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松（1781年－1848年），字星伯，原籍為浙江上虞（今紹興市上虞區），後遷順天大興（今北京大興縣）。清代著名地理學家。
以博學多才，尤長於地理之學，名重當時。嘉慶十三年（1808年）以進士任翰林院編修，道光年間任禮部主事、江西道監察御史等。徐松利用編纂《全唐文》之便，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宋會要輯稿》（500卷）、《河南志》、《中興禮書》，又撰寫《唐兩京城坊考》、《登科記考》。嘉慶十五年（1810年）被降職至新疆，得機會考察新疆各地，撰寫了《西域水道記》（5卷）、《漢書西域傳補註》（2卷）、《新疆識略》（12卷）等。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回京。
1821年成書的《西域水道記》以西域水道為綱，記述沿岸的城市、聚落、山嶺、某些地點的經緯度、歷史、物產、民族、水利、駐軍等，所附地圖計里畫方，是我國古代輿地著作中對新疆水道湖泊研究最稱詳實、完備的一部，也是研究西北史地的重要文獻。
基本介紹
人物生平,主要著作,人物影響,
人物生平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生於浙江紹興，幼年隨父至北京大興定居，落籍順天府大興縣（今北京市大興區）。因聰慧勤奮，嘉慶十年（1805年），在弱冠之歲即考中舉人，二十五歲又以殿試二甲第一名、朝考一等二名的成績高中進士，改翰林庶吉士，不久授翰林編修，入直南書房。
他的天賦很快得到朝廷的賞識，二十九歲那年又進入全唐文館，擔任提調兼總纂官，全面負責編修《全唐文》，利用新出碑誌和《永樂大典》等大內秘笈，以精深的史識和考據功力，輯錄了如《河南志》、《宋會要輯稿》500卷、《中興禮書》等重要的唐宋典籍，並開始了他考據學的力作《登科記考》、《唐兩京城坊考》的撰著。僅僅這些成果，就顯示了他體大思精的才學與識力，從而奠定了他作為清代實學——乾嘉學派後期中堅的地位。
徐松畫像
徐松畫像在弘揚文治的時代，徐松的貢獻得到了嘉慶皇帝的獎賞，而立之年便出任湖南學政。少年得志而平步青雲，他的一帆風順顯然給官場的同僚帶來了壓力和嫉妒，上任不到一年，就被御史趙慎畛奏參其需索陋規及出題割裂聖經等九款罪狀，必欲置之於死地而後快。雖然最後經過初彭齡等人查辦，真正成立的罪名主要是私自刻印《經文試帖新編》令生員購買而得利一事，但這卻使徐松的人生發生了轉折，由湖南直接流放伊犁。
嘉慶十七年（1812年）冬天的伊犁，像無數平常的日子一樣，惠遠城的小巷從萬里之外發配來了前湖南學政徐松。這樣的官階、這樣的文人，在此前此後的流放者中不知有多少！但是，上天仿佛又注定了徐松將在成千上萬的流放者中脫穎而出，從到達的那一天起，他就開始走上了圓滿著一個夢想的生命歷程
徐松當年的戌所惠遠城，如今早已湮沒在北浸的伊犁河道中。從這座乾隆年間興建的老城南門宣闓門內西行，南牆下的第三舍被安排為他的戌所。這個地點斷送了徐松作官的前程，卻成就了一個經世學派地理學家的誕生。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赦還。官至禮部郎中。新疆歸來，徐松除短暫的離京出外做官外，便幾乎居京治學，在這群學者當中，他可以說在京時間最長，而且因親歷邊疆實地考察，成就邊疆著述，又積極召集志同道合者探討邊疆問題，營造了一個良好的研治邊疆學問的氛圍，聚集同好，而奠定了他的“核心”地位。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卒。
主要著作
嘉慶二十年（1815年），越天山穆素爾嶺（今稱木扎爾特達坂），游阿克蘇、吐魯番、烏魯木齊，撰寫《新疆賦》。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寫出了著名的地理學專著《西域水道記》12卷，附有水道圖，對研究新疆及其附近地區歷史地理情況極富參考價值。又撰《新疆事略》，於城垣建置、關隘險要、滿漢駐防、錢糧兵籍，言之甚詳，後世贊為“千古未有之書”。
嘉慶二十五年（1821年），編定《新疆識略》。所著《〈漢書·地理志〉集釋》、《〈漢書·西域傳〉補註》、《新疆賦》等，均為學者所推重。其他著述尚有：《唐兩京城坊考》、《登科記考》、《宋元馬政考》等。後人集其遺文為《徐星伯先生小集》。
《新疆識略》的意義，對於流放中的徐松而言，是使他有機會開始了在夢中的土地上行程萬里的考察，並最終以西域研究的系列著作圓滿了自己的夢。而成就徐松西北歷史地理學開創者榮譽的，正是道光以來被稱為“大興徐氏三種”或“西域三種”的《西域水道記》、《漢書西域傳補註》和《新疆賦》，其中尤以《西域水道記》最為著名。
徐松的西域系列被後世所看重的突出特點，是他因為編纂《新疆識略》而得到伊犁將軍的支持，得以對天山南北進行了大量的實地調查。在七年的流放生涯中，徐松“於南北兩路壯遊殆遍，每所之適，攜開方小冊，置指南針，記其山川曲折，下馬錄之。至郵舍則進，僕夫、驛卒、台弁、通事，一一與之講求。積之既久，繪為全圖。乃遍稽舊史、方略及案牘之關地理者，筆之為記。”(龍萬育《西域水道記》序)正是這種讀萬卷書與行萬里路的態度與方法，使其著作具有了可以徵信的品質。
在《西域水道記》中，他創造性地根據內陸河流歸宗於湖泊的現象，而將西域水道歸結為11個水系，並在體例上模仿《水經注》的寫作方式，自為註記。其所包括的範圍，是乾隆《皇輿西域圖志》所載嘉峪關以西、天山南北，直至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的廣大地區。
在詳細記載各條河流情況的同時，對於其流經地區的建置沿革、重要史實、典章制度、民族變遷、城邑村莊、卡倫軍台、廠礦牧場、屯田遊牧、日晷經緯、名勝古蹟等，都有豐富的考證，正如王先謙稱道《水經注》所說的那樣，“因水以證地，而即地以存古”。
在敦煌的歷史沿革和地理風貌、莫高窟碑刻與洞窟的考證與論述上，徐松也著先鞭。在西域歷史地理方面，如龜茲千佛洞的揭示、北庭都護府的定位、漢唐西陲石刻的研究等，徐松無疑都是傑出的開創者。尤其是關於乾嘉時期新疆開發的史實，書中也有詳細的描述。
《新疆賦》以蔥嶺大夫、烏孫使者相互問答，分詠天山南北地理之形勢，乾隆平定西域之武功。歷來治《漢書》者，對《西域傳》中史實、地名多所闕疑，或者解析歧錯。徐松以周曆天山南北，並有編纂西域通志的重任，遂首先考訂《西域傳》中古代地名之沿革，以今證古，成《漢書西域傳補註》二卷。其書注重地理沿革之考訂，與《新疆賦》綜述清代統一與開發史實的縱橫交錯，成為《西域水道記》的先聲。
徐松在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回到京師，此後將近30年的時間，他成為領袖群倫的學壇宗師，以他為中心，出現了西北輿地和蒙元史研究的集體，共同完成了乾嘉學術朝經世致用方向的轉型。在徐松五十六歲的時候，曾請人畫《夢遊圖》記錄他十三歲夢到伊犁而終又流放伊犁的因緣。其實，一直到他六十八歲生命的終結，在他不斷夾簽修改的《西域水道記》字裡行間，都印證著他畢生圓滿西域夢想的歷程。
人物影響
乾嘉時期熱衷於西北邊疆的學人幾乎都和徐松“交往甚密”，從而形成了以他為核心的“京師西北學人群”。龔自珍、魏源、俞正燮、張穆、沈垚、何紹基等人與徐松都有密切往來，經常在一起切磋西北史地以及天文、歷算諸學。
徐松“所居在順治門（宣武門）大街，廳事前古槐一株，夭矯天際。顏之曰蔭綠軒（《西域水道記》即在這裡精心完成），書齋處曰治樸學齋。朝野名流，相見恨晚”，徐松也常在陶然亭宴請同好，沈垚記載：“天氣晴和，微風散馥，酒酣以往，書扇作畫，喔詩聯句，讀曲蹋歌，極其興之所至，可謂樂矣，夕陽將墮，客猶未數，沈先歸，步出亭，清風扼於疏木，恍若鸞風之音自天而降，不覺胸中郁滯，一時消融頓盡，而心之靈明，又以虛而將有所受：夫乃嘆勝地良辰、友朋會集之不可少也”。
何紹基是著名的書法家，與這群熱愛西比史地的學人有著密切的交往，其詩詞對此也多描述，“星伯徐丈人，名重天祿閣。洎為絕塞行，專究輿地學。李（申耆）張（石州）與魏（默深）沈（子敦），同時考疆索。……當時談藝歡，我曾聞其略。觥觥盛名儒，冉冉歸夜壑。大息撫遺箋，時艱竟安托！”並以詩記敘：“酒光燭影方熊熊，議論飆發開我蒙。忽然四座寂無語，天倪道味相衝融。紙窗夜半明華月，開門飛滿一天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