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望，先後畢業於西南大學文學院、中國人民公安大學作家班。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生。中國當代作家。主要從事小說、散文和報告文學的創作，以及文學期刊和文學網站的編輯工作。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張望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職業：作家
- 畢業院校：西南大學文學院
- 性別：男
人物簡介,文學之路,小說,散文,
人物簡介
主要著作有:長篇小說《三個陰謀》(包括《珍郵陰謀》、《彩票陰謀》、《愛情陰謀》)，散文集《警花情事》（中國文史出版社），報告文學《鄉官的金鑰匙》（重慶出版社）等。
長篇小說《三個陰謀》多次被《重慶晚報》、南京《金陵晚報》、成都《天府早報》和《霧都劍》等報刊連載，併入選《西部警察叢書小說卷》（北京金城出版社）、《我們從這裡出發》（重慶出版社）等大型文學叢書。
散文《在心田種上鮮花》、《魚城女英雄》入選《中國散文大系》（中國文聯出版社），散文《母親的詩》入選《川渝散文百家》（作家出版社）和人教版中學《語文》閱讀教材，並進入了莊嚴的中考試卷——《浙江省溫州市2005年中考語文試題》。
評論與關註：《人民日報》、《文藝報》、《人民公安報》、《四川日報》、《重慶日報》、《重慶晚報》、《重慶商報》、《重慶政協報》、《作家視野》和《重慶公安報》等數十家報刊多次對他的文學創作進行過評論，重慶出版社出版的中學鄉土教材——《合川歷史》對他作過專章介紹，中國作家網、中國警察網、中國教育網等數百家文學網站，對他的文學創作給予了較高的評介。
中國散文學會會員，全國公安文聯會員，重慶市作家協會會員，重慶散文學會理事，重慶文學院特聘創作員，重慶市合川區作家協會副主席，《警營作家網》主編，《合川文學》編委、責編。
文學之路
張望走上文學之路，還得感謝一位漂亮的中學女老師。上世紀80年代初，他在四川礦業學院附中讀書，一位教語文的老師發現了他的寫作天賦。老師每周布置一篇作文，他沒有任何畏難情緒，總是愉快地完成，而且寫得快極了。作文每次寫出來後，老師還會把它當作範文在班上大聲朗讀。那時，張望覺得女老師念得很好聽，像兒歌裡面所唱的“泉水叮咚響”，同學們也聽得很認真，張望心中喜滋滋的感覺至今猶存，下課後同學們圍著他討教寫作秘訣的情景至今歷歷在目。
女老師20來歲，剪著最時髦的梭梭頭，穿著最時髦的小西裝。每年寒暑假，她都要回一趟北京探親；每次回來，她的服裝必定是地處華鎣山麓的那所重點中學的焦點。尤其讓他感動的是，有一年暑假，老師竟從北京給他捎來一本當時很難買到的長篇小說《青春之歌》，並在扉頁上用清秀的字跡寫道：“努力學習，長大為中國文學事業作貢獻！”沒想到這句勉勵的話語，卻在他幼小的心靈撒播了文學的種子。後來，張望就讀的這所附中隨四川礦業學院遷至江蘇，這位老師也離開了四川。但是，老師送給他的那本《青春之歌》他至今珍藏著，成為了他創作的動力之源。
參加工作之初，他在一家黨報當記者，常跑農村採訪。農村生活單調，沒有電視，沒有網路，沒有任何消磨時光的娛樂設施，農民們幾乎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精力旺盛的他身處這樣的環境，難免深感寂寞。為了打發難捱的長夜，他在苦思冥想中想到了弄文學。雖然自幼喜歡文學，但他還不敢說他就是塊弄文學的料。在猶豫彷徨之時，女老師的勉勵似一盞明燈為他指明了前進的方向，他嘗試著寫了幾篇農村題材的小說散文，還不知輕重地寄到當時頗有影響的幾家報刊，沒想到很快就一一發表了。緊接著，他還收到幾個筆會通知。從此，他眼界大開，信心倍增，準備大幹一場。
生活往往喜歡與人開玩笑。22歲那年，文途正盛，他卻投筆從戎，轉行當起了警察。剛穿上警服，他覺得很神氣，覺得很幸福，也很滿足，寫作之事自然被拋到腦後，從此下定決心做一輩子讓人民滿意的警察。從警以來，他當文秘，搞刑偵，乾治安，任戶籍，基層公安機關各個部門他基本上都熟悉了，多年的生活歷煉把他變成了一個合格的人民警察，先後十餘次受到上級表彰和嘉獎。
在基層派出所任戶籍民警時，他天天泡在地段，與當地居民拉家常，聽他們講生活中的故事，不知不覺中和當地居民民眾結下了深厚的感情，可謂魚水情深。以至於他後來調到公安局機關之後，民眾還專門步行幾十里山路，到局機關來找他們信得過的“小張公安”給調解糾紛……
公安工作每天都是超負荷地運轉，出不完的現場，調解不完的糾紛，老百姓哪怕是家裡丟了一隻母雞也會找人民警察，張家長李家短的家庭瑣事也要麻煩警察，對此，他一度對本職工作產生過厭煩情緒。這樣過了一段時間之後，他開始思考人生的意義，他細細一想，心中格登一下：人們常用“火熱的戰鬥生活”來描述公安工作，他心裡清楚，自己幹了多年警察，有太多的愛恨情仇值得講述，為何不用筆頭將其生動、形象地反映出來呢？但早已習慣握槍的他能夠輕鬆地拿起纖細的筆嗎？多年未動筆了，能行嗎？真能行嗎？他這樣捫心自問。正在猶豫不決之時，他忽然想起了中學時代女老師的鼓勵。
台灣作家陳映真說：“文學是使絕望喪志的人重新點燃希望的火花，使撲倒的人再起，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嚴。”張望在意志消沉之時正是得益於文學的拯救。
在創作過程中，張望收穫了太多的酸甜苦辣，他那與眾不同的經歷可以寫成厚厚的大部頭自傳。在他創作的早期，可謂另有一番滋味在心頭，當然以苦居多，冷嘲熱諷者有之，嫉妒者有之。不過，毅力超人的張望才不怕嘲諷嫉妒呢，他是條犟驢，只要是他認定做的事情，九牛拉不回。
執著是有回報的。張望沒有像有些人那樣今天做燒餅賣，明天做麻花賣，他就是這么一根筋寫下去，收穫頗豐。
張望在重慶直轄市的公安機關任職，同時兼任區作協的領導，工作較忙，事情較多。但是，他能靈活地駕馭時間，正確地處理好工作與寫作之間的關係。他在乾好本職工作之餘，一心讀書，一心寫作，不會被外界任何事情所滋擾。在他的心目中只有文學，文學像一團烈火燒灼著他的靈魂，像一泓清泉灌注著他的心靈。他曾經常對人講起這樣一個故事：文革時，季羨林被紅衛兵批鬥，紅衛兵在台下斗得熱火，季在台上沒事似的，腦子裡早想著他的學問去了。張望說：“一個人要想成功，就得練就這樣的功夫”
張望“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一路堅持走來，他收穫得更多的還是喜悅。當他寄出的稿件變成鉛字像燕子一樣飛回來的時候，他的那股發自內心的喜悅不亞於中了頭彩。是啊，作為一名熱愛文學的警察，還有什麼比發表了作品更高興呢？
在自己辛勤努力下，他在2001年就加入了重慶市作家協會和重慶市散文學會；2007年，加入了全國公安文學藝術聯合會；2012年，加入了中國散文學會。
在國內報刊發表了幾百篇散文之後，他不再滿足於寫那些短制小文，他要寫大部頭！他志存高遠，以中外著名作家為榜樣，發奮寫作。為此，他還特意買回一台電腦。未入港之前，連開機關機都不會。但他沒有氣餒，而是向多路高手請教。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和練習，他很快就能熟練地操作電腦了。每天下班後，他寫完警務日誌，就緊接著進行小說創作，因此忘記了寒暑，忘記了飢餓。手指敲酸了，使勁捏一捏；眼睛看脹了，用力揉一揉。剛開始，他感覺很吃力，認為寫作是件苦差事——“萬事開頭難”嘛！每寫一個句子或一段話，都要修改幾遍。幾天過後，才找到一點感覺，曾經背誦過的古文詩詞一股腦湧上心頭，“情瞳朧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寫出來的東西，甚至不需打磨。不到一個月，六萬餘字的中篇小說《彩票陰謀》即便殺青。小說很快由《重慶晚報》連載，南京《金陵晚報》等報刊全文予以轉載，他嘗到了寫作的甜頭。看來，苦與樂是可以相互轉化的。明代學者章溢說過：“樂與苦，相為倚伏者也，人知樂之為樂，而不知苦之為樂。”
張望沒有躺在成績面前睡大覺，而是向更高的目標邁進，緊跟著他又寫出了中篇小說《珍郵陰謀》、長篇小說《愛情陰謀》。文稿一出，《重慶晚報》、成都《天府早報》等報刊競相連載。
俗話說，人怕出名豬怕壯。自從他的作品被連載後，各行業、各層次的讀者來電來函說他的小說很精彩，故事很抓人，情節很感人，便向他討教寫作秘笈。兒時同學們圍著他討教寫作秘訣的情景又浮現在眼前。此刻，他的自豪之情難以用語言描述。
他自言自語：“我只不過把工作生活中遇見的那些人和親身經歷的事，原汁原味記下來罷了。正如法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巴爾扎克自稱是法國社會的‘書記員’一樣”。張望從事的就是非虛構寫作，如今他說他最驕傲的就是乾公安工作，他喜歡當警察，從事警察這一行當無怨無悔。從此，他越發堅定了從警的決心。
2011年春，張望去重慶市作協參加青年作家文學座談會，重慶市作協主席黃濟人講了一席耐人尋味的話：“作家的生活，與旁人沒有兩樣。唯一的區別，在於你是否在生活中發現了別人沒有發現的東西。”這一席話給他啟發很大，他正在按黃主席指的路子走下去。
文學真是與他有緣啊，在他最寂寞的時候，它宛如一座燈塔，照亮了他的心境，指引了他的航程，使他在失望中看到希望，於落寞中得到寬慰。中國作協主席鐵凝如是說：“文學是燈，或許它的光亮並不耀眼，但即使燈光如豆，若能照亮人心，照亮思想的表情，它就永遠具備著打不倒的價值。而人心的諸多幽暗之處，是需要文學去點亮的。”如今，每當他寫完一篇文章時，他都會情不自禁地想起當年就讀四川礦業學院附中時那位女老師的那句勉勵的話……
小說
張望創作的長篇小說《三個陰謀》，由三個系列故事——《珍郵陰謀》、《彩票陰謀》和《愛情陰謀》組成，既可獨立成篇，也可構成整體，刑警謝飛始終是偵破案件的主角，他的愛恨情仇皆蘊藏在字裡行間。他盡忠職守，視死如歸，對犯罪分子刻骨仇恨，對愛情忠貞不渝。《三個陰謀》情節安排合理，布局精巧，人物對話自然，敘事流暢，揭示了人物多變的命運，有歷史感，且懸念迭出，犯罪嫌疑人非卒讀而不可猜出。
就拿長篇小說中的第一部《珍郵陰謀》來說吧，那方小小的郵票竟然有如此久遠的歷史，可見文本的歷史文化蘊藉深厚。其中歷史典故是真是假不在本文討論之列，但是它們存在於文本中，豐富了作品的文化含量，使情節曲折生動，使文本耐看耐讀。尤其是結尾出人意料，震驚效果明顯。愛倫·坡認為，文學的目的不是別的，就是達到“一種效果”。如小說中，“站在謝飛面前的，哪是什麼和尚，分明是他的姐姐——謝燕妮啊！”此案竟與自己的親人有關。這一情景不僅讓小說中的謝飛吃驚不小，也是我們讀者始料未及的。由是觀之，此小說去模式化，結尾突兀，發人深省。
電視劇《情深深雨濛濛》數次在作品中出現，看似閒筆，實則韻味無窮。它使緊張曲折的故事情節變得疏緩有致，在劍拔弩張中增添些許浪漫的情愫，同時和作品的內容相映襯，寓示著情節的走向，也就是說刑警謝飛的愛情即將到來。可是，後來，盛東海和向雨薇走到了一起，而刑警謝飛卻依然形單影隻。反諷也罷，荒誕也罷，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張望真實地寫出了生活，寫出了生活的殘酷。
“何揚會意，往鎖孔里瞅了瞅。過了一會兒，他回過頭來，傻傻地笑。‘老公跪地求饒，老婆要打屁股，真是俊老婆，醜老公，一耳光打個旋頭風……他壓低聲音說。”這些情節看似插科打諢，其實，還是有它存在的價值。在單調蹲守之餘，警察同事之間相互打趣，這是符合人性的書寫。警察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慾。張望把這一情景寫進小說中，不僅增強了小說的真實感，寫活了人民警察，同時也使小說富於生活情趣。
第二部《彩票陰謀》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再書寫，故事不算新鮮，且有濃重的宿命意味。話說五十餘歲的單身老漢趙長福贏得兩百萬元福彩大獎，人生命運得以改變。年輕漂亮的女大學生朱莎抱著“寧願坐在寶馬車裡哭，也不願坐在腳踏車上笑”的心理與趙結婚。婚後，趙立下遺書說自己百年之後，所有財產悉歸朱所有。婚後老夫少妻不和諧，經常為錢爭吵。覬覦已久、英俊瀟灑的李凡乘隙闖入當第三者。不久，蹊蹺的是趙長福因心臟病突發而死。朱與李順理成章結為伉儷。洞房花燭之夜，因一個神秘的電話之故，朱莎獨自外出駕車喪生。這一切都是有人在精心策劃。刑警重案隊副隊長謝飛通過多方調查取證，最終抓獲元兇，使兇案大白天下，真可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此章節儘管教化功能凸顯，故事講得也不錯，缺憾是充塞“三國氣”和“水滸氣”（魯迅語），血腥氣忒濃，於世道人心不利。要言之，缺乏人性溫暖。
第三部《愛情陰謀》則是一曲纏綿悱惻的愛情輓歌。急救醫院年輕漂亮的女護士李靜怡，因被戀人孟慶拋棄，獨自乘遊船去長江三峽跳水自殺。被人救起後，發現自己無端捲入了一場謀殺案，受到刑警重案隊謝飛隊長的審訊。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她在警察的秘密監控下僥倖逃脫，獨自開展案件調查。與此同時，謝飛加大了案偵力度，追蹤到了真正的犯罪嫌疑人。正當他對李靜怡由同情而生戀情的時候，李靜怡向他揭開了三十年前的案件隱情……故事跌宕生姿，一波三折。敗筆是案件的偵破不應由非人民警察的李靜怡來承擔。如此操持，警察形象遜色不少。
此部分與第二部分不同，擺脫了說教味，強化了情節。張望通過樸素的講述，將一段往事、一個秘密和盤托出。由此可見，對張望來說，如何把故事講好，講得清楚曉暢，引人入勝，已經是他最高的美學追求。當看到謎底後，讀者對張望無懈可擊的嚴密推理只能報之以讚嘆之聲。
這個故事的感人之處是宣揚了人間真愛。在空氣中都瀰漫著經濟氣息的時候，解構思潮噴涌而出，解構友情、親情、愛情勢如破竹，如方方《風景》、《落日》中的親情蕩然無存，池莉筆下的愛情瓦解……要言之，受西方後現代思潮的影響，加之市場經濟大潮的衝擊，情感成了功利性的商品，可以交換，可以買賣，人性的陰暗面暴露無遺，而《愛情陰謀》中的愛情並不是一場陰謀。當然，我是站在主人公楊小勇的角度來說的。楊小勇投毒殺人固然可恨，但是，如果他站在愛情的天平上，他是很有份量的。如，“其實，楊小勇對愛情無比忠誠，是值得欽佩的人。”李靜怡大膽地說，“他投毒殺人，固然應受到法律嚴懲。但是，我認為，更應該受到道德懲罰的是唐建國。他拋棄了明珠姑娘，致使明珠姑娘身懷有孕跳湖自盡，無辜犧牲了兩條性命。算起來，今天恰好是明珠姑娘三十五周年祭日。”
楊小勇猶如蒲松齡筆下的細侯和哈代筆下的苔絲。苔絲和細侯一樣，都是用殺人的手段來實現愛，用惡的手段進行懲罰。同理，楊小勇躺在愛情的祭壇上是善的，但是社會法庭面前，他又是惡的。楊小勇的投毒行為，在抽象的道德系統中，它無疑是一種惡，但是，在具體的價值體系中，又是值得稱讚的。在愛情的祭壇，楊小勇是個情種，無怪乎李靜怡這么說。藉此，楊小勇這個人物形象立起來了。
《愛情陰謀》成功之處在於它巨大的情感力量，只有從真實的內心出發、寫自我感知的作家才能編織出這么震撼人心的情感糾結。
綜觀這三個故事，貫穿始終的是刑警重案隊謝飛。他在偵破案件過程中，與同事一道克服重重困難，承受的巨大壓力和苦痛可想像得知，但是他的生活並不幸福。在第一部中，他的親情缺失，因為姐姐跳崖自盡；第二部中，他的愛情缺失，妻子嫌他貧窮離他而去。作者把刑警謝飛當作普通人來寫，寫出了普通人的喜怒哀樂。警察形象謝飛不像有些作家筆下高大全的英雄人物，沒有家庭的羈絆，沒有感情的纏繞。他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有普通人的情感痛苦，也食人間煙火，這是小說的一大亮點。
《三個陰謀》的整體地域特色明顯。毋庸置疑，小說是以重慶山城作為背景，如“這奧托車，屬於重慶本地製造。它的車身，小巧靈活，哪兒都能停，哪兒都能去。正因為它便捷得很，所以，它最適合在街道狹窄、交通擁擠的重慶城營運。在重慶這座山城，奧托計程車就像莊稼地里的爬殼蟲，多得滿路都是。客人只要站在公路邊，把手一招，奧托車就吱地一聲停在了身邊。”
文學是一個民族的縮影，必然蘊含著豐富的民族文化知識和民族風情。“重慶的客運市場是奧托車一統天下，這兩年交通狀況大有改善，便全都改成了羚羊車。羚羊車雖也屬重慶本地造，但相比之下，外觀就要比奧托車大氣得多。乘客坐在車內，也要比奧托車舒適得多。”這種景觀化的敘述是有目的的。所謂景觀化，就是站在歷史和文化之外，為了市場及其他目的，隨意把歷史文化書寫成可代觀賞、消費的景致。
20世紀90年代以來，市場對於“看”的需求影響到文學想像和文學書寫，文學自覺適應市場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作家紛紛加入景觀化的大合唱。張望也匯入了這個大合唱。這種景觀化描寫，固然給讀者提供了可看的場景，在功能上卻遮蔽了作家個人主觀性的傾訴。
《三個陰謀》地域特色很明顯，語言也符合地方特色。且看“夸打夸打地走來開門。她打開門，見門外站著幾個著裝整齊的警察，不禁大吃一驚。”也怕她老公吳長生知道後同我撕皮。”法庭天天給老闆送傳票，把老闆的腦殼都搞大了。“想推油，他開先不說。這么財的先生。“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關係硬扎者，才得以留在重慶市區。“談了五六個女朋友都沒有搞成氣。”謝飛的想法，跟普通老百姓沒有兩樣，吃孬點，耍好點嘛！“不喝得二麻二麻的不會回家。”發起了雞爪風。“乾滾龍一條”等等，以上所列的方言土語地域性皆很強。方言對國語來說就是一種偏離、超常、陌生化。張望偏愛走這條路，因為它能給人提供另一種新感覺，新神韻。
文學語言的“陌生化”命題，是俄國形式主義者什克洛夫斯基提出來的。他說：“為了恢復對生活的感覺，為了感覺到事物，為了使石頭成為石頭，存在著一種名為藝術的東西。藝術的目的是提供作為視覺而不同作為識別的事物的感覺；藝術的手法就是使事物陌生化的手法，是使形式變得模糊、增加感覺的困難和時間的手法，因為藝術中的感覺行為本身就是目的，應該延長。”
除了文本的語言具有文學性之外，其間的寓喻手法也非同一般。如“謝飛暗自驚嘆：這座高峰，真險啦！誰要是站上峰頂，一定會嚇得魂飛魄散！誰要是從峰頂摔下來，一定會被波濤卷得無蹤影！這座高峰，他真不知道名字呢。”此處隱喻手法運用得很到位。隊長讓謝飛扮老闆，當臥底，上演無間道。謝飛目睹險峰，遂發感慨。險峰在文中既是實寫，也是虛寫。謝飛看著那險峰就知道任務艱巨，任重道遠。但是，他並沒有被險峰所嚇倒，而是迎難而上，張望在字裡行間巧妙地地道出了警察意識或警察精神。
張望是個講故事的高手，這是不爭的事實。他遵循的是故事中心主義，嚴守亞里斯多德的情節理論，繼承著山魯佐德的衣缽。他的故事有看點，能夠吸引讀者愉悅地完成閱讀過程。在這個文學產業化的時代，講好故事就能勝出，難怪他的小說多次被《重慶晚報》、南京《金陵晚報》、成都《天府早報》等報刊連載，併入選了《西部警察叢書小說卷》（北京金誠出版社）、《我們從這裡出發》（重慶出版社）等大型文學叢書。
散文
張望的散文是很棒的，曾入選《川渝散文百家》等十餘箇中外散文選集，並有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警花情事》為證，收錄到其中的《母親的詩》、《在心田種上鮮花》、《十隻燕子》等散文，文學藝術性非同一般，從而讓他聲名鵲起。
張望的父親懂樂譜，會樂器，搭建過川戲班子，算得民間藝術家吧。他的母親目不識丁，可是母親一向都很尊崇文化人，認識到了讀書的重要，在張望的父親去世之後，她獨自一人挑起了家庭的重擔，省吃儉用供張望讀書。為了感謝母親的鼓勵，表達母愛，張望參加公安工作後不久，就開始構思一篇謳歌母愛的文章。但如何才能寫好母愛呢？文貴創新，古今中外謳歌母愛的文章太多了，如何才能與眾不同呢？他思來想去，總覺得無處下筆，苦惱不已。20多年一晃就過去了，這個心結一直深埋在心間。彼刻，是那首小詩：“花朵把春天的門推開了，綠蔭把夏天的門推開了，果實把秋天的門推開了，風雪把冬天的門推開了……”激發了他的靈感，讓他文思泉湧。他自言自語，是啊，何不以《母親的詩》為題寫一篇散文呢？想到母親，“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他奮筆疾書，夜不能寐，一篇鼓勵讀書、崇尚積極人生態度的勵志散文一揮而就。此文最先發表在《重慶日報》上，萬沒想到的是該文被收錄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學《語文》閱讀教材，還進入了莊嚴的中考試卷——《浙江省溫州市2005年中考語文試題》，被命名為試卷的現代文閱讀題，分值占試卷的比例竟達十八分。北京、山東、江蘇和浙江等不少省市的中學，也都曾在期中或期末試卷中考試過。
2012年，這位公安作家還收到了中國散文學會的通知，告訴他一個喜訊：他的散文《在心田種上鮮花》和《魚城女英雄》入選了《中國散文大系》，並榮獲中國當代最佳散文創作獎。
張望是一位十分敬業的公安民警，他出版的名為《警花情事》的散文集，就是以反映包括他自身在內的廣大公安幹警這一特殊社會人群的生活點滴，尋常際遇，情感經歷，精神追求等為主要內容的作品，它引發了在文學作品中出現的公安民警形象的一些思考。
新時期以來，公安題材的文學作品大行其道，成為熱門。一般說來，這些公安題材作品中的人物，都是作為水火不容而又缺一不可的對立面而存在的。反面人物如敵特內奸、貪官污吏、毒販劫匪、地痞流氓、騙子色狼、乃至雞鳴狗盜之徒、失足青少年等等，各色各樣，面目相對繁多。而正面人物卻基本上只有一種，這就是肩負著維護社會秩序，保護一方平安重任的警察。儘管他們也有警種之分、級別之分，新老之分，男女之分等等，但這些差別並不能改變人們心目中那由統一的警徽、警服和大同小異的警務、警容等所造成的“清一色”印象，要想不“雷同”都不可能。
於是出現了一種閱讀或觀賞效果：人們往往會對文學作品中的那些為了保護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奮不顧身地與各種社會邪惡勢力進行鬥爭的公安幹警心生敬意；他們大義凜然，智勇雙全，愛崗敬業，無私奉獻的形象也讓我們感佩至極。但與此同時，在我們的思想或潛意識中，似乎他們所做的這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他們的吃苦受累，流血流汗，甚至英勇犧牲，我們也已習以為常，見慣不驚。一句話，我們作為讀者或觀眾，在很大程度上把他們看成了是“用特殊材料製成的”，把他們“國家機器”化了。因此，人們可以對這些人物產生強烈的可敬可佩之感，卻難以產生同樣強烈的可親可愛之情。這也就大大削弱了這類作品的感染力和震撼力。其所以如此，乃是當下公安題材的文藝作品中普遍存在的一種現象，即只把公安幹警作為“職業”角色來刻畫，而忽略了他們的“人性”角色的結果。
從根本上說，文學要探究和反映的並不主要是人們的“職業”角色，而是人們的“人生”角色。當然“職業”角色也是“人生”角色的一部分，對有些人來說還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一個文學形象只注重他的“職業”角色而涉及或甚少涉及他的“人生”角色，這個形象就難免單薄蒼白，同時也會直接影響到作品人物對讀者情感、心靈的滲透程度，從而影響到整部作品的審美效果和藝術成就。在這一點上，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都概莫能外。即使是像《福爾摩斯探案》那樣曾風靡全球的作品，讀者可以說它很吸引人，但卻難以說它很感動人，福爾摩斯和助手華生與其說是作者塑造的兩個人物形象，不如說是敘述案件的偵破和推理過程的兩個活的道具。
有人將公安幹警稱譽為“和平年代最可愛的人”，這顯然是因為他們從事著和平年代最需要奉獻犧牲精神的職業。這個稱譽對於這個特殊的群體來說，是當之無愧的。但這絕不是說，現實生活或文學作品中，任何一個公安幹警只要一出場，自然而然的就是“最可愛的人”。他們必須要以與之相稱的思想行為，以至個性氣質，言談舉止等等，讓人們心悅誠服地認可，方才可能讓人們留下這種印象，並由衷地給予讚譽。
不無遺憾的是，在這一點上，文學作品比之生活本身是大大地遜色了。不少公安題材的文學作品中以正面形象或英雄形象出現的公安幹警，比之於現實生活中的他們，大體上都可說是“可敬”有餘，“可愛”不足，“共性”有餘，“個性”不足。在“可愛”二字上最具備出彩手段的文學，沒有能夠充分地發揮自己的功能，起到應當起到的作用。
這裡面可能有兩個誤區：一是把“可敬”和“可愛”混為一談，認為“可敬”即“可愛”；二是明白“可敬”和“可愛”不是一回事兒，但擔心“可愛”多了會沖淡“可敬”。其實真正站得住的正面文學形象，包括公安幹警的形象，應當是“可敬”和“可愛”兼而有之的。
一個人是否“可敬”，不在於他是否有“私心”和弱點，而是看在與國家、社會或他人的利益發生矛盾衝突，二者難以兼顧時，他的取捨態度和行動。當一個人能夠為了前者而克服和戰勝後者時，我們就會覺得他“可敬”，而克服和戰勝“私心”和自身弱點的過程，則往往是最令人動容，最能使人感受到他的“可愛”的。
張望幾乎涉獵了公安工作的各個部門，對公安工作和公安戰友們知悉很深且充滿感情，他堅持注重“人生”的散文創作取向，筆下的人物既是“可敬”的，又是“可愛”的，這對於突破公安題材的某些積久成習的創作套路，拓展這一題材的社會視野和人文內涵，不能不說是一種可貴的嘗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