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張篤倫
- 別名:張伯常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出生地:湖北安陸
- 出生日期:1894年
- 逝世日期:1958年
- 職業:軍人
- 畢業院校:保定軍校
- 信仰:三民主義
- 主要成就:參與辛亥首義、護法運動、國民革命
人物經歷,人物事跡,護法運動,國民革命,重慶市長,人物評價,
人物經歷
1911年辛亥革命時,任滬軍都督府警衛司令;同年10月返武漢,任鄂軍總司令部參謀,參加攻打漢口。
1945年當選中國國民黨第六屆候補中央監察委員。
1958年10月2日病逝於台北。
1924年,赴粵晉謁孫中山。抗戰時期,歷任重慶行營辦公廳副廳長、軍委會委員長西昌行轅中將主任、川康經濟建設委員會委員。
1940年晉任陸軍中將。
1945年當選國民黨第六屆候補中央監察委員。抗戰勝利後,任重慶市市長,後兼代重慶警備司令。
1948年,任湖北省政府主席、華中“剿總”總司令部政務委員會委員。
1958年10月2日病逝於台北。
1911年辛亥革命時,任滬軍都督府警衛司令;
同年10月返武漢,任鄂軍總司令部參謀,參加攻打漢口。
1912年後,歷任鄂軍第五師副官長、晉北鎮守使署少校參謀、山西陸軍第一混成旅營長等職。
1917年參加護法戰爭,任湖北靖國軍第一軍參謀長,後歷任湖南援鄂軍團長、廣東海疆軍旅參謀長、四川邊防軍高級參謀等職。
1924年,赴粵晉謁孫中山。
1929年後,歷任第五路軍第九軍副軍長、軍事參議院中將參議、蒙藏委員會委員、江西省第五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全司令、貴州省第五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全司令等職。
1940年晉任陸軍中將。
1945年當選國民黨第六屆候補中央監察委員。
1948年,任湖北省政府主席。
1949年任西南軍政長官公署政務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同年到台灣。
1958年10月2日病逝於台北。
人物事跡
護法運動
國民革命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北伐攻占湖南,中國震動。依附吳佩孚的劉湘、劉文輝主動與賴心輝聚首言和,商請張為川軍總代表,赴衡陽面見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請其將川軍收編。10月,隨北伐軍進入武漢,被任命為漢口特別市公安局長。任期內,悉心保護中共湖北黨的創始人董必武、陳潭秋的安全;支持學生為收回英租界組織的示威遊行,並親帶糾察隊前往現場維持秩序,捉拿潛入武漢的土豪劣紳湯毓龍等。 1927年7月,汪精衛集團叛變後,退任漢口市政府委員。11月,秘密逃往上海,參加“湖北革命同志會”。後以四川省主席劉文輝的代表身分,往來於上海,南京、武漢間,充當劉與蔣介石的橋樑。1930年春,蔣介石任命劉文輝為第五路軍總指揮,張利用劉的合法番號,自己在湖北拉起了一支隊伍,即第五路軍第九軍。隊伍整編後,請何成浚任軍長,自任副軍長兼第一師師長。不久何成浚投蔣,並收買了第二師師長容景芳,將第九軍收編。張反蔣不成,遂亡命上海。1936年6月,經江西省主席熊式輝援引,出任江西省第八區行政督察專員、區保全司令兼專署所在地南城縣縣長,他開始成為政學系成員,並遂漸成為重要骨幹。任內手訂十戒(忤逆不孝、煙賭、早婚、養童養媳、放青苗錢、捕蛙等),頗得人心。1935年5月,先後調任貴州桐梓、陝西南鄭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全司令。任內,奉命阻止紅軍北上;貫徹聯保聯坐法;督修贛閩、川黔、川陝邊界公路,以便“追剿”紅軍。因出力尤多,深得蔣介石的器重。
1938年10月,武漢淪陷,蔣介石為進一步控制四川,將張調往重慶,擔任重慶行營辦公廳副廳長。次年2月,改任西昌行轅主任。在職7年,利用與彝人首領鄧文富聯姻等形式,分化地方勢力,大挖新設西康省政府主席劉文輝的牆腳,挑起少數民族人民之間的互相角斗。
重慶市長
抗戰勝利後,接任重慶市長。是時,蔣介石派特務殺害了民主志士李公朴、聞一多等,激起重慶各界人士的義憤,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張應邀出席,同時保釋了《大公報》採訪部主任曾敏文,開釋記者10人,師生17人。任期內重視市政建設,完成了下水道、北區幹路、和平隧道、和平市場等工程。 1948年4月,調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時,張明曉蔣家王朝的末日已到,便拉他的二弟民社黨中央委員張仲宣,贊助和平運動,同時密謀“應變”方案。次年2月,“華中剿總”白崇禧,以張篤倫“辦事敷衍”而去職,凋任重慶西南軍政長官公署政務委員會秘書長。4月21日,聞蔣介石準備捕殺一批進步人士,他提前準備好通行證,買好飛機票,秘密將市參議會會長胡子昂等人送出重慶。中國解放時,攜眷飛抵香港,擔任中國招待所所長,接待國民黨去港的軍政人員。不久轉赴台灣,離政賦閒。1958年去世。
人物評價
土地革命
張篤倫土地革命時期擔任南城、漢中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全司令時,嚴禁鴉片、賭博,嚴禁高利盤剝,嚴禁販賣人口,安置散兵游勇在農場就業,動員妓女從良,整頓吏治,清剿匪患,丈量田畝依法計征等。蔣介石把張篤倫安置在從江西到陝西圍剿紅軍的沿途上,是對他從政能力的充分信任,張篤倫也不負重望,所到之處,都把公路修得四通八達,同時採取上述措施安定地方,迎合蔣介石調兵遣將和倡導“新生活運動”的需要,但是從客觀上看就大大緩解了民生疾苦,受到百姓歡迎。
中國解放
抗戰時期及抗戰勝利後
他在西昌行轅主任和重慶市長任上,雖然紅得發紫,但他畢竟不是黃埔出身,仍保持清醒頭腦,約請民主人士鄧初民,為他和他的下屬講解馬克思主義和唯物辨證法,毅然參加重慶為李公僕、聞一多舉行的追悼大會,或明或暗地支持國統區的民主運動,釋放被捕師生。張篤倫任湖北省主席時,國民黨勢力已是強弩之末,幾百萬大軍已被人民解放軍通過三大戰役打得落花流水,鎮守武漢的“華中剿總”白崇禧,正準備抽走銀行的黃金、白銀,炸毀武漢後,逃回他的發跡之地廣西。 張篤倫與白崇禧巧妙周旋,暗中支持“和平運動”,積極應變,粉碎白崇禧的陰謀,與武漢地下黨也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最後毅然引退,以一走了之的方式為桑梓人民謀求和平,為基本保存一個完整的武漢創造了條件。綜觀張篤倫的一生,宦海沉浮,歷經滄桑,很難對他作出一個全面確切的評價,但他一生不忘革命初衷,身處國民黨高層卻保持民主精神,念念不忘民生疾苦,對共產黨人也從沒有惡感,甚至在關鍵時刻,甘願丟掉那頂價值不菲的“烏紗帽”,擔當起與白崇禧較勁的風險。應當尊重張篤倫政治態勢多元化的個性特點,不應機械地將他當成正面人物或者反面人物,任情褒貶。他在那樣錯綜複雜的環境中,保持政治良心的鮮活,實在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