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搶救木魚書
英國、法國、日本、俄國、美國等國的漢學家都在競相收購“藝術化石”木魚書;前不久,一位在美國長大的“台山木魚歌手”竟在白宮領取了“美國國家傳統獎”。遺憾的是,嶺南木魚書在國內的研究還有點像處在冰河時期!木魚是中國嶺南的土產曲藝品種,木魚聲聲,花開花落,已有五六百年的悠久歷史。
國人冷落的嶺南木魚書,卻成國外“顯學”
近二三十年,外國不少漢學家覺得木魚書活像農耕社會底層藝術的化石,倍感珍貴,而且還是學術上未開墾的處女地,便不約而同紛紛投入精力,進行文字“考古”,獲得了一批可貴的學術成果。於是無人向顧的木魚書頓成國際“顯學”,“下里巴人”響起了妙曼之音,飄向世界,木魚飛越太平洋。相比之下,國人的木魚研究有點像冰河時期,老被高貴“大雅之堂”的學術領域拒之門外,僅有業餘二三子,散兵游勇,不成體統。
本來中國人研究木魚發端並不晚,辛亥革命前,晚清四大小說家之一的吳趼人就在雜誌上談到過木魚書。這位中國最早的專業作家,從木魚故鄉佛山來到上海,在1905年8月發行的《新小說》“小說叢說”欄中,談到了上海的風氣不如家鄉,原因“此亦小說家之偉功,彈詞曲本之類,粵人謂之木魚書……”吳氏認為:木魚應歸入彈詞一類,它有改造社會風氣之功用。這是近代公開刊物對木魚書最早的評論。
1927年,青年時代就關注民間俗文學的鄭鐸先生在“馬日事變”的同日,忍痛離開中國,遠赴巴黎,一頭扎進巴黎國家圖書館,誠以三個月之功,撰寫了《巴黎國家圖書館中的中國小說與戲曲》的長篇報告。他慧眼識明珠,宣布發現了迄今最早的木魚書———《花箋記》(明代)。十年後,他出版《中國俗文學史》(上下冊),作為中國俗文學的開山力作,展現在世人的眼前。
內容
書中歸納“彈詞”為流行於南方諸省的講唱文學,指出福建的“評話”、廣東的“木魚書”,都可以歸到這一類里。廣東流行的木魚書,在民間有極大的勢力。鄭氏自言“余所得不下三四百本,但還不過存十一於千百而已。”又言:“其中業有盛名的有《花箋記》、《二荷花史》。”並錄了《花箋記》的二句原詞:
自古有情定逐心頭願,
只要堅心寧耐等成雙。
山水無情能聚會,
多情唔信肯相忘。
鄭氏以慧眼洞識《花箋記》之“情”與湯顯祖之“人生而有情,思歡思愁,感於幽微,流於嘯歌”,“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之“情”,本歸明代同流。道破了《花箋記》已身處明代中後期帶有資本主義色彩人性解放的文學大潮。這是對木魚書《花箋記》評價中的一個里程碑。
嶺南說唱文學傳播的佳話———歌德曾讀木魚書
若梳爬源流,其實還有一個早年留學德國默默無聞的學者陳銓,在1932年8月的一篇文章《歌德與中國小說》中,附帶研究過《花箋記》。4年後,他完成十萬字的小冊子《中德文學研究》,他在其中第四章第一節“歌德與中國抒情詩”里告訴讀者,德國大文豪歌德閱讀過“用韻文作”的“長篇小說《花箋記》”(按:木魚書《花箋記》1824年第一次由英人湯姆斯譯為英文,1836年由辜爾慈從中文原本譯成德文。歌德閱讀的是中譯英的《花箋記》。)
陳氏舉出歌德在1827年2月3日的日記:
“(二月三日)《花箋記》。晚上自修,續讀《花箋記》。”
歌德看後頗為激動,詩興大發,寫了著名的詩歌《中德四季與黃昏合詠》十四首。這是中德文字之交的大事,也是嶺南說唱文學在國外傳播的佳話。
陳氏在書中有一段評價《花箋記》的文字:
“我們對於作者也不知道,大概是明朝的作品,書里許多廣東土語告訴我們作者是一位廣東人。書裡面主要的情節同《玉嬌梨》也差不多。全書用佳人才子題詩的花箋作線索。結果才子奉旨與兩位佳人結合,也並不是作者創造的事情。這一回可僥倖沒有丑角從中搗亂,只有嚴厲的雙親硬作主,幾乎拆散了好鴛鴦。
但是《花箋記》同《玉嬌梨》有一個根本不同的地方,《玉嬌梨》是用散文作的,《花箋記》卻是用韻文作的。一切在散文里不自然不可能之事情,在韻文里大家都不十分覺得,因為讀韻文的時候,讀者不十分注意它的意義,最要緊的是欣賞它的音節。《花箋記》裡邊的詩款當然遠不及<西廂記> 、<琵琶記> ,但作者常常用和諧美麗的文字,描寫人物風景,有時作出悅耳的詩歌。最有趣味的就是書中人物的傷感主義,這一部書雖然不是什麼偉大精神活動的表現,總還算一本天真可愛的小書。”上述難能可貴之處,在於陳氏作為一個完全不懂粵方言木魚書的外省人,僅憑文字和境意的優美,向讀者表達了他對《花箋記》質樸、詩意式的感受。
搶救人類文化遺產“木魚書”,體現無國界精神
上世紀中後期的國際“木魚熱”是從各國漢學家整理公私所藏木魚唱本,發表作為文獻研究基礎的“木魚書目錄”開始的。若以時間先後計算,上世紀30年代劉復和李家瑞合編的《中國俗曲總目稿》可以算是這場斷斷續續、持續六七十年的“木魚熱”的一個序幕。劉李二位學者並非專門收錄木魚,而總目內包括了廣州地區的俗曲525種,內中不少是木魚,包括南音、粵謳和龍舟。
第二次世界大戰,國內外木魚研究一時沉寂。
上世紀8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著名的日本漢學家橫濱市立大學教授波多野太郎兩次到香港,專門收集木魚唱本和有關資料。回日本後不久旋即在《橫濱市大學論叢》分三次發表了以《道情彈詞木魚書》為題的長篇論文。論文附錄了他在澳門和香港近年所購的木魚書的目錄。其泱泱數萬言精到之論,誠為木魚研究空前之作。波多野氏再接再厲,發表繼有:《木魚龍舟南音粵謳粵曲》、《木魚與南音———中國民間音樂文學研究》,反映了日本老一代漢學家對粵調說唱藝術的高度關注。並以“民間音樂文學”立體化的學術概念,力圖打通純文學和說唱藝術兩個研究領域,獨步日本漢學之林。
波多氏文中提到一位英國龍彼德教授所編的《澤田穗瑞所藏廣州唱本簡目》,龍氏本人也藏有廣東俗曲一百多本。反映出歐洲漢學家研究木魚並非落後。在波多氏領頭掀起國際木魚熱之時,對明代文學深有造詣的日本教授鳥居久靖,在1970年發表了天理圖書館《館藏廣州俗曲書目》予以回響。其著錄了在中日戰爭之前,前往廣州的福原登喜先生所收集的俗曲和其他一些日本人帶回日本的廣東俗曲。國際木魚論壇不寂寞,太平洋東西彼岸的漢學家不約而同地熱鬧起來。與波多野太郎氏研究木魚幾乎同步,1969年在西太平洋彼岸,美國康奈爾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安排,在紐約舉行了一次漢學會議,與會者一致決定成立一個永久性的中國演唱文藝研究會,其宗旨包括收集和研究木魚書,並出版其會訊。
70年代初,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的艾伯華教授,在台灣出版了他研究德國巴伐利亞圖書館所藏的木魚書成果《廣東唱本提要》,書後附錄了五種木魚書原文。那時,中國大陸正在轟轟烈烈起勁地“鬥爭”與“革命”,一切學術橫掃殆盡。在中國人落後的情況下,1974年,海外華人學者、粵方言說唱文學專家、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教授梁培熾,應香港大學亞州研究中心之邀,來香港研究木魚、龍舟、南音、粵謳四種嶺南曲藝品種。越四年,一本厚厚的力作《香港大學木魚書敘錄與研究》問世。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所藏和馮平山圖書館所藏的木魚春光,盡瞰眼底,為迄今世界廣府說唱和廣義木魚最為詳盡的學術入門導讀和經典,填補了中國人廣東俗曲研究之空白。
梁氏在香港研究木魚時,發生了一段小插曲:一群法國漢學家來香港收集木魚書,香港大學中文系聞訊後,馬上動員學生走遍大街小巷,搶先收購木魚書,避免了木魚書的一場大流失。
80年代,日本漢學家渡邊浩司編有《神戶市外國語大學所藏南音·木魚書類一覽》。
90年代,俄羅斯著名的漢學家、俄羅斯科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通訊院士李福清連續撰寫了多篇研究世界各地木魚書目的文章,顯示了李氏對木魚版本和歷史的認識,高人一籌,大有後來者超前之氣勢。
關心木魚研究的各國學者都共同感到目錄資料之零碎和分散,無法盡窺全豹和整體掌握,有合眾目錄為一總目的需要。
1995年,三位日本學者:稻葉明子女士、金京文、渡邊浩司共同編著《廣東說唱文學研究———木魚書目錄》收入了1994年前世界上已發表的木魚作品目錄,這本巨型廣東說唱文學目錄,在學術研究操作上十分實用,特別是幾個附表,速查方便快捷,是日本學者共同的心血之結晶。
當我們回顧和反思上述這段木魚百年研究史中的不是比賽的比賽時,不能不神思萬里而又慨嘆萬分。儘管是區區廣府方言說唱的木魚研究,無人掛齒,亦無人喝彩,但中外學者們仍心連廣宇,情系四海。我深以為:作為研究人類精神活動的記錄和促成人類文化遺產繼承的無國界精神,將永世長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