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製繙譯四書集注》出自《四庫全書》，編寫年代為清代。
基本介紹
- 書名：御製繙譯四書集注
- 裝幀：平裝
- 開本：16開
- 正文語種：簡體中文
概述,分類,《御製五體清文鑒》,朱熹《四書集注》簡介,文化意義,
概述
《御製繙譯四書集注》是四庫全書經部代表作品，同系列還有，《日講四書解義》和《欽定繙譯五經》，為宋代朱熹編寫。.《四書集注》十九卷，滿漢合璧，十四冊，道光十八年（1838）京都琉璃廠炳蔚堂朱氏刻本。白口，四周雙邊，半葉十二行，行字不等。版心依次為漢文書名，單黑魚尾，漢文頁碼。書名頁鐫“四書集注”、“滿漢字合璧”、“京都琉璃廠炳蔚堂朱氏藏板 道光戊戌秋月重刊校對無訛”、“每部紋銀肆兩整”。在牌記上直接鐫刻書價的中國古籍圖書亦不多見。
分類
《御製五體清文鑒》
滿漢蒙藏維合璧，三十六冊，線裝，民國影印本。頁面高28厘米，寬14.5厘米，版框高19厘米，寬10.8厘米，白口，四周單邊，半葉四行，小字雙行，版心依次為滿文書名、類目，漢文類目、頁碼；鈐“中國長春鐵路公司中央圖書館 民國37 5.17”朱文橢圓印、“中國長春鐵路公司中央圖書館圖書印”朱文方印和大連圖書館藏書印，每冊末頁均鈐“東洋文庫（油印字——作者注）殿寄贈”朱文方印。“中國長春鐵路公司中央圖書館”是抗日戰爭勝利後，“滿鐵大連圖書館”被蘇軍接管時的稱謂，至1950年12月由旅大市人民政府接管，改名為“旅大圖書館”。
《御製清文鑒》始編於康熙十二年（1673），歷經35年，康熙四十七年（1708）完成。後來，以此為基礎增補成《御製增訂清文鑒》，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編定，將原有辭彙譯為漢文，並附有滿文對音，以及滿文的漢字切音。《御製滿珠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鑒》則是乾隆四十四年（1779）敕撰，乾隆五十七年（1792）校刊發行。《御製四體清文鑒》與《御製五體清文鑒》的編纂時間尚無定論。但最晚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四體”與“五體”都已在編纂當中；而後者是在前者的編寫過程中，奉旨增加維吾爾文及其滿文注音，並在原藏文下添注兩種注音而成。三、四、五體的增修，使《清文鑒》系列臻於完善，堪稱康乾盛世之作。
《御製五體清文鑒》的成書時間約為乾隆五十六年（1791），早於《御製四體清文鑒》的乾隆五十九年（1794）。從現在看，它是一系列《清文鑒》中最具語言學價值和文物價值的一部：以阿里噶里字（一種蒙文注音系統）和滿文字母為藏文注音，並加維吾爾（回）文及其滿文注音而成五體，特別是維吾爾文為今日少見之古字。該書成書之後並無刊本大量發行，文物價值頗高。從留存至今的檔案記載看，當時只有三部抄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宮中檔簿載，乾隆五十五年至五十六年間，懋勤殿收存兩部；遼寧省檔案館藏盛京內務府檔案載，盛京（今瀋陽）故宮收存一部。從《全國滿文圖書資料聯合目錄》看，國內現僅存有兩部抄本，一部藏故宮博物院，另一部藏雍和宮。《世界滿文文獻目錄 初編》（富麗編，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1983年）載日本東洋文庫藏一套四函三十六冊，但無版本項著錄。日本著名學者、“近代日本漢學第一人”內藤湖南於1912年曾到中國奉天（今瀋陽）故宮的翔鳳閣，在秘密狀態下以十天的時間，對整部《五體清文鑒》總計2600頁，拍攝了5300多張照片，帶回日本。內藤湖南還提及，“聽說百鳥庫吉博士曾經在法國巴黎見過同樣的本子，如果果真與我們拍攝的這本相同的話，那么，也許是英法聯軍侵入圓明園時掠得的”。
朱熹《四書集注》簡介
“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格，至也；物，猶事也。” ……推盡吾之知識，窮致事物之理，是為“格物致知” 《四書集注》是《四書章句集注》的簡稱，作者是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朱熹。 《四書集注》是朱熹為《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所作的注。有 《大學章句》1卷、《中庸章句》1卷、《論語集注》10卷、《孟子集注》14卷。 朱熹是一位學問淵博的經學家，一生為編撰《四書集注》傾注了大量心血。他自稱 從30歲起便開始對《論語集注》、《孟子集注》下功夫。隆興元年（1163年），他曾取 二程及其門人朋友數家之說撰成《論語要義》。後又作《論語訓蒙口義》，以便於童子 習學。乾道八年（1172年），朱熹又取二程、張載、范祖禹、呂希哲、呂大臨等幾家之 說，加工薈萃，條疏整理，編成《論語精義》和《孟子精義》，後改名為《集義》。在 以上兩書的基礎上，又進一步修改加工，於淳熙四年（1177年）完成了《論語集注》和 《孟子集注》。因在注釋《論語》、《孟子》時，大量引用了二程及他人的說法，故以 《集注》命名。 《大學》與《中庸》原是《禮記》中的篇章，至宋代時被單獨抽出。朱熹對二書加 以注釋，並都加了“序”、“序引”，每章之後都進行總括。尤其是《大學》一書，朱 熹以程頤的《改正大學》為底本，將《大學》分為“經”1章，傳10章，重新編排了章 節。為了闡釋理學思想，還按照自己的意思編撰了一篇“格物傳”補入《大學》中。朱 熹對《大學》、《中庸》的注釋以直抒己見為主，故名之為《大學章句》和《中庸章 句》，完成時間是淳熙十六年（1189年）。 朱熹用畢生精力撰寫和反覆修改《四書集注》，前後凡40年。直至臨死前仍在修改 《大學章句》中“誠意”章的注。真可謂孜孜矻矻，死而後已。 《四書集注》充分反映了朱熹的“道統”學。朱熹繼承二程的觀點和作法，非常尊 崇《孟子》和《禮記》中的《大學》、《中庸》，讓三者與《論語》並列。他在《大學 章句》中推論說，《大學》中經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而10章傳，是 “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又在《中庸章句》中認為，《中庸》是“孔門傳授心法，子 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總之，儒家之道是由孔子創立，再經過曾 參、子思傳至孟子，形成了這樣一個儒家道統。但再往後，這個道統就中斷了。直至宋 代，才出現了河南程氏二夫子程顥、程頤，再加上朱熹自己，儒家道統才得以繼續。這 就將程朱理學與儒家經典緊密聯繫起來，抬高了程朱理學的地位。 《四書集注》的編排次序，也頗具深意，將《大學》排在首位，《中庸》次之，而 後才是《論語》、《孟子》。在朱熹看來，《大學》是“初學入德之門”，初學者應先 學《大學》，然後再學其他。《大學章句》內容豐富，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八條目”，是理學之倫理、政治、哲學的基本綱領，包含 了理學之主要內容，所以朱熹特別看重它。《中庸》是“孔門傳授心法”的重要著作， 是儒家相傳的思想原則，“中庸”是道德行為的最高標準，《中庸》所提出的“博學之， 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的學習過程和認識方法亦為朱熹所推重。所以，《大學》和 《中庸》在朱熹的思想體系中，就占有很高的地位，它們的地位可“至比六經”，或在 六經之上。這一點對後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四書集注》也反映了朱熹的治學風格。在文字訓詁方面，他字斟句酌，反覆修改， 力求通達和洗鍊。當然，由於時代的局限，也難免會有錯誤，後經清代學者加以指出改 正。朱熹注釋《四書集注》，不局限於煩瑣的考據，更多的是從整體上探求與把握原書的思想體系，因而，他對古代儒學思想的理解往往比較深入。《四書集注》很重視義理的闡發，是以義理解經的代表作。書中的註解對我們理解原書的意思有一定的幫助。但朱熹並不是只作詮釋文字和解釋闡發原文義理的工作，他還把自己的觀點巧妙地貫穿其中，有時甚至不惜增加原書內容或改變原書的順序。當然，在作改動的地方，他都加了說明，由此可見他的治學態度是比較嚴肅的。
文化意義
《四書集注》是朱熹的主要著作。《四書集注》（通稱《四書》）是指《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四本書，連同《五經》（《周易》、《詩經》、《尚書》、《禮記》、《春秋》），合稱《四書五經》，被公認為中國最主要的文化元典。在文化發展史上，《四書》和《五經》相互聯繫，代表著文化發展一脈相承、相互銜接的兩個時代。
孔子總結夏、商、周以來的歷史，收集整理《周易》、《詩經》、《春秋》等典籍，創建儒學。這些儒學經典著作在秦始皇“焚書坑儒”中遭到毀滅。西漢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定《周易》、《詩經》、《尚書》、《禮記》、《春秋》為《五經》。由此一直延續到隋唐，成為中國文化的《五經》時期。
東漢時期，思想文化界發生兩件大事。一是佛學傳入，二是道家產生。這說明當時的思想理論發展滯後，滿足不了時代的需要。原始儒學回應不了社會思想需求和佛學的挑戰，日益邊緣化。
《四書》是朱熹確立的。《四書》說法始於南宋，有朱熹才有《四書》。《五經》不包括《論語》和《孟子》。《論語》在漢代不受重視，不過是國小的教材。而《孟子》在北宋之前也是不受重視，甚至連經書都不算。朱熹認真研究《五經》，認為《周易》主要是卜辭，是占卜之書。《禮記》是禮儀制度的彙編；《尚書》與《春秋》屬於記載歷史的書；而《詩經》則是詩歌總匯。《五經》內容豐富而且龐雜，表達的意義不夠集中、明確，無法形成完整的思想理論體系。朱熹重新選定文本，將《論語》、《孟子》和《禮記》中的兩篇文章《大學》、《中庸》合併為《四書》。“退《五經》進《四書》”，確立孔子思想的主導地位。《四書》的產生，使中華文化由“五經時代”發展到了“四書時代”。
《四書》是在福建確立的。由於中原戰亂和生態環境的改變，唐宋時期政治、經濟、文化重心逐步向南方轉移。特別是多次移民潮，大大加快南方經濟社會發展。到宋代，福建浙江這一帶，經濟文化已躍居全國前列。濂學、洛學、關學、閩學的產生，反映了中國文化重心逐步南移的過程。朱熹從33歲到71歲，將近40年的時候，來修訂《四書集注》。《論語》的注釋大改七遍，直到臨終前還在修改《論語》。《四書》是在漳州首先印刷的。
《四書》回歸元典，創造元典。《四書》繼承《五經》，又發展《五經》。《四書》突出孔子和孔子思想。毛澤東指出，孔子到“宋朝朱熹以後，聖人地位就定了。到了明清兩代才被封為大成至聖文宣王之位”， 深刻說明了朱熹在維護鞏固孔子地位的歷史性作用。
馬克思指出，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人不僅是自然人、社會人，也是文化人。人不僅有自然生命，也有文化生命。民族的文化基因和文化生命主要是由該民族的文化元典決定的。文化元典融入民族精神血脈，內化為民族文化基因，構成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生命。《四書五經》等文化元典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和智慧源泉。
（作者：省委宣傳部副部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