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9月2日清晨6點，一聲汽笛長鳴，“巴山”號遊輪緩緩駛出重慶朝天門碼頭，朝著長江三峽的方向駛去。航程目的地是武漢，行程6天。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的趙人偉正在船上。這是一艘當年3月份剛剛下水的嶄新輪船，額定載客80人，以2人標準間為主，配套有會議、休閒及健身功能，相當於三星級的賓館，“在房間裡就能洗澡呢，當時算很豪華了”，趙人偉至今記得。歷時6天的 “巨觀經濟管理國際研討會”就在船上召開，後人通常把這次會議稱為“巴山輪會議”。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巴山輪會議
- 時間：1985年9月2日清晨6點
- 遊輪：“巴山”號
- 載客：8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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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背景
1985年，中國經濟發展走到一個關鍵點，何去何從，面臨新的抉擇。而由數十位國內外頂尖經濟專家參與的巴山輪會議，給中國經濟發展間接地提出了治理方向，讓中國人初次知道了什麼是好的巨觀經濟管理，什麼是中國眼前該做的事情。巴山輪會議”召開的一個背景是，1984年第四季度中國發生銀行信貸失控，投資猛增，消費增長過快，物價上漲幅度達到10%。如何看待巨觀經濟形勢？應採取什麼樣的對策？
1985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進行到第7個年頭。“從1979到80年代初那幾年，中國剛改革開放，從計畫經濟一下跳到市場經濟里，要一個過程。從高層決策者到經濟學界，知識背景都不夠。當時學習東歐的經驗較多。無非是在原有的計畫經濟框架里，加點市場機制到裡面。這方面東歐做得最多。但是東歐並沒有把市場經濟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到了1985年，中國人覺得光學東歐改革是不夠的了，也要學習西方的市場經濟國家經驗。1985年，是學習外國先進經驗的一個轉折點。”趙人偉這樣評述巴山輪會議的背景。
1982年，中共十二大的政治報告，提出的還是“計畫經濟為主體，市場調節為補充”，到了1984年10月十二大三中全會，中共《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的說法已是“有計畫的商品經濟”。趙人偉解釋說：“商品經濟就是市場經濟，但是當時中國的官方檔案中還沒直接用市場經濟這個詞。從這個時候起，整個經濟的軌道轉到市場經濟上了。沒這個背景，巴山輪的會沒法開。”
國內外嘉賓
外國人，有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1981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托賓，那句“不要把所有雞蛋放到一個籃子裡”名言的講述者；英國劍橋大學教授、格拉斯哥大學名譽校長阿來克·凱思克勞斯；英國牛津大學安瑟尼學院高級研究員弗拉基米爾·布魯斯；聯邦德國證券抵押銀行理事長奧特瑪·埃明格爾；匈牙利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部主任諾什·科爾奈；南斯拉夫政府經濟改革執行委員會委員亞歷山大·巴伊特；日本興業銀行董事、調查部部長小林實等。堪稱是一群當時世界一流的經濟學家。
還有一位重要的外國代表，菲律賓籍華人林重庚。他當時是世界銀行駐中國首席代表。巴山輪會議，最早是林重庚和中國體改委委員廖季立開始協商籌辦的，廖季立後來因病未能與會。而參加會議的外國經濟學家，主要也是林重庚請的。巴山輪會議以三家單位的名義主辦：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中國社科院、世界銀行駐京辦事處。
中國嘉賓
中國方面，領銜者為年已81歲的經濟學界元老薛暮橋，薛不僅是學界泰斗，而且曾任國家計畫委員會副主任等要職，當時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安志文，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兼黨組書記；馬洪，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總幹事；童大林，體改委副主任，等等。這些都是參與制定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官員，年齡都在60歲上下。
除了官員，另一部分人是經濟學家：劉國光（社科院副院長）、高尚全（體改委副主任）、吳敬璉（國務院發展中心）、趙人偉、張卓元（社科院財貿研究所所長）、周叔蓮（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等。“可以說，當時社科院與經濟有關的研究所所長都來了。”趙人偉回憶。除了劉國光外，這批學者多數當時50歲上下，正值壯年。
另有一批參加會議的“小字輩”，他們在今天格外引人注目：
項懷誠，46歲，時任財政部綜合計畫司副司長，後任財政部長，現剛從社保基金會理事長位置上退休不久；
洪虎，45歲，時任體改委秘書長，現職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3副主任；
樓繼偉，35歲，時任國辦研究室主任，曾任國務院副秘書長、財政部部長；
郭樹清，29歲，當時還是社科院博士研究生，曾任建設銀行董事長、證監會主席、山東省省長，現任銀監會主席。他和樓繼偉，都是“擠”進來參加的會。
“當時年輕人還沒起來。而我們這批人，包括來自體改委和社科院的這兩部分學者，都是1978年以後投入改革開放中的，正站在改革的前沿。”對於這批後來成為中國改革中堅的學者們，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學理論顯然已經不能解釋現實問題，那么應該到哪裡去尋求方向？——這不僅是學者們巨大的困惑，對於整個國家都是如此。
歷史意義
巴山輪會議後，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的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到了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中共十四大正式確立定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
“巴山輪會議，對中央負責起草檔案的人是有很大影響的。它既有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的背景，又對1992年確定市場經濟有推動作用。它的最大的意義就在這裡。”趙人偉總結道。
加過巴山輪會議的很多人，通過那個會議改變了自己後來的人生道路，現在都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業，就連翻譯也不例外。
在那次會議上，很多人與國外的經濟學家建立了很好的聯繫，通過他們的幫助，許多人都得以有了出國學習的機會。比如郭樹清、樓繼偉、田源等一批人，後來都到國外學習過。
事實上，那次會議不僅讓參會的人員有機會出國學習，還推動年輕一代到西方去學習很多東西，回來後發揮了很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