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作品簡介,作品欣賞,作者簡介,擅長,赴台原因,
作品簡介
《巫峽清秋》這幅作品尺寸為：870×48厘米。圖畫上的鈐印是：大風堂、張爰、大千大利、三千大千、張爰私印、蜀客、大千無恙。落下款識為：1.巫峽清秋。2.妾住長乾近鳳台，君行灩浪成堆，愁風愁水日千回。斷雁不傳雲路信，寒雅自引客舟來，襄王神如費疑猜。浣溪沙。大千居士並題。3.丙子十月予與非廠合作，賑濟故都西郊赤貧畫展。永吉仁兄慨捐重金，因舉此為報，並記數語，弟爰。
作品欣賞
《巫峽清秋》此圖為巫峽秋景，危岩峭壁，山勢險峻，遠山呈褐紅色，船行江中，雲霧繚繞，使觀者如行江中，身臨其境，為巫山險絕而嘆奇。張大千不守陳法，對山水景象的表現的多樣性由此可見。上款永吉即白永吉。畫面的左右兩邊是崇山峻岭，萬里長江則從中間穿過，山上煙雲纏繞。整幅畫面沒有過多的色彩，唯有淡赭石與硃砂色。不言而喻，那紅色即是“楓樹林”，而“凋傷”二字則寓意在枯樹枯枝中。
《巫峽清秋》
《巫峽清秋》作者簡介
張大千（1899－1983）原名正權，後改名爰，小名季，又名季爰。號大千、大千居士，以號行。畫室名大風堂。四川內江人。張大千 在現代藝壇上，張大千大概是成就最高的國畫家了。
擅長
他精山水、工人物、善花草，還能書會鑾，我不知能出其右者誰？比起會畫來，張大千的書法略遜一籌，但另有一功，不可小看。這款“張大千”三字簽名，就既見功力又有特色。“張”字重心在左上，結構上收下放，很有畫意，又具張力；“大千”兩字處在一起，且“大”字籠罩著“千”字，有呵護之意；“張”字又與“大千”兩字拉開一段距離，有疏有密，結構不呆板，有變化。縱觀三字，均貫串在同一重心線上，所以圖式空靈而重心安穩，視覺效果很好。
赴台原因
張大千為什麼要在成都解放前夕離蓉赴台呢?關於這個問題，我曾請教過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長期在張大千身邊學畫的劉力上。劉力上告訴我說，大千先生在政治上是一個無黨派人士，他無求於國民黨，只是與國民黨的一些上層人物于右任、張群、羅家倫有些往來，也僅止於藝術交往。因此不能把他的離鄉赴台，看作是投奔國民黨。至於他對共產黨，去國前既無恩怨，也無往來。不過，1949年初，大千先生在香港曾應何香凝之求，為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畫了一幅荷花，並題了“潤之先生”的上款。如果說大千先生當時對共產黨已有不滿情緒，怕是不會題款相贈的。
新中國成立後，中共高層領導曾多次過問張大千的回歸問題。據張大千的好友謝稚柳告訴我說,1950年代初，陳(毅)老總問過他，中國畫家誰畫得好?他說當然是張大千。陳毅又問，“張大千現在何處？”謝稚柳答“在海外”。陳老總讓謝稚柳寫信勸他回來。又據葉淺予回憶，周總理也多次過問張大千，一次是讓他和徐悲鴻聯名寫信勸張大千回國，一次是張大千的家屬楊宛君捐贈了張大千的一批敦煌壁畫臨摹稿，周恩來獲悉後，親自指示文化部頒發4萬元獎金，並過問獎金的分配，要留2萬元給大千先生回來後用。除此之外，周總理還指示有關部門，擇機動員張大千回國。
謝家孝在《張大千的世界》中，記載了1956年中國商業代表團團長與張大千在酒宴上的一段對話。
團長:“上海一別，不知近況如何？”
張大千:“國破家亡，亡命天涯，哪有什麼好日子好過啊，欠了一身債！”
團長:“欠了多少債?”
張大千:“不多，二三十萬美金!”
團長:“人民政府可以代你還債，只要你肯答應回去。”
張大千:“我張大千一生，自己的債自己了。想當年在敦煌，我也欠了幾百條金子的債，人家說我發掘藝術有功，可以申請政府補助。我都不肯，我不管你說的是啥子政府。政府的錢是國家的，怎好拿國家的錢給私人還債?”
幾巡茅台之後，賓主都已醉醺醺,主人站起來說:“張先生，你究竟站在哪一邊，今天最好表明態度。”
張大千一拍桌子，站起來說:“我張大千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向來站在哪一邊，就站在哪一邊。”
1981年，謝稚柳在香港答記者問時，談到了張大千回內地的問題，他的看法是:“我也希望他回去，但我決不勸他回去。原因有二:第一，張大千自由散漫，愛花錢，在國內，沒有這樣的條件。第二，張大千自由主義很強烈。要是讓他當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美協理事等職，經常要開會，肯定吃不消。張大千這人，只適宜寫畫，不適宜開會，他不擅說話，更不擅作大報告。”謝稚柳是大千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至交好友，對他的個性脾氣自然了如指掌，這兩點是從他的生活作風和個性上，道出了他不願回歸的原因。除了謝稚柳說的兩點原因外，還有兩條是張大千不願歸來的重要原因:一是經濟方面，二是政治方面。經濟方面，新中國成立初期，困難重重，百廢待興。公私合營前，除少數私方人員外，絕大部分人員先實行供給制，後是低薪。衣食住行外，所剩無幾。很少有人會用錢來收藏字畫，藝術市場十分蕭條，既無國內市場，更無海外市場，中國畫沒有出路，絕大多數中國畫家改畫連環畫、年畫或廣告設計，有的從事美術教育，只有極少數畫家(如齊白石)還能堅持賣畫為生，但價格甚低。當年齊白石一幅畫，只有幾十元，還不太好賣……對張大千來說，有沒有藝術市場(即賣畫環境)是他安身立命的重要問題，這是張大千不願回國在經濟方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張大千的家是一個大家庭，這個大家庭中有不少人需要他照料接濟，諸如他的二嫂、三哥三嫂、四哥及兩房夫人，都是年逾花甲或沒有收入的老人(還不包括子侄輩中的困難戶)，據了解，張大千在海外站穩腳跟後，每月按時給三哥三嫂一房寄的生活費是一百港幣(上世紀約合人民幣四五十元)，這在五六十年代中小城市，相當於四五個人的生活費；如果張大千回國，沒有賣畫的環境，不要說幫助這些親友了，恐怕連他自己一大家妻兒的生活也難以維持了。
從政治上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政治運動不斷，“土改”“肅反”“三反五反”“整風反右”“反右傾”“社教”，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這些政治運動，張大千雖然不明究竟，但是他有一些親友、畫界朋友在運動中受到了各種傷害。通過香港新聞媒介和親友書信傳遞，使他對共產黨的政治運動有些害怕。
說張大千一點兒也不想回來看看，看看故鄉的親人，看看老朋友，那是有點不近情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