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覺頓（1878－1916），原名叡，又名為剛，覺頓是其字，受業康門後號荷庵（或作荷廣、荷廠、荷葊、荷盦），1910年後用筆名明水（乃“湯”字分解得來）。祖籍浙江諸暨，因父親湯世雄一直在廣東做官，故又稱廣東番禺人。母親王氏，生母蔡氏，在兄弟姐妹六人中排行第四。覺頓自幼跟長兄輔清讀書，“有奇氣，嗜文藝，抗世希古”。十六歲（1894年）入萬木草堂，從康有為學習治身經世之學。
基本介紹
- 本名：湯覺頓
- 出生時間：1878
- 去世時間：1916
- 祖籍：浙江諸暨
人物經歷[,主要成就,
人物經歷[
1]據蔣貴麟記載，當時介紹湯覺頓入草堂的就是梁啓超[2]
[1] 《番禺湯公墓志銘》，《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第15頁。又，“為剛”之名，僅《廣東近現代人物詞典》有錄，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初一日《知新報》第四十七冊之《橫濱大同學校近聞》及康有為《皇上三十萬壽時……與梁爾煦、湯為剛設香案龍牌……恭記》（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編：《康有為遺稿·萬木草堂詩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頁）一詩可為證。
[2] 蔣貴麟：《康南海先生弟子考略》，《蔣貴麟文存》，第137頁。
梁啓超是草堂弟子的“龍鳳”級人物，湯覺頓也是草堂的後起之秀。1896年康有為赴桂林講學期間，湯覺頓就是少數隨行的得意弟子之一。1897年秋，旅日華僑籌建華人學校於橫濱，特遣鄺汝磐來求教習於康有為，據說那時橫濱方面有意聘請當時已因《時務報》而名動天下的梁啓超執掌總教習之席，但因梁脫不開身，故康有為改派另一得意弟子徐勤擔任，同時很慷慨地推薦了包括湯覺頓在內的三名弟子擔任教習，並親書“大同學校”四字門額為贈。[1]1898年春，湯覺頓受命出任橫濱大同學校教習之時，年僅20歲。[2]從廣州到橫濱，是湯覺頓事業的開始，也是其政治生涯的開始。
主要成就
戊戌政變後梁啓超倉促渡日，湯覺頓卻從日本返回上海，接替了以前梁啓超的（李提摩太）翻譯角色。
[1] 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編），重慶中國文化服務社1944年版，第40－41頁；馮自由：《戊戌前孫康二派之關係》，《革命逸史》初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48頁；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4頁。
[2] 梁啓超在《番禺湯公略傳》和《番禺湯公墓志銘》中記敘“戊戌變作，公（指湯覺頓——引者）急師友難，間關涉海外……”，筆者疑此處為梁氏記憶之誤。湯氏在1898年春即奔赴橫濱，戊戌變作時湯氏正執教橫濱，已是身置海外，不聞此前有回國之行，《橫濱大同學校近聞》（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初一日《知新報》第四十七冊）及馮自由的記載皆可印證；梁氏在戊戌十月變作不久的“風頭上”能推薦湯覺頓擔任李提摩太的翻譯（此事後面有詳述），且後來湯氏往返奔波於國內外而不受阻礙，正是因為湯身居海外沒有直接參與戊戌變法，因而未列入清廷的“黑名單”之故。其他敘述多轉引梁文，使此訛遍傳，故特此訂正。
1899年12月，康有為因母病返港，湯覺頓遂赴港與乃師相會。翌年1月27日又陪康有為、梁鐵君等人前往新加坡僑商丘菽園處。在新加坡，湯覺頓陪伴康、梁（鐵君），並助理康有為處理保皇會事務，康有為指揮布置運動的一些信件文稿，不少是由湯覺頓起草或代筆的，甚至連模仿康廣仁的筆跡代寫家信以誆慰康太夫人的事也由覺頓代勞了。[1]此時的湯覺頓，深得康有為信任。
[1] 1900年3月23日康有為《與同薇同璧書》，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編：《康有為與保皇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5－166頁；康有為：《幼博之喪，未敢白老母，時時偽作家書以報平安，今日使覺頓寫之，心痛淚下》，《康有為遺稿·萬木草堂詩集》，第117頁。
庚子上半年，梁啓超一直在檀香山為勤王運動籌款。七月底梁潛回上海，不料唐才常所領導的自立軍已經被鎮壓，故勾留十日之後即過香港走南洋，與康有為會合，但此行卻沒有會上湯覺頓，後者在不久前剛離開新加坡。[1]湯覺頓此行回國，本是為協助布置勤王運動，但回國不久，漢口自立軍起義計畫泄露，唐才常等起義領導被捕犧牲，他自己的情況也很危險，遂逃至日本。梁啓超後來回憶湯覺頓在勤王失敗後“僅以身免”[2]，即指此變故。
返日後，湯覺頓一邊執教大同學校，一邊加強自身的學習。是時，梁啓超特別倡導學日文、讀日書，湯氏亦受其影響。湯氏最感興趣的是政治學和財政學，是時，湯覺頓讀到日人所著有關鴉片戰爭之書，頗有所觸，遂譯之成中文，希望可勉勵國人，此即《英人強賣鴉片記》。梁啓超聞之，欣然為之作序，這也算是梁湯提攜的一個小影。[3]湯覺頓熱心教育，在大同學校，有一名較為特別的學生與湯覺頓關係密切：他學習基礎雖不太好，但有血氣，學習勤奮，進步也很快，他就是後來的愛國詩僧蘇曼殊。1903年夏蘇曼殊回國之時，湯覺頓等人為之餞行，蘇由此寫下了《以詩並畫留別湯國〔覺〕頓》（二首）。[4]湯蘇二人都是憂國憂民的愛國青年，胸懷報國之志，卻報國無門，“苦心憂國計難工”[5]，湯覺頓的這一心情在他1902年春所作之詩《春日感懷》中也有所流露。其詩云：“五載風霜漂泊身，飽經苦樂未由人。春國浩蕩三山國，奇氣消磨十丈塵。僅有干戈悲弟妹，難將愁思付江濱。當街柳色新如許，惆悵無端悟後因。”[6]
[1] 湯覺頓離開新加坡的時間，可根據康有為《大庇閣詩集》等來推測。庚子六月廿八，湯覺頓陪同康有為等為光緒遙祝壽，七月中旬康有為遷入新居時，湯覺頓已經不出現在康的詩中，代康寫信的也非湯而為梁鐵君；又，根據宮崎滔天回憶，湯覺頓曾代康出面會見宮崎，其時為七月初二日左右，故湯當在七月上至中旬離開。參見康有為：《大庇閣詩集》，《康有為遺稿·萬木草堂詩集》，第119－120頁；〔日〕宮崎滔天著，佚名初譯，林啟彥改譯、注釋：《三十三年之夢》，花城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書店1981年版，第184－188頁；1900年8月11日康有為《上母親書》、《與同薇書》，《康有為與保皇會》，第176－178頁。
[2] 《番禺湯公略傳》，《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第24頁。
[3] 參見梁啓超：《湯覺頓譯〈英人強賣鴉片記〉序》，許董衍總編纂，汪宗衍、吳天任參閱：《廣東文征續編》（二），廣東文征編印委員會刊行1986年版，第594頁。編者附註：此文轉錄自冼玉清女士所輯《近代廣東文鈔》稿，《飲冰室文集》未見收錄。
[4] 見癸卯八月十七日（1903年10月7日）《國民日日報》附張“黑暗世界”欄。“國”字可能為刊誤。
[5] 荷庵（湯覺頓）：《和有情子感事詩次章步韻》，壬寅年《新民叢報》第七號文苑部“詩界潮音集”欄。
[6] 荷庵（湯覺頓）：《春日感懷》，壬寅年《新民叢報》第七號文苑部“詩界潮音集”欄。
1907年秋，梁啓超、蔣智由、徐佛蘇等人在東京發起成立政聞社，並以《政論》為喉舌，率先在海外吹響了立憲的號角。由於康梁尚未解禁，故梁啓超沒有在社中擔任實職，而聘請國內德高望重、年屆七十的馬相伯來擔任總務員，並特派湯覺頓以政聞社特派員身份赴滬迎接馬相伯。此後，湯覺頓以馬相伯貼身秘書的身份，隨馬先生回國宣傳鼓動。政聞社又運動當朝權貴，與皇族中溥倫貝子、肅親王善耆等人都有來往，而湯覺頓正是奔走其間的重要人物之一。作為政聞社的靈魂，梁啓超對政聞社的控制，實多通過湯覺頓這一紐帶來完成；湯覺頓恰如政聞社的馬前卒，對梁啓超之重要性，可想而知，是故梁啓超在康有為面前大誇覺頓：“覺頓近來老練勇猛，誠吾黨後出之英奇，現在彼所負責任最大……”[1]梁啓超非常看重湯氏在國內的奔走聯絡，對湯氏日常開銷，雖“每月所費亦不少”，梁仍竭盡其力來支持。為了讓覺頓在國內行走方便、不招人耳目，梁啓超還曾打算在京中“為覺頓謀一官，使得安居都中，而不招忌。”[2]是時，善耆、良弼等人受袁世凱排擠，對立憲派表示親近，為康梁所倚重，是故立憲派有聯絡善耆、良弼、岑春萱等人打擊袁世凱之議。1907年夏，善耆派手下李步青赴日與梁啓超接洽，相談甚融洽。後覺頓至京，亦經李氏聯絡，得以會晤善耆。在湯覺頓致康有為的信中，就明顯流露出對善耆的推重。[3]因為湯氏熟悉京中諸人，對國內情況也摸得最透，所以梁啓超遇上棘手之事，就“俟覺頓到商”，覺頓已經是他身邊不可缺少的參謀和助手了。
雖然康梁一心想打擊老對頭袁世凱，卻終究不是袁的對手。老謀深算的袁世凱聞得風聲，就搶先一步，借陳景仁事件向政聞社開刀，向西太后密奏政聞社與梁啓超之淵源。1908年8月13日，清廷給政聞社定了一大通罪名，並下令“即行嚴拿懲辦”。[4]事至如此，梁啓超亦不得不解散政聞社。湯覺頓也因此受到懷疑，不得不再次隱匿海外。
[1] 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梁啓超《與夫子大人書》，《梁啓超年譜長編》，第434頁。
[2] 光緒三十四年三月梁啓超《致南海夫子書》，《梁啓超年譜長編》，第447頁。
[3] 光緒三十四年三月湯覺頓《致南海夫子書》，《梁啓超年譜長編》，第448頁。
[4] 《查禁政聞社上諭》，見光緒三十四年七月十八日（1908年8月14日）《申報》。
1910年10月，湯覺頓帶上樑啟超草擬的開黨禁之呈文，由日本歸國。時值國會請願代表團在北京活動，湯便以日本四埠之華僑代表名義列名其中。考慮到運動開放黨禁的勢力較為單薄，徵得同人意見後，湯覺頓決定將開放黨禁之運動與國會請願之運動併力進行，合而為一。[1]然而，湯覺頓等人在京城的活動卻阻力重重，王侯之門“皆深閉固拒”，凡事都需金錢開路，令一貫清高的湯覺頓大有格格不入的感覺。肅王善耆雖應承一些承諾，卻無法兌現，運動京官一途成效甚微。湯氏又指望新成立的資政院，經過一番周折，湯覺頓終於以海外華僑代表身份將請願書送達資政院。10月28，湯氏的請願書經資政院總裁溥倫上奏朝廷，但久久不見朝廷的回應，令覺頓頹喪之至。梁啓超得知此情形，便函召覺頓早日返回。後來此事雖經麥、潘等人活動，鼓動方傑、羅還等人上奏，終因載澤、袁世凱等人反對而以失敗告終。經此次奔波，湯氏對清政府的黑暗內幕，認識又深了一層。
[1] 宣統二年湯覺頓《致雙濤主人書》，《梁啓超年譜長編》，第519頁。
1911年5月，梁湯二人游台灣歸來不久，便又開始籌劃組織政黨之事。組織新政黨，在去年請願失敗之後立憲派已有此議，並已經在民政部登記一組織曰帝國統一會。為此，梁啓超與徐佛蘇、康有為、湯覺頓等人多次商議，決意以咨議局聯合會為舞台，聯絡各省咨議局人士，成立一大政黨，這就是6月4日正式掛牌成立的“憲友會”。為了更好地指導憲友會的運作，梁啓超決定再派遣湯覺頓回國，協助當時憲友會的常務幹事徐佛蘇秉持會務。6月上中旬，在迎接康師來日本後不久，湯覺頓即匆匆歸國。[1]
然而，湯覺頓此行的任務似乎不僅僅是為了憲友會的黨務這么簡單。湯回國奔赴北京之前，卻先到了瀋陽且“勾留數日”[2]，關於湯覺頓在瀋陽等地活動的具體事宜，目前還不得而知，但從後來發生的“灤州兵諫”等一系列事件來推測，湯氏此次回國可能與北軍中某些人有所聯繫，即參與秘密布置梁啓超辛亥“宮廷政變”的計畫。
……無論如何，湯覺頓的此行最終並沒有達到湯梁等人目的，革命的暴風雨比梁啓超預想中的來得還要早，武昌起義的槍聲不僅結束了“憲友會”，還打亂了梁啓超整個“宮廷政變”的計畫。
[1] 湯歸國大致時間可由徐佛蘇宣統三年五月十三日及六月三日寫給梁啓超的信等資料推算出來，又參考《康南海自編年譜（外二種）》（樓宇烈整理，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151頁、《萬木草堂詩集》第317頁。
[2] 宣統三年六月三日徐佛蘇《致任公先生書》，《梁啓超年譜長編》，第550－551頁。
為了進一步了解袁世凱、拉近與袁世凱的關係，一併打探政府動向、把握國勢發展動態，民元之初，梁啓超就將湯覺頓推薦給袁世凱。在致袁世凱的函中，梁稱湯“其人有肝膽，而達於事理，治事之才過啟超十倍，專治經濟學，明體而達用，銀行貨幣尤為專門，舉國恐少出其右者。”[1]這裡梁氏讚揚湯覺頓之才，雖有溢美的傾向，但也可見得梁氏對湯覺頓才學的信任。湯氏的經濟理論水平自不用說，其治經濟實業之能，梁啓超也並非完全是自吹自擂，湯覺頓的能耐倒也是貨真價實。四年前政聞社的侯雪舫就曾盛讚過覺頓之才：“覺頓之位置最好是籌得經濟，……專營實業”，“以覺頓之才，苟稍得憑藉，則靜足以守，動足以攻，為吾黨最難得之將。”[2]後來湯覺頓到京，袁世凱表現出一派重視人才的樣子，在梁氏面前大誇一番，並為湯氏安排政府財政顧問這一虛職。
湯覺頓這次歸國，是否擔任政府內的職務倒在其次，主要目的是觀察局勢，妥商接洽梁啓超歸國事宜。湯氏3月16趕回天津，[3]時值天津兵變方平，孫中山仍執政南京，袁世凱則不露聲色，以低姿態敷衍革命派，“政治方面，項城事事撝謙，多以南方為主”，使覺頓一下子也搞不明白，故云“此事太覺蹊蹺”。[4]於梁啓超的行止問題，覺頓也諮詢了諸位同人的意見，“主歸者多，惟斷不可入政界、入黨派，結黨亦宜少待，但遷《國風》歸，或辦一法政大學，以為立足點”[5]，歸期則應稍後看形勢而定，這也是初回國來的覺頓的意見。
回國後湯覺頓還拜見了任職總統秘書長的梁士詒。梁士詒是力召任公回國的主要角色，覺頓與之談論了梁啓超回國後一些經費供給問題，乃知此時政府無法為梁啓超撥款。湯覺頓意識到政府此時並非真正召喚梁歸，若此時回國，能產生多大影響還很難說，故對梁士詒急請任公歸持謹慎態度，並告知梁啓超“不可輕發”，同門潘若海亦認為暫勿歸國。湯氏對梁啓超的歸國與否真是費煞苦心，“再四研究”，故請任公等自己返日“細商”後才下結論。[6]
[1] 民國元年2月23日《致袁項城書》，《梁啓超年譜長編》，第618頁。
[2] 光緒三十四年三月四日侯延爽（雪舫）《致任公先生大人書》，《梁啓超年譜長編》，第462頁。
[3] 湯氏此行歸國時間可由覺頓歸國後第一函可推斷，《梁啓超年譜長編》節錄此函，並以落款時間“初二”定為公曆4月2日，但筆者認為此說並不正確。《梁任公年譜長編例言》第廿條云：“本書於記載年月日為便利記，宣統三年以前採用陰曆，民國元年以後採用陽曆，惟材料中陰陽曆月日如有不可考者，則概括編入之。”實則梁譜中確實有極少數日期未詳作考訂而誤，尤以民國後陰陽曆之未作明辨之誤（民國時期陰陽曆常混用），此處即為一例。編者節錄湯覺頓此函時，剛好把前面有關時間的敘述刪去。原函云：“孟遠兄長：別後十六抵津，十九入都，初來情形未然甚悉……初二京第一號。”筆者認為此處落款“初二”為陰曆時間，“十六”、“十九”則為陽曆時間，因為若湯氏陰曆“十六”歸國，不可能到下個月初二才回函致梁啓超，且與函中內容亦不符；再查對當時陰陽曆對照表，壬子二月初二為為1912年3月20日，三月初二為4月18日，四月初二為5月18日……故當只能為二月初二，即入都後次日寫此函。原函手稿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輯·梁任公（啟超）先生知交手札》，〔台灣〕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印行，第1044－1052頁。
[4] 民國元年3月20日湯覺頓《致孟遠兄長書》，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輯·梁任公（啟超）先生知交手札》，〔台灣〕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印行，第1044－1045頁。
[5] 民國元年3月20日湯覺頓《致孟遠兄長書》，《梁啓超年譜長編》，第624－625頁。
[6] 民國元年4月18日湯覺頓《致孟遠先生書》，《梁啓超年譜長編》，第625－626頁。
……湯覺頓卻很快就對民初政局失去興趣。初，他曾在私下與梁啓超討論設立一中央銀行的方案，其草稿成後，還曾請梁氏過目。後梁士詒訪任公，談及銀行事宜，任公記起舊歲湯氏之草案，復取出再覽，仍覺得規劃宏遠，切實可行，便有讓湯氏主持中國銀行之意，梁士詒也頗為贊同。1913年夏，梁氏推薦覺頓出任中國銀行總裁之時，覺頓已生頹廢之意，但梁啓超認為“此機關為全國財政命脈所系，非以極遠之眼光，極敏之手腕，不能絜其樞以振衰敝”，並力促覺頓任之。[1]湯覺頓接手中國銀行之後，也很想把它辦成一個“超然獨立”的中央銀行，“一切規程，多由湯氏手定”，但武人執政，銀行不過是袁世凱籌措軍餉、玩弄權術的工具而已，1914年2月，熊希齡內閣就是迫於被財政等問題而下台。同年3月，財政部通過了梁士詒控制的交通銀行新則例，規定由交行經營、輪、路、電郵四政，甚至控制紙幣發行、分理國家金庫，中行大受排擠，其原法定地位動搖。湯氏潔身自好的思想，早已有之，[2]銀行經營掣肘，覺頓便覺索然無味，又見周圍皆與自己格格不入，更生隱退之意，是故任職不到一年，覺頓便以養病為名，辭職而去，奉母於天津，時值1914年夏。[3]
[1] 民國2年梁啓超《致張仲仁、陳仲恕書》，《梁啓超年譜長編》，第677－678頁。《梁啓超年譜長編》的編者未考證此函具體寫作時間，李國俊編《梁啓超著述系年》（復旦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45頁）認為此函作於1913年冬。查《中國銀行行史資料彙編·上編》（1912－1949）（檔案出版社1991年版）之《中國銀行歷任領袖姓字一覽表》（見該書第101－102頁），湯覺頓於民國2年8月21日被任命為署理副總裁（周自齊為署理總裁），9月1日到任，同年9月25日被任命為總裁，次日到任，次年7月31日卸任。該錶轉錄自《中行生活》第25期，民國23年4月1日。其後編者附註：“該表於民初情況頗有疏略，今仍其歸，希讀者參閱有關史料便知其詳。”參考其他資料，筆者以為這裡記載的有關湯覺頓任離職的時間是比較可靠的，如姚崧齡著《中國銀行二十四年發展史》（傳記文學出版社1976年印行，第18頁）記載湯覺頓為熊希齡內閣出台後派任，次年6月辭職。又1913年10月12日梁啓超致周印昆的函中，已提及“覺頓引退”（見《梁啓超年譜長編》第698頁），與此處可相符。故梁啓超此舉薦之函當作於1913年夏8月湯覺頓任職之前。梁啓超在《番禺湯公墓志銘》中雲“公嘗任中國銀行總裁……公草創經畫，一年有奇……民國三四年之交，袁世凱叛國征露，公毅然棄職，奉母津門。”（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第15頁）湯覺頓引退在1913年夏，任職前後不到一年時間，梁啓超自己倒是在“民國三四年之交”辭職，梁此處記述不確切。而梁在《番禺湯公略傳》中記述湯覺頓“民國元年，任中國銀行總裁”（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第24頁），則是記憶之誤。
[2] 1914年7月3日梁在《致鄉老書》中提及覺頓“時時有潔身之志”，見《梁啓超年譜長編》，第695頁。
[3] 參見姚崧齡著：《民國史料叢刊第二十九種——中國銀行二十四年發展史》，傳記文學出版社1976年印行，第18頁。
對袁世凱的倒行逆施，梁啓超一直吞聲不言，蓋梁氏不願引起國家之再動亂，寧願維持現狀，同時又寄希望於袁氏或可懸崖勒馬，但又放心不下，故常讓湯覺頓、蹇季常等人赴京打聽情況。至“二十一條”之議起，梁啓超拍案而起，駁斥日本罪行並警告袁世凱當局。然而，袁世凱並沒有停止稱帝的籌備活動，氣焰反而愈加囂張。面對鬼蜮暗流，梁啓超“心緒至不寧謐”，實在忍無可忍。1915年8月22日晚，梁啓超花了一夜的功夫，揮筆寫成膾炙人口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對袁世凱稱帝活動進行了總清算，次日晨即交付湯覺頓帶入京中。[1]9月3日，北京《京報》刊載此文，一時間京城紙貴，一連幾天，凡轉載此文的報紙都被搶購一空，梁啓超此文成為街頭巷尾大家談論的熱點。
梁啓超的反袁檄文引起社會的轟動，為倒袁創造了有利的社會輿論，但是也較早地暴露了梁啓超等人的政治動機和謀劃，使他們成為袁世凱的重點防範對象。早在籌安會成立的次日即1915年8月15日晚，梁啓超與從北京趕來的蔡鍔同至湯覺頓的住所，秘密商議倒袁計畫，他們分析了國內形勢，決定分頭行動，合力討袁。此後，三人繼續秘密醞釀和布置討袁之役。[2]湯覺頓主要研究戰時財政問題，同時負責聯絡。蔡鍔在京中則極力韜光養晦，偽裝贊成帝制、與梁之政見不合，伺機溜出京城，輾轉上海、日本、越南，最後回到老巢雲南，組織起護國軍。
護國戰爭時期，沉寂一時的湯覺頓再次活躍起來，自覺擔負起民族使命，以高度的熱情投入到倒袁的運動之中。1915年12月，湯覺頓隨梁啓超蔽匿上海，協助其籌劃滇、黔、桂諸省的舉義。同時，又運動南京的馮國璋，聯絡孫中山、岑春萱等各派勢力，建立起廣泛的反袁 “統一戰線”，引導全國反袁陣營。由於護國軍早期準備比較充分，士氣旺盛，開戰連連告捷，但至1916年2月份，前線主力在瀘納戰場遇到袁世凱的優勢兵力的頑強抵抗，一時進入相持局面，這使在上海運籌帷幄的梁啓超焦灼萬分。[3]梁認為，要改變當前不利局面，必須儘快策動廣西獨立，使滇、桂、黔連成一片。於是梁啓超致書廣西將軍陸榮廷，對陸又請又激，由於陸本有反袁之念，曾答應蔡鍔回響起義，故向梁啓超表示（梁）“朝至，桂夕發”，並先後派心腹陳祖虞、唐紹慧赴上海迎梁入桂，於是便有了梁啓超等人的廣西之行。
初，梁啓超打算由湯覺頓帶上文電書信先行一步，但唐紹慧稱獨行太危險，故湯等至3月4日才與眾人一道乘日輪南下。3月7日，一行七人抵香港，卻遭遇巡捕的嚴密搜查，行李中所有紙片都被細細翻了一通，幸好機警的湯覺頓早將檔案藏在貼身的小油布包內，才未給巡捕發覺，倒讓眾人虛驚一場。由於梁啓超無法公開露面，不能通過海防關卡，所以大家兵分三路：由湯覺頓帶上檔案陪唐使先行赴南寧，梁啓超則由黃溯初陪同，設法偷渡越南，其餘人暫留香港觀變。[4]3月14日，湯覺頓唐紹慧先行抵達南寧，湯當晚謁見了陸榮廷。次日，陸即發布了由梁啓超起草的電文，宣布獨立，又將柳州行營改稱廣西都督府兼兩廣護國軍總司令部，任命梁啓超為兩廣護國軍總參謀。廣西的獨立改變了力量的對比，大大鼓舞了前線的護國軍戰士，護國軍克服困難，接連取勝。3月22日，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梁啓超進一步指示：對袁須一戰到底，“現在舍袁退位外，對京師無調停餘地”[5]。
隨著廣西的獨立，廣東的龍濟光也掛出“獨立”的招牌，然其實為袁世凱的爪牙，並無獨立的誠意。是時，廣東反袁呼聲極高，計有朱執信與鄧鏗率領的中華革命軍、陳炯明組織的共和軍、徐勤領導的護國軍等反袁力量，其中徐勤為康有為嫡系，其護國軍多受康有為的資助。4月4日，停泊在珠江的“寶璧”、“江大”等軍艦起義，加入徐勤的護國軍。6日，徐勤屬下攻城司令魏邦平率軍艦進入廣州白鵝潭江面，聲言要開炮攻城。[6]龍濟光為形勢所迫，於當日晚宣布獨立，又與張鳴歧通電民軍及廣西陸梁等人，敦請派代表前往協商。為了逼袁退位，梁啓超也從大局著想，仍同意以和平方式解決廣東問題。[7]4月4日，梁啓超抵南寧，與陸、湯等人商議廣東問題，湯覺頓深知“粵不定則賊不滅”，故決定親自赴廣州與龍濟光交涉。在湯覺頓赴廣州的前晚，梁湯二人共臥一室，促膝長談。湯覺頓認為當前的政局混亂，與公眾政治素養低下也頗有關係，欲真正達到憲政的目標，須從長遠著手，所以等戰亂平息後，他打算投身社會教育，致力於提高人們的政治覺悟和政治能力。[8]梁啓超沒有想到，這一晚的談話竟成了他們的永訣。
4月6日，湯覺頓以陸榮廷和梁啓超的特使身份，隻身赴粵，向龍濟光陳說利害。4月12日，龍部、民軍和廣西三方的代表舉行聯席會議於廣州海珠島水上警署，討論獨立善後問題。與會的有將軍府顧問譚學夔，廣東省警察廳長王廣齡，龍濟光的部下顏啟漢、賀文彪，民軍總司令徐勤，中路民軍司令吳仲銘，北路民軍司令王偉，商團領袖岑伯著及兩廣護國軍的代表湯覺頓等。會議由徐勤主持。當談及軍隊改編問題時，發生嚴重爭執，顏啟漢及衛士突然拔槍射擊，湯覺頓、譚學夔當場飲彈身亡，會場亂作一團。王廣齡、吳仲銘、岑伯鑄相繼身亡；徐勤和王偉逃出會場，幸免於難。這就是震驚一時的海珠慘案（海珠事變）。[9]湯、譚、王都是梁啓超朋友，反對袁世凱稱帝的骨幹分子，這場血案，明顯是一場“有計畫有準備的政治謀殺事件”[10]，龍濟光與此案當有不可逃脫的干係。案情發生後，立即引起兩廣軍民的憤慨，身在梧州的梁啓超第二天聞得訊息，悲痛欲絕，為了顧全大局，貫徹“維持秩序、戮力北伐”的方針，梁啓超含淚與陸榮廷向龍濟光發出通牒：讓出都督並率師北伐。狡猾的龍濟光一方面答應統一北伐，認同在肇慶成立兩廣都司令部，又象徵性地抓了幾個兇手和幕後指使人（顏啟漢外逃），另一方面卻按兵不動，跟護國軍來“軟對抗”。廣東民軍終於忍無可忍，率先掀起一場全省範圍的“討龍”鬥爭，最後，龍濟光在一片討伐聲中，帶著殘部倉皇逃往海南。
海珠案發之初，正值討袁高潮之時，梁啓超戎馬倥傯，無暇親及湯氏之善後事宜，乃託付長女梁令嫻女士和朋友來辦理。至半年之後，梁啓超才與同人在北京公祭湯覺頓等海珠三烈。梁啓超悲憤滿懷，揮筆寫下了《祭海珠三烈文》。作為與自己患難與共多年的摯友，這次湯覺頓雖說是為國家而殉職，其實也可以說是為梁啓超的事業奔走而殉難。多少年來，為了這位蜚聲國內外、赤心為國的師兄，湯覺頓幾乎舍卻“私己”，把梁啓超當作自己事業的中心，代之歷險阻，為之灑血汗。對這一點，梁啓超自己也很清楚，他明白自己欠覺頓太多。他在挽覺頓之聯中寫道：
納公規若毫髮，貽公謗若丘山，不祥如余，願世世勿相友；
盡其力為張良，潔其身為龔勝，非命而奪，疑蒼蒼者匪天。
聯中稱湯氏才比張良，節如龔勝，讚譽之意自不消說，而追憶二人交往，湯覺頓幾乎是以半生精力，全力來扶持自己，自己卻屢屢不聽其規勸，最後給他帶來滅頂之災。梁氏內疚和悲痛交織，悲緒萬端，想到此債今世無法償還，來世還是不要作朋友了，免得又沾上自己的晦氣。如此之輓聯，也只有梁啓超這樣與之“情同骨肉”的密友才能作出來；如此之表白，只有深知二人之交誼者才能明白其中味道，才能明白梁氏的心情。梁啓超又追憶去年天津定策之時，湯君“志氣其如神，每發一謀、定一議，其斷制之力若截眾派而舉萬鈞”，後潛赴廣西，臨危不懼、處變不驚，赴粵談判，更是置生死於度外，“快意於魑群”，為國家大義，以三寸不爛之舌，向龍濟光陳說“一晝夜”，真可堪“永裂肝而斷魂”。[11]1922年12月，廣東同人正式以公葬之禮，悼念湯氏忠骨，梁啓超再次緬懷覺頓之風儀，哭曰：“公固為國死，亦為啟超死也！”梁啓超廣交朋友，師友遍天下，但像湯覺頓這樣長期相伴、無間親密者也只有湯氏一人；對湯氏來說，平生知交，則無出梁氏之右者。早在湯氏遇難半年前即1915年10月，梁啓超為湯太夫人祝壽時，有一段回憶湯梁交往及對湯覺頓個性的評述，倒是頗有總結性：“啟超交覺頓逾二十年，其間患難相從若形影者且十年，儕輩中熟知覺頓性行者，宜莫如啟超。其為人也敏達而方嚴，慷慨而淡薄，可以歷無量艱阻以負荷世事，可以悠然蟬蛻於濁穢，君子人歟？君子人也！”[12]湯覺頓既是良友，也是一名孝子，其人“有至性，事母常坐孺子慕，趨朋友之急若其私。”[13]謙謙一君子，能為朋友兩肋插刀，得如此一良友，實為任公之幸也！失如此一良友，真蒼天無情也！是為任公所痛。
湯覺頓逝世後，梁啓超特別掛念其家人，在自己無暇常赴湯府慰問之時，便囑女兒令嫻“常往存問”[14]。1919年1月，梁啓超為中國權益交涉奔赴巴黎和會，由上海坐船到香港，所乘船竟剛好是三年前護國之役期間由滬赴港時與覺頓等人同乘的橫濱號。睹物思人，當年與湯覺頓等人共歷患難之情景仍歷歷在目，今物是人非，怎不令梁啓超唏噓不已？[15]1922年12月25日，梁啓超追憶護國運動這段“傷心歷史”，想起在這場戰爭中為國捐軀的蔡（鍔）湯（覺頓）等“國中第一流人物”和“生平最親愛的朋友”，不由得“痛徹肝腸”。[16]梁湯二人交誼深厚，情真意切，今天我們從前人的文字中[17]，得以品味近一個世紀前的這番情誼。另外，筆者還曾見過一張梁湯合影的照片，那是1910年二人在神戶時所攝，[18]睹此照片，或可知其中相濡以沫的一段故事。
[1] 民國4年8月23日梁啓超《與嫻兒書》，《梁啓超年譜長編》，第720－721頁；又參見1915年8月23日梁啓超《致梁思順》，張品興編：《梁啓超家書》，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頁。二函乃同一函，但後函落款為“廿三晨”，而前函未節錄落款時間，僅認定為“二十二日”，筆者為此參考了中華書局編輯部編的《梁啓超未刊書信手跡》（中華書局1994年版），當以23日晨為準。
[2] 《護國之役回顧談》，《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89頁；《國體戰爭躬歷談》，《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三，第144頁。
[3] 護國軍較早地陷入被動，與梁啓超指揮一時心急、提前發布討袁電文也略有關係，故梁對此心懷內疚，急於赴桂策動以扭轉局勢。見民國5年1月8日梁啓超《致蔡松坡第一書》，《梁啓超年譜長編》，第737－738頁；又參見董方奎：《梁啓超與護國戰爭》，重慶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161頁。
[4] 吳貫因：《丙辰從軍日記》（民國5年3月10日），轉引自《梁啓超年譜長編》，第760－762頁；《從軍日記》，《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三，第121－127頁。
[5] 梁啓超《致湯覺頓電》（3月28日龍州發），《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三，第32頁。
[6] 參見張帶山：《廣東海軍參加討伐龍濟光之役》，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選輯》第5輯，第61－62頁；雲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貴州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護國文獻》（上、下），貴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31－833頁。
[7] 當初，梁啓超也是認為“舍龍退職外，對粵無調停餘地”〔見《致湯覺頓電》（3月28日龍州發），《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三，第32頁〕，但陸是龍的兒女親家，也不願意通過拼掉龍而消耗自己的實力，陸乃掌握兵權之人，梁啓超必須考慮此因素。
[8] 《與報館記者談話一》（民國5年8月10日），《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三，第133頁。
[9] 關於事變衝突的詳情，眾說紛紜，董方奎著《梁啓超與護國戰爭》（重慶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223頁收錄了當時的幾種說法，本文基本採用吳貫因和梁啓超之說。參見吳貫因：《丙辰從軍日記》（民國5年4月13日），轉引自《梁啓超年譜長編》，第773－774頁。
[10] 董方奎：《梁啓超與護國戰爭》，重慶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頁。
[11] 《祭海珠三烈文》，《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第12－13頁。
[12] 《湯母蔡太夫人壽言》，《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第8－9頁。
[13] 《番禺湯公墓志銘》，《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第15頁。
[14] 民國5年5月3日梁啓超《與嫻兒書》，《梁啓超年譜長編》，第782頁。
[15] 《歐遊心影錄（節錄）·歐行途中》，《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十三（上），第39頁；民國8年1月13日梁啓超《與嫻兒書》，《梁啓超年譜長編》，第876頁。
[16] 《護國之役回顧談》，《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87頁。
[17] 筆者現在能夠蒐集到的有關梁湯的資料中，只能看到梁啓超對湯覺頓的評述的內容，而看不到湯覺頓對梁啓超的評論。除了史料的挖掘有限外，可能還有以下幾個原因：其一，湯覺頓先於任公逝世，湯逝世後只能有梁對湯的追憶和評述；其二，梁啓超年長於湯氏，成名又極早，湯覺頓多受其提攜，故湯在世之時，梁啓超評價湯的場合多，而湯覺頓評價師兄的場合要少；其三，梁啓超長於言論，亦長於論人物，生平文字為世人矚目，絕大部分都保存下來，湯覺頓留下的文字不太多，且不長於評論人物，可能也有一些對梁啓超評述，但今天也不容易找尋。
[18] 鐘珍維、萬發雲著《梁啓超思想研究》（海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及耿雲志、崔志海著《梁啓超》（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的前插頁均刊錄了這張照片。
摘自 陳學章：《梁啓超與湯覺頓》，經作者本人同意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