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抗洪到抗旱
位於鄱陽湖南部的康山鄉不足1萬人,這個不起眼的小鄉鎮所在地卻是整個鄱陽湖地區最大的蓄滯洪區。據上世紀50年代的《長江流域規劃》,鄱陽湖承擔了長江汛期的50億立方米蓄洪任務,而到了1998年,一些研究表明,為保住長江沿線的大城市,鄱陽湖的蓄洪量可能要達到100億立方米。康山則是整個蓄滯洪區中的重點。
長達40公里的康山大堤從東、北、西三面圍起一個45萬畝的區域,之前的康山鄉及其周圍地區地勢很低,一旦到了汛期,很容易被洪水淹沒。1966年,洪水再次肆虐時,附近幾個鄉鎮發動了10萬農民,靠著肩挑手提,築起了一座大堤。“那時幹活可賣力了,到了第二年,水小一點,我們又繼續加固,才逐漸形成了今天的大堤。”年近六旬的袁師傅提起當時場景仍然興奮,後來他一直在康山水文站工作,退休後就在大堤上開了一家小賣部,每天守著大堤。
康山水文站的徐永兵站長回憶10年前的抗洪還有些後怕,“如果水太大了,為了保住九江和武漢,我們這裡就要炸開行洪。按規定,分洪水位是22.5米,1998年最高水位漲到了22.43米,大堤差點就被炸掉了”。康山蓄滯洪區管理局的副局長盧富肇當年參加了抗洪,“當時東堤的27號公樁和鑼鼓山的12號公樁都塌掉一塊”。在東堤,400多名解放軍扛著大石頭拋進去加固堤腳,村民們往鑼鼓山的缺口處扔下30多床被子也無濟於事,直到上饒地勘院的工作人員往裡灌了大量的水玻璃才止住,不過水依然漲起來。“當時防汛指揮部給我們下達了任務,一旦超過行洪水位,馬上炸掉大堤。”2000多戶居民已經遷往高地,解放軍某部的一個爆破排已經就位,“已經把大堤上的草全部砍光,挖好了埋炸藥的洞”。所幸的是,水位最終定格在了22.43米。
從地圖上看,康山大堤圍起來的區域中心是一個大型的內湖,內湖周圍就是康山等七八個鄉鎮和一個大型的國有農場——康山墾殖場,共有耕地17萬畝。“這裡就是早年圍湖形成的墾殖區。”徐永兵說。內部的圩堤高度為17米左右,“如果內湖的水位超過了15.8米,我們就要開啟閘門,將內湖的水排出去。如果外湖水位較高的話,就需要電排”。這對盧富肇來說是每年主要工作,不過從1997年開始,大堤第一次承擔了新任務——抗旱。
2007年7月,盧富肇接到防汛抗旱辦公室的指令,開閘將外湖水引入內湖,盧富肇一時無法適應。“從來都是趁外湖水位低的時候排出去,如果外湖水位高就要禁閉閘門。”這樣的指令承擔著巨大風險,“如果把水引進來,一下雨內外湖水都漲起來,抗洪的壓力就大了”。
閘門最終還是打開了,西南的梅溪嘴閘、西北的鑼鼓山電排站閘口、北部的大湖口閘、東北的里溪閘,幾個大閘門全部打開,鄱陽湖水大量流入內湖,內湖南部的神口隔堤也同時打開,南部的金山嘴鄉、東部的石口鎮等幾個地勢較高鄉鎮的乾旱於是得以緩解。
去年7月和9月,一共放了兩次水,每次一周。每次放水盧富肇依然提心弔膽,而且閘門設計都是從內向外排,反方向排水還是第一次,大湖口一扇五孔閘門的啟閉機還因此出現了故障,造成閘門暫時無法關閉。“這時一旦有洪災,後果不堪構想。”盧富肇立即組織人力,用麻袋裝土扔下去。當時的外湖水位只有16米多一點,比往年的19米還有很大的距離,水位下降的鄱陽湖讓大堤上的人們虛驚了一場。
但即使開閘放水,灌溉還是出現了不小的問題。康山墾殖場的朱巨翔書記介紹說,為了增加引水量,農場新開挖了2條溝渠和3條專線,極大增加了種植成本。盧富肇也說,東南部地勢較高的鄉鎮希望能多放一段時間水,可是西北側靠近湖面的低洼地又怕澇,“在乾旱的年份,這樣引水很難平衡”。
控湖計畫
“鄱陽湖裡邊有多少水,現在誰都不知道。”江西水利研究院的高級工程師熊大這樣說,因為鄱陽湖底的地形到現在也沒有準確測量結果。1998年洪水之後長江水利委員會曾進行過一次測量,卻由於技術原因導致數據有誤,至今仍然使用著50年代的數據,“但那個也不準確”。因此,當鄱陽湖水位持續降低時候,熊大依然認為,“鄱陽湖的水量並不一定小”。
水位降低,除氣候乾旱外,似乎還有一些人為的原因,“萬安水庫就是原因之一”。在贛江上游的萬安水庫建成後的一個影響就是改變了水流里的泥沙成分,“一般水庫都會把原來的水流中的泥沙沉積在庫區,而且由於落差增大,形成對下游的沖刷,原來河床里的淤泥就會被沖走”。曾有研究表明,2002至2005年,萬安水庫下游的河床就下降了1米左右,這意味著水量不變的前提下,鄱陽湖最主要水源——贛江的水位下降了,自然對鄱陽湖的水位產生了影響。加上在湖內大量無序采砂等人類活動,都有可能進一步加劇湖底下切,湖面高度也就低了下來。
熊大說:“根據經驗,大旱和大澇往往交替出現,鄱陽湖不知什麼時候還有可能出現洪水。”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鄱陽湖在豐水期和枯水期的水位差距的確很大,最大的年變幅竟然達到了15.36米,相比之下,太湖年變幅僅為0.7至2.43米。這就導致了鄱陽湖面積在一年中會發生巨大變化,洪水到來時是一片澤國,如今枯水湖區的生活也受到影響。於是,今年1月,江西省常務副省長凌成興在全省發展改革工作會議上重新提起了一個被不斷討論、擱置的項目——鄱陽湖控制工程。
早在1946年,原國民黨江西政府就著手贛江流域水利開發計畫綱要,其報告中就提到準備在連線鄱陽湖和長江的湖口建築節制閘,在長江水位上漲之前關閉閘門,利用鄱陽湖蓄存江西境內的來水,保證它們不進入長江。工程預算達到7.5億元(1937年的幣值),因而在報告最終寫道,“故無價值興建”。
接下來,1950年民革的袁良君又提議在湖口“設大閘滾壩瀦水,引注以入於湖”,鄱陽湖水位抬升之後,就可以建立一條從湖口到廣東的“內河航線之捷徑”。及至1972年,上海寄生蟲病研究所提交了一份報告,建議“湖口建閘,蓄水滅螺”。然而各方面關於建閘的提議被拖延下來。
詳情介紹
1972年,中央就根據1954年長江洪水情況,對周圍幾個區域的分洪做出了規劃,湖口附近承擔50億立方米的分洪任務。此後,湖南、湖北分別加快了對洞庭湖、洪湖的圍墾,這兩個天然通江湖泊的調蓄面積減少了一半以上,而且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和湖北、湖南曾有構想建立一條防洪道,將洪水擠到下游的鄱陽湖等地。1978年春節前後,水電部組織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和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今長江水利委員會)對長江流域進行查勘,水電部就要求安徽、江西等地研究,下游是否能承擔增加的分洪量。在這樣的壓力下,與會的江西代表在1978年春節期間提出了在鄱陽湖和長江之間建閘的方案,江西省水利規劃設計院也迅速展開了研究。
然而,春節後,時任水電部領導親自主持查勘,否定了湖北、湖南減少分洪量的提議,也指出江西不必提湖口建閘的問題。不過,江西省內的研究一直沒中止,水利規劃設計院的胡廣熙堅持相關研究。之後,江西水電局又下達了湖口建閘的科研項目,撥款25萬元,課題名稱為“鄱陽湖控制工程研究”。
到1980年,有傳言說在當年的長江中下游防洪座談會上,課題的負責人與水利部領導就該工程產生了“爭論”。熊大曾向胡廣熙了解,得知爭論不存在,但項目並沒得到水利部的支持。熊大說,由於“小道訊息”傳播,一度對研究工作產生了“消極影響”。
胡廣熙和熊大繼續進行著該課題,到1985年完成。同年底,江西省政府辦公廳出面組織了一次論證會,肯定了“人工控制鄱陽湖研究”的價值。到1987年,雖然江西代表有過提案,國家計委依然沒把鄱陽湖地區納入全國綜合開發的重點區域。國家計委的說法是,“鄱陽湖的開發利用不僅關係到江西省,而且關係到長江中下游的防洪問題。此外控制利用鄱陽湖也有複雜的生態環境問題。因此,研究鄱陽湖的控制利用必須在服從長江流域整體規劃的前提下進行”。
上世紀90年代,江西省對控湖工程的研究進一步深入,將工程列為遠景項目。對這個工程,長江水利委員會的態度一直不甚明朗,曾在座談會的答覆中將其與三峽工程並列,建議進行專項研究,但需“進一步論證”。2002年,江西省人大代表再次將加快控湖工程作為提案的時候,水利部答覆:“鄱陽湖控制工程規模巨大,運行調度複雜,雖有明顯的綜合效益,但也存在負面影響。”“目前,該控制工程尚不具備開展項目建議書階段工作的基礎條件。”
之後,一些生態保護機構的反對聲音開始發言。世界自然基金會的於秀波博士曾撰文批評控湖工程,認為這個工程將對長江分洪不利,而且長期保持鄱陽湖的較高水位,會導致珍稀候鳥的棲息地消失,破壞整體生態平衡。一位長江水利委員會的工作人員私下裡對熊大說起,“建起閘口,讓你們開的時候不開怎么辦?”
熊大對此的態度很樂觀,“閘口建成後,控制權交給中央就行了嘛”。他認為,鄱陽湖在汛期主要承擔了江西省內的5條河流水量,在一般情況下,汛期時都是鄱陽湖的水流入長江,建立一個閘口可以極大減輕長江的壓力,長江枯水時,還可以利用鄱陽湖汛期存下來的水補給長江。“閘口還可以發電,對於整個長江水系的電力開發也有好處。而且水位保持在19米左右,就可以保證現在正在開發的粵贛運河的航道。”對於鄱陽湖的候鳥保護,他認為只要在蚌湖等候鳥栖息地周圍建起閘口,用電排保持裡邊14米的水位,就可以保證候鳥的生活。他還有一個更大膽的構想,就是可以通過人工控制,將湖水調往京津塘地區,既可以解決掉汛期多餘的水量,還可使江西因水資源獲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