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木東事件

1943年春夏之際，在巴彥、木蘭、東興（今木蘭縣東興鎮）大地上爆發了一起由日本侵略者製造的駭人聽聞的“巴木東事件”,即“巴木東大檢舉“事件，或稱“巴木東慘案”,共有552人被逮捕，其中刑訊致死者60人，拘押死亡者21人，66人被判處死刑，60人無期徒刑，日本侵略者對巴木東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基本介紹

• 名稱：巴木東事件
• 地點：巴彥、木蘭、東興
• 時間：1943年
• 結果：多數愛國人士死於重刑或被判無期

事件概述

“巴木東”系指偽濱江省巴彥、木蘭、東興等縣，這一地區是抗聯第3路軍的主要活動地區，並帶動民眾和抗日救國團體的活動也十分活躍，對日偽統治給予了極大打擊。為鎮壓抗日鬥爭，關東軍在偽濱江省設立了“治安工作委員會”，並組織特別搜查班，監視和偵察抗聯及反日團體活動。還利用叛徒打入抗日救國團體內，誘捕抗日人員。1932年8月，抗聯第三路軍參謀長許亨植不幸在一次戰鬥中犧牲，敵人從他身上找到了一份“巴木東”和齊齊哈爾地區中共及抗日會的地下組織名單。《日軍暴行錄：黑龍江分卷》第220～221頁。根據這一線索及此前後的偵察，敵人掌握了“巴木東”地區抗聯和抗日救國會大量情報。從1942年底開始，日寇連線召開會議，決定對“巴木東”地區的抗日活動進行鎮壓，並相應設立了行動組織，從抓捕到看守，每縣都設有5個班。至1943年春，一場有計畫的大逮捕行動準備就緒。

事件起因

1941年春，"三肇慘案"發生後，偽濱江省警務廳野蠻地屠殺了當地愛國志士和平民百姓，破壞了地下黨的組織，切斷了抗聯部隊與當地民眾的聯繫。在這種惡劣的形勢下，抗聯三路軍的十二支隊由肇源、肇州、肇東、蘭西、青岡等縣撤出，轉移到綏稜、慶安、鐵力一帶活動。

十二支隊根據北滿省委會議精神，在政治部主任朴吉松(朝鮮族)的率領下，繼續向木蘭、巴彥、東興一帶轉移，展開了游擊戰爭和民眾玉作。1942年7月朴吉松率領17名戰士，攻打了慶安縣大羅鎮，火燒了警察所、大煙館，繳獲長槍十幾支。8月間，襲擊木蘭縣石頭河子(石河鎮)村公所，繳獲長短槍9支，子彈四、五百發，又燒毀了開拓團和偽機關的許多房舍。9月11日襲擊了東興縣大貴警察所。之後，十二支隊又進到巴彥縣北部山區一帶，先後攻打了四間廟、萬發村和長春警察分駐所。

同時，他們一路上播下了革命的火種，激起當地人民抗日救國的熱情，紛紛成立抗日救國會和農民武裝隊。朴吉松派抗聯地下工作人員周雲峰去木蘭縣開闢黨的民眾工作，先後在沿山一帶建立抗日救國會15個、農民武裝隊5個。當地民眾參加抗日救國會和農民武裝隊熱情之高，人員之多，使得日偽當局膽顫心驚。就連過去為日偽辦事的偽保、甲長，自衛團長等，經十二支隊的宣傳教育，也都轉變立場"誠服抗日聯軍"。

偽濱江省警務廳特務科針對十二支隊打擊敵人之猛，發動黨的外圍組織之快，命令各縣特務股的特務到現場調查，加強對該地區的控制，進一步來切斷抗聯與民眾之問的密切聯繫，這就引起了"巴木東大檢舉"慘案的發生。

事件過程

為了鎮壓巴木東地區的抗日活動，1942年春偽濱江省警務廳首先成立了肅正工作委員會。又網羅抗聯的叛徒宋一夫(原名宋效賢，曾任吉東省委書記，判變後當上了警佐)、倪景陽(原北方分局派來的工作員)、金麗珠(鮮族人，他叛變革命後又起了個日本名字HLf安田方雄，任偽警佐)，以及"三肇事件"的叛徒袁福林、楊永祥(綽號大楊)、楊宏傑、李忠孝等人，利用他們打入抗聯內部進行刺探、蒐集情報。

當時日偽特務一方面暗中進行偵探，一方面配備大批的討伐隊到巴彥、木蘭、鐵力、慶安等縣進行搜山圍剿，逮捕我抗日工作人員和積極反滿抗日的民眾。1942年8月，鐵力警務科發現抗聯三路軍總參謀長許亨植和十二支隊以後，警正新其呆(日本人)帶領一夥人一直尾追到慶安境內。慶安警務科警正小松桂三任命國長有為討伐隊隊長，宮富為隊副，組成50人的討伐隊，進行搜山圍剿。

8月3日天亮時，許亨植等人在青峰嶺生火做飯，被討伐隊發現，當即將許等包圍。在戰鬥中，許亨植和陳雲祥犧牲。討伐隊從許亨植的檔案包里搜出王新林、李兆麟等給許的指示檔案、電報，特別是巴彥、木蘭、東興、哈爾濱等地抗日救國會組織名單，為"巴木東大檢舉"事件的發生提供了重要的情報資料。同年9月偽濱江省警務廳日系特務科長小圓井(警正)，特務股長泉屋立吉(警佐)、大場彌作(警佐)、野澤光三助(警佐)和朝鮮系特務平井二郎(警佐)，以及翻譯王蘊璞為首，抽調省警務廳刑事科外勤警尉黃希南，南崗警察署特務系警尉劉殿銘，道外警察署經濟系外勤警尉王玉環等組成了偽濱江省警務廳特別搜查班。班長由特務股長泉屋立吉兼任，工作主任是監督警尉重見壽一。然後，他們分赴巴彥，木蘭、東興等三縣警察署組織各縣的特別搜查班。這三個縣的特搜班成立以後，各警察所又成立了分班，以下又分若干個行動組，並在三縣村屯都建立了"諜報網"，以擔負偵察和蒐集抗日聯軍在各地建立的民眾組織及抗聯地下工作人員活動的情報。據敵偽檔案記載：參加偵察的有偽濱江省警務廳特務12人，巴木東三縣特務144人，密偵29人，囑託人8人，總計193人。

巴彥特搜班由偽濱江省警務廳特務泉屋立吉和平井二郎直接指揮。縣警務科特務股長久保谷正男(日本人)和副股長陸維先(警佐)任正、副班長，特務高聲遠任翻譯。指揮部設在仁和商場(今百貨批發站)後院客廳，對外稱30號。

木蘭特搜班由偽濱江省警務廳特務野澤光三助親自指揮。縣警務科特務股長小川廣一(日本人)和副股長孫福江任正副班長，翻譯王殿吉。指揮部設在大興公司。

東興特搜班由偽濱江省警務廳特務大場彌作親自指揮。縣警務科特務股長南村(加入日本籍的朝鮮人)和副股長尹國良任正副班長。指揮部設在南燒鍋。

特搜班成立後，敵人採取各種形式搜捕抗日人員和情報。巴彥縣特搜班下有19名成員，都是按著各個警察署刺探所在地分片負責。其中龍泉片，窪興片各4名特務負責，西集片5名，興隆片6名。各個特務又以個人熟悉的地方為主，設立專責地點，凡是十二支隊到過的地方，都要做為重點現場搜查。其次是利用腿子，特務利用他們地熟人熟這個有利條件，進行蒐集情報。僅陸維先一個人就有4個腿子，他們是黃福田、石雨田、李福才、任鴻興(原名任子良)。1939年陸維先派任鴻興去興隆鎮開設《大北新報》代銷店，暗中蒐集各種情報，並接待來往於興隆、東興的特務。第三是化裝偵察，跟蹤刺探。1942年9月間，十二支隊朴吉松帶領部隊在巴彥一帶活動，偽省特搜班聞訊後，派大場彌作、王蘊璞、尹國良、喬××和巴彥特務孟慶余，化裝成土匪，從東興縣六合屯進山奔鳳山縣(今屬通河縣)，在鳳山茶館住了十多天進行調查。特務趙洪生，他來到龍泉鎮福鄉屯冷振江家以當半拉子為掩護，出沒於駱駝砬子沿山一帶各村屯，偵察支援抗聯十二支隊物資及傳送情報的趙春霖(駱駝砬子山上的道士，綽號趙老修)和福鄉村國小校長王吉雲的行動。四是設立據點，敵人在抗聯經常住過的地方，如巴彥興隆鎮的"興濱旅店"、東興的大車店等都是特務活動據點。另外在抗聯經常來往的山村，也都設有據點。如巴彥窪興北的楊立平屯(今復興鄉社建村)，蹲點的特務叫劉伯勛，他化裝成獵人，經常出沒在這個山村。該屯參加抗日救國會、青年義勇隊和農民自衛隊的人很多，他們經常給抗聯送款、送糧、送藥，所以，引起了敵人的注意。

抓人經過敵特的精心偵察，特搜班掌握了抗日救國會、農民武裝隊的活動情況，偽濱江省警務廳依此制定了“巴木東肅正工作計畫"，並將其計畫擬成圖表，其中包括被捕人的姓名、詳細住地及特徵，參加逮捕人員和編班情況以及有關逮捕前的準備工作等。1943年2月12日周雲峰(當時任抗聯三路軍政治工作人員)在巴彥窪興金家屯被特務陸維先逮捕，送交偽濱江省特搜班，在特務的刑訊逼供下叛變投敵，供出了朴吉松的警衛員李全於2月初旬護送三路軍特派員閻繼哲、李景蔭2人來巴彥縣工作，住在興隆鎮西北李碗鋪屯李延賓家中的情報。緊接著特務王蘊璞帶人在天黑時到李延賓家將閻繼哲、李全和李延賓3人逮捕。第二日，被押至哈爾濱松花塾。

李全被捕後，被敵人嚴刑嚇破了膽，又經過叛徒宋一夫，金麗珠、楊永祥，袁福林等人的勸說，也動搖了立場，投降敵人當了叛徒，暴露了閻繼哲在興隆鎮的活動據點馮九德、馮殿文的六合一木場。致使馮家父子都在大檢舉中被逮捕，馮殿文慘死在獄中。

李全叛變後，改名為李洪全，當上了偽警長，從事特務活動。後被派遣回到興隆鎮，以開"興濱旅店"為掩護，以"抗聯交通員"的名義在安田方雄的領導下，與久保谷正男取得聯繫，蒐集抗聯情報和檢舉從蘇聯回來接關係的地下工作人員。僅在興隆鎮期間就先後檢舉了3名反滿抗日人員。

巴、木、東三縣偽警察署，積極配合這次行動，在警察署設立檢舉、取調、警備、看守、庶務5個班。巴彥的活動情況是，2月26日在警察訓練所開警察大會進行編班。檢舉班(即逮捕班)由陸維先任班長，下設17個組，組長均由日本人充任；取調班即是審訊班，班長由久保谷正男擔任，下設10個取調室，每個取調室有司法警察官和翻譯各一名，警備班和看守班均由偽濱江省警備大隊調來的特工人員負責。巴彥縣的警察、特務共有368人，除留守人員外，有251人參加了這次大檢舉行動。木蘭縣除140多名警特人員參加逮捕外，還有由偽濱江省警務廳從外市、縣、旗調集來的日偽警特169人。

當日晚間，檢舉班以討伐"匪區"為名按照事先制定的計畫，坐汽車分別赴木蘭、東興，巴彥的興隆、黑山後，以及縣城附近的23個街村進行搜捕。27日，將逮捕的反滿抗日人員都戴上黑帽子(即紅里黑面的布口袋)，手銬不夠就用鐵絲擰著雙臂，將逮捕的人犯都送到各縣日本大營和偽警察署關押。

從2月26日到8月15日的第一次大檢舉中，巴彥、木蘭、東興三縣共逮捕334名，其中僅巴彥就逮捕132人。但這並沒有實現日本侵略者一網打盡反滿抗日人員的欲望，於是在同年的5月25日又進行了第二次大逮捕，三縣又抓184名，其中巴彥63人。前後兩次共逮捕518人(巴彥195人，木蘭196人，東興127人)。3月15日，在偽濱江省警務廳特務科長的指揮下，日偽當局調集哈爾濱憲兵隊，以及巴木東地區附近各市縣偽警察和特務，計500餘人，出動汽車幾十輛，組成“巴木東肅正工作指揮本部”，一起實行大逮捕。第一次就抓捕抗聯人員和反日民眾540餘名。5月又進行了第二次大逮捕，抓捕150餘人。總計逮捕抗聯和抗日秘密組織人員以及愛國民眾近千人，使“巴木東”三縣14個抗日救國會、13支青年義務隊和農民武裝受到破壞。

解放後，據巴彥縣公安局的調查，兩次大檢舉全縣共有222名愛國人士被逮捕，其中巴彥縣城56人，五區20人，七區63人，八區37人，九區46人。在這222人當中，還不包括被敵人秘密處死的與抗聯有聯繫的8名偽警察。
這兩次大檢舉，在巴彥、木蘭、東興三縣共破壞抗日救國會14處、青年義勇軍和農民武裝隊兒支。巴彥縣被逮捕的黨的地下工作者3人，抗日救國會會員46人，抗聯戰士5人，農民武裝25人，其他反滿抗日人員13人，還有為抗聯拉道、送糧、捐款、提供情報的130名民眾，使反滿抗日活動遭到極大的損失。

日偽當局對"巴木東大檢舉"的被逮捕人員進行了滅絕人性的迫害，為了從他們的嘴裡得到地下黨組織的秘密和抗聯的活動，對他們施遍了各種各樣毒刑，象什麼"灌辣椒水"、"抽皮鞭"、"過電"、"香火燒"、"上大掛"、用"皮口袋摔"等，但始終沒有得到任何真實情況。據敵偽檔案記載；巴彥、木蘭、東興三縣被敵特刑訊致死者60人，拘押死亡者21人，判處死刑和無期徒刑的占三分之一以上。在巴彥監獄關押期間，被逮捕者過著非人的生活。戴在"犯人"頭上的黑帽子和手銬不許摘下來，有的被捂壞了眼睛，有的被折磨得精神失常變成了瘋人。在獄中不許“犯人"睡覺，又不給水喝，一頓僅給一碗高粱米粥，人人骨瘦如柴，每天都有人死去。特務就用大板車偷偷地將死屍拉到城外埋掉。

日寇對被捕者實施酷刑審訊，逼迫承認與抗聯有聯繫或同情抗日活動。火刑，電刑，灌涼水，把人裝在麻袋裡摔打。酷刑之下，每天都有死者。據原哈爾濱憲兵隊本部保全局派遣憲兵高見忠夫戰後供認，因酷刑和虐殺，死者就達60多人。《檔案資料選編》（8），第576頁。據倖存者趙清林回憶：與他同監的畢文祥由於上大桂，坐老虎凳等酷刑，被活活打死在獄中；李樹文被敵人用火刑，吊刑等折磨，也慘死在獄中。《黑龍江文史資料》（9），第243頁。

事件結果

經過酷刑審訊之後，日寇將550餘名被捕者上送偽哈爾濱高等檢察廳，對其中403人進行了起訴。後將閻繼哲等66人，判處死刑。被判無期徒刑者60名，被判有期徒刑5～15年的227名。《檔案資料選編》（8），第571～595頁。這一事件主要集中在“巴木東”三縣，但敵抓捕的行動規模相當大，被捕受害者數量也是很大的。這在東北淪陷期間，是一次十分重大的慘案。

1943年6月中旬，逮捕救國會320人，其中47人被殺害，27人判死刑，其他投獄。指揮下令者：富岡泄野；執行者是警務廳特務科長項岡義政等人。1943年2月和1943年3月15日，在巴彥、木蘭、東興、慶城、鐵力、綏化地區濱江省警務廳、北安省警務廳第一次捕了約450人，第二次捕了約150人，合計逮捕了600名第三路軍救國會組織人員。戰犯溝口嘉夫交待。1943年3月-1943年6月間，偽濱江省警務廳對偽濱江省巴彥、木蘭、東興縣的三路軍戰士、救國會及武裝組織進行兩次搜捕。共逮捕720人，60人被殺害，552人被判送，108人被釋放。

黑龍江省社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王希亮介紹，僅據敵偽檔案記載，在此次事件中死於重刑之下的愛國人士就達80餘人，而實際遇難者必將大大超過這個數字。另外，被判處死刑和無期徒刑者達數百人，相當於被捕者總數的三分之一，另有250餘人被判徒刑。

相關罪犯

溝口嘉夫

溝口嘉夫在擔任偽滿洲國哈爾濱地方檢察官和哈爾濱高等檢察官時，在“巴木東事件”中抓捕我抗日軍民50餘人。他在庭審調查時供述：“1945年8月，戰爭的形勢對日本很不利，蘇聯也參加了戰爭。9日，我曾到哈爾濱郊外挖防戰車壕，但是不久挖防戰車壕的工作就停下來了，這樣我就完全清楚地看到日本一定要失敗了。8月12日回來後，我就越發想到一定要把孫國棟先生殺害，因為我是審訊孫國棟事件的一個主要負責人，如果不殺掉孫國棟先生，我的生命是有危險的。8月14日，我在哈爾濱高等檢察廳見到了偽濱江省警務廳的特務科長高錦警佐，我就和他講必須殺掉獄中的中國抗日救國人員和愛國者，如果在監獄裡不便執行，希望能使用警力把他們全部殺掉。高錦警佐立即回答說，可以派幾個年輕的部下把他們殺掉。當天下午3時，我去哈爾濱道里監獄，在二樓看見奧圓監獄長，我要他把監獄裡的全部死刑犯都殺掉。他當時回答說，全部殺掉是不可能的，因為監獄中的看守不會服從這個命令。當時我就命令他，那不行，至少一定要把共產黨人，特別是抗日聯軍的領導人孫國棟殺掉。當時我身上帶著槍，我把槍拿到前面，嚴厲地命令監獄長奧圓，結果他服從了我的命令。他就命令他的部下把孫國棟先生從監獄裡提出來，押到哈爾濱刑場絞死了。當時我也在場。孫國棟先生是喊著‘中國共產黨萬歲’死在刑場上的。我感到這樣還不夠，想把其他人也全部殺掉。於是我到偽濱江省警務廳特務科去聯繫。當時警務廳已沒有人，我又到南崗去找憲兵隊，我要求憲兵隊派兵力來把他們全部殺掉。憲兵隊長說，不能出動兵力，他讓我用毒藥或鹽酸鉀把他們殺掉。後來用鹽酸鉀殺害的意圖也沒有實現，日本就投降了。當時到道里去是有危險的，我也就沒去，結果其他人就沒能殺成，僅僅殺害了孫國棟先生。”

溝口嘉夫

於鏡濤

一九四三年春，偽濱江省的人民在開拓、糧谷、勞工等政策的重壓下，已到水盡山窮的地步，食穿俱無，春天依靠樹葉為生，冬天婦女小孩坐在草囤里不能出門。而我執行日寇政策仍然毫不放鬆，並且還怕人民反抗，幫著發動“巴木東”事件。這是繼“三肇”事件之後，以治安肅正為名，有計畫的血腥鎮壓人民。在偽次長中島的領導下，偽警務廳長富田主持此事。在偽濱江省巴彥、木蘭、東興三縣被檢舉的愛國人士有校長、學生、街村屯長和偽官吏，如巴彥縣興隆鎮偽警察署長蔡某等，以後逐漸擴大到偽龍江省的綏化、鐵驪兩縣。先後羅織到六百餘人之多，送交檢察廳起訴的有四百來人。

於鏡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