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佛蘇（1879—1943），湖南善化（今長沙）人，早年受梁啓超影響，力主變法維新。戊戌變法失敗，徐佛蘇留學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回國後任長沙東文講習所日語教習。二十九年秋末，徐佛蘇與黃興等在長沙組織華興會，策劃長沙起義失敗。又與黃興等在上海組織愛國協會，謀再舉，後因萬福華暗殺王之春一案事發被捕入獄。他獲釋後逃亡日本，投靠在日本的康、梁，組織保皇會，任《新民叢報》撰述，鼓吹君主立憲，反對民主革命。光緒三十二年秋，清廷下詔宣布預備立憲，並下令進行官制改革。十一月清廷公布的新官制案，明顯反映出滿人集權的趨向，立憲派大失所望。他寫信給梁啓超說：“政界反動復反動，竭數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來面目。”此時，黃興勸他重新回到革命道路上來，被拒絕。次年十月，與梁啓超、蔣智由等在日本東京成立政聞社，為負責社務的常務委員之一。三十四年，政聞社本部遷滬，他隨之回國，認識了立憲派人物湯化龍、林長民、籍忠寅、孫洪伊等，使流亡國外的梁啓超得以與國內立憲派密切聯繫。1910年，立憲派組織了全國國會請願同志會，並創立《國民公報》，他被推為該報主編。三次請願失敗後，他與同志商定：“同人各返本省，向咨議局報告清廷政治絕望，吾輩決秘謀革命。”次年六月，立憲派成立政黨性組織“憲友會”，他與雷奮、孫洪伊等被推為常務幹事。中華民國成立後，曾歷任南北議和代表、湖南省憲起草委員、幣制局總裁、北平民國大學代理校長等職。1943年，徐佛蘇病逝。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徐佛蘇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湖南善化
- 出生日期：1879年
- 逝世日期：1943年
人物簡介,詳細信息,
人物簡介
與邵飄萍等報人主持媒體發布；
詳細信息
1、1903年11月4日黃興以過生日為名約集宋教仁、劉揆一、章士釗、周震鱗、翁鞏、秦毓鎏、柳聘農、柳繼忠、胡瑛、徐佛蘇等，在長沙保甲巷彭淵洵家舉行秘密會議。建立名為華興會的反清革命團體。華興會沒有政治綱領性檔案，其主張主要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國民革命”，呈現出資本主義傾向。
2、《國民公報》 1910年7月創刊於北京。日出對開2張。名譽社長孫伯蘭，社長文實權，編輯徐佛蘇、黃與之等。
2008/8/18資料補充：
1、與林白水交往；1903年12月19日，林白水創辦了《中國白話報》，1905年3月25日被迫停刊。
2、關於林白水的取名緣由，徐佛蘇在其《哀誄》是這樣寫的：
“袁項城慕其才，擢授參政，旋又民選為國會議員。先後抒中外政學道德，精理名言，蔚成巨帙，儲為國華。及國會中折，議友盲馳，少泉羞與為伍，割席揚鑣，遂專力於報紙。別號曰白水，竊繹其語義，蓋欲割少泉之泉字之身首為二字，借示以身殉報之意也。得毋此號即近來被難之讖兆乎？！辦報約及十年，文言毋慮百萬。讜言刺語，傳誦一時。”
3、徐佛蘇參與並策劃近代史上第一次廣州抵制日貨運動：時間1908年春，中國水師在澳門附近扣留走私武器的日本船“二辰丸”，引起中日一場外交糾紛。粵商自治會“以愛國之熱誠，為強國之基本””《廣東七十二行商報》的發刊詞為輿論導向，隨即發起了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次抵制日貨運動。
2008年10月21日“藍衣少年”（FREEPLAMAN）補充資料：
添加：徐佛蘇生卒年月（1879年—1943年）
1、《國民公報》主筆徐佛蘇曾說：“中國勢不能不革命，革命勢不能不共和，共和勢不能不亡國。”
籌安會發生之翌晨，徐佛蘇（時任國務院參議）、袁思亮走晤楊度，謂茲事體大，胡不謀之任公。同時任公信徒蹇念益、湯學頓、陳國祥等群往謁楊曰：“任公握輿論界權威，倘失斯人，計左甚矣。”楊曰：“吾亦云然。”乃遣湯、蹇赴津，征梁同意。徐、袁則與蔡鍔謀曰：“任公眼高於頂，恥為牛後。毋寧另樹一幟，以任公為之首，庶可殊途同歸也。”蔡以為善。議未定，而湯、蹇嗒焉懊喪，返自津門矣。
2、“嚴復與徐佛蘇書”信函中的注釋：
徐佛蘇，一八七九年生於湖南善化（今長沙縣），留日學生。曾參與創建華興會，後避往日本，轉而投靠保皇黨，深受梁啓超器重。歷任政聞社常務員、憲友會常務幹事。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凱死後，一度任大總統府顧問，及“南北和談”的北方分代表。
2008年11月19日藍衣少年補充資料：
1、光緒三十二年 （1906年）三十四歲 二月，梁啓超迎其父親蓮澗先生至日本。
??四月初五日，《民報》第三期發行號外，就兩派的論戰提出十二個問題，號召辯論。雙方以《新民叢報》和《民報》為陣地，就立憲與共和問題，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激烈論戰。
??是月，梁啓超致函徐佛蘇，除重申和《民報》辯論主張外，同意徐倡議《民報》與《新民叢報》停止爭論。
??五月，《新民叢報》刊登徐佛蘇《勸告停止論意見書》。
??七月初九日，清政府召開御前會議，通過了實際上是由梁啓超起草的《考察各國憲政報告》。
??九月初四日，美洲保皇會宣布於次年元月 （1907年2月13日） 起改名“國民憲政會”。梁氏知後，主張用“帝國憲政會”名。
2、回憶梁啓超為晚清大臣代筆：
梁啓超為清廷出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捉刀代筆，草擬奏摺，大概是清末立憲史上最有趣的故事了。梁啓超以通緝犯身份，流亡海外，卻直接介入最高層的政治決策，不能不令人咄咄稱奇。
對於這樣一樁關係重大的事件，正傳野史中雖然不乏記錄，後世研究者也多有立論闡發，但流行的說法並沒有得到文獻印證。真相究竟如何，並不清楚。陶菊隱的說法
民國著名報人陶菊隱在《六君子傳》中繪聲繪色地敘述道：這幾位先生（出洋考察憲政五大臣戴鴻慈、端方、載澤、尚其亨、李盛鐸），叫他們考察目迷五色的海外繁華或有餘，要叫他們考察憲政，則可謂“用非其才”。幸而前清有一風氣，官越做得大，事體越清閒，自有手下人為之撐腰墊背。五大臣帶了若干參贊、隨員，其中最有力的一個就是後來大大有名的湖南鳳凰人熊希齡。
……（熊希齡）想再找一個替他墊背的，想來想去，想到同鄉人楊度的身上，乃向五大臣上了個條陳：“我們匆忙到外國，不久又匆忙回來，不易蒐集材料。縱然蒐集了材料，而各國國情不盡與中國相適合，不易整理就緒。依著希齡的見解，不如物色一個對憲政有深切研究的人物，叫他厘定方案，我們回國時即以之為藍本，潤色之而出奏。”
那幾位大臣對此無成見，只要自己不動手，無論哪一個做槍手都成。關於槍手的人選問題，熊以為中國精通憲政的有二人，一為梁啓超,一為楊度。梁是朝廷的罪人，楊則無所謂，不如先找楊再說。他的上司說：“好，這件事就交給你辦。你到東京辛苦一趟，先和楊度接洽。”
熊立刻乘船到東京，見了楊度說：“皙子（楊度字皙子），你的機會到了！我請你幫忙，同時我卻替你幫了一次大忙。”楊向他投著一道驚疑的眼光，他卻汩汩滔滔地說了一切經過，並且說：“五大臣做軀殼，你替他們裝上一道靈魂。當他們在火輪上看海鷗，在外國看跑馬、賽狗的時候，正是你閉戶著作的時候。他們逛得厭了，你的大作也就完成了。”
楊想了一想，這正是“借屍還魂”的機會，便欣然應允了。等到熊由日本返國覆命的時候，楊又把槍手的責任分一半給梁任公，他自覺學問淵博不及梁，行文之流暢亦有所不及，便把難題目交給梁做，這個題目就是《世界各國憲政之比較》。他自己揀了兩個比較輕鬆的題目，一為《憲政大綱應吸收各國之所長》，一為《實施憲政程式》。……
且說五大臣倦遊歸國時，槍手的草稿未到，急得他們搔首頓腳。又是熊出主意，要他們以“考察東南民氣，並徵集名流意見”為由，在上海飲酒看花，一面派急足到東京催促槍手交卷。卷到了，五大臣打馬進京，根據梁楊的藍本奏請立憲。丙午年（光緒卅二年）七月，經過御前會議,清廷乃下“預備立憲”之詔。
《六君子傳》1946年由中華書局出版，1981年改名《籌安會“六君子”傳》修訂再版。1957年陶菊隱新著《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陸續發行，這段極富戲劇性的描述再度出現。此書2006年又由海南出版社重印，文字一仍其舊。
由於陶著流傳廣，影響大，這一說法被不少作者襲用。細究其言，陶說其實有不少錯誤。一個最基本的史實是，由於啟程之日遭到革命黨人的炸彈襲擊，五大臣改為分兩批先後出洋，在海外考察也有國別的分工，歸來的時間自非一律。當戴鴻慈與端方1906年7月21日回到上海時，載澤與尚其亨已經北上（李盛鐸已留任駐比利時出使大臣），五大臣並無聚會上海、一同坐候考察報告從日本送來的機緣。梁啓超年譜的記載
不過，陶菊隱的敘述並非全無根據。以資料翔實豐贍著稱的《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油印本，1936刊），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項下有記：日俄戰役停止後，清宗室中的開明分子，因鑒日本以變法強國，多有維新的傾向，其中尤以端方主張最力，所以才有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的事。當日端方頻以書札與先生往還，計秋冬間先生為若輩（編者註：端方等人）代草考察憲政，奏請立憲，並赦免黨人，請定國是一類的奏摺，逾二十餘萬言。
這裡的記載，與陶菊隱的說法有所印證。
有趣的是，1983年《長編初稿》經過修訂後正式出版，易名為《梁啓超年譜長編》，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項下增加了一條：六月，清政府派出考察政治的五大臣分兩批回到北京。七月初九日（8月28日），清政府特召開御前會議,通過了實際上是由先生起草的《考察各國憲政報告》。
後兩句顯然有取自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的痕跡。《史話》稱：一九〇六年八月（陰曆七月），清政府舉行御前會議，同意了事實上是由“大逆不道”的梁啓超起草而僅僅由五大臣出面提出來的“考察憲政”的報告，頒布了“預備立憲”的詔旨。
由此可以看出陶著深入史學界的情形。
經由《梁啓超年譜長編》的傳播，梁啓超代五大臣所作《考察各國憲政報告》曾經清御前會議通過一說，也由野史傳言變為信史確論。這么重要的檔案難道全部丟失了?按照陶菊隱的說法，代五大臣作考察報告的是楊度和梁啓超。兩人文章的題目分別為：楊作《憲政大綱應吸收各國之所長》與《實施憲政程式》，梁作《世界各國憲政之比較》。
然而，遍翻已經公布的宮中檔案（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中華書局，1979）和各種楊度文集、梁啓超文集，並未見到陶菊隱言之鑿鑿的三篇文章。至於《梁啓超年譜長編》所稱由梁氏起草的《考察各國憲政報告》，同樣不見隻字。
惟獨李華興與吳嘉勛合編的《梁啓超選集》中有《代五大臣考察憲政報告》一篇，但此題目顯非原有，且文章起首即明言：“竊職恭讀上諭，有特派重臣遊歷各國考察政治之盛舉。”揣摩其中通篇以“職”自稱的下屬口吻，即便認作代擬，所代之人也只能是熊希齡一類隨從官員，決非欽派出洋的五大臣。
當然也可這樣解釋：楊度與梁啓超提供的只是草稿，五大臣上奏時已改了名稱。但究竟哪份奏摺可以指認為楊、梁所擬，或與這些題目沾得上邊，憑現在公開的資料，很難落實。
也不能排除清宮檔案有缺失的可能。只是，如此關鍵、重要的檔案竟會全部遺失，於情於理，無法讓人相信。梁啓超信中透露絕大秘密
《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節錄過梁啓超致友人徐佛蘇的一封信。徐曾參加黃興創辦的華興會，傾向革命；此時已改弦更張，服膺君主立憲，與梁啓超交情深厚，為其所信任。在這封信中，梁啓超透露了一個絕大秘密：爾來送生活（編者註：即“度過生活”）於海上者二十餘日，其間履陸地者,不過三十餘小時。公聞當亦大訝其行蹤之詭秘耶。……
近所代人作之文，凡二十萬言內外，因鈔謄不便，今僅抄得兩篇，呈上一閱，閱後望即擲返。此事不知能小有影響否，望如雲霓也。（諸文中除此兩文外，尚有請定國是一折亦為最要者，現副本未抄成，遲日當以請教。）
信末又特別交代徐氏：此文請萬勿示一人，閱畢望即用書留（編者註：日語“掛號信”）寄返。
可見其機密程度之高。
1929年梁啓超逝世後，徐佛蘇向編纂梁啓超年譜的丁文江等人提供資料時，在信後加了一段跋語：此函系乙巳年（編者註：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發，所謂此文萬勿示人者，系梁先生代清室某大臣所作之考查憲政之奏議也。
原信未標日期。年譜編者據徐佛蘇跋語將此信繫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
儘管我們現在無法知道梁抄給徐看的兩篇奏摺的題目與內容，但他所擬奏稿中，有《請定國是》一折，則可確定無疑了。而徐佛蘇所言“清室某大臣”，在前引《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傾向於認為是端方，應該說也探出了底細。戴鴻慈與梁啓超有直接聯繫
五大臣之一戴鴻慈與流亡日本的梁啓超有直接聯繫。光緒三十三年二月三十日（1907年4月12日），時任清廷法部尚書的戴鴻慈為法部與大理院許可權事，致書請教梁啓超。《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抄錄了此信。戴函云：客臘（編者註：去年臘月）杪手發一函，敬問起居，並道謝感德，想邀察鑒。本日托滙豐銀行轉致一電，請教司法省行政事宜，與大理院審判之許可權，誠恐電文簡略，兩署所以轇轕不清（編者註：轇轕音jiāoɡé，糾纏不清）之故,執事未洞悉內容，故謹為足下詳陳之。
可知戴鴻慈與梁啓超的聯繫亦相當密切。戴之所以“道謝感德”，必是梁先已幫過大忙。這很容易使人聯想到代擬奏摺一事，那確實該算是“大德”。
只是，戴鴻慈所謂“客臘杪”，指的是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歲末，因信上標有明確的日期。而徐佛蘇在撰寫跋語時，將梁信繫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然則梁為戴鴻慈、端方代擬奏稿年余之後，戴方始申謝，未免有違人之常情。
其實，徐佛蘇多年後追憶，很容易出錯。綜合考察戴鴻慈與端方的出洋行程及歸國上奏各情節，顯然，將梁啓超代擬事置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無疑更合適。戴氏的《出使九國日記》對其行蹤有逐日記錄：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1905年12月7日）從北京起行；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5年12月22日）晚到達日本神戶；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905年12月25日）至橫濱；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1905年12月27日）開船向美國，再遊歷歐洲；歸途經停錫蘭、檳榔嶼、新加坡、香港等處；光緒三十二年六月初一日（1906年7月21日）返抵上海，逗留兩周；光緒三十二年六月十四日（1906年8月3日）方始北上，經天津停留四天；光緒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1906年8月10日)回到北京；光緒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二、二十三日（1906年8月11、12日）接連朝見奏對。
根據這張時間表，戴鴻慈與端方雖有機會在神戶或橫濱與梁啓超見面，但耳目眾多，未必敢即時托以大事。何況二人剛剛啟行，歸期尚遠，考察總結也不急在一時。梁啓超致徐佛蘇函中說二十餘日關閉船上寫作，除高度保密的緣故外，顯然也因時限緊迫，交稿在即。戴鴻慈在上海稽留日久，確實情有可疑。陶菊隱謂之等候交卷，不無道理。戴鴻慈與端方的奏摺
除了可以確知的《請定國是》一折外，梁啓超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致蔣智由信中提到：“弟一月前曾為人捉刀作一文，言改革官制者。”以系年論，此篇也應歸入梁啓超代擬的奏議之中。
無獨有偶,在1919年刊行的端方遺著《端忠敏公奏稿》里，恰好有兩篇題目類似的文章：一為《請定國是以安大計折》，一為《請改定官制以為立憲預備折》。根據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所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後者即為《出使各國考察政治大臣戴鴻慈等奏請改定全國官制以為立憲預備折》，可知此折系戴鴻慈與端方聯銜上呈的奏稿。
倘因這種“巧合”而徑將二文歸於梁啓超名下，未免太過大膽，畢竟我們沒有在梁啓超的文集裡發現相關的文章。故研究這段歷史的史家（如《梁啓超與立憲政治》的作者董方奎、《端方與清末新政》的作者張海林），或者注意到梁啓超曾有“請定國是”與“改革官制”兩篇文稿，或者大力表彰端方的兩篇奏摺，卻都不曾有此“非分之想”。新發現的梁啓超稿本
新發現的梁啓超文稿證明，這兩篇奏摺的捉刀人正是梁啓超。
筆者新近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發現了一冊線裝本梁啓超手稿。此稿無題簽及目錄，原屬燕京大學圖書館舊藏，編目時根據內文所用稿紙，擬名為《新民叢報底稿》。全冊收文6篇，題目及字數如下（全部整理稿見《現代中國》第十一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9月）:1.《請定外交政策密折》（約六千字）
⒉無題目（約兩千五百字）
⒊《請設財政調查局折》（約兩千五百字）
⒋《請設立中央女學院折》（約一千三百字）
⒌《條陳郵傳部應辦事宜》（約五千二百字）
⒍《呈為留學研究一得謹陳管見以備採擇仰祈鈞鑒事》（約三千字）
從稿紙情況看，共分四種：第一篇黑格，加口題“新民叢報草稿用紙”；第二至四篇黑格，無口題；第五篇紅格，加口題“東亞編譯局”；第六篇紅格，加口題“新民叢報草稿用紙”。
再從各篇的內文情況看，第一篇似為初稿，零星的圈改不計，單是其中刪節的一大段，便占了半頁多。其餘各文則無此現象。第二篇是一封由梁啓超具名的信札，這也是圖書編目時判定作者為“梁啓超[等]”的依據。最後一文原未單獨標目，且未完稿。由於二、三、四篇稿紙相同，應為同時之作，且與其他三文合訂一冊，筆跡亦相近，故可斷定六篇文字均出自梁啓超之手。那時他正主編《新民叢報》,使用雜誌社稿紙也順理成章。
周秋光著《熊希齡傳》鉤稽了熊希齡隨使出洋期間的行蹤：光緒三十二年三月二十日（1906年4月13日），熊從義大利海岸登舟啟程，四月二十二日（5月15日）回到上海。閏四月初五日（5月27日）發電給在俄國考察的戴、端後，隨即東渡日本。
熊到日本，既有可以明白告人的“擬往北海道調查墾務，為奉天計也”，也有“使節諄囑，未便明言”的隱情（光緒三十二年熊希齡《上瞿協揆書》）。自赴日到回滬，中間約50天，熊希齡正好可以安排在日與梁啓超晤面、請其寫稿二十餘日，並“繞道至遼”、見盛京將軍趙爾巽面陳受其委派調查日本開墾北海道事宜的行程。（熊赴日，名義上是受盛京將軍趙爾巽委派到北海道調查墾務，回來後即被趙委任為奉天農工商局總辦）戴鴻慈日記透露的訊息
光緒三十二年六月初五（1906年7月25日），熊希齡到滬；六月十四日（1906年8月3日），戴鴻慈與端方即從吳淞口啟行。當日，戴在《出使九國日記》中有如下記述：晚，天氣稍涼，閱定各奏摺,計定國是、改官制、審外交、設財政調查局、立中央女學院，凡五摺。
雖只閒閒數筆，關係卻是異常重大。這五折，分明對應著戴鴻慈與端方奏稿中的《請定國是以安大計折》、《請改定官制以為立憲預備折》，以及梁啓超稿本中的《請定外交政策密折》、《請設財政調查局折》與《請設立中央女學院折》，甚至連排列的次序都分毫不差。
如此，所謂“梁啓超做五大臣槍手”一案，已可準確表述為：1906年6、7月間，梁啓超為清廷派遣的出使各國考察政治大臣戴鴻慈與端方代擬了五篇奏稿，即《請定國是以安大計折》、《請改定官制以為立憲預備折》、《請定外交政策密折》、《請設財政調查局折》與《請設立中央女學院折》。此五文現均存世。沒有後三篇文稿的發現，即使大膽倡言，終究不過是假說；而有此三文重現於世，此論便足以成為定讞。請梁啓超做槍手是誰的主意?
至於動議邀請梁啓超捉刀代筆之人，雖極有可能是戊戌變法前與梁共同參與湖南新政的熊希齡，但敢於作此決斷者，仍非時任出洋考察政治大臣的滿人端方莫屬。在這批新發現的梁啓超文稿中，第二篇無標題的信件是寫給“文帥大使閣下”即端方的。信中說：秉三（熊希齡字秉三）東來，以尊命委囑各件，謹已蕆事（chǎnshì，完事），想早達記室。末學菲材，率爾操觚，不識尚可採用否?伏希教之。
2008年11月20日，藍衣少年輯錄補充：
〔1〕《一個青年的夢》 日本武者小路實篤所作的四幕反戰劇本。中譯文在翻
譯時即陸續發表於北京《國民公報》副刊，至該報被禁停刊時止（一九一九年八月
三日至十月二十五日），後來全劇又移刊於《新青年》月刊第七卷第二號至第五號
（一九二○年一月至四月）。
單行本於一九二二年七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列為《文學研究會叢書》之
一；至一九二七年九月，又由上海北新書局再版發行：列為《未名叢刊》之一。
〔2〕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二年七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一個青年的夢》單
行本，未另在報刊上發表過。
〔3〕《新青年》 綜合性月刊，“五四”時期倡導新文化運動、傳播馬克思主
義的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創刊於上海，由陳獨秀主編。第一卷名《青年雜誌》，
第二捲起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六年底遷至北京。從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釗
等參加編輯工作。一九二二年七月休刊，共出九卷，每卷六期。魯迅在“五四”時
期同該刊有密切聯繫，是它的重要撰稿人，曾參加該刊編輯會議。
報，徐佛蘇主編，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因刊登揭露段祺瑞政府的文字，被禁
停刊。
〔5〕武者小路實篤（1885—1976） 日本作家。《白樺》雜誌創辦人之一，著
有小說《好好先生》、劇本《他的妹妹》等。在日本侵華期間，他附和日本帝國主
義的侵略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