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輶紀行:目錄,作者介紹,個人履歷,生平介紹,鴉片戰爭時的姚瑩,保衛台灣,抗英保台

道光二十五年(1845)，姚瑩在西南各地進行實地考察的基礎上，著《康輶紀行》一書，旨在“知彼虛實”“徐圖制夷”，以“冀雪中國之恥，重邊海之防”。他說：“瑩為此書，蓋惜前人之誤，欲吾中國稍習夷事，以求撫馭之方耳”三。該書對英法歷史，英俄、英印關係，印度、尼泊爾、錫金入藏交通要道，以及喇嘛教、天主教、回教源流等問題，都有所闡述，尤其注重考察西藏地區情況，揭露英國侵藏野心，建議清政府加強沿海與邊疆防務，以反抗外國侵略。

基本介紹

作品名稱：康輶紀行
創作年代：清代
文學體裁：遊記
作者：姚瑩

目錄,作者介紹,個人履歷,生平介紹,鴉片戰爭時的姚瑩,保衛台灣,抗英保台,人物評價,

作者介紹

個人履歷

姚瑩從小好學，對書無所不窺，往往“博證精究，每有所作，不假思索，議論閎偉”，其“文章善持論，指陳時事利害，慷慨深切”。嘉慶十三年(1808年)中進士，次年招入粵督百齡幕府，當時海寇騷擾，日事招討，因而得知海上事。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任福建平和縣知縣，辦事幹練，誅奸抑暴，“所至雞犬不驚，民無擾攘，風俗一變”。次年，調任龍溪知縣，無論貧富，秉公斷獄，漳人大悅，被譽稱“閩吏第一”。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春，調任台灣知縣。道光元年(1821年)任噶瑪蘭通判。在任期間，他多方規劃，建造城垣衙署，改築仰山書院，大力鼓勵人民開墾，興利除弊，積極促進漢族人民與高山族人民的民族團結友好，對開發噶瑪蘭作了積極貢獻，因而“深得士民心”，政聲震一時。後來，因龍溪別案，受害革職，“台人大失望，群走道府乞留”。道光十一年(1831年)三月至京都，與龔自珍、魏源、張際亮、湯鵬等相交遊，講究經世之學，關注國計民生，時政利病。道光十二年(1832年)至十四年(1834年)間，任江蘇武進、元和知縣。當時，道光帝詔諭朝廷內外大臣舉薦人才，姚瑩為兩江總督陶澍、江蘇巡撫林則徐所器重，力薦朝廷，皆認為“可大用”。林則徐推薦姚瑩的評語，尤為懇切。他說：姚瑩“學問優長，所至於山川形勢，民情利弊，無不悉心講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確有把握。前任閩省，聞其歷著政聲，自到江南，歷試河工漕務，詞訟聽斷，皆能辦理裕如。武進士民，至今畏而愛之。”於是，升為高郵州知州，未赴任便調署淮南鹽監掣同知。道光十六年(1836年)，入都引見，道光帝“察其才，具明白諳練”，於次年授台灣兵備道，賞加按察使銜。

生平介紹

姚瑩崇尚程朱理學。但他“耽性理,兼懷濟世”（《論心罪檄文》），做官清廉自守，注意時務，有政聲，也有一些有關實際政事的著述，陸以□說他"負經濟之學，尤長於論兵"（《冷廬雜識》卷三）。

在文學上，姚瑩承襲家學，曾親聆姚鼐教誨，名列所謂"姚門四弟子"，為桐城派古文家。他論文繼承桐城派的“義法”說，“才、學、識三者先立其本，然後講求于格、律、聲、色、神、理、氣、味八者以為其用”，使文章“關世道而不害人心”（《復陸次山論文書》）。他的文章除闡釋性理者外，包括論辨、序跋、贈序、書信、記傳、雜文等，“舉聲音笑貌、性情心術、經濟學問、志趣識見乃至家聲境遇，靡不悉載以出”（方東樹《石甫文鈔題辭》）。又“善持論，指陳時事利病，慷慨深切”（姚浚昌語）。如《通論》、《再復座師趙笛樓先生書》等，於論政議事之中，滲透著自身的遭遇感慨和切憤深憂，激昂豪宕，文筆駿利而富於感情。他的文章也時有瑣碎、粗糙之病，缺乏剪裁與錘鍊。

姚瑩讚許漢樂府民歌“皆人情天籟，無假修飾，最有興觀群怨之旨”(《謠變序》),以"風之過簫"(《後湘詩集自敘》)自喻己詩。他的詩大都是寫自身感受,或吟詠性情和山水風物，或抒發宦途摧挫之感，憂時憫民之懷。詩風以盛唐為宗，兼有漢魏古詩的影響。

姚瑩的《康輶紀行》系考察西藏後而著。他提出要警惕英國對西藏的侵略，加強沿海及邊疆的防務。他認為，英、法、美等國遠離中國數萬里，他們多年來研究中國，對中國的地理人事很熟悉，而我國對他們卻沒人了解，這是中國失敗的原因。有感於此，姚瑩在書中記載了不少有關英國、法國、俄羅斯、印度等國的歷史地理知識。

鴉片戰爭時的姚瑩

鴉片戰爭爆發以後，時任清朝台灣兵備道的姚瑩和總兵達洪阿積極備戰，組織台灣軍民抗擊英國侵略者。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9月30日，英國侵略軍侵入台灣雞籠港口，英國一艘雙桅炮艦向雞籠（基隆）轟擊。我台灣軍民奮起反擊，被參軍邱鎮功開炮擊傷，觸礁沉沒，斃英軍32人。當侵略軍上岸逃命時，為台灣“屯丁鄉勇”分頭追擊捕獲，生俘130人，繳獲武器及地圖，擊退英軍的進犯。這是台灣軍民抵抗英國侵略台灣取得的第一次勝利。10月19日，英軍三桅兵艦進攻台灣三沙灣炮台，我台灣守軍團結一致，把英軍擊退。1842年3月11日，英軍三艘三桅軍艦駛入台灣大安港，被大安港守軍予以擊退，英軍49人被守軍俘虜。1842年9月29日，清政府欽差大臣耆英、伊里布、牛鑒與英國全權代表璞鼎查在南京簽訂《中英南京條約》。此後，璞鼎查要求清政府懲辦台灣抗戰將領。清政府竟然完全應敵所請，將姚瑩、達洪阿革職逮問。

保衛台灣

姚瑩是鴉片戰爭時期，領導台灣軍民英勇抵抗英軍侵略的著名愛國官員。他與林則徐、魏源，同是當時主張睜眼看世界，學習西方國家近代科學技術以抵抗外來侵略的代表人物。

台灣鎮總兵達洪阿“性過剛，同官鮮與合”，道光十七年(1837年)姚瑩至台，彼此“亦有齟齬”，歷經兩年，姚瑩待之以誠，達洪阿深為佩服。某日登門謝過，他對姚瑩說：“武人不學，為君姑容久矣，自後諸事悉聽君，死生福禍願與共之”。於是，結成兄弟之交，相互團結合作，以後他們在鴉片戰爭期間領導台灣軍民抗英，屢次取得重大勝利。

道光十八年(1838年)閏四月，黃爵滋奏請嚴禁鴉片，加重罪名，重治吸食，姚瑩認為“非此不能力去沉疴，振啟聾瞶”，並會同台鎮出告示嚴申禁菸，命營弁嚴加查拿，“有買賣鴉片者分別搜拿封毀”，“初犯者刑，再犯者死”，於是各地煙館，紛紛關閉，一時鴉片幾絕。林則徐赴粵查禁海口事件後，姚瑩對英國軍事侵略保持警惕，認為“夷情狡譎，絕其貿易，有事用兵，此亦事勢之必然者。”

姚瑩會商總兵達洪阿，對守衛台灣，採取“以守為攻，誘敵入境”策略，保固藩籬，“不禦敵於港門之外”而“誘之登岸以取勝”。認真訓練水師，嚴格選擇將帥，積極修整炮台船隻，添置輪船彈藥，加強沿海巡邏、稽查，嚴防鴉片走私和偷渡。

道光二十年(1840年)六月，英艦闖入台灣鹿耳門外馬鬃洋面挑釁，姚瑩即令水師出擊，英艦狼狽向西南大詳逃竄。七月，他向閩浙總督鄧廷楨提出募壯勇、練水勇、雇快船等七條防英急務。並且，親自巡視南北各路海口，勘察水域深淺，查明船隻炮位配備，進而制定台灣十七口設防圖。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六月，英艦第二次進犯台灣，未能得逞。

同年八月，英艦“納爾布達”號駛入雞籠(基隆)，攻打二沙灣炮台，參將邱鎮功發射八千斤巨炮，轟斷其桅捍，英艦退出口外，沖礁擊碎，英軍紛紛落水，死者無數，有的鳧水上岸，有的搶搭舢板逃生，官兵與壯勇結合，分頭追擊，擊斃和俘虜英軍一百六十六人，繳獲新式大炮十門。

為了進一步加強防禦，姚瑩積極組織民力，即發諭示數百道，由各地耆壯，申約連莊，添練壯勇，“家自為守，人自為兵”，鄉勇從原一萬三千餘人增至四萬七千餘人；並且，揭露英軍野蠻逞凶罪狀，遍加曉諭，“使人皆切齒，共奮同仇”，又頒發告示，實行信賞必罰，“如兵民奮勇破夷，凡所獲夷船銀貨，悉與出力兵民充賞”，於是，“台灣擐甲之士，不懈於登陴，好義之民，鹹奮於殺敵。”

九月，英軍攻陷定海後，藉口索還上次戰俘，於十三日凌晨，再到雞籠窺伺，進攻二沙灣、三沙灣，受到當地軍民還擊，英艦見我人眾山險，不敢仰攻，午時逃駛出口。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二月，英艦三隻，進犯淡水、彰化交界的大安港，姚瑩不與其海上交鋒，採取“計誘擱淺，設伏殲擒”戰術，密示巡檢高春如等，募漁民周梓偽裝奸細，把敵艦“安因”號引入土地公港，觸礁擱淺，即令該處伏兵奮力攻擊，打死打傷英軍六十人，漢奸五人，繳獲大小銅鐵炮十三門，鳥槍二十支，短刀二十七把。

後來，英軍勾結草鳥船，侵擾台灣，又遭失敗。

同年七月，耆英、伊里布代表清朝政府與英軍頭目璞鼎查簽訂《南京條約》，條約規定中英雙方交換戰俘。九月，璞鼎查在廈門發表文告，進行訛詐，誣衊姚瑩、達洪阿“冒功”，“枉殺”其“納爾布達”號和“安因”號“遭風難民”，要求清朝政府將其“去官正法”“以命抵償”，否則“干戈復起”。耆英勾結穆彰阿危詞恫嚇，相繼彈劾，充當侵略者幫凶，加罪姚、達，聲稱“該夷之欲求伸冤，尚非無端啟釁”，“不值因此一端，致撫局又形決裂”⒂。道光帝在璞鼎查威脅下，於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一月，派新任閩浙總督怡良赴台傳旨查辦。姚瑩據理駁斥璞鼎查“遭風難民”謊言，他說：“如系商船，為何開炮攻我炮台？所有取獲大小炮位多門，及夷人戰甲、內地營中炮械尚在可證”；並且指出，“該夷捏稱遭風商船，以飾其來台挫衄之恥”⒄。怡良不顧事實，強迫姚、達供認英船系遭風破碎，“實無兵勇接仗之事”。台灣士民不肯為英方作證，而且，“千百為群，日匍伏於大府行署，紛紛僉呈申訴者，凡數十起”，尤其“精兵千萬，攘臂呶呼，其勢洶洶”，充分顯示台灣軍民反對封建統治者投降媚外的愛國精神。

但是，這時清朝政府已決定對侵略者投降，同年三月，姚瑩和達洪阿還是被加以“欺飾冒功”罪名，遭革職查辦，並從台灣押解，經福州，送京都。八月，入刑部獄。刑部逮訊時，“台諫交章論救”，而粵督耆英卻致書京都某大臣，聲稱：“不殺台灣鎮道，我輩無立足之地”。訊息傳來，朝野譁然，均為姚瑩鳴不平。當姚瑩被羈押至京都時，包括曾國藩在內的著名人士三十餘人，爭相駕車至京郊長辛店迎候。姚瑩被關在刑部大獄，後經友人大力營救，羈押六天后出獄。但清朝政府於當年十月，貶姚瑩謫川、藏。

抗英保台

1840年6月鴉片戰爭爆發。英國殖民者看到中國的台灣孤懸東海，便把進攻的矛頭直指台灣，欲圖搶占台灣作為進攻中國大陸的跳板。時任台灣兵備道的姚瑩與協同防禦的總兵達洪阿，對此早有洞察和預防，並做了認真的應戰準備，加緊修築防禦工事，添置槍炮彈藥等。他們居安思危，“枕戈籌餉，練勇設防”。

1840年7月到1842年3月，姚瑩帶領台灣軍民共取得了“五戰五勝”的輝煌戰績。其中兩次大勝：一是1841年9月，當時英艦紐布達號駛入基隆港，重炮轟擊二沙灣炮台及兵房。中國守軍毫不示弱，狠狠還擊，英國兵艦受重創，於逃竄中觸礁沉沒，姚瑩率軍民大獲全勝；二是1842年3月，英艦阿安號載重兵瘋狂攻擊台灣大安港，來勢洶洶，氣焰囂張。姚瑩乃與達洪阿“設計以殲之”，將英軍艦引入“暗礁林立”的土地公港，使其“擱淺中流”時，乃發動強大攻勢，從而大破英兵。這兩次大勝，共擊斃英軍130多名，俘虜200餘名，並繳獲大量武器彈藥。

另還有三次小勝：1840年7月，英國一艘雙桅船入侵台灣鹿耳門外海面，被姚瑩派兵擊退。這是首戰英軍的勝利，士氣為之大振；第二次是1841年7月，英軍三艘三桅船再次侵犯，又被擊退；第三次是1841年10月，英軍又一次捲土重來，並在炮火掩護下強行登入基隆，在姚瑩指揮反擊下，全殲登入英兵。

這五戰五勝，戰果豐碩，震撼中外，清道光帝曾多次嘉獎。在鴉片戰爭中，姚瑩是堅決擁護林則徐、鄧廷楨等抗英的主戰派的。他系抗英保台的有功之臣，在率領台灣軍民抗擊英國殖民侵略軍中，從未打過一次敗仗，也未丟失過一寸土地，不愧為愛國保台的一面光輝旗幟，也為中國近代史在抗擊外敵入侵上譜寫了不朽的篇章。而腐敗無能的清政府，在內地沿海各地因屢次戰敗而丟城失地，並在耆英、伊里布、怡良等投降派影響下，而終於1842年8月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

這裡要特別提到的是，英國政府藉口所謂“殺俘事件”要挾清政府，竟使姚瑩、達洪阿等被革職查辦。後在輿論的強大壓力下，清政府未敢重判姚瑩，僅以貶至川藏任職了事。

熱愛台灣深察民情

姚瑩之所以能夠連續多次獲得抗擊英軍的勝利，不僅是因為他在軍事上應敵準備充分，使敵無隙可趁，還在於他得到了當地廣大民眾的擁護和支持。他為官清廉、以身作則、體察民情、關心民疾，深得當地民眾的信賴。他在很多方面都為後人樹立了良好的榜樣。

一是調查研究。他在台灣期間,深入民間基層，進行社會民情、風俗、歷史、地理方面的考察。他所寫的《東槎紀略》五卷，就是實地考察之作。書中記載了台北地區，噶瑪蘭（今台灣東北宜蘭平原）以及浦社（今台灣彰化東南）等地的歷史、地理情況，特別是詳細記載了噶瑪蘭濁水大溪以北大量的山川地形、人文歷史和人民生活狀況。他在農地考察中，還幫農民“繪造圖冊”、“厘定界址”，不僅“可杜絕土地糾紛，也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土著民眾的土地權益”。他所留下的記載，至今仍對研究台灣史地，特別是台灣少數民族生活情況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姚瑩注重調查研究，從台灣被貶川藏後任職依然如此。他所寫的《康?紀行》，即以大量資料說明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並揭露了英國侵略西藏一些鮮為人知的事實。這是一本非常有價值的考察著作。

二是為官清廉。他在台灣三度任職，先後十年。他生活儉樸，一身廉正，兩袖清風，知之者無不讚佩。他在台灣第一任，即任“台灣縣”解職返回途中，其父不幸逝於鹿耳門，抵福州後，擬“謀其父靈櫬及親屬返桐城”，但“以貧困不能成行”，亦因友人“趙慎畛適調任閩浙總督，助其歸櫬”。其時，姚由“其兄扶櫬歸里”，而“自己則偕母僑寓福州，謀菽水之養”。

三是愛民愛土。姚瑩關心民眾疾苦，經常深入基層，親自輔助解決震災、風災、水災、失業、民間糾紛等。嘉義縣發生大地震時，姚“立即開展救災工作”，“與達洪阿等帶頭捐出養廉銀”，並推動“捐集番銀二千九百六十六元”。姚瑩被解職離台時，軍民夾道跪拜20餘里。

四是注重文教。姚瑩非常注重當地人民的文化教育，以提高其文化、思想、知識水平。凡其為官之地，均不忘“立學校、敦士習”。在出任台灣兵備道後，即使軍務非常繁忙之時，“猶不忘整頓台南的海東書院”，“拿出家藏書目，供在院肄業諸生學習”。後又“整剔海東書院規約，時與諸生相討論”。在出任台灣縣知縣及噶瑪蘭通判時，亦曾籌款、捐款助修台南學府、台灣縣書院以及宜蘭縣之仰山書院，並為延請台邑優秀人士主持。

指揮若定，力撐台灣危局

1840年6月，英軍封鎖廣州洋面，發動了鴉片戰爭。頓時，整個東南沿海都籠罩在戰爭的陰影之下。台灣作為中國東南要區，自然是英軍覬覦的重要目標。戰爭爆發之前，英軍就不斷派人到台灣島內了解情況，並經常抓捕漁民詢問港口內部的情況。隨著戰局的發展，台灣形勢也越來越嚴峻，1841年8月廈門陷落，台灣的主要物資供應線被切斷，台灣島內更是人心浮動；同時，英軍軍艦進犯台灣，來勢洶洶。面臨著內憂外患的局面，姚瑩和總兵達洪阿同心協力，積極籌防，同時在戰爭中採取正確的戰略戰術，為台灣保衛戰的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加緊訓練軍隊。姚瑩治軍“務在簡、嚴”，即“究其大端，不責苛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真正做到了令行禁止，提高了部隊的戰鬥力。在抗英鬥爭中，台灣守軍同仇敵愾，英勇戰鬥，給英軍以沉重的打擊。

改善武器裝備，添置軍事設施。鴉片戰爭爆發後，姚瑩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來加強台灣防務。如製造巨艦以利於海戰；勘測各個港口的深度，因地制宜進行設防；在各個港口增設炮位，加固原有的炮台；將在福州新近鑄的6000斤大炮和8000斤大炮，調來一批以增加台灣的作戰能力，多置火器，教士兵套用。這些措施增強了守軍的作戰能力，在抗擊英國侵略者的鬥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在道光二十一（1841）年8月的戰鬥中，就是8000斤和6000斤兩門巨炮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打斷了英軍的桅桿，從而迫使其撤退後觸礁沉沒。

團練鄉勇，使之協防。鴉片戰爭爆發後不久，姚瑩立即馳赴北部，督察防堵事宜，並沿途召見耆老、士紳，使之團練鄉勇。“每莊自一、二百名至七、八百名，通計四縣二廳，團練壯勇13000多人，一旦有警，半以守莊，半聽調用。”當時5個比較大的口岸共用防衛士兵3481人，屯丁200人，而調用的協防鄉勇數量則為2160人，水勇520人，和正規軍的數量相差無幾。這還沒有包括那些沒有被調用的鄉勇。到了道光二十二（1842年），各地所練鄉勇已經達到了47000餘人，數量上遠遠超過了正規軍。而且，這些鄉勇平時不領經費，僅在戰時調用才撥給口糧。對於軍餉本來就缺乏的台灣來說，這種寓兵於民的做法無疑收到了一舉多得的效果。

收養遊民，穩定後方。台灣遊民素多，成為社會不穩的重要因素。歷史上許多樹旗滋事、趁機搶劫的事件大都是遊民所為。姚瑩一直比較注意解決遊民問題，任台灣道不久，就提出了收養遊民的問題，要求將他們編入各莊保甲，由各莊的總理、董事進行約束，“無事則使巡守田園，有事則逐捕盜賊。”這一政策取得了相當的效果，與以前相比，遊民滋事的數量明顯減少。鴉片戰爭爆發後，姚瑩收養遊民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他在《會商台灣夷務》中說:“水師兵少，不敷分撥，必須多募鄉勇，既得防夷之用，又可收養游手，消其不靖之心。”這些遊民大多被編入鄉勇，直接補充了軍事力量。對於抗英鬥爭的勝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對於部分遊民趁抗英鬥爭期間製造混亂，搶劫財物的行為，姚瑩則給予堅決的打擊，以保證後方的穩定。道光二十一（1841年）9月11日，北路嘉義地方發生了遊民暴動。他們數十成群，向鋪戶強借銀錢，並於15日黎明攻擊官員寓所，殺死兵丁。總兵達洪阿迅速帶領兵丁平定了這次騷亂。然而北部剛剛平息，又有遊民在鳳山縣豎旗滋事，殺死民人祭旗，並攻擊汛地。姚瑩迅速調兵緝拿，很快擊潰了這一股勢力，穩定了形勢，從而保證了抗英鬥爭的順利進行。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的豎旗事件有很多是和英國侵略者相互關聯的，有部分流民被英國人收買，到台灣作內應，配合英軍進攻台灣。據英國俘虜自己交代，英軍司令璞鼎查曾給漢奸番銀90000元、紋銀6000兩，“來台購買奸民”。自道光二十一（1841）年以後，政府緝捕的人員中有很多是這類人。因此，對流民豎旗滋事的打擊和打擊漢奸、抗擊外國侵略者緊密結合，事實上構成了整個抗英鬥爭的一部分。

因功罹禍，不改赤子之心

台灣抗英鬥爭的勝利令中國軍民士氣大振，道光帝也稱讚這幾次戰鬥說“可稱大快人心”。特賜姚瑩花翎，兼二品冠服，“以旌其功”。然而，台灣抗英鬥爭的成功卻使部分投降派大臣、特別是直接參加了鴉片戰爭的投降派大臣如鯁在喉。在戰爭中，閩浙諸地均喪師失地，獨有台灣地區取得了勝利，“鎮道受賞而督撫無功，有以小加大之嫌。”且台灣“屢邀上賞，已犯獨醒之戒”。姚瑩等人“早已為中外大臣所嫉”。同時，英國侵略者也對他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後快。

1842年中英簽定了《南京條約》，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之後不久，英軍向中國方面提出，要求釋放在戰爭中被台灣軍民俘獲的士兵。但是，在戰爭結束之前，除了9個英軍頭目之外，其餘的英軍戰俘已在道光帝的同意下被“就地正法”了。英軍在得知這個訊息之後，就向清政府提出交涉，謊稱這些俘虜本系難民，因商船在台灣海峽遭遇颱風，漂流至台灣，卻被台灣鎮道當作官兵殺害，以冒功請賞。英國公使璞鼎查堅決要求將台灣鎮道“去官正法”，否則的話，“將奏明我國君主，非惟傷及二國和好之氣，誠恐難保無致干戈再起。”進行戰爭威脅。

姚瑩對於英國公使的上述說法進行了義正辭嚴的駁斥，他指出：一，這些英軍被俘時台灣海峽並無颱風，因此遭風之說完全是無稽之談。二，在1842年大安之役中俘獲的英國船隻上發現了浙江寧波鎮海營中的軍器、綠營旗幟和署為“溫州鎮左營守備”所造附近山形水勢圖一本。可以說明此船曾參與過這些侵略中國沿海的戰役。三，英國船上設有炮台，“打仗勝則稱為兵船，以耀其武，敗則指為商船，以諱其短。”而並非如璞鼎查所稱僅是商船。因此，姚瑩認為，英國公使的說法俱是捏造，僅僅是為誣陷、打擊台灣抗戰軍民提供口實而已。但是這些辯解並沒有阻止投降派官員將姚瑩羅織成獄。事發之後，“江、廣、閩、粵四省大帥……彈章相繼，或日為書，偏布京師，曰‘不殺鎮道，無以謝夷，以堅和約’。”清政府令閩督怡良到台灣調查此事。怡良“成見早定，不容陳辯”，沒有經過調查，立即將姚瑩、達洪阿革職查辦，“以其所聞於夷人者令鎮道俱對”。在這種情況下，姚瑩有口難辯，終於被煅煉成獄。對此，姚瑩在一首詩中寫道：“海外功名泡影如，群公網豈漏游魚。”表達了他的無奈之情。姚瑩含冤下獄，道光帝是知道其中隱情的。當時處決俘虜的命令就是他下的。因此在見到姚瑩下獄以後所寫的“供辭”時說：“台灣事，朕已知之，毋庸閱也。”但是經過了鴉片戰爭之後，他早已被英國侵略者嚇破了膽，根本不敢違背英國人的意願。最後還是作出了荒唐的決定，將姚瑩下獄。

但是，姚瑩的遭遇卻激起了主戰派愛國人士和台灣人民憤怒。怡良到台將姚瑩及達洪阿逮問入京時，就有“精兵數千人攘臂呶呼，其勢洶洶，”幾乎激成兵變。後經勸導，眾人才“痛哭投戈而罷”。不久，“士民復千百為群，日匍伏於大府行署，紛紛僉申訴者，凡數十起。”及至姚瑩下獄，“台諫諸公紛紛上書言台灣事”，“爭為頌冤”。在各方壓力下，道光帝不得不將姚瑩“赦免”出獄。但是為了使英國人清滿意，將他“以同知直隸州知州，發四川效用”。儘管這樣，投降派官員猶不滿足，後來又令其“使乍雅”，“出西藏治獄”，“往返六七千里，道經絕漠。”讓他受盡了折磨。

對於這種遭遇，姚瑩卻安之若素。雖“兩次奉使往返萬里，冰山雪窖中，崎嶇備至，”卻能“處之如恬，途中誦讀吟詠不輟。”更為重要的是，在這一時期，他系統地考察了所經地區的山川、地形和風土人情，同時，對“西洋各國情節及諸教源流，尤深致意焉。”根據這些資料，寫成了《康經行》15卷，並附圖一卷。他在書中提出，要抵抗西方侵略者，必須要學習他們的自然科學技術，並要進一步了解他們的情況。他在書中還特別提醒人們要防範英國侵略者對西藏進行侵略。這部書和魏源的《海國圖志》、徐繼畲《瀛環志略》一起，開啟了中國早期近代思想啟蒙的先河。同時，姚瑩那種雖處江湖之險遠，卻仍繫心於國家之憂患的拳拳赤子之心，足以垂範後人。

人物評價

姚瑩懷著愛國義憤，抨擊“和局”。“時至今日，海外諸夷，侵凌中國甚矣。沿海數省，既遭蹂躪，大將數出，失地喪師，卒以千萬取和。至今海疆大吏，受其侮辱，而不敢較”，而“忠義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日夕憤恨，思殄滅醜虜，捍我王疆，以正人心，以清污穢。”回顧鴉片戰爭失敗的原因，他認為“正由中國書生狃於不勤遠略，海外事勢夷情，平日置之不講”⒇，而英吉利、佛蘭西、米利堅對中國地利人事，“彼日夕探習者已數十年，無不知之，而吾中國曾無一人焉，留心海外事者，不待兵革之交，而勝負之數，已皎然者矣。”一因而，要有效抵抗侵略，就必須首先了解外情。

其實，遠在嘉慶年間，姚瑩就開始“購求異域之書，究其情事”二；在台灣抗英鬥爭中，他重視仿求英艦“堅大”、“靈捷”要領，主張督造“巨艦”，仿鑄“夷炮”；而鴉片戰爭後，他更加注意時事與世界大勢，熱心搜購外國歷史、地理、政治、經濟書籍，並縱論時事，指陳得失，積極尋求抵抗外國侵略之策。

道光三十年(1850年)鹹豐帝即位後，因鎮壓農民起義的需要，他與林則徐同時被重新起用，授湖北鹽法道，未行，擢為廣西、湖南按察使，曾在廣西參與向榮鎮壓太平天國革命，後辦糧台，尾追太平軍至湖南，病死軍中。他生平著作，有《中復堂全集》。

面對歷史的反思

姚瑩所處的時代，正是舊中國走向衰落的年代，西方列強爭相侵略、欺凌和壓迫中國。1840年－1842年，英國殖民主義者發動了侵略中國的第一次戰爭，即鴉片戰爭。姚瑩出任台灣兵備道正值這個期間，大環境是相當不利的。而姚能緊緊依靠當地軍民，起而英勇奮戰，並取得了抗擊英軍的重大勝利，實在難能可貴。這是姚瑩守土保民、愛國愛台精神的體現，是中華民族反抗外國侵略不屈不撓的民族正氣的體現。姚瑩不過是中國政府無數守土保台官吏中的一個。包括台灣人民在內的中國人民同命運共呼吸，為了保衛台灣和發展台灣，不知付出了多少血汗。台灣與大陸，血脈相連，禍福相連，“愛台灣”和“愛祖國”從來就是統一和一致的，這在姚瑩身上有完整的體現。

康輶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