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耀曾（1885—1938），雲南大理人，辛亥革命先驅，法學學者。出身於書香世家，自幼好學，18歲考入北京師範大學，成績優秀，後赴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攻讀法學。在孫中山先生民主革命思想影響下，投身革命，加入中國同盟會，同李根源、趙坤在東京創辦革命刊物《雲南》雜誌，擔任總編輯。撰寫了《論雲南人之責任》等許多革命文章，鼓勵雲南在日留學學生積極參加民主革命。武昌起義後，張耀曾以西南代表資格為臨時參議會議員，同時擔任中國同盟會總幹事。1912年成立國會，被選為國會會員，當選為眾議院法制委員長，親自草擬了憲法初稿。袁世凱解散國會稱帝，張耀曾憤然離國東渡日本續學，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後從廣東回雲南，協助蔡鍔策劃護國反袁起義，冒險往返於滇、桂、粵之間，聯絡反袁活動，組織護國軍。袁世凱死後，張耀曾擔任司法總長，不辭勞怨，制定法典、審判官職責、監獄制度等重大法規，迫切希望國家成為一個法治國家。1919年在美國華盛頓召開太平洋會議，張耀曾對國際形勢提出精闢見解，被聘為會議高級顧問，推選為太平洋會議善後委員會理事。1924年，張耀曾同國務總理黃郛等人在馮玉祥支持下，在北京組織臨時內閣，攝行大總統職務。段琪瑞執政，繼後張作霖入京，張耀曾辭官，去上海當律師，任大學教授。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撰寫文章喚起民眾抗日，並提出抗日方略。1938年因病逝世。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張耀曾
- 國籍：中國
- 民族：白族
- 出生地：雲南大理
- 出生日期：1885年
- 逝世日期：1938年
- 職業：中華民國司法總長
- 信仰：三民主義
- 子女：張麗珠
人物簡介,困窘生活,
人物簡介
張耀曾（1885—1938），號鎔西，筆名崇實，雲南大理喜洲鎮人，白族。辛亥革命先驅、法學學者，出身於書香世家。自幼好學，1903年入京師大學堂，時年18歲，因成績優秀，後官費選送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學法學。在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響下，投身革命，在東京加入中國同盟會，和雲南青年李根源、趙坤等創辦革命刊物《雲南》雜誌，擔任總編輯。他撰寫了《論雲南人之責任》等許多革命文章，鼓勵雲南在日留學學生積極參加民主革命。1911年，武昌起義後，回國參加辛亥革命，在南京任孫中山秘書，曾以西南代表資格為臨時參議會議員，同時擔任中國同盟會總幹事。
1912年，任南京臨時政府“臨時約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幫助孫中山起草《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同年中國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任總幹事兼政務研究會主任。從1913年起，歷任眾議院議員、眾議院法制委員長、雲南都督府參議，北京大學法科教授等職，參加起草《憲法》、《天壇憲法》 (草案)等法規檔案。
袁世凱解散國會稱帝，張耀曾憤然離國東渡日本續學，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後從廣東回雲南，協助蔡鍔策劃護國反袁起義，冒險往返於滇、桂、粵之間，聯絡反袁活動，組織護國軍。1915年5月，參加討袁護國起義。1916年，袁死後，張耀曾擔任段祺瑞內閣司法總長。不辭勞怨，制定法典、審判官職責、監獄制度等重大法規，迫切希望國家成為一個法治國家。
1919年在美國華盛頓召開太平洋會議，張耀曾對國際形勢提出精闢見解，被聘為會議高級顧問，推選為太平洋會議善後委員會理事。
1924年，張耀曾同國務總理黃郛等人在馮玉祥支持下，在北京組織臨時內閣，攝行大總統職務。段祺瑞執政，繼後張作霖入京，張耀曾辭官，去上海當律師，任大學教授。九一八事變後，曾寫文章喚起民眾抗日，並向政府提出抗日方略。
1937年“七·七”事變後，任國防參議會參議員和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日本侵略軍占據上海後，憂憤成疾，於1938年7月在上海病故。著有《考察司法記》10卷、《列國在華領事裁判權志要》、《民法講義》、《知非集》等。
困窘生活
1925年前後，張耀曾，這位天壇憲草的執筆者，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離開了北京政府司法總長職位，從此四十歲的他放馬南山，徹底地告別了民國政壇。
2004年11月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憲政救國之夢——張耀曾先生文存》中大部分篇幅，節錄了張耀曾自1927年9月26日至1938年7月16日之間的所有日記。民初之後曾經歷戰亂流離，史料散佚數不勝數，作為一位曾經活躍在民國政壇上的活動家，張耀曾的日記給我們提供了關於他、關於他的時代的非常翔實的讀本。
筆者不才，閱讀這些“求不得齋日記”之後，深深詫異於這位數次起落於司法總長職位的“不倒翁”，居然在離休後窮得叫苦連天。
告別司法總長職位後，張耀曾還是法權討論委員會的當家人。一直到1927年6月張作霖率軍入京後，他才掛印而去，“無官一身輕”地寓居於京郊，整天信馬由韁地閱讀，海闊天空地思考，吟詩作畫，與家人一道頤養天年，日子過得樂哉悠哉。這樣的日子過了快半年，這期間除為《中華新報》欠款揪心外（此系因公負債），並無隻言片語流露出日子不好過。
在11月28日的日記中，張耀曾開始感嘆錢不夠花了：
故近來頗擬拋棄從來之政治生活，別作一田園生活，在城內荒僻地方如積水潭、西直門內等，購三五畝地，築屋七八間，構造務極樸野，設備則求便利，種果木樹及蔬菜，並養雞飼蠶以勞役體軀，讀書作畫，並觀天象，以養精神，妙契自然，以樂吾生。倘能心力日強每則努力著述，期與人類一大光明，似較之碌碌奔走，不能貫徹良心所命，徒周旋對付，縱有成就，亦與人生進化無大關係者計優矣。余懷念此既久，終未能決，則以此事亦須有相當資金方能備辦，余則從政十年，迄今所負遠過於所有，權衡情形，尚不許從容與天然為友矣。奈何！
其實，張耀曾這時候的日子遠遠比日記上所說的艱難，別說買房子，就是買書，他也得思索再三，最後還忍痛割愛。這是12月14日的日記中寫的，“春一日毅生弟持來冊頁十二開，皆明末清初作家，余細閱之，真偽參半，只索價三十元，實為不貴，惟余現處窘鄉，並此區區不能籌，只得還之，而記其略於下：計沈宗敬山水二頁，胡石公山林二頁……”。這裡倒顯示出張耀曾的書生性格了，咱買不起還不能把名字都給記下來?等以後有錢再買也可以嘛！實際上，讀書人都有這通病，這錯過的書恐怕這輩子不會被第二次碰到了。
到了12月27日，在日記中張耀曾亮了家底：“甘肅文仙舟來，談及周文山身後蕭條，請約同朋輔助，余勉應之。然檢點家中存款，不及四十元，余尚不知何以自了也。可嘆。”在此前四天，張耀曾曾花二十元錢，“赴少懷侄家，……購取先伯菊畦公所藏《通鑑紀事本末》、《宋元明紀事本末》共八十本。”算上這二十元，其手頭所有也不過六十元錢，真難為這位退休高幹了，日子之窘迫超乎想像。
12月31日是陽曆除夕。往年這一天，少不了親族歡宴。如今俱往矣，張耀曾在日記中，忍不住想想昔日門前熱鬧鞍馬多的場景，發出長長的嘆息感慨：“數年來，年關前進款，多則千餘，少亦數百。今年竟一文俱無，社會與個人同此蕭條。故亦不張除夕之宴，只約數人吃扁食、打小牌一桌而已。”第二天即1928年1月1日，民國改歷，但是對於張耀曾來說，新年唯一的新氣象就是“晚親族皆聚，與往年同，但酒肴之豐美遠不及耳。”古來窮人過年時，總以“年年難過年年過”自我安慰，對於張耀曾來說，這個年不光難過，更是難堪，畢竟他已經是不惑之年了，側有賢妻，膝下四寶珠環伺，自己再說也宦海沉浮二十年，這年怎么能是這種過法？
半個月後，張耀曾再次和老伴一道，就最近準備過農曆新年的開銷掐著指頭算了一遍：“過年還日用細債及雜用至少需二百元，而手邊存款現只餘十余元，金城存款所余只一百五十餘元；畫行取用尚須不敷，若法權會及法律館兩處津貼提前發給，尚可安全度歲，否則非典質不可矣。”張耀曾也明白這是破天荒地的，“余留學回國以來十餘年，待典質始能度歲，恐將以此為第一次。”張耀曾在日記中寫到：
此中困窘情形，只見余家表面情形者，必不肯信，即余亦不自料遽至於此。蓋五六年來，余薪俸收入始終未斷，中間且有數月，日得千五萬之數，不可謂少。乃今夏辭法權會委員長時，僅存現款千餘元，天津租房布置等又耗去七八百元。自波至今，半年來幸有法權會、法律館兩處顧問津貼，月平均二百餘元補助日用，否則早索我枯魚之肆矣。餘生平不賭不嫖，服仰亦未敢侈濫；家人自君默（張之妻，筆者注）以下尤為節儉，女子所用貴重飾品從未買過。屢年收入不少，似應稍有節餘，乃一寒至此，余嘗自驚。自推其故，大約建築現住之房屋耗去大半；從前貼補《中華新報》及為該報償債負利，為數亦巨；又補助舊政學會同人公用及親友借貸，亦頗不少。此外則日用矣。余擬依帳簿，將每年支出分類列表，以便瞭然於支出之種類、數量，俾知吾用款正當之情形，庶子孫有所鑒焉。
在這裡張耀曾又露出書生性格中可愛的一面，希望子孫後代能夠把自己的困窘當作反面教材，以祖為鑑，面向子孫，至少使今日張耀曾所經歷的困窘，張門後人們不再經歷。在這則日記中，張耀曾還感慨：
民六，余罷免司法總長後語人曰：“此次做官別無所得，但可確實了解一事，即凡做官發財，必其不守法也。”蓋做官而至總長，可謂高受俸而至千金，可謂豐。然余為總長者一年，依然故我，則他人之因仕致富，其來源安在，不可知乎？是言也，余至今益信。
張耀曾這是說得明白，做得糊塗呢，還是說得明白，做得也明白呢？凡後來人均可各取所需，自圓其解。
發出這番感慨後的第三天，也就是農曆除夕當天，法權會及法律館各送來薪俸一月，“年關勉強可以度矣。”
當然，法權會及法律館的薪俸對於張耀曾來說，不過是杯水車薪，過完年又是囊中羞澀了。1月31日日記非常簡略，“再游海王村。詳覽書攤，以價昂，竟一部未購，但多知若干書籍版本，不為無益耳。”這說的是實話。2月4日“游海王村。復縱覽書攤，購《四銅鼓齋論畫集刻》一部，計所見欲購之書，因價昂未成記於左，以待他日：……”這已經是第二次過此書癮了，張耀曾此人可憐復可愛可敬。
日子還沒有到最難過的時候。到了2月20日，可以說是張氏家族到了最窘迫的時候——
小孩學費未交，房捐催索多次，家中一元俱無，與君默清查銀行存款，只餘五十餘元，盡行取出，亦不敷十日之用。籌議再四，只有公債四百元（內二百元系梁凱銘所有），可以設法押借，乃托景弟向銀行設法借二百元，尚未知為何也。
四天后，“晚赴法部參司宴景弟，代借農商銀行二百元，月息一分三厘。”到了2月29日，“朝何海秋來談，余托其以宅屋做抵借款套用，渠允為設法，並謂如急需用，彼有存款可以應急，余謝之。”這些借款似乎並沒有辦妥，這從3月23日的日記中可以看出來：
陳銘竹介紹楊某來看余住房，擬出售也。余半生奔走，所得私產，僅此地四畝，房四十餘間。此外不但毫無積蓄，且有負債（因團體事負債除外）。今生活困窮，並此區區不動產，亦將不保。古語，廉吏可為而不可為，誠有慨於中之言也。然丁亂離之世，無托族地者比比然。余竟保此廬舍，安居四年，豈非天眷獨厚。況奔走國事，曾無寸金之積，一椽之構者，非無其人，余視之有愧色矣。故凡事退一步想，則無怨；取法乎上，則不自是，然以此自處可見也。若觀夫恃籍權勢、巧取豪奪、食人肥己者，往往反能擅榮華、據高位、長子孫，殊令人嘆。謹厚者，不適生存；狡悍者，反處優越，有世道淪落之懼也！
張耀曾這是自嘲還是自慰，抑或是後悔呢？或許三者兼而有之吧。此後張耀曾為“節流”，賣掉了自用汽車，辭退了司機（3月31日），又“檢家中僅存之公債票百五十元，交少民弟易得百十三元充用”（4月4日）。此後日子似乎漸漸有了起色，張耀曾的日記中讀書、訪友，鮮有提及囊中羞澀的困窘情形。1928年8月，張耀曾旅居上海，與沈鈞儒等開辦律所，從此過上了好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