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狀況——關於知識的報告

《後現代狀況——關於知識的報告》是法國哲學家讓一弗朗索瓦·利奧塔創作的哲學著作，於1979年首次出版。

《後現代狀況——關於知識的報告》是西方後現代主義思潮的重要著作。利奧塔研究高度發達社會中的知識狀況，並用“後現代”來描述這一狀況。現代知識求助於“元敘事”使自身合法化，“後現代”就是對“元敘事”的不信任。後現代知識不單純地是權威們的一種工具，它提煉人們對諸多差異的感受力和增強人們對異質事物的寬容度，它的合法化原則不是專家的“一致”而是發明者的“悖謬”。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後現代狀況——關於知識的報告
• 外文名：La condition postmoderne:rapport sur le savoir
• 作者：利奧塔
• 類別：哲學
• 首版時間：1979年
• 字數：14.8萬字

內容簡介

在《後現代狀況——關於知識的報告》中，利奧塔深入系統地分析了後工業時代知識狀態的變化，從語用學的角度，提出了“元敘事”已陷人危機的重要命題，並具體分析了以知解事物為旨歸的“純粹思辨性”與以自我獨立解放為旨歸的“啟蒙性”兩大正統敘事式微的情況。利奧塔所說的“元敘事”指的是關於宗教、歷史、科學、心理學及藝術的正統性的解釋方法，以及用單一標準去裁定所有差異並統一所有話語的傳統思維方法。利奧塔認為，由於不同的語言必然各有特質，故而“元敘事”本身就已存在著不可溝通性。正是與之相關，傳統科學及各類知識的合法化也已失效。正是由此出發，利奧塔強調，所謂“後現代”，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對“元敘事”的懷疑態度。具體到文藝創作，則應是這樣一種情形：作家、藝術家們不再力圖從完美的形式中獲得安慰，不再顧及可供集體分享的相同品味，而是顛覆一切先在規則，重在傳達對“不可言說的”認識。利奧塔理論的實質在於，解構中心，容忍多元，反叛現代理性與既有的文化束縛，反對用統一性與整體性來規範世界，反對用固定不變的邏輯與規則說明世界，正如他自己在本書的結尾所宣稱的：“讓我們向統一的整體開戰”，“讓我們不妥協地開發各種歧見差異”。

作品目錄

序言/詹姆遜 引言/利奧塔 第1章 範疇：資訊社會中的知識 第2章 問題：合法化 第3章 方法：語言遊戲規則 第4章 社會規範的本質：現代的抉擇 第5章 社會規範的本質：後現代的視點 第6章 敘述知識的語用學 第7章 科學知識的語用學

第8章 敘述功能與知識合法化 第9章 知識合法化的敘事學說 第10章 合法化的喪失 第11章 研究及其通過述行所達成的合法化 第12章 教育及其通過述行所達成的合法化 第13章 從不穩定性之研究來說後現代科學 第14章 以悖謬邏輯達成的合法化 第15章 答問：什麼是後現代主義？ 譯後記/島子

作品思想

（一）知識的後現代狀況

利奧塔開宗明義，研究高度發達社會中的知識狀況，並且用“後現代”來描述這一狀況。他認為“後現代”一詞“恰好標示出當今文化的方位和狀況”。“高度發達的社會”指的是，社會進入“後工業”時代，文化進入“後現代”時代。“後現代社會”意指“後工業社會”，而“後工業社會”一詞來源於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爾·貝爾的著作《後工業社會的來臨》，貝爾認為“後工業社會”中，科學相對於其他知識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利奧塔說：“當許多社會進入我們通稱的後工業時代，許多文化進入我們所謂的後現代，知識的狀況也隨之變遷。”

20世紀50年代末，戰後的歐洲社會已完成了復興和再造的過程，西方逐漸進入後工業社會，科學技術高歌猛進。各種尖端的科技都和語言有關：語音學與語言理論、傳播學與控制論、現代幾何學與信息學、計算機與計算機語言、翻譯與電腦程式的兼容問題、信息的儲存與流通問題、遠程信息處理技術與智慧型終端的完善、悖論學等等。後現代社會也就是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社會、信息社會、計算機化的社會。由工業社會向後工業社會的轉變，這些科技上的變化，必將衝擊著整個知識領域，知識的功能、知識的本性、知識的地位和作用等，都顯現出新的特徵。

首先，知識的本性發生了改變。知識的研究、獲取和傳播方式發生了變化。改變了的研究方式，使過去許多高深莫測的研究變得容易掌握；信息處理機的增多和聲像多媒體技術、網路的發展，對知識的傳播產生決定性的影響。由於知識的獲取和傳播方式的改變，知識的本性不改變，知識將無法繼續存在。知識的本性的改變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知識的量化和可操作性，即信息化。可操作性以計算機為手段，把知識轉化為批量的信息，以適應新的研究和傳播方式。任何不能轉化為可輸送的信息的將被淘汰。二是知識的商品化，知識的生產是為了銷售，知識的消費是為了在新的生產中獲取價值，交換價值是知識生產的目的。

其次，知識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發生改變。知識成為主要的生產力，知識對於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產生了重要影響。利奧塔說：“知識以一種生產力不可缺少的信息商品的形式出現，這在世界範圍的力量競爭中已經是並將繼續是一個重要的、也許是唯一的賭注。可以構想：民族國家有一天將為控制信息而戰，正如過去它們為控制領土並隨之控制掠奪原材料和廉價勞動力的途徑而戰一樣。”

再次，技術在科學證明中的作用越來越大。科學證明對技術的要求也越來越高。技術在這裡遵循一條“理想的輸入——輸出”原則，即“最少投入最大收穫”原則，利奧塔稱之為“效率（或可執行性）原則”。這是因為科學發現需要花錢去證明，技術是實現科學證明的最有效方法，目標不是真理而是效率。這樣，權力問題就和真理問題聯繫起來。

最後，知識的傳播不再是為了培養能夠指導民族走向解放的精英，而是為這個系統提供一些能在其體制所要求的實際崗位上合格地完成他們的角色的扮演者。獲取知識的動機是為了權力和效率。這樣，知識的多種語言遊戲功能被還原為一種功能，效率原則成為唯一的衡量標準。

利奧塔還在其他場合對知識的狀況作如下概括：“今天，三個重大的事件正在發生：第一，技術和科學在巨大的技術科學網路里融合；第二，在各門科學裡，不單單是假設或甚至是‘範式’在受到修改，而且曾經被認為是‘自然的’或不可違反的推理方式或邏輯也在受到修改——悖論大量存在於數學、物理學、天體物理學和生理學的裡面；最後，新的技術帶來的質的變化——最新一代的機器可以進行記憶、查閱、計算、語法、修辭和詩學、推力和判斷（專業知識）的操作。”

（二）敘事知識與科學知識，以及科學知識合法性危機

近代以來，科學逐漸成為裁判其他知識的標準。利奧塔反對把全部知識歸結為科學，認為知識並不等於科學。科學主要同“知道什麼”相關，但知識不僅意味著“知道什麼”，而且也意味著“如何知道”、“知道如何生活”、“知道如何傾聽”等等。知識是一種“能力”。它不僅決定和採用什麼樣的真理標準，而且也決定和採用什麼樣的效率標準、正義標準、幸福標準和美學標準等等。就是說，知識應該具有各種各樣的樣式，而科學僅僅是其中的一種；除了真理問題，正義、幸福和美等都是知識的對象。從而，獨尊科學貶低其他知識是錯誤的。

利奧塔把被科學貶斥為“意見”的其他知識稱為“敘事”。“敘事”是傳統知識的典型。“敘事”具有以下五種特質：第一，敘事（如神話、傳奇或寓言等）講述了主人公有關成敗榮辱經驗的故事，這些英雄的成敗的教訓凝練為正反兩種生活模式，形成評價事物的不同的標準，直接賦予故事發生時的社會機構以合法性，而間接地牽涉現存社會機構的合法性。“敘事”通過故事的講述提出了一些評價事物的標準，依據這些標準，人們能夠知道什麼事情是可以做的，什麼事情是不可以做的。第二，“敘事”可以適合各種“語言遊戲”，這些語言遊戲，可以是“描述的”，也可以是“指令的”，還可以是“評價的"的”。“敘事”的這些語言功能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並在故事的講述中體現為一種統一的秩序。第三，“敘事”的傳播具有某些內在的規則：講故事，有一個固定的模式，以表明這個故事是從誰那裡聽來的，現在是誰在講，並講給誰聽。這套規則表明敘事者聲稱自己具有講這個故事的資格在於“聽到過它”這個事實，從而現在的聆聽者通過“聽故事”這個事實也潛在地擁有了同樣的資格。顯然在“敘事”的傳播中，其功能絕不僅限於把故事發表出來，它還決定一個人為了他的故事被傾聽必須說什麼，一個人為了說故事必須聽什麼，以及一個人為了成為敘事對象必須扮演什麼角色。在敘事這種知識樣式中，語言行為的完成不僅需要說者，也需要聆聽者和言辭中提到的第三者。這說明，“敘事”的傳統也是獲得三種知識能力的傳統，即“如何知道”、“知道如何說”、“知道如何聽”，而在知識能力的獲得中，某種社會共同體及其文化背景被展示出來了。第四，“敘事”具有時間節奏，它來自於過去，但影響到現在。在“敘事”所述故事的意義中，甚至在“敘事”本身的講述行為中，“敘事”為既定時代的人類共同體提供了一種傳統。所以，“敘事”的所指看起來屬於過去，但實際上是現在。“敘事”對於任何一種文化都具有記住過去、保持傳統的功能。第五，在“敘事”中，關鍵的東西不是主體（敘事者），而是“敘事”本身。“敘事”決定了在一種文化中什麼東西應該被說出來和被做出來，決定了誰有資格來說和來做。“敘事”沒有將這種權威轉讓給敘事者，它自己仍然保留著這個權威。在某種意義上，人僅僅是把敘事實現出來的工具。主體消失了，人成為語言的工具。

利奧塔將科學同“敘事”對照起來分析，認為科學也有五種特質：第一，科學知識只從事一種“語言遊戲”，只具有一種功能，即“定義指稱性”的語言遊戲，而把其他的“語言遊戲”一概排除在外。對於科學來說，一個陳述的真理性就是它的可接受性的標準。當然，還存在其他類型的命題，例如疑問、命令等形式，但是它們在論辯中只是起過渡性的作用，最終要以陳述句的形式結束。第二，科學知識同其他的（與社會共同體相關的）“語言遊戲”相脫離，這也就是同社會共同體相脫離。與“敘事”不同，科學不再是社會共同體的一個直接組成部分，它與社會生活的關係是間接的、外在的。第三，在科學研究的語言遊戲範圍內，只要求“主訴者（說者）”具有發表科學知識的能力。科學知識只關心主體（說者），而不關心對象（聽者）和所指的客體。與“敘事”的遊戲不同，在科學遊戲中，人們只需要知道“知識”，而不需要踐行“知識”。第四，科學知識被發表出來，但這並不等於它被證實，科學具有可證偽性，它永遠逃脫不了證偽。第五，科學具有“歷時性”，也就是說，科學一方面接受先前傳遞下來的東西，另一方面又尋找新的發現，而它本身表達了一個逐步積累的過程。

通過這種分析，利奧塔試圖說明，科學與“敘事”的地位是平行的，一方不比另一方更重要和更必要。兩者作為不同的“語言遊戲”具有各自的遊戲規則。它們各自的相關標準是不同的。所以，不能在科學知識的基礎上來評判“敘事”知識及其有效性，反之，也不能在“敘事”知識的基礎上來評判科學知識及其有效性。

利奧塔分析的出發點是“語用學”。“語用學”關注語言的使用方式，重視語言同生活的關聯，主張詞語的意義就在於它被適用的方式。語言的每一種使用方式與其他的使用方式都是不同的，並遵守著不同的規則。沒有適用於所有使用方式的語言規則。

在一個普通的交談場合，說“這所大學出了毛病”這句話，表明“說話者”、“聆聽者”和“指涉物”之間存在一種特定的關係：“說話者”要知道該大學的狀況，“聆聽者”要表示贊同或反對，“指涉物”要標明唯一明確的對象。在某次大學評估會議上，某校長或教務長宣布“這所大學是開放的”這句話，它的特徵是“指涉物”的狀況（“開放的”）與“說話者”的聲音（“宣布”）同時出場，“大學是開放的”這種狀況在於“被宣布”是開放的，無需“聆聽者”去討論或證實；“說話者”直接向“指涉物”和“聆聽者”施加影響；但是“說話者”必須是被授予做出這種宣布權利的人。在這兩種場合中，前者是一個“指示性表達”，後者是“執行性表達”，是遵循各自規則的兩種語言遊戲。利奧塔從中得到的結論是：（1）語言遊戲規則的合法性不在自身之內確立，而是遊戲參加者“契約（同意）”的產物（並不是說遊戲規則是遊戲參加者制訂的）；（2）沒有規則，就沒有遊戲。甚至任何極其微小的規則變化都將改變語言遊戲的性質，任何違反規則的“環節”都會破壞遊戲。（3）語言的每一種表達都應該看做遊戲的“環節”。

語言遊戲重視語言的使用，而語言是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生活形式不同，則語言遊戲不同。不同的話語，擁有不同的“語用關係”，從而屬於不同的語言遊戲。話語存在於具體的語境之中，每種語用關係都是特殊的。“語言遊戲”之間沒有共同的衡量尺度，沒有共同的本質。從而，更不存在一個眾多語言遊戲之上的“元語言遊戲”。

所以，科學與敘事這兩種遊戲各有自己的遊戲規則，是異質的，不能相互翻譯。從而，不能在科學知識的基礎上來評判“敘事”知識及其有效性，反之，也不能在“敘事”知識的基礎上來評判科學知識及其有效性。科學求助於敘事來確立自身的合法性就是成問題的、沒有根據的，科學知識裁判其他知識的有效性也是沒有理由的。

科學知識希望自己揭示的是真理，但是自身卻沒有力量使自己獲得合法性，只好求助於“敘事”。但是，語言遊戲規則的異質性，決定了科學語言遊戲與敘事語言遊戲之間的可通融性之不可能實現。從而求助於“敘事”獲得合法性的努力即宣告失敗。

除了“語言遊戲”理論造成的影響之外，科學知識本身的合法性還受到科學知識內部的衝擊。科學知識內部的衝擊源於科學知識的迅猛發展。這種衝擊是量子力學、相對論、突變論、耗散結構理論等為代表的現代自然科學，由於更多地強調不穩定性、非連續性、無序性，從而對強調連續性、穩定性、有序性的傳統自然科學提出挑戰。利奧塔認為：“科學知識的危機是伴隨科學迅猛發展所產生的必然現象，也是科技進步和資本主義膨脹的結果。”這種危機，進一步導致“知識合法化原則的根本性腐蝕。”

利奧塔把知識區分為科學和敘事，認為“敘事”和科學的地位是平行的。科學知識沒有能力將其合法性訴諸自身，而是要藉助於敘事知識來確立自身的合法性；但是，由於科學知識和敘事知識屬於兩種不同的語言遊戲，遊戲規則的異質性、“不可通融性”導致以往一切尋求敘事知識來提供合法性的努力歸於失敗，從而科學知識的合法性產生危機。科學知識面臨的嚴峻問題就是“重建它的合法性”。

（三）敘事功能與知識的合法化

自身的合法性尚待證明的“科學”卻追問“敘事”的有效性，對敘事知識的正確性提出質疑，並判定“敘事”的陳述既沒有得到論證，也沒有被證明，並且永遠無法用論據或證據來證明。科學把“敘事”歸為另類思想，即野蠻的、原始的、不開化的、落後的思想，而這類思想是由意見、習慣、偏見、無知和意識形態所組成的。

“敘事”對“科學”所持的態度截然不同。“敘事”並不認為合法性問題具有多么重要的意義，它在自己的傳播過程中就證明了自己，而沒有再求助於理論上的論證和證明，也不必求助於論證和證明。因此，儘管“敘事”對某問題的理解同科學對該問題的理解不一樣，但它能夠採取寬容的態度容忍科學，“把科學話語看做‘敘事’家族中的一個‘變體”。

根據“敘事”的特質，敘事知識最初是“主人公”成敗榮辱經驗的積累，這種經驗在實踐上具有范導作用。進而用各種語言形式（陳述的、評價的等）把這些有范導作用的經驗編織成統一的敘事知識，內化為人們的行為規範。再將這些行為規範按照一定的規則傳播、擴散到整個社會，形成典章制度、文化氛圍、思考方式、行為方式等等，以保持傳統，影響未來。在“敘事”中，重要的東西不是主體（敘事者），而是“敘事”本身。“敘事”決定了在一種文化中什麼東西應該被說出來和被做出來，決定了誰有資格來說和來做。長期以來，“敘事”積累為文化氛圍、文明制度、社會文化，人就生活在其中，像依賴空氣一樣，依賴著這個“文化世界”。“‘敘事’沒有將這種權威轉讓給敘事者。在某種意義上，人僅僅是把敘事實現出來的工具。”“誠如我們所見，敘事知識可以決定‘法定標準’的產生，或者說明這些標準是如何在生活中套用。因此這些敘事在所論及的文化里，去確定人們應該說什麼、應該做什麼，它們已成為自身文化的不可分割的部分。這些敘事之所以具有合法性，就在於一個明白而又簡單的事實：‘它們在做分內之事’（they do what they do）。”

在利奧塔看來，敘事知識的重要功能就是提供合法性。而且，科學求助於敘事確立合法性的做法，從柏拉圖時代就開始了。“借敘事來證明科學合法性的說祛比比皆是，不只限於古代、中古以及古典哲學。對科學家來說，這真是永無終結的劫難。亞里士多德是最先對下面兩種不同規則加以區分的人，第一種規則，是科學性的知識一定要前後一致而有機。第二個規則是在存在或形上學的說法中探求合法性。他還主張科學知識是辯證的，包括以假說來探討並表現指涉物的存有。”由此，利奧塔認為亞里士多德是一位有現代性特徵的哲學家。近代西方哲學的鼻祖笛卡兒則通過“心靈故事”或《談談方法》中所要實現的“啟蒙”來證明科學知識的合法性。

隨著現代科學的興起，合法性問題出現了新特徵。現代科學放棄了對形上學問題的討論，不再訴諸超驗的權威。現代科學認識到真理的條件或科學遊戲的規則就內在於科學遊戲之中，而不是依賴形上學的假定。科學的規則和真理性只能在科學辯論的範圍內產生，不存在其他證明。參加科學遊戲的科學家團體達成的一致意見或共識，能夠勝過任何其他的證明。這意味著科學的合法性來自於科學家的“敘事”。

利奧塔通過討論合法性問題，重新把敘事知識當做有效的知識來介紹。全部知識的合法性最終都要藉助於敘事。敘事知識具有提供合法性的功能。

在利奧塔看來，任何時代都有占主導地位的“敘事”，他稱之為“大敘事”或“元敘事”。這些“元敘事”或“大敘事”就是具有合法性功能的敘事，它們是無須論證、不可懷疑的絕對知識。他考察了近代以來合法性敘事的兩個主要版本：一個傾向於政治性，一個傾向於哲學性。前者可以概括為啟蒙運動關於人類解放的大敘事，後者可概括為哲學的思辨理性的大敘事。這兩類敘事發揮著合法性的功能，“它們把社會和政治制度與實踐、立法形式、道德、思想形式和象徵體系合法化”。思辨理性的大敘事是德國古典唯心主義提供的，它的典範是黑格爾主義；人類解放的大敘事是現代啟蒙思想提供的，它的典範是自由主義。但是，在當代（後現代）社會和文化中“大敘事”失去了它的可信性。

後現代社會，由於各種社會危機和人類生存危機，作為現代性特徵的元敘事、大敘事的合法性功能失去了它的可信性。因此，利奧塔把後現代主義定義為對“元敘事”的不信任。正如詹姆遜為《後現代狀況——關於知識的報告》一書作序時所言，“上述關於科學的兩種主要敘事，對於當今第一世界的知識分子而言，都超乎尋常地令他們感到不適或尷尬。例如自由獨立解放這一動聽的名詞，已被福柯在《性史》第一冊中，以‘過分熱忱的兩重矛盾情感’一語道破。然而，從我所說德國或黑格爾傳統中所發展出來的整體性及整體化這一套詞，也幾乎成為每一個人本能的、自然而然要去反對的東西。”

利奧塔認為，“大敘事”衰落的原因，既有外在的，也有內在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內在原因。外部原因有兩個，第一，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技術得到迅速發展並對社會和文化產生巨大影響，從而導致了行為重心從目的到手段的轉變。第二，經過20世紀30—60年代凱恩斯主義的統治之後，不僅排除了共產主義顛覆資本主義的威脅，而且通過政府行為以福利社會等形式維持了個人的物質享受，自由資本主義又捲土重來，並獲得了新生。另外，大敘事衰落更重要的是內因，即19世紀這些思辨的和解放的大敘事內部就包含了“非合法化”的因素和“大敘事”本身具有的虛無主義成分。

思辨活動與知識之間的關係曖昧不明，思辨活動以上升到一個更高的概念來證明其合法性，也就意味著它壓抑下面的知識。同時，思辨哲學主張知識之為知識在於它能證明自身，不能使自身合法化的科學就不是真正的科學。知識是相對的有條件的，是說，只有相對於它在普遍的總體過程中所占的一席之地，它才被看做是知識。這種總體過程的完整表述是思辨哲學。沒有思辨哲學就沒有科學知識的合法性。但是，思辨哲學本身也有合法性問題。思辨哲學的合法性一旦被追問、產生危機，人們也就失去了對思辨哲學的信任。那么，科學知識的合法性也就喪失了。因此，對思辨哲學合法性的追問同時就是科學知識的“非合法化”。

利奧塔把“奧斯威辛”視為“現代理想破滅”的標誌性事件。在奧斯威辛事件之後，不再有任何藉口宣稱人類能夠整體走向解放，不再有藉口宣稱普遍性是人類的真實狀況。加之，各種社會危機和人類生存危機（貧富分化、能源、核武、生態）的出現，從而使人類面臨前所未有的難題和挑戰，進步的觀念和人類解放的理想都受到質疑。

隨著思辨敘事和解放敘事在現代社會中的衰落，相伴而來的是新的敘事和合法化形式——“技術敘事”。科學知識的目標是成為真理，即證明為真，證明最終求助於經驗上“觀察”。但是人的感官能力有限度，這就需要藉助於技術的幫助。技術裝備使人的知覺擴大到更大的範圍。技術裝備遵循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最小的輸入換取最大的輸出”。這樣，技術所追求的不是真理、正義和美，而是效率。

知識的證明必須求助於技術及其裝備的不斷改善。技術的提高和裝備的改善需要投入越來越多的資金。這就意味著沒有金錢，就沒有技術和裝備；沒有技術和裝備，就沒有證據；沒有證據，也就意味著沒有真理。這樣，科學的語言遊戲變成了財富的語言遊戲。誰擁有的財富越多，誰擁有的證據就越充分，誰就擁有最大的正確機會。金錢、效率、真理之間的等式建立起來了。在現代社會中，國家與公司都必須拋棄合法性的唯心主義敘事和人道主義敘事，以便為新目標提供依據：作為當今技術研究的投資人唯一相信的就是權力。他們收買科學家、技術工程師和工具設備，不是為了發現真理，而是用來加大權力。在科學知識中大規模引入“技術”的評價標準，必然會影響真理的標準。所以，技術敘事或者效率成為新的合法性敘事。“技術”擁有合法性，就在於它能夠更有力地揭示更多的“現實”，而這些“現實”一方面被當做對科學知識的證明，另一方面又構成政治、法律和道德的基礎。就是說，誰擁有技術，誰就擁有權力；誰擁有權力，誰就擁有真理和正義。

（四）確立“悖謬”為後現代知識的合法化原則

後工業社會（後現代社會）中，原有的知識典型失去地位，知識的狀況發生改變，後現代科學興起。後現代科學本身的理論化的表達（即後現代科學觀）就是：非連續性、突變性、非修正性、悖謬。後現代科學所關切的是非決定論、測不準、突變、語用學悖論、精神控制的局限性和信息匱乏情況下的衝突等等。“後現代科學改變了‘知識’一詞的原有含義：它產生出的不是已知的（確定性的）東西，而是未知的（不確定性的）東西。”在後現代知識觀和科學觀背景下，科學知識與效率本質上沒有關聯，無需求助於精神辯證法，也無需求助於人的解放。然而，合法性問題是決不會失效的，每一種新理論、假說、論點或新觀點出現時，合法性問題就伴隨而來。科學知識要尋找一條“決定論式微”的解救之道：“科學從事一種探索和‘發明’反例（或莫名之物）的證明方式；科學支持一種發現‘悖謬’並以理性遊戲的新規則使之合法化的爭論方式。”後現代科學只承認“小敘事”。確立“悖謬”為知識合法性原則仿佛成了時代的要求。

利奧塔的目的是要確立“悖謬”作為後現代知識的基礎與特徵。這種“悖謬”原則對於“科學語用學”和“社會語用學”的意義是不同的。“科學語用學”關心的是“指示性表達”，這些表達構築起學術傳承的典章制度的基礎（學院、中心、大學等）；按照後現代主義的觀點，“指示性表達”需要某種規則，這種規則本身不是“指示性表達”，而是“命令的”或“元命令的”；後現代主義合法性的“悖謬”原則就是要揭示這種“元命令”，而這種“元命令”對科學合法性的唯一要求就是科學應該產生出新觀念，即新的陳述或新的規則。“社會語用學”不像“科學語用學”那樣單純，是一個由各種表達（指示的、命令的、行為的、評價的、技術的等等）網路組成的異質體；在這樣的異質體中，試圖使一種“元命令”適合所有的語言遊戲是不可能的，試圖在社會科學中發現一種使所有社會科學家都接受的“範式”也是不可能的；後現代主義合法性的“悖謬”原則鮮明地表現了社會科學的異質性。

利奧塔指出，對於後現代知識而言，有兩個關鍵：其一是承認語言遊戲的異質性和多元性，由此拋棄真理對其他知識的壓抑。其二是接受這樣一個原則，即任何關於規則的一致都必須是“局部的”。利奧塔把這種受限制的“一致”稱之為一種“臨時契約”，而這種“臨時契約”最有意義的結果是追求“悖謬”。“後現代知識並不僅僅是權威們的一種工具，它提高了我們對於各種不同事物的感知能力，加強了我們對於不可通融事物的寬容能力。後現代知識的原則不是專家的‘一致’，而是發明創造者的‘悖謬’”。

作品影響

《後現代狀況——關於知識的報告》面世後立即在學術界產生了重要反響，曾經引發了20世紀80年代初西方哲學界有關後現代主義問題的激烈論爭，至今仍被學術界認為是研究後現代主義問題的經典論著之一，是西方後現代主義思潮的重要著作。

出版信息

《後現代狀況——關於知識的報告》於1979年首次出版。中譯本是島子根據英文譯本（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翻譯，由湖南美術出版社1996年出版。

作者簡介

讓一弗朗索瓦·利奧塔（Jean—Francois Lyottard，1924—1998）是當代法國的哲學家和文學理論家，是有影響的後現代主義思潮理論家。20世紀70年代後期清晰地說出了“後現代”的話語，分析了後現代性對人類境況的影響，從而奠定他在當代哲學中的地位。利奧塔的主要著作和論文有《現象學》（1954）、《從馬克思和弗洛伊德開始的漂流》（1973）、《力比多經濟學》（1974）、《話語、形象》（1974）、《後現代狀況——關於知識的報告》（1979）、《論正義》（1979）、《迥異》（1983）、《海德格爾與猶太人》（1988）、《旅程》（1988）、《非人道》（1988）和《政治性文字》（199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