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經濟奇蹟:出現原因,注重科教,國際原因,社會改革,發展歷史,恢復發展,危機與改

德國經濟奇蹟（德語：Wirtschaftswunder）是指西德在二戰之後的經濟快速成長，有時也包括奧地利。泰晤士報在1959年最早使用這一用語。康拉德·艾德諾和路德維希·艾哈德兩人有“德國經濟奇蹟之父”之稱。在西德經濟發展的同時，奧地利也同樣經歷了經濟快速成長。

基本介紹

中文名：德國經濟奇蹟
外文名：德語：Wirtschaftswunder
國家：西德
時間：二戰之後

出現原因,注重科教,國際原因,社會改革,發展歷史,恢復發展,危機與改革,滯脹困擾,破解惡性循環,相關評價,

出現原因

注重科教

依託於其強大的科學技術。聯邦德國科技基礎雄厚，戰後的德國政府鼓勵科研部門與經濟部門的合作，促進技術創新，使國家技術的發展與創新由企業根據市場的需要進行，並得到了國家的經濟援助和享受優惠的稅收政策。

聯邦德國人民具有較高的勞動素質和他們的辛勤勞動。1950年聯邦德國的在校大學生為10萬人，平均1萬名居民中就有21名大學生，到1970年增加到41萬人，平均1萬名居民中就有68名大學生。此外，聯邦德國還非常重視職工的業餘教育，由於教育和訓練，聯邦德國就業的勞動者的科學知識和技術水平普遍提高，再加上聯邦德國人民的敬業精神，極大地促進了聯邦德國經濟的騰飛。

國際原因

利用外國資本。戰後初期的馬歇爾計畫增加了聯邦德國的工業資金，擴大了就業，增加了稅收，引進了新技術和新設備，加速了經濟的發展。

法德矛盾的緩和與歐洲一體化進程的開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法德兩國的發展走出了冤冤相報的怪圈，並走上了“歐洲自主”的發展道路。1951年4月，以法國、聯邦德國（西德）為代表歐洲六國正式簽訂《煤鋼聯營集團條約》，至此引發法德百年衝突的兩國邊境的煤鋼資源將被置於兩國共同參與管理的聯合機構之下，它結束了兩國爭端的根源，使法德之間的關係得到了根本的糾正。1958年，六國又組成歐洲經濟共同體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日益走向聯合的歐洲成為獨立於美蘇的重要力量，推動了法德關係的改善和德國經濟的發展。

社會改革

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干預，發展國家資本主義。聯邦德國政府通過建立國有經濟，制訂法令政策調節國民經濟等方面對經濟進行有效的巨觀管理，並強調經濟按市場規律運轉，這有力地推動了經濟的發展。

進行社會政治改革。戰後，德國清除法西斯主義，建立民主化的國家，給予人民一定的民主權利，並推行較為廣泛的社會福利制度，防止人民的極端貧困和社會動盪，為資本主義發展創造了比較穩定的社會形勢。

國民經濟的非軍事化。戰後德國人不能在國際上扮演重要角色，他們把全部精力放在經濟建設上來並在很短時間裡在經濟上打敗了當年的戰勝國。

發展歷史

恢復發展

納粹德國1945年5月8日戰敗投降，由美、英、法、蘇四國共管，後分裂為東、西德。此時，德國境內民生凋敝，生產停滯，經濟完全無法滿足國民的正常生活需求，完全是短缺和管制經濟。以1948年6月21日西方占領區的幣制改革為標誌，德國充分利用了冷戰造成的東西方競爭氣氛，在馬歇爾計畫援助等的啟動下，憑藉高素質的人力資本，克服了兩德分裂帶來的產業和地區性結構斷裂，在很短的時間內恢復了國民經濟的運行和發展，達到並超過了戰前水平。

整個1950年代至1966、1967年，德國年均GDP增速達近8%，私人消費活躍，機器和設備等的固定資產投資旺盛，出口增長迅猛，近乎充分就業（失業率跌至0.7%），進入了著名的“經濟奇蹟”時代。這主要得益於全球經濟恢復性需求，以及以韓戰訂貨為標誌的外需對德國出口的拉動。此時，崇尚市場力量和自由競爭、反對壟斷，加上注重社會公正和平衡，成為經濟發展的主流思想，並影響了政府的施政方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戰後初期屬於右翼政黨基民盟/社盟的阿登納和艾哈德政府任內的主導經濟口號就是“增長、增長還是增長”。

危機與改革

之後，德國在1966—1967年出現了戰後首次生產過剩危機，國民經濟出現相對罕見的0.7%的負增長，“經濟奇蹟之父”艾哈德領導的政府倒台，讓位於左、中、右共治的庫爾特·基辛格大聯合政府，它標誌著迄今為止的戰後經濟恢復性補課和一路高歌猛進、惟有輕微周期漲跌的單邊高速經濟成長終止。自此，德國經濟進入了一個需要強調巨觀平衡和總體協調的增長階段。如何防止經濟衰退及巨觀經濟的周期性大起大落和頻繁波動，成為廣受關注的議題，相關的調節經濟周期和商業行情的景氣政策被提上議事日程。經濟政策思想也出現了較為鮮明的轉變，出現了在德國戰後歷史上較鮮見的、以凱恩斯主義為主導的政府運用財政、貨幣政策刺激經濟運行的總體調節政策，代表人物是當時的經濟部長卡爾·席勒。以新自由主義為主旨的德國式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加入了政府總控的凱恩斯主義新元素，政府對巨觀經濟目標追求也從增長轉向了穩定平衡。其間，德國馬克升值壓力成為熱議的話題。由於公眾、尤其是工商界對馬克升值損害德國出口的擔憂，基辛格內閣中反對升值的財長約瑟夫·施特勞斯的主張，壓過了經濟部長席勒和央行意見，作出了馬克不升值的決定。此舉讓聯合政府承受了巨大的國內外壓力。不久，隨著1969年該屆政府的下台，聯邦政府作出了順應升值的決定。

隨著經濟成長的財富效應顯現，社會市場經濟理論的啟迪，萊茵模式對社會保障的強調，東西方冷戰的競爭壓力，要求社會公正、擴大社會福利待遇的改革呼聲漸高。1969年左翼的社會民主黨勃蘭特及1974年施密特政府先後上台執政。左翼為主政府的執政，推出擴大政府支出、保障社會公正和加強福利保障等經濟政策。以僱主、雇員平攤繳費為籌資方式、待遇均等的俾斯麥模式社會保險體制不僅得到恢復，而且空前擴大。一個以強制性社會保險（含養老、醫療、工傷、失業保險等）為主體，囊括社會救濟、社會津貼等的包羅萬象的社會福利體系逐步形成，德國成為社會福利國家。但是，高福利國家的剛性特徵其後日益顯現，使其財政的可持續性備受挑戰，為日後拖累總體經濟發展埋下了伏筆。

滯脹困擾

德國經濟1970年代遭遇了來自外部的強大衝擊，尤其是美元走弱、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和兩次石油危機。德國經濟被迫徹底告別高增長和近乎充分就業時代，進入經濟停滯、失業和通貨膨脹高企的“滯脹”時期。

由於德國政府放開對馬克匯率的管制、實行自由浮動，大量遊資的流入使馬克升值、通貨膨脹壓力赫然凸現。增強了談判地位的勞方在勞資薪酬談判中提高工資增幅的要求助長了通脹；通脹率從1969年的2.1%驟升至1974年的7%；升值的馬克和高企的油價令許多行業訂單下降、開工不足、加上1971-1973年的“合理化進程”加速了技術進步，導致失業率上升，達到近100萬人，經濟成長下降（僅0.1%），德國陷入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為應對通脹，德國勃蘭特政府和央行推出了取消稅收優惠、增加燃油稅和提高貼現率等舉措來壓縮政府開支，但無濟於事。施密特政府改弦更張，推出復活總體需求的景氣促進計畫：通過貸款平衡和支持聯邦政府擴大投資，補貼私人投資，專門制定促進建築業、交通、環保能源的投資計畫，改革所得稅體系，降低中低階層稅收，提高育兒津貼等福利補貼；其經濟政策徘徊於凱恩斯主義（擴大政府需求）和供給指向型（減稅以活躍投資、消費、促進經濟成長和就業）之間；同時加強國際經濟合作，希望藉助建立歐洲貨幣體系合作來減弱布雷頓體系崩潰的衝擊、穩定匯率和構建穩定的外部經濟環境。但是，由於持續危機造成民眾消費欲望低迷，鋼鐵、汽車、機器製造、建築等行業結構問題突出，以及已開發國家同陷危機造成出口不振，上述措施不但未能解決德國的滯脹和失業，還導致了公共債務的巨增，使得總體調節政策歸於失敗。

經濟低速增長和持續攀升的失業（突破2百萬人）及公共債務問題在1980年代困擾著德國，促使1982年上台的右翼科爾政府，重回自由主義和發揮市場力量的老路，優先解決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其經濟、社會政策的口號是：“自由、活力和自我承擔責任”，強調政府應回歸本職任務，從“對國家和社會保障制度過度的要求中退回”，社會和政府只提供急需的社會救助和保障。其通過在社會保障領域開源（增加僱主、雇員繳費率）、節流（降低社保待遇）、實行控制政府支出、不舉新債等舉措，控制公共債務增長和鞏固財政政策初現成效；通過減稅以激活企業投資和私人需求，增加企業贏利，拉抬經濟成長的目標基本達到，而依此（甚至加上鼓勵提前退休）創造就業崗位的舉措卻收效甚微；貨幣政策上頂住了美國要求其實施擴張性貨幣和增長政策的壓力，堅持控制通脹、保衛馬克對內幣值穩定，尤其是拒絕了1987年美國逼迫馬克過度升值、從而危及德國出口的無理要求。

破解惡性循環

到了1990年代，兩德統一，全球化衝擊、老年化構成了對德國經濟、社會甚或萊茵模式的嚴重挑戰，不僅低增長（不到2%）、高失業（最高近400萬左右）始終困擾這一階段的德國社會，且“德國病”綜合症異常嚴重，消費年均增幅僅1.5%，投資多年負增長，財政赤字超過3%，公共債務十年增長1.1倍，令德國從歐洲經濟的火車頭淪為“大拖斗”。

兩德統一對德意志民族來說無疑是一大幸事，但短暫的統一景氣在1990年代初一閃而過。為實現經濟體制轉型、重建東部的基礎設施和社保體系，包括共同振興東部工程和統一基金在內，各級政府對東部的轉移支付至1990年代中期已逾萬億馬克，拖累了西部經濟。為籌集資金和遏止通脹，德國政府不得不連續10餘次提高主導利率，導致大量遊資流入，歐洲貨幣體中的英鎊和里拉等也因此遭受衝擊。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德國經濟的走弱，主要是由於福利制度等一系列結構性原因，和兩德統一負擔等臨時性事件綜合作用的結果。過度保障的社會福利制度推高了生產成本，形成了“低增長下高福利——高稅收——高負債——高成本——低投資——低增長”的惡性循環。從1970年代初到1990年代末，德國人均福利支出增加了5.3倍多，成為拖累經濟成長的後腿；1970、1980年代，產業結構中過於保護夕陽產業和對信息技術產業等研發保守滯後，使其缺乏富於增長力的主導引領產業；企業治理體制的缺乏靈活性和以利潤為首的激勵機制，使微觀經濟缺乏活力；過度的解僱保護和過高的失業保障待遇等造成勞動力市場的僵化，失業率難減。

面對不斷上漲的失業率，束手無策的科爾政府1998年為社民黨格哈德·施洛德政府所替代，作為左翼政黨的右翼領導人，施洛德的經濟政策主張兼容了左右兩方思想：一方面堅持通過減稅激發投資和消費者的需求，活躍經濟。另一方面，在社保領域，和前任一樣提倡個人承擔責任的同時，儘量保持原來待遇，不提高社保繳費，轉而用生態稅來填補缺口和提倡環保，以體現其左翼色彩。

德國經濟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