二年的努力,乾隆皇帝已經基本上能看懂藏文檔案和用藏語會話。為避免火災,自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德壽寺重修後,寺內就沒有居住過喇嘛僧。此次六世班禪喇嘛進京朝覲,與乾隆帝十分投契,“相看如舊識,會意亦通辭。”破例允許六世班禪喇嘛在德壽寺駐錫講經,由此可見乾隆皇帝對六世班禪喇嘛進京朝覲的重視。
格魯派真正意義上的產生並很快興起,應從15世紀說起,是在第五世達賴喇嘛在哲蚌寺建立“噶丹頗章”政權,並沿襲帕主時期的第悉(第巴)制度,特別是不久之後(1652年)的五世達賴喇嘛受順治帝的邀請,進京接受清朝政府的冊封,這次冊封尤以在北京城南郊德壽寺的高規格的接見與款待為標誌。自此,達賴喇嘛的封號正式確 定,直至今日仍沿續此稱謂。對於這次歷史性的接見與冊封,西藏人民和藏傳佛教界非常珍視,遠在雪域高原的布達拉宮內,至今仍珍藏著順治皇帝在德壽寺接見五世達賴喇嘛的壁畫及敕封的金冊和金印,清朝政府對五世達賴與六世班禪的兩次重要接見,進一步促進藏族和內地各族人民的友誼,推動了藏傳佛教的進一步發展及地位的確立。北京雖與拉薩遠隔數 千里,但珍貴的歷史文物卻記載著民族團結和祖國的統一,北京人民也非常珍重對西藏人民的友誼,為保護這一珍貴文物,北京市政府已批准對現存德壽寺的文物進行科學保護防止風化和腐蝕,文物所在地的大興區政府也在將其確定為區級重點文物的基礎上並劃定1.92萬平方米的保護範圍,防止在大規模開發和改造中侵占寺址,並創造時機修復德壽寺,以恢復其往日的輝煌。
意義
保護
德壽寺遺址和兩座穹碑具有重要的文物價值和歷史價值,現為大興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兩碑為漢白玉質,形制相同,碑首四龍盤頂,碑身四邊浮雕飛龍祥雲。整座石碑高大宏偉,雕工精細,為北京地區罕見。其中西首碑東側鐫刻的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戊申季春再疊庚子詩韻》;西側鐫刻的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庚戌仲春月題德壽寺》詩及其詩注,極為重要。詩文記述了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帝在此接見六世班禪額爾德尼的史實。德壽寺雖已不存,但它在促進我國各民族團結,維護我國多民族國家的統一事業上所起過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清乾隆帝御製碑。大興縣文物保護單位。碑有2座,均為漢白玉制,分居東西面南而立。兩碑形制相同,螭首龜趺,通高7.50米,龜座長3.30米,高2.05米,碑身面寬1.80米,厚0.93米。碑首四龍盤頂,碑四邊浮雕龍雲寶珠。雕工精細,為北京地區罕見。碑陽鐫刻乾隆帝所撰《重修德壽寺碑記》和《寶鼎歌》,碑陰及兩側鐫刻乾隆帝《題德壽寺》等詩6首。東碑鐫滿文,西碑鐫漢文。德壽寺建於清順治十五年(1658),乾隆二十年毀於火,後重建。雙碑為重修德壽寺時敕建,立於大殿院內。民國年間德壽寺被焚毀,僅存兩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