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7年10月31日，馬丁·路德在德國貼出《九十五條論綱》反對羅馬教廷出售贖罪券，從而引發了歐洲規模的宗教改革運動。在羅馬教廷的反擊聲中，指責路德的改革理論引起社會動亂是主要理由之一。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德國宗教改革
- 提出者：馬丁·路德
- 提出時間：1517年10月31日
- 適用領域範圍：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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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宗教改革之所以首先爆發於德國，是由於德國存在特殊的經濟政治情況。
15世紀末和16世紀初，德國經濟有了顯著的發展。封建經濟仍占統治地位，但個別工業部門已經出現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因素，出現了分散型甚至少數集中型的手工工場。德國銀礦開採和冶煉技術的進步尤其突出。從1460~1530年間，德國的銀礦年產量增加5倍，最高年產量約300萬盎司。商業也相當繁榮。德國位處歐洲商路中心，東西新航路發現後，商路雖有轉移，但從印度經過義大利運來的東方商品，仍需經由德國運往北歐。這時，出現了一些著名的銀行家，富格爾家族在1564年已經擁有470萬古爾登的巨額資本。德國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是它的分散性，全國沒有形成統一的市場，大城市多半分布在邊區，和外國的聯繫要比和本國的聯繫更為密切。
馬丁·路德本人也早就意識到廣大信眾會借他的某些言論發起一場“在德意志土地上的大暴動”。儘管他一再申明“順服政府是基督徒的本分”，他一再引用聖保羅的訓導告誡基督的信徒要為了上帝的命令、為了個人的良心而服從政府當局，但是，他也一再地譴責教皇的專橫，尤其是主張依靠聖靈的指引，個人閱讀和理解《聖經》，為基督徒的信仰自由開闢了廣闊的道路。因此，一方面，當1521年5至6月的愛爾福特牧師風暴和1521年底至1522年初的維登貝格動亂出現之後，路德反覆地告誡他的追隨者，在傳播福音時，不要過於激進，不要使用武力，並特別提醒他們要避免民眾騷亂；另一方面時，路德又嚴厲地聲討以羅馬教皇為首的羅馬教會，聲討羅馬教會中人對上帝話語的輕視，因而使社會的反抗力量得到鼓舞。儘管當農民戰爭爆發以後，路德先後寫出《和平訓誡》和《反對農民殺人越貨》等文章，試圖澄清農民戰爭中對他的理論曲解，然而，從事實出發，路德的改革理論確實為1525年的德國農民戰爭奠定了理論基礎。 以士瓦本地區起義農民的《十二條款》為例。在討論制定這份可代表德國起義農民利益的宣言式檔案時，馬丁·路德的名字被寫在顧問的名單之中；在與《十二條款》有關的另外兩份檔案中，路德被提名為“神聖律法”詮釋委員會的委員和“基督徒協會”的首要人物。路德對此的回應就是《和平訓誡》。其中，路德首先指出社會動亂的根源在於封建領主和各類諸侯，路德勸喻他們要善待農民，要向農民做出溫和的讓步。接著，路德又勸喻農民不要訴諸武力，更不要以《聖經》作為暴力行動的依據，他強調基督徒的法則是順服權柄。最後，路德勸喻諸侯和農民雙方，要按照基督對信徒的訓導行事，不要戰爭；如果戰爭真的爆發，他們不僅會失去自己的靈魂，而且還會毀滅德意志。39然而不能不承認，《十二條款》的主調是路德的改革思想，農民為戰爭所做的宣傳直接根據路德所號召的“唯有聖經”的精神。在短短的千餘字的12個條目中，《條款》引用《聖經》經文幾近60節。農民相信，只要以《聖經》為根據，戰爭就完全合法。與起義農民相似，許多神學家、修道士和堂區牧師，從路德的理論中獲得啟發和動力，重新研讀《聖經》。但是，在此必須強調，他們採用了不同於路德的視角，並得出了不同於路德的結論。農民戰爭的領袖托馬斯·閔採爾，其行動，其關於世界末日的十架神學、苦難神學和聖靈神學等等理論，都是以路德為根據。正如在1520年7月的一封信中所說，閔採爾自己“是通過路德相信了福音書”。40但是，閔採爾的關注點在社會，在社會階層及階層間的不平等，從《聖經》經文中他得出了天國就在此世、人類自己可以建起“新天新地”的結論。這與路德呼籲的馴服當下權柄大異其趣。
其他信息
在反對者看來，路德的宗教改革理論引發了德國的農民戰爭，他的某些神學觀念促使基督徒的自由從信仰領域擴大到社會領域，並危及到教會統治和世俗政府的權威。路德是德國社會動亂的負咎者。然而，應該看到，路德引發的是一場神學爭論。路德一派所堅持的是一種富有激情的思考意識和追求真理的革命精神，在教會歷史上，這種意識挽救了或說振興了基督教信仰；在社會歷史上，這種精神開闢了一個新的時代，一個在教科書上稱為近代的新時代。歐洲近代歷史上的許多突出特徵，例如民族國家誕生、思想解放、等級制度瓦解等等，都可以從路德教派的理論中找到根據，也都可以按照路德的思維方式在《聖經》中找到神聖的支持。但是，還應該看到，這一切都超出了路德個人的本意。馬丁·路德的一份大學教授慣例式的《關於贖罪券的九十五條論綱》原本只是那個時代教會改革呼聲中的一聲，其結果卻不僅是一場神學的和教會的大變革，而且還是一場世俗社會的大變動。因此，如果可以說馬丁·路德是16世紀初期德國社會動亂的肇始者，那么同樣可以說馬丁·路德是歐洲近代社會的創始人。當然，近代社會的和諧與否不是一位宗教改革家所能決定的，正如中世紀末期的社會動亂不能完全歸咎於一位神學思想家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