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尹灣漢墓出土的木牘《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系統記載了西漢成帝永始四年（前13年）郡級武庫藏武器裝備的種類、數量,其技術含量及使用組合,反映了由於軍事技術的進步,漢朝的作戰方式和戰術發生的深刻變化、強弩、甲騎具裝以及經過改進的新型鋼鐵兵器,以弩機為標誌的射遠瞄準技術、以馬鐙為代表的騎術和多種功能戰車的協同作戰技術,不僅改變了這一時期的戰爭面貌,並使漢代的兵種構成發生了重大改變。
【關鍵字】： 簡牘 弩兵 裝甲騎兵 車兵 軍事史 漢朝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從尹灣《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看漢代兵種的構成
- 外文名：Four years beginning from Yin Wan "Arsenal forever chariot device set book" the composition of the han dynasty
- 作者：李斌
- 類型：文史論文
- 收錄：中文科技期刊資料庫
論文前言,文獻記載,論文說明,
論文前言
近年在江蘇連雲港市尹灣漢墓出土的簡犢中，有一枚題為《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所記分乘輿兵、車器和庫兵、車器兩大部分，逐項記載了武庫所收藏的兵、車器名稱和數量，是迄今所見有關漢代武庫最完備的統計報告，為系統研究漢代武器裝備和兵種構成提供了嶄新史料①。恩格斯曾說過:“軍隊的全部組織和作戰方式以及與之有關的勝負，取決於物質的即經濟的條件:取決於人和武器這兩種材料。”②在人類戰爭發展史上，所謂物質或經濟的條件，即體現科學技術物化成果的武器裝備，它的種類、數量及其技術含量，對兵種和戰鬥編成具有十分關鍵的作用。集簿記載的乘輿兵車器和庫兵車器兩項合計“凡兵車器種二百四十物二千三百二十六萬八千四百八十七”③。據初步研究，這么多數量的武器，足可裝備50萬人以上的軍隊④。一種完善的武器的出現，只有當其積累到相當大的數量時，才會對戰鬥編成以及作戰樣式的改變產生重大的影響。因此，《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為研究漢代兵種構成提供了系統的新史料。
尹灣，這是江蘇省東海縣溫泉鎮下轄的一個自然村。在距尹灣村西南約兩公里的高嶺上，有一處高出嶺面人工堆積的土墩。長久以來，東海民間流傳著“阿斗墓在羽山南”，這個羽山就是左傳中“昔殛鯀於羽山”的那個羽山（在溫泉鎮以北），為蘇魯兩省交界，而尹灣村西南的這處高嶺恰為羽山山脈之餘尾，因此這個2500平方米的土墩也一直被認為是傳說的“阿斗墓”。1993年2月，幾個尹灣村民在挖藥材的過程，無意打開數座漢墓，他們甚至直接打開了一號墓的棺蓋（根據劉洪起的回憶，這些村民是以挖藥材的名義進行挖墳取寶），但幸運的是，溫泉鎮黨委很快就趕到現場予以制止，同時向東海縣博物館報告。
東海縣博物館派出專職考古人員劉勁松趕到現場，補救性地清理了一號墓，同時市博物館也派出紀達凱、項劍雲協助清理鑑定，後經省文化廳批准，調用了尹灣村20餘名勞力，繼續對尹灣墓葬群中的2至6號墓進行發掘。很顯然，這是一個由市、縣部門組織的普通考古隊伍，在挖掘中，他們頗有收穫，尤其是2號墓出土兩件繒繡被面，堪稱極為珍貴的文物，但也有失望，6座墓中竟有4座被盜掘過，而6號墓則是他們最後發掘的一座墓葬，也是他們回報最豐的一座。六號墓為夫妻合葬墓，4月20日出土時，圍觀人員已達萬人，考古人員商定連夜開棺，又當眾宣布“明天開棺”，圍觀人員逐漸散去。到晚上9點，考古人員連夜開始清理6號墓，並將棺木移至尹灣村村委會，在清理男屍足部的時候，發現大量簡牘。
如此眾多的簡牘材料，完全出於考古人員的意料之外，而這種由縣市組織的草台班子很快就暴露出他的不足，造成不可彌補的遺憾。從棺液撈出簡牘時，簡牘表面上似乎還浮動著一層閃亮的油光，但墨跡很清晰，而考古人員在匆忙只是取一片，登記造冊一片，忙得不可開交，沒能一件一件地照相，鑄成了大錯。接著，在向東海縣政府、文化局和溫泉鎮黨委領導匯報的現場辦公會上，溫泉鎮一位領導隨手就從桶里取出一片木牘觀看，又是一場巨大的災害，他所拿的就是木牘中最為重要的吏員薄，他的大拇指就按在右上方，把這片木牘的標題給抹掉了，此後史學界為此爭執不一。但是最大的災害還在後面，現場辦公會決定由市博物館負責搶救和保護這批簡牘，但是由於支付給尹灣村的開工補償費用沒有到位（由於用簡單的話來說就是：拖欠農民工工資），民工不讓帶走簡牘，市博物館只能將簡牘留在尹灣村村委會達一星期之久。
災害降臨了，一星期市博物館發現在塑膠桶里浸泡的簡牘已經完全發黑，原本清晰可讀的墨書已經十分模糊了。順便說一下，建國以來，在考古發掘中，這種由於業務素質欠缺造成文物破壞的情況並不少見，如銀雀山漢墓就一個典型，在漢墓中挖掘了一整天，現場人員甚至還不知道他們腳下有著大量的漢簡，最終導致漢簡破壞嚴重，解讀工作困難重重，部分漢簡無法辨識。亡羊補牢，為時未晚，在南京博物館的協助下，對這批簡牘進行了搶救修復，總體而言，即便經過這么多的災害，這批簡牘在建國以後發現的簡牘仍是質量非常高，再加上連雲港博物館沒有壟斷這批材料，而是請來了裘錫圭、謝桂華等諸位大家成立了尹灣漢墓整理小組，其整理工作的速度之快、質量之高都是空前，並於1997年由中華書局出版了《尹灣漢墓簡牘》一書予以發表。
王國維稱：“大抵由於新材料之發現，大抵由於新材料之發現”，正是殷墟甲骨文、敦煌遺書、大內檔案、居延漢簡正是二十世紀初史學界的四大發現，而進入九十三年代，新材料出土層出不窮，殷墟有洹南花園莊東地H3甲骨窖穴之出土，周史有楊家溝青銅器，先秦諸子有郭店簡、上博簡，法律史有張家山漢簡，吳史有走馬樓吳簡，這些新材料之出土對史學界無疑是一極大的震盪，僅舉一例，十幾年前,李學勤先生曾經在一次小型座談上說,如果有人研究法律史,千萬要等一等,不要亂說話,因為張家山太重要了。而尹灣漢簡對於史學界亦是一極大之震驚，參與挖掘的劉洪石先生稱為“這恐怕是我一生最值得回味、最值得紀念的事”，從總體而言，這批簡牘數量僅百餘枚，字僅四萬餘字，比起來走馬樓吳簡的十萬餘枚是個非常小的數字，但是從史學研究的價值角度來看，尹灣漢簡中，有神烏傅這樣的文學作品，有私人文書，有術數歷譜，但是最重要的資料卻是東海郡政府文書檔案，共包括《集簿》、《東海郡吏員總簿》、《東海郡下轄長吏名簿》、《東海郡屬吏設定簿》、《武庫永始四年車器集簿》等六種簿集。
文獻記載
從文獻記載和出土文獻等地，長安、洛陽等地皆有武庫，而已挖掘的長安武庫規模宏大，東西長約710米，南北寬約322米。接著我們開始的話題，武庫里為什麼有53萬張弩，而是52萬張。在簡文中確實有“弩五十二萬六千五百二十六”的文字，不過簡文另有“乘輿弩萬一千八十一”，這個乘輿通與，也就是指皇室擁有的器物，換句話說前五十八項的統計，都是屬於皇室。
接下去我們簡略統計一下，集薄記載的兵車器數量是極其驚人：
弩弓：弩537707（乘輿11181），弓77521，小計615228
矢：弩矢11458424（乘輿34265），弓乘輿1199316（乘輿511），小計12657740
甲鎧：甲142701（乘輿379），乘輿鐵股衣225兩1奇，鎧63324，股甲衣□□□萬563，鐵甲札587299，革甲14斤。
頭盔：（左革右是）暓98226（乘輿678），馬甲（左革右是）暓5330
防牌：盾102551（乘輿2650）
槍：銅戈632（乘輿563），矛52555（乘輿2377），乘輿鈒943，鈹451222（乘輿1421），戟6634，有方78393，鍛24167，小計614546
刀劍：劍99905（乘輿4），涇路匕首24804，鋸□刀30098，刀156135，大刀127（232），小計311069
斧：鐵斧1132（136） 
尹灣漢墓出土“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初探
戰車：乘輿鉦車、鼓車、武攠車18乘，乘輿兵車24乘。
連弩車564乘，衝車37輛，將軍鼓車10乘，輕車301乘，將軍兵車比二千將□鼓車116乘，□□車180乘，鉦車8乘，鼓車6乘，戰車1乘，□□車564乘，□車1乘，武剛強弩車10乘，×轂×車1乘，戰車502乘，三輪兵車1乘（168），×佗龜車5乘，高□車11乘，□□車7兩，□□車□車2133兩，素□重車1993乘，兵□車677乘，合車2乘，蜚樓行臨車2乘。
小計7174乘（乘輿42+7132）
論文說明
弩兵的崛起
漁獵時代發明的弓箭是最早出現的遠射武器，其對於人類文明進程的影響，如同恩格斯所評述的那樣，“弓箭對於蒙昧時代，正如鐵劍對於野蠻時代和火器對於文明時代一樣，乃是決定性的武器”⑤。弩是對弓的改良，具有更高的技術含量。弓必須依靠射手的臂開張，只能即拉即發。而弩由於弩機和弩臂的作用，使開弓和發射程式可以分隔開來，除了臂張之外，還可以用撅張、腰引或多人的力量開弓，弩弓的彈射力更大，射程更遠，殺傷力更大;而且射手在捕捉攻擊目標時可以藉助望山從容進行瞄準操作，其命中率也更高。
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時期，《古史考》記有“黃帝作弩”的傳說，《吳越春秋》則記載了楚琴氏“橫弓著臂，施機設樞”，說弩是南方楚攻圍赤亭(今甘肅成縣)，(虞)詡乃令軍中，使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並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夭震，退。”0為了增強弩矢的殺傷力，這一時期還出現了“以毒藥傅矢’，⑩的毒箭。
由於弩在步、騎作戰中的效用越來越大，在西漢時期開始出現了裝備弩的專門化的戰鬥編成，屬於步兵“材官”，其中有“撅張士”、“射士”、“跡射士”，在中央軍地方武裝“郡國兵”中均有設定。弩兵多用於山地作戰，這一專業兵種在產生之初，帶有較強的地域特色，“三河、穎日、沛郡、淮陽、汝南、巴蜀多材官”O。且有“強弩將軍”、“強弩司馬”、“強弩都尉”等專業軍事指揮名目⑩。軍中進行弩射作戰訓練的教員，稱之為“弩師”⑩。弩成為漢軍用於進攻和防禦作戰的“長技”，除了弩弓力強、射程遠、殺傷力更大的特點之外，最重要的技術進步是在弩上出現了遠射武器上最早的瞄準器—望山(又稱儀)，使得射擊從藝術變成一門容易學習掌握的技術。
《漢書·地理志》載有“發弩官”，也是訓練弩手的軍事教官⑩。由於長期弩射經驗的積累，使得漢代彈道知識水平達到較高的程度。《淮南子·椒真訓》載:“今夫善射者有儀表之度，如工匠有規矩之數，此皆所得以至於妙。”書中最早記載了通過瞄準器調整發射角和射程之間的關係。《說山訓》雲:“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儀也。”可知漢代已認識到加大發射角時射程也隨之增大，但發射角大於45。時至“參天而發”，射程反而越來越近；應據射程遠近調整瞄準器的高度，即所謂易儀。《齊俗訓》:“夫一儀不可以百發，一衣不可以卒歲，儀必應乎高下，衣必適於寒暑”。大量出土漢代青銅弩機，其作用與近代步槍的瞄準裝置標尺十分相似，已經達到相當精密的技術程度⑧。
後漢陳王劉寵善弩射，其用望山進行瞄準操作的要領是:“天覆地載，參連為奇，三微三小，三微為經，三小為緯，經緯相將，要在機牙”，因而能“十發十中，中皆同處”@。如此之高的命中率，其戰鬥威力超過了人類戰爭史漫長的冷兵器時代中的任何一種武器。人類的戰爭史是新的作戰武器及其剋星不斷演化發展的歷史。由於強弩具有極快的攻擊速度和極強的穿刺能力，因而促進了兩漢時期護體甲胃的技術進步。《集簿》所見士卒個人戰鬥防護用具有:甲、愷、鞋警、鐵募、鐵股、鐵罷、面衣及盾等。愷甲為革制或鐵制的甲衣;鞋督為頭盔;鐵募、鐵股、鐵罷分別為鐵質的臂、腿、裙甲;面衣為護面具，以木製成。
此外，《集簿》還記載了戰馬也披有身甲和首愷，業已全身披掛，初顯甲騎具裝雛形0。這一時期重裝甲步、騎兵的出現，是強弩用於戰場，戰爭越發殘酷的結果。戰爭史家和科學史家均認為，中國在先秦時代就已發明的弩和弩機是人類戰爭史上的一個了不起的成就，而且曾先後兩度從東方傳到西方。經過改進的機弩，不僅可以一次發出5支或6支箭，致命射程遠達400碼，可以穿透多層堅實的鎖子甲，並改變了裝備和戰術，對十字軍東征和歐洲中世紀的戰爭產生過相當深遠的影響⑧。
重裝甲騎兵的出現
尹灣漢墓《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簡犢的出土，在一定程度上將改寫中國古代騎兵作戰的歷史。《集簿》載:“甲十四萬二千三百二十二、愷六萬三千三百二十四、鞋警九萬七千五百八十四、革二萬六百八十一、馬甲鞋瞥五千三百三十、面衣討夕又、巾巾朝受甲衣仁萬五百六十三、革布匕〕卜四……”均為當時用於實戰的防護裝具。甲為皮甲，愷為鐵甲，可裝備步、騎等兵種，故這裡加以分別羅列，後面的犢文馬甲鞋瞥連舉，前文已提及李均明認為這裡的提瞥是戰馬的首愷，此說甚是。從出土的漢代愷甲O實物看，身甲均為短褐形，一般分為無袖及有護臂兩種類型。短褸完全為了方便騎馬作戰的需要，主要防護前胸和後背；另有臂愷和股愷，防護四肢，鞋瞥和面衣防護頭臉。股愷可以肯定是重裝甲騎兵的專用裝備。
騎兵與步兵不同，雙腿騎在馬上，是完全暴露的目標，步兵採取蹲姿(如秦俑中有步兵跪射俑)或有戰車等做掩護時，股愷就顯得多餘了。而裙愷，因不清楚其形制，很難邃然斷定其裝備何種兵種。《集簿》記載的裝甲騎兵裝具的數量多達5000餘套，可見在2000餘年前，西漢後期的重裝甲騎兵已具備一定規模，騎兵的作戰方式更為豐富多彩，這改寫了中國古代騎兵作戰的歷史。此前中國兵器史和軍事史學界普遍認為，防護戰馬的“具裝”愷是三國兩晉時期才出現的，漢代只有皮革製成的“當胸”，曹魏以後開始出現馬鎧，而結構完善的馬鎧—具裝，則是十六國時的產品，在南北朝時才成為騎兵部隊普遍擁有的裝備@。實際上在先秦車戰時代，早已出現馬甲，用來防護駕車的轅馬。
據考，《詩·鄭風》“馴介旁旁”及《左傳》所載“介馬”，均言馬披甲胃O。由此可知，甲宵等防護裝備的發明，受到了甲殼類動物(在中國古代的動物分類稱為“介”)的啟發，是人類最早學會的仿生技術之一。河南浙川下寺楚墓、隨縣擂鼓墩一號墓曾先後出土春秋戰國時期的皮馬甲甲片，有的甲片製作十分考究，不僅飾有金箔，還壓印有掏索紋、蟠璃紋、幾何圖案等紋飾@。可見不僅在漢以前馬的防護技術已趨成熟，而且由於西漢時期冶鐵和鍛鋼技術得到高度發展，尤其是“百鍊鋼”技術的進步，鋼鐵經過反覆鍛造的刀矛劍戟更為鋒利，強弩利矢的貫穿能力也日益增強，這極大地刺激了當時戰場上最主要作戰力量騎兵的防護裝備技術的進步。一方面，西漢鐵愷由簡樸的大型札甲向精鍛細密的魚鱗甲發展;另一方面，至遲在西漢末年戰馬裝備“具裝”愷的重裝甲騎兵在戰爭中初露鋒芒。
戰國時期，趙武靈王實行“胡服騎射”，騎兵逐漸成為獨立的戰鬥編成，騎戰越來越成為冷兵器時代重要的作戰樣式。西漢經過與匈奴強大騎兵的長期作戰，騎兵的裝備日益完備，騎兵的作戰戰術不斷進步，並重視吸收匈奴騎兵訓練和作戰的經驗，使騎兵發展成為作戰主力兵種，騎戰成為中國古代相當長的戰爭史上最主要的作戰方式。特別是漢武帝時期，劉徹以非凡的氣魄進行了長期大規模的開拓邊疆的戰爭。在對北方匈奴的戰爭中，改變了拒敵於長城之外的守邊防禦戰略，起用年輕戰將衛青、霍去病，率領大規模的騎兵集團，長驅直人荒漠草原，創造了遠程奔襲、遷回包抄等騎戰新戰術，連續取得河南、漠南、河西、漠北諸戰的勝利。
元狩四年(前119年)，漢武帝調集10萬騎兵，“私負從馬”4萬匹，運載給養，補充作戰時的馬匹損失，另調撥數十萬步兵運送軸重，遠征漠北。漢軍充分發揮了裝備精良的騎兵優勢，其出兵快速，機動性強，遠程奔襲2000餘里，並從側翼遷回接近匈奴主力，然後發起突然攻擊;漢朝騎兵配備了堅甲利兵，其正面衝擊的戰鬥威力十分強大，給予匈奴前所未有的打擊，匈奴損失騎兵8、9萬，左賢王所部主力幾乎全部被殲。漠北之戰後，匈奴單于不敢再在大漠邊緣立足，遠遁西北，危害西漢百餘年的匈奴邊患基本上得到解決⑩。西漢騎兵的迅速發展，標誌著我國戰爭史上騎兵時代進人成熟的階段。匈奴是中國古代北方遊牧民族，自幼就學習騎射技術，經過嚴格的軍事訓練，加上蒙古草原嚴酷自然環境的磨鍊，使得匈奴騎兵成為一支堅韌不拔、英勇善戰的勁旅。
晃錯在《言兵事疏》中，曾仔細分析比較了匈奴與漢朝的軍事力量，認為匈奴騎兵有三大優勢，一是匈奴戰馬耐力強，能適應山巒溪澗等惡劣作戰條件;二是匈奴之兵忍飢耐勞勝過漢卒;三是匈奴騎兵的騎射技術高於漢騎。而漢朝軍事優勢主要表現在裝備技術方面:堅甲利刃、勁弩長戟，加上弩射瞄準技術的提高，能做到“矢道同的”;此外還有“輕車突騎”相配合的多兵種協同作戰⑩。這裡的“突騎”可能就是具有強大正面衝擊殺傷力的重裝甲騎兵。
《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記載的作戰武器中，有的已朝著騎兵專業兵器方向發展。如被和矛，被是一鋒兩刃的劍形長矛，可用於步戰或車戰。
《集簿》見乘輿被1421件、披449801件、普通矛50178件，其數量僅次於弩，為實戰中最常用的長兵器。鉸即大矛，《釋名·釋兵》雲:“矛長丈八尺曰稍，馬上所持”，是用於騎兵近戰的格鬥兵器。至南北朝時，刃部加長的兩刃稍，柄可長二丈四尺，專稱為“馬稍，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⑩。尤其在南北朝時期的戰爭中，馬稍、甲騎具裝是重裝甲騎兵最常見的裝備組合，手持長矛、縱橫馳騁的重裝甲騎兵，具有十分強大的衝擊作用;而堅鋼製成的兩面刃馬稍，穿透力很強，對披掛重愷的敵方裝甲騎士有更大的殺傷力。一般認為馬稍是南北朝時期北方遊牧民族的傳統兵器⑩，實際上它是由漢代騎兵用的長矛和被逐步演變過來的。
漢代還出現了騎兵專用的“馬戟”，馬戟與鐵愷組合，是從西漢到魏晉時期騎兵的主要裝備之一。漢代騎兵也裝備弩，是弓力較弱的臂張弩。香港徐氏藝術館藏有一件珍貴的漢代騎射陶俑，馬上軍士正作舉弩瞄準狀，十分形象傳神O。《集簿》記載的馬鞍具的進步，也反映了這一時期騎兵作戰方式更趨向成熟。《集簿》見鞍薦2080具，秦俑二號坑戰馬、鹹陽楊家灣西漢騎兵俑戰馬是一種類似坐墊的墊，至東漢時期已出現相當精緻帶有鞍橋的高馬鞍。《集簿》還記有“上馬靳”825具，或疑其指鞍橋⑩。考“靳”字，通“扁”，本義為鞋或鞋套一類的穿著物。顯然，“上馬靳”是為了便於上馬的一種革製鞋套，或許更為簡單，是從馬鞍一側垂下來的皮繩套環，這就是馬橙的雛形。
從技術史的角度看，盛行於兩晉南北朝時期的馬橙，應該有一個起源和發展的過程。匈奴等遊牧民族，一直被人們稱做馬背上的民族，騎術十分高超，對他們說來躍身上馬並不是難事。而在漢代募兵成為集兵的重要方式，要從破產流亡的農民成為熟練的騎兵，首先必須很快掌握騎馬術，因此創造發明了“上馬靳”等騎具。迄今為止，考古發現最早的馬橙在長沙西晉永寧二年(302年)墓出土的陶俑上，那些陶馬只在鞍的左側靠前鞍橋處垂有一個三角狀的橙，也是為了使騎士迅速上馬時蹬踏用的，騎上馬以後就不再使用了⑩，這與“上馬靳”的技術源流是完全一致的。
馬鞍、馬橙這些不起眼的騎兵裝具，卻大大改變了冷兵器時代戰爭的面貌。高橋馬鞍使騎在馬上的士兵前後方向更穩固，而馬橙的套用則使士兵在馬上有了穩固的依託，可以將手臂完全解放開來，緊握兵器，利用戰馬快速前進所產生的慣性猛烈衝擊敵人，充分發揮戰馬和武器的戰鬥效能。馬橙傳人歐洲後，產生了新的騎兵戰術，古羅馬軍團步兵作為進攻性體制的時代宣告結束，弓箭騎兵和長矛騎兵組成的裝備重愷的騎兵取代了軍團步兵，成為羅馬軍隊的主力兵種⑩。東西方戰場相繼進人了騎兵稱雄的時代。
西漢時期，銳利的鋼鐵武器和強弩普遍套用於戰爭，是甲騎具裝產生的直接原因;而日益頻繁的騎兵作戰和募兵制的產生，則導致了馬鞍和馬橙的改良或發明。在中國古代乃至世界戰爭史上，這些軍事技術促進了騎兵作戰方式的成熟，使騎戰戰術朝著更加多樣化的方向發展。
車兵的新變化
《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記載了西漢王朝在一郡級武庫所存戰備武器的種類和數量，其中作戰車器具仍占有一定的比重。經過對各種戰車作戰功能、數量配備及典型戰例的初步研究，可以看出鼎盛於商周時期的傳統車戰作戰方式在當時已趨衰落，車戰基本完成了向作戰功能方向轉化的過程。《集簿》載數量較大的戰車有:“口車口口車二千一百三十三兩(輛)”、“素口重車千九百九十三乘”、“兵口車六百七十七兩”。此3條記載，是《集簿》中戰車數量最多的，無疑為常用的實戰裝備。可惜木犢字跡漫嗯不清，有的只能根據文獻記載的車名加以推測。兩漢時期的車兵稱為“車士”，用於軍事的戰車主要有:輕車、戎車、雲車、軸車、衝車、馳車、武剛車、指南車等，或用於馳驅征戰、或用於設障陷陣、或用於攻堅守城、或用於後勤運輸，在行軍作戰中有重要作用。
輕車，《集簿》另載:“輕車三百一乘”，是車戰的主要裝備。先秦文獻《周禮》、《戰國策》中即有記載，《續漢書·輿服志》:“輕車，古之戰車也。洞朱輪輿，不巾不蓋，建矛戟幢摩，僻輒弩服，藏在武庫”。徐廣注曰:“置弩於軾上，駕兩馬也。”⑩與盛行於春秋戰國時的馴馬戰車相比，輕車更靈便輕巧，在西漢時期的戰爭中仍發揮了不小的作用。晃錯認為“輕車突騎”，是平原地區作戰漢軍勝過匈奴的長技之一。漢代仍存在輕車專業兵種，稱為“輕車士”，漢武帝時尚有車兵指揮“輕車將軍”。不過車戰的方式發生了很大改變，傳統的車陣對壘、車兵相接的戰鬥場面已不復存在，主要依靠車載強弩的馳射作用，衝擊對方騎兵。
武剛車，為用於強攻的主力戰車。《集簿》另見“武剛強弩車十(?)乘”。《續漢書·輿服志》載:“吳孫《兵法》雲:‘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武剛車者，為先驅”⑩。可知武剛車是裝備強弩並有車蓋防護裝置戰車。在漠北之戰中，發現單于陳兵而待，衛青創造性地運用了車、騎兵協同作戰的新戰術，以武剛車連環為營壘，防備匈奴騎兵的突襲，另派5000騎兵從左右兩翼迂迴圍攻匈奴陣營⑩。為了適應騎兵作戰的變化，武剛車不僅裝備了戰鬥威力大的強弩，而且在作戰功能方面也發生了改變，既能用於正面強攻，也可用來設壘防禦。《集簿》載:“連弩車五百六十四乘”。《墨子·備高臨》有“連弩之車”，有學者認為，這裡與《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的連弩並不是連續發射弩矢的意思，而是在十分長大的箭尾連有繩索，可用來進行“弋射”的大弩卿。此說基本可從，但需要補充一點，這種弓力強大的弩，是有多個弩弓同時發力的床子弩，床架上安上車輪，即為連弩車，唐宋時也稱“車弩”。其射程和貫穿力都很大，故秦始皇可用它去射東海中的大魚，也是整個冷兵器時代攻守城作戰中威力巨大的利器。
近年在戰國晚期江陵楚墓出土了一件雙矢並射連發弩，其能夠連續發射的關鍵是發明了矢匣組合機構，巧妙地利用了物體重力下落原理，使弩矢能落槽，自動進人發射管孔。矢匣裝滿共20支矢，每次射出2支，可以連續發射10次⑨。這種連弩，後經諸葛亮加以改進，能夠做到“一弩十矢俱發”，故又將連弩稱為“諸葛弩”。實際上連弩還僅是一種“半自動”發射裝置，雖然減少了安矢的時間，但勾弓弦的操作過程並不能少，即使在發射一匣矢的過中，也不能真正做到連續發射。即便如此，這種弩的射擊速度還是有了很大提高，是中國古代軍事技術史上一項重要成就。火器時代能連續發射彈藥的機槍與它的技術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集簿》中的連弩車，可能為前者，主要用於攻守城作戰;也可能是用後一種連弩，裝備在戰車上，是集戰車的防護性能、機動性能和連弩的快速強擊性能於一體的新型高效戰鬥武器。《漢書·藝文志》兵技巧家著錄《望遠連弩射法具》巧篇O，是有關連弩射法技巧的技術專著，可惜已失傳，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連弩在漢代戰爭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集簿》載:“衝車三十七兩”。衝車，又稱撞車，是先秦時期出現的一種攻城器械，《詩經》、《墨子·備城門》等文獻均有記載。有研究認為，其形制“當以高誘《淮南子》注所云:‘衝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沖於敵城也’為是”⑩。此車在行軍途中可用馬牽引，而攻城作戰時也由披甲馬拉著，則不大好理解。
據《武經總要》，撞車與駕馬戰車有很大區別，衝車在四輪車上安有撞頭，利用快速推進(使用人力)時所產生的J慣性衝力撞擊城門或城牆。《集簿》另載:“乘輿車童(撞)百二”、“車童七百七十口”、“衝車鐵提斗三”、“具沖二有金首”、“具沖金首三”，均是衝車作戰時的易損配件，車撞是直接撞擊城門的粗大木段，大木一端有棱錘形鋼鐵撞頭，即為“具沖金首”，合肥曾出土了一些三國時期的鐵撞頭⑩。所謂衝車鐵提斗，應是綁縛固定和提升車撞的裝置。直至明清間重型火炮用於攻守城戰之前，衝車和拋石機一直都是非常有效的攻城武器。
《集簿》載:“蜚樓行臨車二乘”。主要用於瞭望偵察的軍車，史籍中亦稱“樓車”、“臨車”、“雲車”、“巢車”等。其制於八輪車上樹一高桿，以轆護升降載人車廂，居高臨下偵察敵情。西漢末年，王莽軍10餘萬圍攻更始軍於昆陽城，“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旗幟蔽野，塵埃連天，征鼓之聲聞數百里，或為地道，沖棚撞城”。在攻城戰中，雲車不僅用來偵察，還可直接用於作戰。昆陽城十分堅固，加上更始軍將士拚命死守，王莽軍久攻不下，只得改變戰術，令軍士登雲車俯射城中，“積弩亂髮，矢如雨下”。在這一著名的攻守城戰中，王莽軍動用了衝車、繃車撞城，攀登雲車以強弩俯射城中，在數十倍強大兵力和多種攻城器械的反覆攻擊之下，最後還是未能攻克昆陽，反而遭到徹底的失敗⑩。這反映了攻城器械和攻城戰術的提高，也迅速刺激了築城技術、守城器械和守城戰術的進步。
輻車，《集簿》未見明確記載，或許《集簿》中“素口重車”即為運送軍資軸重的車輛。雖然軸車不直接參與作戰，對作戰方式不能產生很大的影響，但其重要的後勤保障作用，直接關係到戰爭的成敗。兩漢時期，由於作戰地域遙遠，衣食、兵器等軍需物資的運輸顯得特別重要，每次重大軍事行動，所使用的車輛常以數千上萬計。如:東漢初，建武元年(25年)，鄧禹破河東都尉，“獲軸重千餘乘”O。建武五年(29年)，耿棄擊敗張步20萬大軍，“收得軸重二千餘兩”⑩。和帝永元元年(89年)，竇憲為北擊匈奴，率領“撓騎三萬，元戎輕武，長毅四分，雲軸蔽路，萬有三千餘乘”⑩。元戎車，又稱兵車，為軍事指揮車。此次征戰，除了有指揮車之外，輕、武、雲、輔各種戰車協同作戰的戰術已趨成熟。《集簿》還記載了作戰指揮、儀仗車，有乘輿兵車、將軍兵車、徵車、鼓車等，對其在軍事上的套用，已有詳細的考證⑩，本文不再贅述。在先秦的戰爭史上，曾經出現了一個車戰的時代，堂堂之陣的車戰是當時最主要的作戰樣式。戰國以後，由於鋼鐵兵器和機弩等新式武器技術的發展，騎兵作戰異峰突起，傳統的對陣車戰逐漸衰落。至兩漢時期，車戰基本上完成了由單一的陣戰向多種作戰功能方向的轉化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