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故居位於湖北省荊州市古城東大門內。荊州古城一條以張居正命名的街巷由來已久，顧名思義張居正故居就在這條街道上。由於歷史原因，其故居毀於戰亂。後由荊州市重建張居正故居，並以其原有建築景觀布局。包括大學士府、九鳥苑、陳列館、文化藝術碑廊、首輔論證群雕等。景點為國家AAA級旅遊景區。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稱：張居正故居
- 地理位置：湖北省荊州市古城東大門內
- 景點級別：國家AAA級旅遊景區
- 門票價格：20元
故居簡介,景點結構,人物介紹,人物貢獻,政治,經濟,其他,評價,旅遊提示,
故居簡介
張居正故居位於今湖北省荊州市古城東大門內。荊州古城一條以張居正命名的街巷由來已久，顧名思義張居正故居就在這條街道上。由於歷史原因，其故居毀於戰亂。為了給後人提供緬懷、紀念張居正的場所，荊州市決定重建張居正故居。因“江陵碑苑”地理位置處於張居正故居附近，因此利用其閒置資源重建故居，並以其原有建築景觀布局。
張居正故居建設是古城旅遊開發建設的子項目，由荊州市旅遊局、荊州區政府組織實施。位於荊州碑苑景區內，緊靠東門賓陽樓景區，重建的張居正故居將以他生前居住的老屋為原型，屬於明清時期四合院、小花園風格，突出反映故居原有的歷史風貌和人文環境，還原歷史建築景觀，展示張居正生平史跡文化。
景點結構
據《湖北日報》報導，新落成的張居正故居包括仿明清四重院落、西花園、照壁、張文忠公祠、文昌閣、神龜池、捧日樓、純忠堂、南門廣場等景觀。
還包括大學士府、九鳥苑、陳列館、文化藝術碑廊、首輔論證群雕等。
鑒於其生前功績卓著，墓築於萬曆十年（公元1582年），石碑高一丈四尺，鐫刻有“明相太師太傅張文忠公之墓”，有石雕、香爐、蠟台，以供奉 祭祀他的在天之靈。
走道兩側有翁仲（石人）、石馬及其它鎮墓石獸， 距中心約半徑15米處有壘築之三米高土牆。相傳，京劇《二進宮》的楊波便指的是他，因他小時候曾被父輩取名“楊波”。
人物介紹
張居正（1525年5月-1582年7月），字叔大，號太岳，諡號文忠，湖北江陵（即荊州）人。明代政治家、改革家，被稱為“宰相之傑”，也是史上頗富爭議的宰相。據說張居正出生的前其曾祖父做了個夢：夢中一輪圓月落在水瓮里，照得四周—片光明，然後一隻白龜從水中慢慢浮起。曾祖父認定白龜就是這小曾孫，於是信口給他取了個乳名“白圭”，希望他來日能夠光宗耀祖。5歲入學，7歲能通六經大義，12歲考中了秀才，13歲時就參加了鄉試，寫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只因湖廣巡撫顧轔有意讓張居正多磨練幾年，才未中舉。16歲中了舉人，23歲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進士，由編修官至侍講學士令翰林事。隆慶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隆慶時與高拱並為宰輔，為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萬曆初年,代高拱為首輔。當時明神宗年幼，一切軍政大事均由張居正主持裁決。
正當張居正大力整頓吏治，實行政治革新的時候，御史劉台在神面前告了他一狀，說他“專擅威福、罔上行私，橫黷無厭”。張居正知道了，對神宗說；“臣之所處者，危地也；言者以為擅作威福，而臣之所行，正威福也。將巽順以悅下耶？則負國；竭公以事上耶？則無以逃專擅之譏。”對那些攻擊他的人以迎頭痛擊。
萬曆五年，他的父親去世。按照封建禮教，他應該回家“守制”。但他考慮到國事紛繁、主上年幼，仍然“吉服視事”，沒有回家守制。這又引起了一些人的攻擊，說他“忘親貪位”。吏部尚書張翰甚至捶胸長嘆道：“三綱淪矣！”但在他的堅決抵制和皇帝的支持下，這些攻擊他的人，都一個個受到了撤職的處分。
1582年，張居正去世了，過去因攻擊他而受到處分的人，一個個官復原職。中官張誠在神宗面前說他與馮保“交結恣橫”。並說他家“寶藏逾天府”。御史羊可立指責他構陷遼王。遼妃又上書為遼王辯冤，並說遼府金寶以萬計，全部入居正家。神宗被這些讒言迷惑了，遂公布他的罪狀，下令削去了他的官秩，剝奪了他的諡號，查抄了他的家產，幾乎劈棺戮屍，他的長子張敬修被捕人獄，其他親屬都被送到“煙瘴地面充軍”。抄家的結果，才知他的家產不及嚴嵩的二十分之一。
到1621年熹宗朱由校即位，恢復了張居正的官秩，重新予以葬祭。直到崇禎三年(1630年)禮部侍郎羅喻義等為他鳴冤，他的冤案才逐步得到了糾正。他的子孫也官復原職。張居正不僅熱心於革新政治，還留下了一些內容豐富的政治論文和感情真摯的詩篇。有《張文忠公全集》傳世。 張居正前後當宰相10年，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他清查地主隱瞞的田地，推行一條鞭法，改變賦稅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財政狀況有所改善；用名將戚繼光、李成梁等練兵，加強北部邊防，整飭邊鎮防務；用凌雲翼、殷正茂等平定南方少數民族叛亂。
人物貢獻
政治
在數十年的宦海生涯中，張居正一向注意觀察和思考社會現實中的諸多難題，悉心探究歷代盛衰興亡的經驗教訓。他曾於隆慶二年（1568）向明穆宗上了一封《陳六事疏》，試圖革除嘉靖以來的各種弊端。張居正提出的改革主張主要有“省議論”（禁絕空言，講究實際）、“振綱紀”（整肅風紀，嚴明法律）、“重詔令”（令行禁止，提高效率）、“核名實”（嚴明考課，選拔人才）、“固邦本”（輕徭薄賦，安撫民眾）和“飭武備”（訓練軍隊，嚴守邊防）等。雖然在當時的情況下，這些主張還未能付諸實施，但我們從中可以窺探出張居正改革的最初藍本，可以說，這是張居正全面改革的前奏。
明神宗1572年，穆宗駕崩，太子朱翊鈞繼位，改元“萬曆”，即明神宗。明穆宗在位時，十分信任張居正，因此他遺命張居正等三個大臣輔政。萬曆初年，張居正與大宦官馮保聯合推倒高拱，成為首輔。由於神宗年幼，於是一切軍政大事都由張居正裁決，他“勇於任事，以天下為己任”。從1573年出任內閣首輔開始，以整頓吏治、發展經濟、鞏固邊防等為主要內容，展開了一系列的改革，從而使暮氣沉沉的大明王朝，出現了迴光返照的最後一抹輝煌。
自萬曆初年開始的張居正改革，首先是從整頓吏治開始的。他認為當時朝野政治腐敗、民不聊生的主要原因在於“吏治不清”。為了整頓吏治，以達到為官清廉，治政清平，讓人民生活安定，從而使封建政權長治久安的目的，張居正於萬曆元年（1573）推行“考成法”。其主要內容是加強內閣的行政和監察責任，提高吏、戶、禮、兵、刑、工六科的監察職能。六科是對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百司相應而設的監察機構，張居正以六科督促六部，以六部督促諸司以及地方撫、按，最後再由內閣直接控制六科，掌握對各級官吏的監察大權。考成法還對六部、都察院等具體行政衙門實施隨時考核、事事責成的稽查制度等。這一嚴密而完整的考成系統，將宦官統率六科、稽查章奏權移交內閣，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宦官干政的可能，極大地提高了內閣的權威，使權力集中於首輔，從而加強了號令天下的中央集權。考成法提高了辦事效率，減少了各部門的相互推諉、扯皮，為精簡機構、節省政府開支提供了可能。稍後，張居正便下令裁減部院諸司冗官和各省司、府、州、縣官，以提高官吏的素質和行政效率。這些，都為此後張居正推行的各項改革奠定了基礎。通過整頓吏治和精簡機構，張居正獲得了一個效率較高、得心應手的行政班子，為推動經濟改革作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
自嘉靖以來，當國者政以賄成，貪污數額之巨，令人觸目驚心。嚴嵩素有“錢癆”之稱，被抄出的家產竟有黃金三萬餘兩，白銀二百餘萬兩；素有廉能之譽的徐階，他擁有的金銀雖無確載，但從其占田達四十餘萬畝來看，可知其貪污積賄亦相當可觀。“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權臣顯貴的影響下，大小官吏以官爵為性命，以鑽刺為風俗，以賄賂為交際，就連以懲貪為己任的監察機關也日益腐敗，御史出巡往往利用職權，貪贓枉法，中飽私囊，而對於逢迎之徒，即使贓賄狼藉，魚肉百姓，也毫不過問。
張居正對政治腐敗的危害性有著清醒的認識。他說，人民的逃亡和反抗“並非老百姓喜歡犯上作亂”，而是“本於吏治不清，貪官為害”。大小貪官視朝廷明詔法令如故紙，政令難行。更有甚者，“收受禍國者的賄賂，縱放禍國者而不加以拘捕……”因而他認為：“治國之道，沒有什麼比安頓民生更為緊迫的；而安頓民生之第一要務，在於整頓吏治”，懲治腐敗乃是改革政治和整頓吏治的關鍵。有鑒於政治腐敗的危害性，張居正懲治腐敗的主張在其獨柄國政後得以在各方面付諸實踐，並貫穿於改革的始終。
經濟
為了進一步改變嚴重的賦役不均，減輕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的浮稅，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形勢，張居正在清丈土地的基礎上，實行了賦役制度改革。萬曆九年(1581)，張居正通令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這是自唐朝行“兩稅法”以來，我國賦稅史上的又一次大改革。
“一條鞭法”，又稱“條編法”，其主要內容有：統一役法，並部分地“攤丁入地”。把原來的里甲、均徭、雜泛等項徭役合併為一，不再區別銀差和力役，一律征銀。一般民人不再親自出力役，官府需要的力役，則拿錢僱人應差。向百姓徵收的役銀也不再像過去按照戶、丁來出，而是按照丁數和地畝來出，即把丁役部分地攤到土地里徵收，這就是所謂“攤丁入地”；田賦及其他土頁方物一律征銀；以縣為單位計算賦役數目；賦役銀由地方官直接徵收，以減少各種弊病。
一條鞭法的實行，在我國賦役制度改革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第一，簡化了賦役的項目和徵收上的手續，大大限制了地方胥吏從中的營私舞弊。一條鞭法的推行，出現了攤丁入畝和賦役貨幣化的趨向，體現了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量地計丁”、“計畝征銀”，使得豪強地主要隱產瞞丁、規避賦役變得比較困難，而針對一般農民的“產去稅存”的不合理現象也有所減輕，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當時的社會矛盾。
第二，賦役折銀的辦法，有利於雇役制度的發展。在這種政策下，農民只要交納一定的銀兩後即可免去勞役，並能比較容易地離開土地，進一步從事各種行業的生產活動，這使得先前的封建人身依附關係有所削弱。這樣做也比較簡便，避免了貪官污吏從中巧立名目，敲詐勒索，有利於刺激農民發展農業生產的積極性。而從土地上游離出來的農民，則為城市手工業的發展提供了相當數量的勞動力，有利於勞動力市場的形成。一般傭工自給的工商業者和囊豐篋盈的富商，又因無田而得以免役，從而刺激了工商業的繁榮，推動了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第三，一條鞭法在全國推行的萬曆初期，當時資本主義萌芽已經產生，根據“攤丁入地”的原則，不僅少地或無地的貧苦農戶可以減輕一些力役的負擔，有利於發展農業生產，而且城鎮的工匠和商人也因為無田而得到“免差”。從當時的社會實際來說，一條鞭法的實行，也有利於資本主義萌芽的進一步發展。明中葉以後，貨幣經濟有新的發展，白銀成了交易過程中的流通手段，這使一條鞭法的實行成為可能；而一條鞭法在全國的普遍推廣，反過來又促進白銀的流通比以前更為普遍廣泛，這方面也對商品經濟的繁榮和資本主義萌芽的進一步發展產生推動作用。
其他
張居正在進行政治、經濟等方面的改革時，積極推行“外示羈縻，內修戰備”的方針，重視整飭軍備，加強邊防。張居正曾目睹了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軍隊圍困北京時所暴露出來的國防虛弱，軍備廢弛的種種弊端，內心深有感觸。有鑒於此，待他執政後，“殫心盡力”，決心對邊防進行一番整頓。
張居正一面精心選任駐邊將領，練兵備戰，修治邊防要塞，同時訓令諸將在邊境屯積錢穀，整頓器械，開墾屯田，務必做到兵精糧足，戰守有備。
在選任邊將時，張居正知人善任，他所重用和信賴的一批守邊將領，大都英勇善戰，效忠王朝，並為保衛邊防做出重大的貢獻。在薊州一帶，他任用戚繼光鎮守，練就守邊的精兵，修築了沿邊防線的“空心敵台”，還因地制宜地練習車戰戰術，保衛了東起山海關、西至居庸關長城一帶沿線的邊防。歷史家稱讚戚繼光鎮守薊州十六年，“邊備修飭，薊門晏然”，戚繼光也深得人民的擁護和愛戴。李成梁鎮守遼東的紀功石坊萬曆十一年（1583)，當戚繼光移鎮廣東時，陳第賦詩送別，詩云：“誰把旌麾移嶺表，黃童白叟哭天邊。”反映了邊境人民對戚繼光保境安民功績的景仰和捨不得讓他離去的深情厚意。
在遼東，張居正重用李成梁。李成梁作戰能力高強，善於指揮禦敵，威望甚高。在他鎮守遼東期間，曾多次平息東北少數民族的進犯，保衛了東北邊境的安寧。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北部的宣府、大同防線，西至延綏、寧夏一帶，張居正重用王崇古，支持王崇古對俺答所部採取的安撫睦鄰政策，獲得了重大的成績，使蒙漢兩族人民和睦相處，通好互市，相安無事。
當時朝廷有一部分官僚反對和俺答設市貿易，說這是媾和示弱。但是張居正力排眾議，堅持正確的主張。他據理力爭，反駁說：“讓俺答入貢通好，開設邊境市場，使邊民互通有無；限立期限，指定地點，嚴加管束，這不但沒有壞處，反可使邊境安定，屯田耕牧，阻止塞外其他部落的侵擾。這樣每年可以節省調援邊塞的大批糧食，有什麼不好呢？”
由於張居正的大力支持，協同籌劃，使王崇古在邊塞得以順利執行睦鄰政策，在大同、宣府附近設市貿易。當時規定每年限期一月，蒙族人民可以用金銀、牛馬、皮毛和漢族人民交換綢緞、布匹、鐵鍋、鐵釜等物品。雙方各派軍隊駐守保護，從此邊境相安無事。對此，張居正在《九塞稱臣》一詩中躊躇滿志地寫道：“幕南秋色靜王庭，月滿邊關夜不扃。北地胡兒能漢語，西陲宛馬盡龍形。屯田督護休乘障，破虜將軍早勒銘。乾羽兩階文德洽，九重端拱萬方寧。”
“月滿邊關夜不扃……九重端拱萬方寧”，並非張居正的無端誇飾。據《明史》記載：東起延永，西抵嘉峪關的邊境千里防線，“軍民樂業，不用兵革，歲省什七”，從而節省了龐大的軍費開支。
張居正還在東南沿海地區分段設寨，修整兵船，嚴申海禁。在他當政的萬曆初年，基本上肅清了多年以來一直困擾明廷的“南倭北虜”的邊患。
評價
張居正改革是在明代中葉以來社會危機日益嚴重的情況下實行的政治變革。在張居正秉政期間，對明王朝的政治、經濟、軍事等進行了多方面的改革，整頓了吏治，鞏固了邊防，國家財政收入也有明顯的好轉。據記載，萬曆初年太倉的積粟可支用十年，國庫的儲蓄多達四百餘萬，國泰民安，國力臻於極盛。從這些方面來看，張居正改革確實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因此，他被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學家李贄譽為“宰相之傑”。
改革是統治集團運用國家機器解決社會政治、經濟等問題的一種手段，不同的歷史環境中的改革呈現不同的類型。中國歷史上發生過新舊社會交替時期的戰國變法（如商鞅變法等），社會經濟恢復時期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以及社會經濟危機時期的王安石變法和張居正改革，等等。就類型相同的王安石變法和張居正改革而言，其結局和效果完全不同，王安石變法很快夭折，而張居正改革卻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張居正自身具有銳意改革、勇於任事的精神。如前所述，張居正自幼聰穎絕倫，是嘉靖時期的二甲進士。可以說，他才學過人，有膽有識。他以天下為己任，視“愛憎毀譽等於浮名”，牢牢握住大權強行推廣改革，雖遇丁憂、病重，亦毫不放鬆。這種不怕攻擊誹謗、任勞任怨、銳意改革、勇於任事的精神是創業者、改革者必須具備的品質，如果沒有強烈的責任感、過人的膽識和廣闊的胸懷，是承受不起創業、改革給自身帶來的巨大壓力的。這種堅定不移與雷厲風行、帶頭實幹的作風，是改革得以成功的一個重要主觀因素。
其次，他善於把握有利時機，積極爭取各種力量為我所用。爭取皇權的支持，並取得了對皇權實際上有限度的控制，這對改革的順利推行至關重要。中國歷史發展到明代，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皇權專製得到空前的鞏固和提高，如廢丞相，設內閣；廢大都督府，設五軍都督府；設特務機構——錦衣衛、東廠、西廠等。正因如此，任何大臣之能否入閣，入閣後能有多大權力，能否推行其主張，能否持久任職，其關鍵要看能否取得和保持皇帝（皇室）對自己的寵信和支持。張居正是在一個很特殊的情況下上台執政的。明穆宗英年早逝後，年僅十歲的太子繼位，即明神宗。年幼的皇帝一時未能親裁政事，皇權的運行存在很大的空隙。張居正與宦官馮保聯合趕走高拱之後，以顧命大臣、師保和首輔的身份，從多方面爭取皇權的支持。他運用經筵、日講等方式向年幼的明神宗灌輸自己的為政思想，密切君臣之間的關係，使皇帝對自己敬若神明，言聽計從；他嚴格要求皇帝上朝，以免形成因君臣阻隔、君主被宦官包圍而受控於宦官的局面；他教神宗學習太祖、成祖對章奏的批閱，防止宦官獨攬批閱權；他利用李太后望子成龍的願望，滿足其徽號上的野心，獲得了太后的信任，太后委其以大柄和對皇帝朝夕納誨之責。正是在強有力的皇權支持下，張居正才力排各種阻力，展布自己的政治抱負，較順利地推行改革。
對於長期以來與內閣傾軋爭權的宦官勢力，張居正不是與之對立以爭高低，而是儘量緩和矛盾，力求將阻力轉化為助力，取得對方的支持與合作，這在與馮保的關係上表現得最為明顯。馮保是李太后母子的“肺腑內臣”，是被暱稱為“大伴”的司禮太監。高拱擔任首輔後，要求集權力於內閣，曾親自出面並示意科道等官點名彈劾馮保；朝臣們對“任命太監馮保入司禮監”，又為在穆宗遺詔中加有命顧命三大臣“同司禮監協心輔政”等爭論不休，以致一時廷議沸騰，馮保處境困窘。就在關鍵時刻，張居正對馮保採取了認可態度，並將高拱欲彈劾並驅除馮保的秘密告知馮保（高拱要張居正和他合作，除掉馮保）。馮保馮保得知後，先發制人，到兩宮傾訴高拱的罪狀。於是，張居正與馮保聯合，驅除了高拱。從此，張居正獲得了首輔的寶座，馮保穩固了自己的地位。在此後的日常政務和事務中，張居正又對馮保採取有限度的忍讓和加倍的禮遇，以搞好關係，二人關係竟“膠漆如一人”。於是，馮保便成了張居正與宮闈內的皇帝、太后交通信息的有效渠道，總是為他的改革排除各種障礙。藉助於馮保有效的鉗制，內宦以及內戚們也不再擅權作惡。綜觀張居正執政的十年間，馮保“為之左右”，替他在宮中打點，達到了“宮府一體”的地步。這在宦官往往壓制內閣，干擾朝政的明代，是極為難得的。以致有人謂：“江陵之得國也，以大璫馮保力”。就是這樣，張居正得以順利地實現自己的抱負。
最後，改革注意循序漸進，有條不紊。明朝進入中期以後，由盛轉衰，危機四伏，各種矛盾突出暴露出來。吏治腐敗、豪強兼併、軍官貪污，這是當時影響最大、危害最深的積弊。張居正正是抓住這些進行改革以“救時”。但改革從何入手，是全面鋪開，還是循序漸進，這是一個大問題。儘管他看到財政危機十分嚴重，但“致理之道，莫急於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於核吏治”，只有整頓好吏治，才能有行法之人，所以張居正的改革從整頓吏治入手。而“稽察吏治，貴清其本源”，這“本源”在地方是督撫巡按，在全國則是中央政府。整頓好這些領導機構是關鍵，於是他以此為改革的突破口。在具體做法上，先採用平穩易行的考成法，加強對官吏的督促與考核，然後下令裁減從中央到地方各級行政部門的冗官，以提高官吏的素質和行政效率；同時恢復久已不行的皇帝面獎廉能制度，使忠於職守的官員受到鼓舞，更要報殊恩，成為表率。通過吏治改革，張居正獲得了一個素質和效率較高的行政班子，為此後推行的各項改革奠定了基礎。
總之，張居正以超人的膽識，儘量利用了歷史舞台所能給他提供的條件，去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活動，並取得了比商鞅、王安石變法所取得的更大的成果，其中有若干歷史經驗，值得後人汲取。
旅遊提示
景區等級：國家AAA級旅遊景區
門票：20元
營業時間：8：00—18：00
地址：荊州市荊州區荊南路2號
公交：市內乘1、12、18路即可到，旁邊有仿古一條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