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活看不見的手:為古典自由主義辯護》以毫不妥協的態度反對“干預主義”，呼籲回歸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秩序，消除政府和國際組織的干預，在國際貿易和全球資本的自由化中復活“看不見的手”之作用；而國家主義者對市場的改良式做法，只會威脅到全球經濟的發展與穩定。作者以獨特的經濟學視角，不僅為經濟的全球化作了辯護，而且有力地回應了反全球化者在文化與道德上對全球化的不滿。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復活看不見的手:為古典自由主義辯護
- 作者：迪帕克•拉爾
-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 頁數：328頁
- 開本：16
- 品牌：江蘇譯林
- 外文名：Reviving the Invisible Hand
- 譯者：史軍
- 出版日期：2012年9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44725941, 7544725944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專業推薦,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復活看不見的手:為古典自由主義辯護》為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重要代表人物、“朝聖山學會”前會長、世界銀行中國代表處前首席經濟學家迪帕克·拉爾的最新力作。作者以毫不妥協的態度反對“干預主義”，呼籲回歸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秩序。
作者簡介
作者：（美國）迪帕克·拉爾 譯者：史軍
迪帕克·拉爾，新古典主義經濟發展理論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國際發展研究院詹姆斯·S.科爾曼講席教授、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名譽教授，曾任世界銀行中國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並曾在多家政府機構和國際機構擔任經濟顧問，著有《讚美帝國》、《發展經濟學的貧困》、《無法預料的後果》、《印度均衡》等。
迪帕克·拉爾，新古典主義經濟發展理論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國際發展研究院詹姆斯·S.科爾曼講席教授、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名譽教授，曾任世界銀行中國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並曾在多家政府機構和國際機構擔任經濟顧問，著有《讚美帝國》、《發展經濟學的貧困》、《無法預料的後果》、《印度均衡》等。
專業推薦
如果亞當·斯密和大衛·休謨穿越至當下，他們也一定會討論全球化、人權、外包與自由貿易、資本管制、中國和印度的崛起、環境問題、伊斯蘭極端主義、福利國家、美國的對外政策，以及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議題；因此，如果你想全面系統地了解新古典自由主義者的立場，迪帕克·拉爾的這部精彩著作絕不能錯過。
——羅納德·芬德雷，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本書為古典自由主義立場所作的絕妙而精彩的辯護，會對有關全球化的爭論作出極具價值的貢獻。
——哈羅德·詹姆斯，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全球化的終結》作者
——羅納德·芬德雷，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本書為古典自由主義立場所作的絕妙而精彩的辯護，會對有關全球化的爭論作出極具價值的貢獻。
——哈羅德·詹姆斯，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全球化的終結》作者
圖書目錄
前言1
導論5
“資本主義”的起源5
全球化13
第1章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22
重商主義25
19世紀的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27
英國領導下的和平與經濟發展38
第一個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的終結42
再造一個新的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47
第2章從“自由放任”到“干預教條”54
古典自由主義與自由放任54
19世紀英國的貧困與工業化58
“來自天堂的恩賜”：分配主義60
競爭與壟斷62
“內嵌式自由主義”在美國的興起66
第3章自由貿易的命運更迭69
自由貿易的起起落落69
美國的經濟政策72
新貿易保護主義76
特惠貿易協定的出現78
另一股反全球化的力量？88
調整性援助？93
世界貿易組織將何去何從？95
附錄：自由貿易與自由放任理論100
第4章貨幣與金融105
國際貨幣制度107
國際資本流動115
全球金融基礎設施134
第5章貧困與不平等140
貧困人口調查141
收入差距149
外國援助154
第6章道德與資本主義166
引論166
分析框架167
物質信念和宇宙信念的變化170
團隊精神對個人主義173
從維多利亞時代的美德到現代美德177
現代化與西方化182
結語198
第7章“人性化的資本主義”200
引論200
正義與自由201
權利204
社會家長主義與干預主義206
道德家長主義與新維多利亞主義208
資本主義與幸福211
備受抨擊的公司214
結語222
第8章綠黨與全球混亂224
引論224
非政府組織的興起224
可持續發展230
綠黨與生態帝國主義234
走向世界混亂248
第9章結束語252
注釋258
參考文獻297
譯後記329
導論5
“資本主義”的起源5
全球化13
第1章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22
重商主義25
19世紀的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27
英國領導下的和平與經濟發展38
第一個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的終結42
再造一個新的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47
第2章從“自由放任”到“干預教條”54
古典自由主義與自由放任54
19世紀英國的貧困與工業化58
“來自天堂的恩賜”：分配主義60
競爭與壟斷62
“內嵌式自由主義”在美國的興起66
第3章自由貿易的命運更迭69
自由貿易的起起落落69
美國的經濟政策72
新貿易保護主義76
特惠貿易協定的出現78
另一股反全球化的力量？88
調整性援助？93
世界貿易組織將何去何從？95
附錄：自由貿易與自由放任理論100
第4章貨幣與金融105
國際貨幣制度107
國際資本流動115
全球金融基礎設施134
第5章貧困與不平等140
貧困人口調查141
收入差距149
外國援助154
第6章道德與資本主義166
引論166
分析框架167
物質信念和宇宙信念的變化170
團隊精神對個人主義173
從維多利亞時代的美德到現代美德177
現代化與西方化182
結語198
第7章“人性化的資本主義”200
引論200
正義與自由201
權利204
社會家長主義與干預主義206
道德家長主義與新維多利亞主義208
資本主義與幸福211
備受抨擊的公司214
結語222
第8章綠黨與全球混亂224
引論224
非政府組織的興起224
可持續發展230
綠黨與生態帝國主義234
走向世界混亂248
第9章結束語252
注釋258
參考文獻297
譯後記329
序言
前言
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當開發中國家強烈要求建立一種國際經濟新秩序時，我就寫了一本小冊子（《發展經濟學的貧困》（The Poverty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來質疑“干預教條”（Dirigiste Dogma）。對於開發中國家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要求來說，“干預教條”已經落伍了，並且受到當時熱門的“發展經濟學”理論的誤導。那本書出乎意料地得到了人們的認同。同時，我相信它業已對許多人產生了影響，並使他們確信，“干預教條”的害處是造成了世界的貧困。
“干預教條”包含一組相互聯繫的信念：首先，價格機制或市場經濟的運行，需要被各種各樣的直接政府控制措施所取代（而不僅僅是補充），否則就無法促進經濟發展。其次，傳統的價格理論（微觀經濟）並未將公共政策設計作為主要的考慮對象。而正確的做法是：政府應該對巨觀經濟核算總額給予首要關注，以便制定和實施一項快速而公平的增長“策略”。第三，古典自由主義的自由貿易實踐對開發中國家是不適用的，而對國際貿易與國際支付施加政府限制才是經濟發展所必須的。最後，為了減少貧困和改善國內收入分配，需要大量與持久的政府干預。這樣就能對財富進行再分配，並通過普遍的價格與工資控制來操縱不同類型勞動者與資本的回報。《發展經濟學的貧困》一書雖然接受了矯正貧困式增長這一目標，但它表明了，為何干預的萬能藥是問題所在，而非問題的解決辦法。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人們已經普遍接受了對“干預教條”越來越多的批判。
隨後的改革時代——既包括第三世界的改革，也包括第二世界的改革——所預示的，似乎是一個接受所謂華盛頓共識的新時代。因為有越來越多的國家，最著名的就是中國和印度，實行了經濟自由化，並加入了全球化的陣營。但是，干預的衝動並未就此消失。它現在變身為一種新干預主義，並且像過去一樣，得到了各類知識分子的擁護。《發展經濟學的貧困》一書雖然歷經數次修訂，且在每次修訂中我都力圖通過各種附錄使它與時俱進，然而，它在許多方面仍然過時了。因為這種新干預主義雖然是由相同的團隊精神衝動所激發的，但是自“真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國家消失之後，干預主義已經改變了它的姿態。這種新干預主義目前提出的主張是第三條道路：創造“人性化的資本主義”。它不再期望用中央計畫代替價格機制，而是力圖調節市場經濟運行，以克服所謂的“市場失靈”，同時促進各種“道德”與“社會”目標。
許多抗議者在西雅圖、熱那亞的大街上遊行，或者是每年在阿雷格里港開會，以反對他們所察覺到的全球化之弊病和他們所說的“新自由主義”，這些行為不過是對這種“新干預主義”的附和。他們的盛怒源於各種道德的或真實的訴求。然而，即便這些問題更為嚴重，也並不是全球化本身使然，而是他們所反對的資本主義之全球化使然。因為催生出現代化的資本主義，甚至從它在西歐中世紀盛期出現之日起，就一直飽受攻擊。
幾年前，我開始了一項有關“全球化與秩序”的寫作計畫，其目的就是反對這種新干預主義。這項寫作計畫旨在表明：他們的這些主張要么是錯誤的，要么是返祖性的，要么是以沉澱在內心的、文化上不夠周全的西方基督徒的特殊價值觀為基礎的。這項寫作計畫也試圖展現帝國與全球化之間的聯繫。這一初稿的許多讀者——特別是戴維·亨德森與安格斯·麥迪森——都勸我將它修改為兩本相互補充的著作：一本論述帝國，另一本論述有關發展的最新爭論。本書就是其中的第二本，第一本書的書名是《讚美帝國》（In Praise of Empires）（拉爾，2004a）。這兩本書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重疊之處。本書詳細論證了為什麼要支持古典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及其全球化實踐。《讚美帝國》則在一定程度上探討了古典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實踐中所存在的一個重要缺陷，即它遠離權力政治，並相信，國際自由主義經濟秩序所需要的全球秩序，會作為有限政府及在國內得到促進的單邊自由貿易的副產品而自然出現。因此，這兩本書是相互補充的：《讚美帝國》研究國際政治方面的內容，而本書研究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國際經濟方面的內容。這兩本書都力求在一個廣泛的、跨文化的歷史背景中探討當代的爭論。
與《發展經濟學的貧困》一書一樣，本書所針對的也是普通讀者。因此，對專家們來說，我所試圖解釋清楚的各種經濟學框架會顯得單調乏味或過分簡單。但是，如果要讓感興趣的門外漢了解那些作為當前有關全球化的公共爭論之基礎的問題，這樣寫就是必要的。此外，由於理解和反對這種新干預主義都會涉及價值問題，因此，這本書在內容上比《發展經濟學的貧困》一書更為寬泛，它不僅探討較小範圍內的技術專家的經濟學問題，而且還探討與政治和文化有關的問題——這也是我過去十年所關注的問題。出於這些原因，本書還會引用我的著作《貧困、平等與增長的政治經濟學——比較研究》（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verty, Equity and Growth-A Comparative Study）（與拉·敏合著），該書涉及政治方面的內容；以及我的新近著作《無意識的後果——要素稟賦、文化與政治對長期經濟績效的影響》（Unintended Consequences-The Impact of Factor Endowments, Culture and Politics on Long Run Economic Performance），該書涉及發展的文化方面的內容。但是，與《發展經濟學的貧困》一樣，我不會深入探討各種學術爭論與專業研究。它們只適合在學術論文中出現，而若在這本著作中出現，就純粹是故弄玄虛了。因為本書的讀者是那些更願意從諸種關於發展的爭論中獲取問題的要點，而不是喜好變幻莫測的煙霧彈的人——不過，注釋與參考文獻還是會向那些有此興趣的普通讀者提供一些指引。就像我在1985年版《發展經濟學的貧困》一書的前言中所寫的那樣：“這些爭論所探討的觀念具有公共後果。在我看來，學問的一個基本功能必須是使這些觀念為普通公眾所理解，這樣才能使他們對利害攸關的事情作出判斷。”另外，這本為全球資本主義進行辯護的著作，是從古典自由主義的立場來進行著述的。它為經濟自由主義提供了一個建立在證據與論證之上的辯護，這種辯護比許多全球化的新近擁護者看似願意給予的更為有力，因為他們仍然受到我在本書中所質疑的這種新統制的一些影響。如果本書最終像《發展經濟學的貧困》一樣，“讀起來更像一本小冊子，而非一本常規的學術著作”，那真是件幸事。因為正如凱恩斯在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的回憶錄中所寫的那樣：“經濟學家必須讓亞當·斯密獨自享有四開本巨著的盛譽，而他們自己必須把握每一天，經常寫作大眾讀物，並將小冊子四處散發。如果這樣做能夠實現不朽的話，那也只是巧合而已。”（拉爾，2000，第xviii頁）
我要感謝蘇爾吉特·巴拉、哈羅德·德姆塞茨、斯坦利·恩格爾曼、戴維·亨德森、馬茨·倫達爾、安格斯·麥迪森和拉茲恩·薩莉對我的一份關於“全球化與秩序”的初稿所作的評論，因為這些評論構成了本書的一部分。還要感謝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的裁判員們，他們對書稿的尖銳評論極大地促進了它的完善。最後，我要感謝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克里斯·德穆特和尼克·埃伯施塔特，他們邀請我在2002年的“溫特講座”（Wendt Lecture）做了關於“為帝國辯護”的演講，我在這場演講中提出了這本作為《讚美帝國》一書之補充著作的一些論點。
在各種社會學家、哲學家、政治學家及一些經濟學家紛紛流露出有關全球化的不和諧音中，本書所依據的古典自由主義觀點即使沒有被誤解，也常常是含混不清的。通過對古典自由主義的實踐——我相信它仍有強大的力量將它所產生的現代化與繁榮昌盛帶給世人——的重新闡述，我堅信在本書致謝中我的那些已故的古典自由主義朋友們會感到滿意，因為他們將看到古典自由主義者並沒有繳械投降。
迪帕克·拉爾洛杉磯與倫敦
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當開發中國家強烈要求建立一種國際經濟新秩序時，我就寫了一本小冊子（《發展經濟學的貧困》（The Poverty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來質疑“干預教條”（Dirigiste Dogma）。對於開發中國家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要求來說，“干預教條”已經落伍了，並且受到當時熱門的“發展經濟學”理論的誤導。那本書出乎意料地得到了人們的認同。同時，我相信它業已對許多人產生了影響，並使他們確信，“干預教條”的害處是造成了世界的貧困。
“干預教條”包含一組相互聯繫的信念：首先，價格機制或市場經濟的運行，需要被各種各樣的直接政府控制措施所取代（而不僅僅是補充），否則就無法促進經濟發展。其次，傳統的價格理論（微觀經濟）並未將公共政策設計作為主要的考慮對象。而正確的做法是：政府應該對巨觀經濟核算總額給予首要關注，以便制定和實施一項快速而公平的增長“策略”。第三，古典自由主義的自由貿易實踐對開發中國家是不適用的，而對國際貿易與國際支付施加政府限制才是經濟發展所必須的。最後，為了減少貧困和改善國內收入分配，需要大量與持久的政府干預。這樣就能對財富進行再分配，並通過普遍的價格與工資控制來操縱不同類型勞動者與資本的回報。《發展經濟學的貧困》一書雖然接受了矯正貧困式增長這一目標，但它表明了，為何干預的萬能藥是問題所在，而非問題的解決辦法。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人們已經普遍接受了對“干預教條”越來越多的批判。
隨後的改革時代——既包括第三世界的改革，也包括第二世界的改革——所預示的，似乎是一個接受所謂華盛頓共識的新時代。因為有越來越多的國家，最著名的就是中國和印度，實行了經濟自由化，並加入了全球化的陣營。但是，干預的衝動並未就此消失。它現在變身為一種新干預主義，並且像過去一樣，得到了各類知識分子的擁護。《發展經濟學的貧困》一書雖然歷經數次修訂，且在每次修訂中我都力圖通過各種附錄使它與時俱進，然而，它在許多方面仍然過時了。因為這種新干預主義雖然是由相同的團隊精神衝動所激發的，但是自“真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國家消失之後，干預主義已經改變了它的姿態。這種新干預主義目前提出的主張是第三條道路：創造“人性化的資本主義”。它不再期望用中央計畫代替價格機制，而是力圖調節市場經濟運行，以克服所謂的“市場失靈”，同時促進各種“道德”與“社會”目標。
許多抗議者在西雅圖、熱那亞的大街上遊行，或者是每年在阿雷格里港開會，以反對他們所察覺到的全球化之弊病和他們所說的“新自由主義”，這些行為不過是對這種“新干預主義”的附和。他們的盛怒源於各種道德的或真實的訴求。然而，即便這些問題更為嚴重，也並不是全球化本身使然，而是他們所反對的資本主義之全球化使然。因為催生出現代化的資本主義，甚至從它在西歐中世紀盛期出現之日起，就一直飽受攻擊。
幾年前，我開始了一項有關“全球化與秩序”的寫作計畫，其目的就是反對這種新干預主義。這項寫作計畫旨在表明：他們的這些主張要么是錯誤的，要么是返祖性的，要么是以沉澱在內心的、文化上不夠周全的西方基督徒的特殊價值觀為基礎的。這項寫作計畫也試圖展現帝國與全球化之間的聯繫。這一初稿的許多讀者——特別是戴維·亨德森與安格斯·麥迪森——都勸我將它修改為兩本相互補充的著作：一本論述帝國，另一本論述有關發展的最新爭論。本書就是其中的第二本，第一本書的書名是《讚美帝國》（In Praise of Empires）（拉爾，2004a）。這兩本書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重疊之處。本書詳細論證了為什麼要支持古典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及其全球化實踐。《讚美帝國》則在一定程度上探討了古典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實踐中所存在的一個重要缺陷，即它遠離權力政治，並相信，國際自由主義經濟秩序所需要的全球秩序，會作為有限政府及在國內得到促進的單邊自由貿易的副產品而自然出現。因此，這兩本書是相互補充的：《讚美帝國》研究國際政治方面的內容，而本書研究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國際經濟方面的內容。這兩本書都力求在一個廣泛的、跨文化的歷史背景中探討當代的爭論。
與《發展經濟學的貧困》一書一樣，本書所針對的也是普通讀者。因此，對專家們來說，我所試圖解釋清楚的各種經濟學框架會顯得單調乏味或過分簡單。但是，如果要讓感興趣的門外漢了解那些作為當前有關全球化的公共爭論之基礎的問題，這樣寫就是必要的。此外，由於理解和反對這種新干預主義都會涉及價值問題，因此，這本書在內容上比《發展經濟學的貧困》一書更為寬泛，它不僅探討較小範圍內的技術專家的經濟學問題，而且還探討與政治和文化有關的問題——這也是我過去十年所關注的問題。出於這些原因，本書還會引用我的著作《貧困、平等與增長的政治經濟學——比較研究》（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verty, Equity and Growth-A Comparative Study）（與拉·敏合著），該書涉及政治方面的內容；以及我的新近著作《無意識的後果——要素稟賦、文化與政治對長期經濟績效的影響》（Unintended Consequences-The Impact of Factor Endowments, Culture and Politics on Long Run Economic Performance），該書涉及發展的文化方面的內容。但是，與《發展經濟學的貧困》一樣，我不會深入探討各種學術爭論與專業研究。它們只適合在學術論文中出現，而若在這本著作中出現，就純粹是故弄玄虛了。因為本書的讀者是那些更願意從諸種關於發展的爭論中獲取問題的要點，而不是喜好變幻莫測的煙霧彈的人——不過，注釋與參考文獻還是會向那些有此興趣的普通讀者提供一些指引。就像我在1985年版《發展經濟學的貧困》一書的前言中所寫的那樣：“這些爭論所探討的觀念具有公共後果。在我看來，學問的一個基本功能必須是使這些觀念為普通公眾所理解，這樣才能使他們對利害攸關的事情作出判斷。”另外，這本為全球資本主義進行辯護的著作，是從古典自由主義的立場來進行著述的。它為經濟自由主義提供了一個建立在證據與論證之上的辯護，這種辯護比許多全球化的新近擁護者看似願意給予的更為有力，因為他們仍然受到我在本書中所質疑的這種新統制的一些影響。如果本書最終像《發展經濟學的貧困》一樣，“讀起來更像一本小冊子，而非一本常規的學術著作”，那真是件幸事。因為正如凱恩斯在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的回憶錄中所寫的那樣：“經濟學家必須讓亞當·斯密獨自享有四開本巨著的盛譽，而他們自己必須把握每一天，經常寫作大眾讀物，並將小冊子四處散發。如果這樣做能夠實現不朽的話，那也只是巧合而已。”（拉爾，2000，第xviii頁）
我要感謝蘇爾吉特·巴拉、哈羅德·德姆塞茨、斯坦利·恩格爾曼、戴維·亨德森、馬茨·倫達爾、安格斯·麥迪森和拉茲恩·薩莉對我的一份關於“全球化與秩序”的初稿所作的評論，因為這些評論構成了本書的一部分。還要感謝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的裁判員們，他們對書稿的尖銳評論極大地促進了它的完善。最後，我要感謝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克里斯·德穆特和尼克·埃伯施塔特，他們邀請我在2002年的“溫特講座”（Wendt Lecture）做了關於“為帝國辯護”的演講，我在這場演講中提出了這本作為《讚美帝國》一書之補充著作的一些論點。
在各種社會學家、哲學家、政治學家及一些經濟學家紛紛流露出有關全球化的不和諧音中，本書所依據的古典自由主義觀點即使沒有被誤解，也常常是含混不清的。通過對古典自由主義的實踐——我相信它仍有強大的力量將它所產生的現代化與繁榮昌盛帶給世人——的重新闡述，我堅信在本書致謝中我的那些已故的古典自由主義朋友們會感到滿意，因為他們將看到古典自由主義者並沒有繳械投降。
迪帕克·拉爾洛杉磯與倫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