峱越河

通過歷史的各大名著了解室韋以及室韋人的居住地和生活特點等，以及對室韋人與鮮卑人、突厥人、日耳曼人做出比較，闡述室韋人與他們之間的異同和存在的關係。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峱越河
• 相關人群：室韋人
• 來源：《新唐書·北狄列傳·室韋》
• 種族：錫伯族

史書記載

《新唐書·北狄列傳·室韋》稱室韋“地據黃龍北，傍峱越河，直京師東北七千里，東黑水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瀕海。……峱越河東南亦與那河合，其北有東室韋，蓋烏丸東南鄙餘人也。”峱náo泥豪，金尼閣記音為nâo（濁平）。越yuè於月、匣末，越南語việt；安世高譯（v）pat、康僧會譯（v）pāt、康孟祥、竺大力譯vas、支讖譯rāt、（v）va、、（v）vat、var、vara、vart、支謙譯ja為越。峱越可擬為*Naovat、*Naovar、*Naovart、*Naovas、*Naopat、*Naorat等。

中國歷代民族史叢書之一楊紹猷莫俊卿著《明代民族史》（第173頁）稱：

“據錫伯族民間傳說以及何秋濤《朔方備乘》、李文田《元朝秘史注》等稱，錫伯族來源於古鮮卑族。東晉南北朝時，鮮卑慕容、拓跋、宇文等部南下中原建立政權，吸收漢文化，逐漸融入漢族。留居深山密林的部分鮮卑人入於室韋，元朝稱為失比，明清時稱西僰、西北、席北、錫伯等。

明代錫伯族的分布，以伯都訥（今吉林扶餘縣）為中心，東自吉林，西至呼倫貝爾，北起嫩江，南抵遼河。戳兒河（今綽爾河）、腦溫江（今嫩江）和松花江（今第二松花江）流域是其主要遊牧漁獵區。”

《新唐書·室韋》提到室韋的最強部塞曷支部“居啜河之陰”。啜chuò禪祭、知祭、穿薛；戳chuō《字彙》側角切，越南語trốc；綽chuò穿藥，越南語xước。啜戳綽三字的現代讀音相同或相近。十箭突厥中“五咄陸部各自的首領均享有‘啜’（čor）的尊號”（路易·巴贊《突厥曆法研究》第273頁），啜可還原為čor。啜čor即戳兒/綽爾，啜河當即戳兒河（今綽爾河）。綽爾河為嫩江支流，在內蒙古東北部；源出大興安嶺火燎溝附近，東南流入黑龍江省泰來縣江橋附近入嫩江；長470公里，流域面積1.72萬平方公里。腦溫江則是峱越河之音轉，腦nǎo和峱náo讀音相近、對譯的是同一音節，而越*var音轉為wēn即是溫。由於腦溫江即今嫩江，峱越河當即今嫩江。嫩江東南流入松花江。水：古英語waeter，古弗里斯蘭water、weter，古撒克遜語watar，哥特語watō，古北歐語vatn；可比較立陶宛語vanduō。越*vat、溫wen與古北歐語vatn‘水’最為接近，當是北歐語‘水’的音譯。作為河名尾綴的“越”表明了日耳曼人的存在，“黃頭室韋”無疑是日耳曼人。《漢書·西域傳》譯Kabul為“高附”，Ka譯為高（見豪）；閩語訛豪韻為歌韻；泥豪之峱的原音很可能是泥歌之那。峱越實即那水。峱越河是另一條那河，此那河即今嫩江。嫩江在《魏書》作“難水”。《魏書·烏洛侯國傳》“其國西北有完水，東北流合於難水，其地小水皆注於難，東入于海。”支讖譯nan、nā、ni、康僧會譯na為難（泥寒、泥翰），攝摩騰、竺法蘭譯nā、支謙譯na為那（泥歌、泥哿、泥箇）；那和難可互相音轉。馮承鈞云：“蒙古名稱N字的尾音，增減無常。例如合失（Qasi）可變作合申（Qasin），札答剌（Djadara）可變作札答闌（Djadaran），阿勒赤（Alci）可變作按陳（Alcin）等等。”那*na綴加無厘頭詞尾-n即是難nan。難nan中的元音a音轉為e即是嫩。難nan中的元音a亦可音轉為o，如石勒喀Shilka河上游之鄂嫩Onon河原稱斡難河（拉施特作ānan），其中的難nan已音轉為嫩non；non和嫩nen的讀音相近，因此non直接音譯為嫩。嫩江之嫩毫無疑問是難水之難的音轉。

《遼史·地理志》言臨潢府有烏州，云：“烏州靜安軍刺史本烏丸之地，東胡之種地。遼北大王撥剌占為牧，建城。後官收，隸興聖宮。有遼河、夜河、烏丸川、烏丸山。統縣一，愛民縣。”烏州有烏丸川和烏丸山。山川皆以烏丸為名，可知古代的烏丸人即分布於此。烏州的位置，按《遼志》在長春州與永州之間。長春州是遼代皇室鴨子河春獵之地。鴨子河指今松花江將入於嫩江的一個段落。《遼史·聖宗紀》太平四年二月“詔改鴨子河曰混同江，撻魯河曰長春河。”撻魯河一作陀喇河，即今之洮兒河。長春州在松花江下游以西、洮兒河以南甚明。永州在今西拉木倫河與老哈河合流之處。然則烏州在松花江下游以西、洮兒河以下、西拉木倫河以北之地。《遼志》中之遼河指西遼河，即今西拉木倫河。烏丸川即歸喇里河，今名歸流河。清末曹廷傑在《東三省地圖說錄》云：“陀喇河，舊作陀羅河，亦曰洮兒河。有二源：北源即陀喇河，古名崛越河。……南源曰歸喇里河，古名完水，發源烏珠穆沁右旗東雲瑚蘇圖山。東北流數百里，會陀喇河入嫩江。《寰宇記》：完水在烏洛侯國西南，其水東北流，合於難水（今嫩江）。《蕃中記》雲,完水即烏桓水是也。查烏桓本據今西遼河兩岸及歸喇里河西南地方。歸喇里河出其境內，故稱烏桓水，又稱完水。”“崛越河”之-越*vat亦是哥特語watō、古北歐語vatn。完wán匣桓，越南語hoàn。完的反切讀音和桓完全相同。室韋“和解部”分布在歸喇里河也就是今歸流河流域。烏羅護即烏洛侯，《文獻通考》稱烏洛侯亦曰烏羅渾。《魏書》卷100《烏洛侯傳》稱：“多豕，有谷麥。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世襲之。其俗繩發，皮服，以珠為飾。……好射獵。”“繩發”應即《魏書·失韋傳》中的“丈夫索發”。《舊唐書·室韋傳》云：“烏羅護之東北二百餘里，那河之北，有古烏丸之遺人，今亦自稱為烏丸國。”《魏書·禮志》記載北魏真君年中烏洛侯國遣使朝獻：“魏先之居幽都也，鑿石為祖宗之廟於烏洛侯國西北。自後南遷，其地隔遠。真君中，烏洛侯國遣使朝獻，雲石廟如故，民常祈請，有神驗焉。”烏洛侯國在今黑龍江省嫩江流域。《魏書·烏洛侯國傳》：“其國西北有完水，東北流合於難水，其地小水皆注於難，東入于海。”難水即今之嫩江。“西北有完水”應作“西南有完水”。完水即歸喇里河，今名歸流河。《魏書·禮志一》、《烏洛侯傳》和《帝紀·序紀》都說在烏洛侯國西北，其地有大鮮卑山和拓跋鮮卑的祖廟“石室”。一九八○年八月在內蒙古呼倫貝爾盟鄂倫春族自治旗首府阿里鎮西北十公里處大興安嶺北段一個名叫嘎仙洞的石壁上，中國學者米文平發現了魏太武帝拓跋燾於太平真君四年，遣中書侍郎李敞赴該洞祭租時所刻的祝文。祝文說：“皇天之神，啟辟之初，祐我皇祖，於彼土田。歷載億年，聿來南遷。”據此知此山洞即文獻所載的拓跋鮮卑的祖廟“石室”。《帝紀·序紀》所說的大鮮卑山當指嘎仙洞附近之大山，大鮮卑山即大興安嶺。“鑿石為祖宗之廟於烏洛侯國西北”烏洛侯國當在內蒙古呼倫貝爾盟鄂倫春族自治旗首府阿里鎮之東南。呼倫貝爾盟鄂倫春族自治旗阿里河和首府阿里鎮之阿里當是烏洛侯之烏洛、烏羅護之烏羅的音轉。支謙譯na為那，安世高譯ri為替（透霽）；齊薺霽為同一韻的平上去；禮（來薺）可還原為ri。那禮可還原為*Nari。納累喜人Narisci中的-sci即斯拉夫語之斯克（或斯基），室韋那禮部可比對為《日耳曼尼亞志》中的納累喜人（Narisci）。諾敏河可能是那禮部留下的河名：諾為那之音轉，禮（實即蒲類之類）和敏（實即漢語之民）相當。諾敏河在內蒙古東北部，源出大興安嶺龍頭嘴山西南麓；東南流到黑龍江省甘南縣輝龍圖附近入嫩江；長466公里，流域面積2.6萬平方公里。嶺西部“直北曰訥比支部”，訥比支部位於訥謨爾河流域，室韋嶺西部應位於訥謨爾河之南的小興安嶺西部。

室韋為鮮卑之音轉。室shì審質，越南語thất。後漢三國時期，審母對譯梵語ś、ṣ；康僧鎧譯kṛt為吉（見質）、譯mit為蜜（明質）、譯yat為逸（喻質），支讖譯mat和madh為蜜（明質）、譯rīt為栗（來質）、譯sid為悉（心質）和膝（心質），支謙譯kirt為詰（jié溪質）、支謙譯（v）jit、（v）ji為逸（喻質）、譯mad為蜜（明質）、譯tis為蛭（zhì照質、端屑、端質），康孟祥、竺大力譯sud為悉（心質）；室可還原為*śit、*ṣit、*śat、*ṣat、*śir、*ṣir、*śil、*ṣil等。玄奘譯梵文Śrāvastī為室羅伐悉底，室對譯梵文Śr；梵語Śrī‘吉祥’通常音譯為“室利”。韋wéi於微，越南語vi；支謙譯ve為韋; 安世高譯（v）pat為越（於月、匣末），支讖譯（v）pan為垣（於元）、洹（於元、匣桓）、譯paś為衛（於祭），於微之韋亦可還原為*pe/*pi。室韋可還原為*Sirve、*Sirpe、*Sirvi、*Sirpi等。馬克（Maack）氏曾於松花江與黑龍江匯流之處，見錫耳比（Silbi）村落男女皆文身。此Silbi即室韋也。閔宣化（J.Mullie）《東蒙古遼代舊城探考記》稱：“發源於毛金壩，流經科爾沁右旗，至赤峰注入英金河之河流，實為錫伯河”這個錫伯應即室韋之音轉。鮮xiān心仙、xiǎn心獮，越南語tiên、tiển，王力《同源字典》sian；卑bēi幫支、bǐ《集韻》補弭切，越南語ty。維祇難譯kar、安世高譯gan為乾（群仙、見寒），康僧會譯kaṇ、支讖譯gal為揵（群仙、見阮），支讖譯can、cān、tyāyan、康僧會譯ciñ為旃（照仙），支謙譯（v）jan、yan、yāt、竺律炎譯yān為延（喻仙、喻線），康孟祥、竺大力譯rañ為連（來仙）；鮮可還原為*san、*sar、*sal等。支謙譯（v）pi、pra為卑，支讖譯（o）pa、支謙譯（v）ba為陂（幫支、幫寘），卑可還原為pi、bi、pa、ba等。鮮卑可還原為*Sanpi、*Sanbi、*Sarpi、*Sarbi、*Salpi、*Salbi、*Sarba、*Sarpa、*Sinpi、*Sirpi等。四川讀‘鮮’為xuān，在崇州僅在姓中讀為‘縣xiàn’；而在成都，即使在姓氏中，也讀xuān。師shī審脂，越南語sư；支讖譯ś、siṁ、康僧會譯śi為師，安世高譯śe、si為屍（審脂）；師可還原為*se、*si。胥xū心魚、心語，越南語tư，王力《同源字典》sia；支謙譯sa、（v）sa為車（穿麻、見魚）；胥可還原為*sa。犀xī心齊，越南語tê，可還原為*se。支讖譯śahri、（v）si、康孟祥、竺大力譯sya、支謙譯ś、帛延譯se為斯（心支，越南語ty、tư，王力《同源字典》sie），支讖譯ṣṭḥi、siṁ、竺律炎譯（v）si、支謙譯se為私（心脂，越南語tư）；斯、私可還原為*se、*si。鮮*san（或*sar）中的尾音-n（或-r）脫落後即是胥*sa；胥*sa中的元音a音轉為e、i即是犀、斯、私。《詩經·小雅·瓠葉》：“有兔斯首，炮之燔之。”鄭註：“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斯*si加上古英語形容詞變格後綴-an即是鮮*sian。比bǐ幫旨、並至、幫至、並質、並脂，越南語tỷ。攝摩騰、竺法蘭譯bhi、支讖譯（v）bhi、bṛ為比，支謙譯bi、vāi為比、譯bhī、pe、vi、（v）vi、vāi為毘（並脂）、譯ve為毗（並脂）、譯（v）vi為鼻（並至），支讖譯（v）pi為毗、康孟祥、竺大力譯為毘。比可還原為*bhi、*bi、*vi等，毗可還原為*pe、*ve、*pi、*vi等。比、毗、卑為同一音節的不同譯音。伯希和認為鮮卑一名與後來的室韋對音相同，因此他將鮮卑擬訂為Särbi、Sirbi、Sirvi。伯希和、白鳥庫吉將師比擬作*serbi。滿州語謂麒為sabi-tun、麟曰sabin-tu，白鳥氏將師比和現代滿州語的sabi“祥瑞，吉兆”牽合。卜弼德（Peter Boodberg）將師比*serbi比對為蒙古語serbe。按Kovalevskij的《蒙俄法詞典》serbe的意思是“小鉤，V形凹入口”、serbe-ge是“V形凹入口，小鉤，鰓，頂飾，鉤扣”。Otto Maenchen-Helfen認為師比出自印歐語，他將師比*serbi“帶鉤”和印歐語指“鉤，鐮”的單詞相比附：古教堂斯拉夫語（OCS.）srъpъ，立陶宛語（Lett.）sirpe，希臘語（Gk.）apπη，拉丁語（Lat.）sarpio和sarpo，古愛爾蘭語（O.Irish）serr。

室韋和鮮卑區別

人種區別

室韋和鮮卑都是東胡，兩者讀音相近，人種相同，分布地域重疊，室韋和鮮卑關係特別密切。鮮卑是白色人種。《晉書》載秦人呼鮮卑為白虜。《太平御覽》卷三五九引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録》：“秦呼鮮卑為白虜。”《世說新語》第27《假譎》載王敦罵晉明帝為“黃須鮮卑奴”注引《異苑》所載王敦語作“黃頭鮮卑奴”，並解釋到“帝生母荀氏，燕國人，故貌類焉”。“五胡十六國”時期，燕為鮮卑人建立的，所謂燕國人不過是鮮卑人的另一種表達而已。《晉書》卷6《明帝紀》載王敦稱晉明帝為“黃須鮮卑奴”並稱“帝狀類外氏，須黃，敦故謂帝雲”，明確指出晉明帝黃鬍子的長相與其外祖父家相同，也就是與鮮卑人相同。唐代詩人張籍《永嘉行》：“黃頭鮮卑入洛陽，胡兒執戟升明堂。晉家天子作降虜。公卿奔走如牛羊。”宋代蘇東坡在觀賞唐人韓乾的畫時賦詩“赤髯碧眼老鮮卑，回策如縈獨善騎。”（《書韓乾二馬》）鮮卑當是黃髮碧眼的白色人種。室韋亦是白色人種。被稱為黑韃靼的成吉思汗皮膚一點都不黑。蒙古人傳說成吉思汗所在部落是孛兒帖赤那即“蒼狼”和豁埃馬闌勒即“白鹿”的後裔。它們的兒子名巴塔赤罕，為成吉思汗王朝的第一代祖先。巴塔赤罕Batatchighan，tchighan（赤罕）的字源為Tchaghan(察罕)意為“白色”；巴塔赤罕意義為“健步的白人”。成吉思汗的第二子叫察合台Djaghatai（這是後來的突厥-波斯形式）。察合台Djaghataï在蒙古文中應該作Tcha'adaï或Tchaghadaï。現在人們還可以在鄂爾多斯人中找到這個名字，作tchaghadi，此言“白色的人”。成吉思汗所在的氏族為藍眼睛。拉施特在《史集》中多處提到“孛兒只斤”意為“藍眼睛”。“乞牙惕-孛兒只斤成了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該把阿禿兒子孫的稱號；他們既是乞牙惕，又是孛兒只斤。‘孛兒只斤’在突厥語中，[意謂]藍眼睛的人。他們的[膚]色微黃。他們很勇敢又極大膽，因此他們的英勇受到傳誦。”（第一卷第一分冊第253-254）“乞牙惕-孛兒只斤，意即藍眼乞牙惕”（第一卷第一分冊第130）“第三個兒子為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該把阿禿兒。乞牙惕-孛兒只斤出自其後裔。‘孛兒只斤’意為‘藍眼睛’，真是奇怪，直到現在，出自也速該把阿禿兒及其諸子與兀魯黑的後裔，大部分都是藍眼紅髮的。”（第一卷第二分冊第61頁）。膚色微黃、藍眼紅髮的乞牙惕-孛兒只斤顯然不是現代所稱的蒙古人種（黃色人種）。蒙瓦室韋當是印歐人種。

文化區別

無論從地域的分布還是讀音上看，室韋*Sirbi都和東胡鮮卑*Sarbi關係密切。室韋*Sirvi顯然是鮮卑*Sarbi的音轉。但我們不能稱室韋是鮮卑的苗裔。室韋的生活生產方式比遊牧的鮮卑更為古老。可以構想，當鮮卑還在大興安嶺時，他們的生活生產方式和室韋相同。鮮卑無疑是放棄了古老的生產方式而採用遊牧生產方式的室韋。走出大興安嶺並且採用了遊牧生產方式的室韋被稱為鮮卑。《新唐書·室韋》稱“小或千戶，大數千戶，濱散川谷，逐水草而處，不稅斂。” “逐水草而處”說明室韋以畜牧業為主。《魏書·失韋傳》載室韋“夏則城居，冬逐水草”室韋在夏天“城居”。《新唐書·室韋》“其俗，富人以五色珠垂領，婚嫁則男先傭女家三歲，而後分以產，與婦共載，鼓舞而還。夫死，不再嫁。每部共構大棚，死者置屍其上，喪期三年。”《魏書·失韋傳》所載室韋喪葬習俗有所不同，《魏書·失韋傳》稱室韋“父母死，男女眾哭三年，屍則置於林樹之上”室韋早期“屍則置於林樹之上”的習俗和契丹相同。《北史》卷94《契丹傳》稱契丹“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為不壯。但以其屍置於山樹之上，經三年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酒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豬、鹿。’”這種葬俗是先天葬後火葬（焚骨）。《圖書集成》卷一二九《邊裔典》雲契丹：“以車載屍入山，以屍置於山樹之上。”此種風俗不特契丹為然，中國西南之黑苗、天苗，堪察加之流鬼國，風俗亦同。室韋和契丹的相同葬俗可印證《北史·室韋傳》認為室韋“蓋契丹之類，其南者為契丹，在北者號為失韋”之說。室韋和契丹葬人的林樹或山樹當不是任意的，而是特定區域的林樹、山樹。這個區域可能類似於斯維比人中最古老和聲望最高的塞姆諾內斯人（Semnones）獻給神祇的叢林。塔西陀稱：“每逢一定的時期，所有屬於這種人的各個部落都派遣代表聚集在一個叢林之中，一方面由於祖先的兆跡，一方面由於叢林所引起的原始恐怖，因而將這座叢林獻給了神祇。在這裡，當眾殺一個人作為犧牲，這就是舉行他們野蠻儀式的恐怖開端。對於這叢林的崇敬還不止此一端。他們進入叢林的時候，必須套上鎖鏈，以表示屬下對該處神力的皈依，如果不幸跌倒了的話，不得站起來或由人扶起，而只許匍匐爬行出來。所有這些迷信都是由於他們相信他們種族就起源於此、並且相信萬物之主的尊神就住在這裡的緣故。”（《日耳曼尼亞志》39節）室韋的葬俗在後來稍有改變。《北史》卷94《室韋傳》稱室韋“部落共為大棚，人死則置其上。居喪三年，年唯四哭”室韋將死者“置於林樹之上”改進為置屍於每部共構的大棚之上。契丹後染中國之風，酋長亦有墳墓。鮮卑的葬俗與室韋不同，鮮卑實行土葬。《宋書·索虜傳》：“死則潛埋，無墳壟處所。至於葬送，皆虛設棺柩，立冢槨，生時車馬器用皆燒之，以送亡者。”1960年在呼倫池北面的札賚諾爾木圖雅那河的東岸發掘了三十一座墓葬，這些墓葬的特點：多是木棺，有蓋無底，由沒有去掉樹皮的木板製成；男女皆以馬、牛、羊殉葬；隨葬品有銅牌、鐵矛、鐵環首刀、鐵鏃和骨鏃、骨質鳴鏑、皮弓囊和木弓等。最為奇特者為婦女的髮辮，雖不甚長，但有辮有結。馬長壽將其定為鮮卑墓葬。蒙古人的葬俗亦與室韋的葬俗不同。《伯郎嘉賓蒙古行記》第三章12節：“當病人死後，如果他官居上品，便把他秘密地埋葬於田野中人們所樂意的地方。屆時還要用他的幕帳之一陪葬，使死者端坐幕帳中央，在他面前擺一張桌子，一大盆肉和一杯馬奶。”端坐幕帳中央可能要接受人們的禮拜。這種住著的姿勢應是地位、身份、威嚴的象徵。保持坐姿埋葬，其雙腿是彎曲的，在今人看來就是屈肢葬。希羅多德在其《歷史》（Ⅳ，190）中提到利比亞地區“除去納撒摩涅司人之外，遊牧民是用和希臘相同的辦法來埋葬死者。因此他們注意使垂死的人在死去的時候坐著而不是仰臥著。”這暗示著希臘人同樣注意使垂死的人在死去的時候坐著而不是仰臥著。坐著當然也就造成雙腿的彎曲。《魏書·高車傳》稱其殯葬“掘地作坎，坐屍於中”“無異於生，而露坎不埋”這是遊牧民的埋葬方式。新疆出土的雅利安老婦乾屍就是坐著的，當是高車人。

《新唐書·室韋》“其畜無羊少馬，有牛不用，有巨豕食之，韋其皮為服若席。其語言，靺鞨也。”不用是不食用而非不使用。《魏書·失韋傳》載室韋“唯食豬魚，羊牛馬，俗又無羊。”第一個羊應為羊。無羊而養豕是室韋和牧羊的遊牧民族的重要區別。室韋“有巨豕食之，韋其皮為服若席”的習俗和“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的挹婁相同。室韋或即遷徙到北方的豕韋。《柏朗嘉賓蒙古行記》則稱韃靼（蒙古）“在牲畜方面，他們都非常富有，因為他們擁有駱駝、黃牛、綿羊、山羊，至於牡馬和牝馬，據我看來，世界上的任何其它地區都不會擁有他們那樣多的數量。他們不養豬和其它牲畜。”（第二章第7節）相比室韋的無羊養豕，蒙古人的生活生產方式已發生重大改變。柏朗嘉賓又說：“他們的食物是用一切可以吃的東西組成的。實際上他們烹食狗、狼、狐狸和馬匹的肉，必要時還可以吃人肉。”（第四章第7節）柏朗嘉賓的食物清單中未提及牛肉，無法判斷蒙古人是否象室韋人一樣不食用牛肉。“他們還用水煮小米飯，但由於煮的稀薄得只能喝而不能吃了。他們每人每天清晨喝一、兩碗，白天卻什麼也不吃，晚上再向每個人分食一點肉，喝些肉湯。但在夏季，由於他們擁有充足的馬奶，所以很少吃肉，除非別人贈送或獵到幾種禽獸。”（第四章第8節）蒙古地區大概也出產小米。志費尼說：“他們（蒙古人）穿的是狗皮和鼠皮，吃的是這些動物的肉和其他死去的東西”（《世界征服者史》中譯本第23頁）。《魯布魯克東行紀》第三章“韃靼人的食物”稱：“他們不加區別地吃一切死去的動物，而那么多的羊群牛群，必然有很多牲口死去。然而，在夏天，只要有忽迷思即馬奶子，他們就不在乎其他食物。所以在這時如碰巧有牛馬死去，他們便把它切成細條，掛在太陽下通風的地方弄乾，因此肉很快失去水分而變成沒有怪味的乾肉。……他們拿牛皮製成大壺，用煙把它熏乾，形狀美觀。他們用馬臀部的皮製成極漂亮的鞋。一頭羊的肉可供五十或一百人食用；他們把肉切得很薄，放在盤裡用鹽水浸泡，因為他們沒有別的佐料。”按魯布魯克的這一記述，蒙古人要食用牛肉。

《遼史》記載“室韋人制牛車如突厥人，但不居氈帳，平時修樹枝為廬舍”。蒙古人則住蒙古包。柏朗嘉賓稱：“他們的住宅為圓形，利用木樁和木桿而支成帳篷形。這些幕帳在頂部和中部開一個圓洞，光線可以通過此口而射入，同時也可以使煙霧從中冒出去，因為他們始終是在幕帳中央升火的。四壁與幕頂均以氈毯覆蓋，門同樣也是以氈毯作成的。有些幕帳很寬大，有的則較小，按照人們社會地位的高低貴賤而有區別。有的幕帳可以很快地拆卸並重新組裝，用馱獸運載搬遷，有些則是不能拆開的，但可以用車搬運。對於那些小幕帳，只需在車上套一頭牛就足夠了；為了搬遷那些大幕帳，則需要三、四頭或更多的牛。無論他們走到哪裡，去進行征戰還是到別的地方，他們都要隨身攜帶自己的幕帳。”（第二章第6節）這種幕帳在中國古代叫穹廬，在現代則稱為蒙古包。中國北方的遊牧民族都住穹廬。斯奇提亞人則以車為家，希羅多德稱斯奇提亞人“他們的家就在車上”（《歷史》卷四46）“用來作為住宅的車子”（《歷史》卷四121）。呼倫貝爾草原的蒙古人稱蒙古包的椽子為“烏尼亞”，圍牆為“哈拉”；蒙古包椽子、圍牆均因烏族而獲名。江都王劉建的女兒細君“遠托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氈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穹廬的發明者可能是大量飼養馬匹的烏孫。室韋人並不是遊牧民族，這是室韋人和蒙古人的重大區別。斯特拉波稱：“斯維比人是最大的一個民族，因為它分布在從萊茵河到易北河之間的大片地區。……其他的一些部落都被驅逐到易北河的彼岸去了。這片地方的百姓的共同特徵是都易於遷徙，他們物質極度匱乏，而且不知耕作積蓄；住著極為簡陋的臨時棚舍，今日不愁明天的事情；與遊牧民族一樣，他們食用的都是牲畜之所出，還仿效著遊牧民族用車輛載著家私，驅趕牧群四方漫遊，哪裡好就到那裡去。”凱撒這個曾和斯維比人打過仗並越過萊茵河深入斯維比人領土的羅馬統帥對斯維比人有著更為直接和更為準確的了解，他講到：“蘇威皮（Suebi）族是所有日耳曼人中最大、最驍勇善戰的一族，據說他們有一百個部，每年都從每一個部徵召一千名武裝人員到境外作戰，其餘留在本土的，即從事生產，以維持自己和那些出征者的生活。同樣，下一年就輪到他們出去參加戰爭，再由上年服役的人回家生產。這樣，無論是種地還是作戰的方略和技術都不會荒疏掉。他們中間沒有私有的、劃開的土地，也不允許停留在一個地方居住一年以上。他們不大吃糧食，生活中大部分都依靠乳類和家畜，特別著重打獵。因而，由於食物的特點、日常的鍛鍊，再加上生活的自由自在——從童年時代起，他們就不曾受過責任心和紀律的束縛，無論什麼違反本性的事情都沒勉強做過——使他們既增強了筋力，又發育得魁梧異常。而且他們還讓自己養成一種習慣，即那怕在最寒冷的地方，除了獸皮之外，什麼東西也不穿，同時又因獸皮的稀少，迫使他們不得不把身體的大部分都裸露在外面。他們就在河裡洗澡。”卷四3“就國家而論，他們認為如果能讓自己的領土外圍有一圈愈大愈好的土地荒蕪著，是一件極可讚揚的事情，這表明有許多國家抵擋不住他們的威力。”（《高盧戰記》卷四1）雖然“所有日耳曼人都不重視農耕”（卷六29），但日耳曼人並不是遊牧民族。日耳曼人“他們的全部生活只有狩獵和追逐戰爭。”（卷六21）狩獵在日耳曼人的生活中占有極大比重。

民族相似之處

日耳曼人中的斯維比Suebi/Suevi人是從中國遷徙到歐洲日耳曼尼亞的室韋*Sirvi人。斯維比Suebi/Suevi和室韋*Sirvi都出自鮮卑*Sarbi：鮮卑*Sarbi中的a音轉為i、b音轉為v即是室韋*Sirvi，鮮卑*Sarbi中的a音轉為u、r音轉為y之*Suybi即是斯維比Suebi/Suevi。室韋*Sirvi和斯維比Suebi/Suevi除了在名稱上同源外，兩者之間還有諸多相同或相近的地方。這些相同或相近之處使人不得不相信斯維比Suebi/Suevi就是遷徙到西方的室韋*Sirvi。首先，斯維比和室韋同屬一個人種。斯維比人作為日耳曼人的一個部落自然具有日耳曼人金髮碧眼的特徵，室韋作為東胡同樣具有胡人長鼻深目的典型特徵。更有甚者，黃頭室韋多黃髮綠眼（即金髮碧眼）。作為蒙瓦室韋後裔的成吉思汗所屬乞牙惕-孛兒只斤氏族，“大部分都是藍眼紅髮的”。這些都昭示出室韋的日耳曼人種特徵。拉施特一再聲稱“‘孛兒只斤（būrǰqīn）’意為‘藍眼睛’”孛兒只斤（būrǰqīn），L本作b（？）ūrqḥī（？）n，S本作būrqǰīn，I本作nūrqǰīn，B本作nūrčīn，貝書作būrǰiqīn。藍lán來談，越南語lam，英語blue，突厥語kök‘藍；青；天’，蒙古語kok‘藍；青’，波斯語克卜得kabūd‘藍色的、蔚藍的、深藍的、青紫的、青色的’；支讖譯ram、rām、laṁ為藍。眼yǎn疑產，越南語nhãn，金尼閣ièn、hèn，英語eye，古英語ēaġan，波斯語徹深chashm；安世高譯gān為顏（疑刪），眼可擬為*gan；古英語ēaġan‘eyes’中的ġan無疑就是漢語的眼*gan。ġan前的ēa當出自粟特語名詞前的ā（可能是不定冠詞或定冠詞）；ġan前的ēa和哥特語['ahwa]‘江河’中hwa（即漢語河）前的a是同等性質的；古諾斯語auga‘eye眼’（對應於古英語ēaġe‘eye眼’）之詞首au同樣出自ā，同時它還將眼的詞尾-n丟失；古法語在借入的拉丁語詞前亦時有加詞頭e-的現象，如拉丁status‘state’>古法語estat（現代法語état）>中古英語staat‘state國家’、希臘skiouroV (skioyros)>拉丁sciūrus>通俗拉丁*scūriōlus>古法語esquireul、escureul、escurel（現代法語écureuil）>中古英語squirel‘squirrel松鼠’，這個詞頭e-同樣為詞頭a-之音變。古英語ēag亦和漢語的目*muc同源：目mù明屋，越南語mục，王力《同源字典》miuk；支讖譯muc、maud（g）=P.mog為目，支謙譯muk為目；目*muc之m-脫落或音轉為w後之*uc（wu=u）可音轉為古諾斯語之aug（a），而古諾斯語之aug（a）和古英語ēag同源；比較古英語ēag、古諾斯語之aug（a）和古漢語之*muc，原始姬語的目當是*māc。睛jīng精清‘眼珠’，越南語tình，金尼閣çìm、çīn；支讖譯cak為作（精箇、精鐸），睛可擬為*cim。būrǰqīn/būrqǰīn可能是一個靺鞨語詞。būr與英語的blue較為接近：blue中的l換到詞尾後之buel當即būr。英語blue‘藍色的；藍色’和漢語的藍*lām同源：漢語藍*lām中的詞尾m置換到詞頭之*mlā經b/m置換和歌韻向豪韻的音轉（《漢書·西域傳》譯Kabul為高（見豪）附，a被譯為豪韻；閩語訛豪韻為歌韻。古北歐語hār‘high、haugr‘高山或高原’，從hār到haugr顯然發生了ā>au音變；古英ā>中古英語南部方言au，如古英tǣċan、ġetāht‘taught’>南部方言y-taught）變為古英語blāw/blāēw、古弗里斯蘭語blāu、古高德語blāo、古法語blau、blo、bloe，再演變為中古英語bleu/blew（中古英語eu、ew的讀音為[ju:]，與諾曼法語ǖ相對應）。藍*mlā在靺鞨語中的發展大概是：藍*mlā>*bāl>būr。ǰqīn/qǰīn大概相當於漢語的眼或睛：眼*gan>*gjan>ǰqīn/qǰīn，睛*cim>*qing>*gqin>ǰqīn>qǰīn；ǰqīn/qǰīn中的q交換到詞尾之*ǰīnq即是漢語的睛jīng。回鶻文存在換位現象如將突厥語的唐國tabgač換位成tabčag。英語也存在換位現象：如拉丁castra‘camp軍隊的營帳’>古英語ċeaster‘town城鎮’，拉丁語stra>古英語ster；拉丁ōrdō‘row行列’>古法語ordre>中古英語ordre>現代英語order‘次序’；拉丁meretrix‘妓女’>古英語miltestre‘隨軍妓女’，拉丁語ret>古英語lte。漢語和古諾斯語間亦存在換位現象：殺shā審黠、shài審怪、sà《集韻》心曷，越南語sái、sát；支謙譯śal、sal和sad為薩（心曷），心曷之殺可還原為*sal，換位後之*sla即是古諾斯語slā‘to slay殺死’。流音襯音尾-r、-l置換到聲母之後便成為鄭張尚芳先生的後墊/墊音-r-、-l-。現代英語blue讀為[blu:]（詞尾e表示前面的元音u為長元音），būr置換為brū即是現代英語之blue[blu:]。孛兒只斤的原初形式可能是*blūǰīng（即日耳曼語之藍加漢語之睛），*blūǰīng經換位和音轉而成為波斯語būrǰqīn/būrqǰīn。

文化習俗的相似

其次，斯維比人和室韋還有一個重要習俗也是相同的，這一習俗就是斯維比人的綰髻和室韋的“索發”。塔西陀稱：“斯維比人所特有的一個表記是將頭髮抹在腦後，綰成一個髻。這是他們不同於日耳曼其他部落的標誌，也是他們內部自由人不同於奴隸的標誌。……在斯維比人中，就是到了頭髮斑白的時候，還是綰一個蓬鬆的髻，也往往綰在頭頂上。酋帥們則更在髻上加以裝飾……他們只是認為在交戰的時候，將頭髮這樣裝束，可以使自己顯得高大可怕一些，所以他們的打扮自己，說來倒是給敵人看的。”（《日耳曼尼亞志》第38節）綰音同挽，意義是‘把長條形的東西盤繞起來打成結’。綰髻就是把頭髮挽起來打成結。唐代胡人俑在頭頂綰髻。所謂的“索頭”是指綰髻在頭即將長發索（束）於頭上。《魏書·失韋傳》載室韋“丈夫索發。”。室韋“丈夫索發。”和斯維比人綰髻是相同的。鮮卑人只有拓跋魏“索頭”，其他鮮卑髡頭。《翰苑注》所引《漢名臣奏》應奉雲鮮卑“今其人皆髡頭、衣赭，手足庫腫”。王沈《魏書》雲鮮卑“常以季春大會作樂水上。嫁女娶婦，髡頭飲宴。”《後漢書·鮮卑傳》亦云“唯婚姻先髡頭”以上諸書載明鮮卑髡頭。《資治通鑑》“魏文帝黃初二年論”稱：“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胡省三註：“索虜者，以北人辮髮，謂之索頭也。”將“索頭”解釋為“辮髮”始於胡省三，不知有何理據。索suǒ心鐸、山陌“捻繩使緊”“絞合”，索發可解釋為捻繩使發緊、絞合發（將發絞合起來），它和梳辮子的“辮髮”“編髮”是不同的。南朝史家稱系出東部鮮卑者仍為鮮卑，稱拓跋魏則為“索頭”，這表明拓跋鮮卑沾染了室韋索發的習俗。反過來講，東部鮮卑被烏桓同化得更為徹底，採用了和烏桓相同的髡頭髮式；拓跋鮮卑同化程度較淺，仍保留了原來的“索發”習俗。漢王充《論衡·恢國》：“周時被發椎髻，今戴皮弁。”髻jì古詣切（見霽）一總髪，挽發而結之於頂。髻字古作“結”。“髻”之讀音源自綰髻的姬（見之）姓。周人椎髻亦是將長發盤（束）於頭頂。1984年陝西省長安縣張家坡村出土的西周“玉透雕龍鳳人物飾”高6.8cm 、寬2.4cm、厚0.5cm，頭頂綰髻，大耳，下巴短而上翹，大眼，大鼻、高鼻樑、蒜頭鼻，表情似三星堆巫師，“右側玉人較高，但比例小，橄欖形眼,蒜頭鼻高高凸起，小口，下頷尖且前伸，頭頂盤發螺旋狀（即綰髻），腦後有鉤雲紋凸起，左側玉人眼為目雷形，頂有發冠，長髮披肩並向上捲起來，余皆與右側玉人相似”（《中國歷代玉器精品》P54、55）可佐證周人有綰髻習俗。南西伯利亞出土的“匈奴金帶鐍”正中拉弓欲射的武士在腦後挽結，旁邊的彎角羊應是綿羊（《中國聖火》P32）。從在腦後挽結這一點而論，所謂“匈奴金帶鐍”中腦後挽結的武士可視為斯維比人。客省莊第140號墓出土的透雕銅飾中的兩個胡人正在作蒙古式摔跤，他倆在腦後綰髻，當是斯維比（中國稱為鮮卑/室韋）人。斯維比人的綰髻就是將頭髮挽束在頭頂或腦後。斯維比人綰髻的習俗應是周人“被發椎髻”起源的發端。蒙古人的髮型與上述的綰髻、索發不同，蒙古人剪髮並編兩根齊耳的小辮子。《柏朗嘉賓蒙古行記》稱韃靼（蒙古）人“他們如同僧侶一樣在頭頂上戴一環狀頭飾，所有人在兩耳之間都剃去三指之寬的一片地方，以使他們頭頂上的環狀頂飾得以相接。另外，所有人同樣也都在前額剃去兩指寬的地方。至於環狀頭飾與已剃去頭髮的這片頭皮之間的頭髮，他們讓它一直披到眉毛以下，把前額兩側的頭髮大部分剪去以使中間部分的頭髮更加伸長。其餘的頭髮則如同女子青絲一般任其生長，他們把這些頭髮編成兩根辮子，分別扎在耳後。他們都長有小腳。”（第二章第2節）魯布魯克稱韃靼“男人在頭頂剃成一個四方形，從（這個四方形）前角經頭的兩邊一直剃到太陽穴。他們也剃掉鬢角，後頸剃到頸窩上，前額剃到頭頂，上面留下一綹頭髮垂到眉梢。他們留下頭兩邊的發，編成齊耳的辮子。”（第六章第1節）

居所相似

第三、室韋與斯維比人的居所相似。室韋“蘧蒢為室”或“所居或皮蒙室，或屈木以蘧蒢覆，徙則載而行。”蘧蒢qúchú，古代指用竹子或葦子編的粗席。《遼史》稱：“室韋人制牛車如突厥人，但不居氈帳，平時結樹枝為廬舍”。斯特拉波稱“斯維比人是最大的一個民族……住著極為簡陋的臨時棚舍……還效仿著遊牧民族用車輛載著家私，驅趕牧群四方漫遊，哪裡好就到那裡去。”（Ⅻ.1.3）斯維比人“極為簡陋的臨時棚舍”相當於室韋“蘧蒢為室”。

第四、室韋與斯維比人都是猛悍的戰士。室韋“猛悍喜戰”，凱撒稱“蘇威皮族Suebi是所有日耳曼人中最大、最驍勇善戰的一族”（《高盧戰記》卷四1）

穿著

第五、室韋與斯維比人的穿著相同。室韋“有巨豕食之，韋其皮為服若席。”室韋的豬皮衣服猶如蓆子一般；既同蓆子，顯然沒有袖子。凱撒稱蘇威皮族“養成一種習慣，即那怕在最寒冷的地方，除了獸皮之外，什麼東西也不穿，同時又因獸皮的稀少，迫使他們不得不把身體的大部分都裸露在外面。”（《高盧戰記》卷四1）日耳曼“男男女女同樣都在河中洗澡，身上掩遮的同樣只是一片獸革或一塊鹿皮遮布，身體的大部分都聽其裸露在外面。”（《高盧戰記》卷六21）塔西陀稱“在衣服方面，他們都披上一件外衣，用鉤子束緊著，要是沒有鉤子，則用荊棘代替。除此以外，沒有別的衣服，終日圍在火爐邊。最闊氣的人與眾不同之處就在於另穿一件內衣……婦女們的服裝和男子們是一樣的，不過她們經常穿一種亞麻布的衣服，綴以紫色的邊，而它的上部並不放寬使成為袖子；因此她們的胳臂、肩和胸部附近都裸露在外面。”（《日耳曼尼亞志》第17節）室韋與斯維比人都是皮服之人，所穿衣服沒有袖子。

工具

第六、室韋與日耳曼人的渡水工具相同。室韋“度水則束薪為桴，或以皮為舟”。桴（滂母虞韻），用竹或木編成的小筏子。筏：木筏，竹排。《方言》卷九：“筏，秦晉之間通語也。”《廣韻·月韻》：“筏，大曰筏，小曰桴，乘之渡水。”又，海中大船。《集韻·月韻》：“橃，《說文》：‘海中大船’或作‘筏’”筏fá房越切（並母月韻）、北末切（幫母末韻），在王力“先秦音系”和“漢代音系”中“月”的擬音均為[iuɑt]、“末”的擬音是[uɑt]，北末切之筏的先秦擬音是*buɑt。英語稱小船為boat[bəut]，boat即是漢語之“筏”，這反映了古日耳曼人的渡水工具也是筏子。四川話稱筏子為“爬pá子”大概是並母月韻之筏的讀音；也可能是因為筏子緊貼水面，其運行與人的爬行相似之故；或者與“排”有關，因為筏子是由成排的木頭或竹子捆綁在一起而成的，筏與排是有關聯的。現代英語boat，古英語作bāt。後漢三國時期，安世高譯（v）pat為越（於月、匣末），支讖譯gar、gat（v）和gadh為竭（群月）、譯var、vara、vart、rāt和（v）vat為越（於月、匣末）、譯bhad為颰（bá並末、幫月）、譯haṭh（或ḍ）為曰（影月），康僧鎧譯kar為羯（見月）、譯ghāt為竭（群月），支謙譯kar和gad為竭（群月）、譯gul（v）為掘（群月、群物）、譯hul為越（於月、匣末）、譯gat（v）和kap（+ph）為揭（jiē見月、薛，群月、薛，溪月，qì溪祭）、譯bat為颰（bá並末、幫月）、譯vat為曰（影月），康僧會譯（v）pāt為越（於月、匣末），康孟祥、竺大力譯vas為越（於月、匣末）。從筏（並月）的古英語讀音bāt來看，上古月韻實為āt。漢語的舟和英語的keel也是同源詞。舟zhōu照尤‘船’，康僧鎧譯cu、康僧會譯cyu為周（照尤），舟在後漢三國時期的讀音可擬為*cu、*cyu；舟和周同音，舟很可能是周人發明的。中國最早的獨木舟出現在青海樂都（1974-1978年在青海樂都縣柳灣齊家文化墓葬群出土距今約4000年的獨木舟棺180餘件），這裡應是周人的發源地之一。諾斯人入侵大不列顛後，古英語ċēol‘龍骨，平底船，駁船’被古諾斯語kjóll‘keel船’取代。去掉古英語ċēol、古諾斯語kjóll的流音襯音尾，詞根ċēo、kjó顯然就是漢語的舟*cyu。“以皮為舟”應是一種皮囊筏子，大概類似於今天的皮划艇或中鋒舟。伊朗人將皮囊筏子稱作客列克kalak，表明這種皮囊筏子為鬲*karak人發明的。

婚禮習俗

第七、室韋、日耳曼人的婦女只能有一個丈夫的習俗相同。”室韋的這一習俗明顯不同於匈奴等草原民族“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的普遍習俗。塔西陀稱日耳曼人“他們大概是野蠻人中唯一以一個妻子為滿足的一種人：雖然也有極少數的例外，……”“如果妻子與人通姦，丈夫就將她的頭髮剃光，剝去衣服，當著她的親戚將她趕出家門，穿行全村將她苔打一遍。”“她們只能有一個丈夫，猶如只有一個身體、只有一次生命一樣，因此她們不會三心二意。”（《日耳曼尼亞志》第19節）

第八、室韋與日耳曼人都有嘯聚的習俗。室韋“每弋獵即相嘯聚”。塔西陀稱日耳曼人“在臨陣之前，總要首先唱著赫爾丘力士的讚歌。他們還往往發出一種呼嘯的聲音，他們把這種呼嘯稱為‘拔力吐barritus’”（《日耳曼尼亞志》第3節）

第九、室韋與日耳曼人都養豬和食豬肉。凱撒的《高盧戰記》和塔西陀的《日耳曼尼亞志》並未記載日耳曼人養豬和食豬肉。現代作家或者是根據古人的記載或者是根據考古發現，稱日耳曼人和凱爾特人有養豬和吃豬肉的習俗。這種習俗正和室韋、豕韋的習俗相同。將來或許會證實豕韋的巨豕和日耳曼人豬豕是同一品種。是否養豬是一個具有重要區別意義的習俗。阿拉伯人、猶太人和穆斯林不僅不養豬，而且禁食豬肉。古代的斯基泰人也沒有養豬習俗，希羅多德稱：“斯奇提亞人是完全不用豚類作犧牲的。而且他們國內是絕對沒有養豬習慣的。”（《歷史》Ⅳ63）室韋無羊並非當地環境不適宜羊的生長，而是因為室韋絕對沒有養羊習慣造成的。北京房山出土的鞘罩上的高加索人種或即日耳曼人。日耳曼人的馬匹也隱約透露出他們曾在蒙古大草原或甘青地區生活過的信息。日耳曼人騎乘的是矮種馬（可能是蒙古馬），而不是古羅馬人騎乘的歐洲高頭大馬。如果考古遺傳學能夠證實日耳曼人的馬匹確實是蒙古馬，那么可以肯定日耳曼人曾在蒙古草原或者甘青地區生活過，並且將這一地區的品種帶到了歐洲。凱爾特人的樺樹皮斗篷似乎也印證著他們曾在中國生活過。

區別匯總

禮葬

室韋與日耳曼人在習俗上的較大區別是：兩者的葬式不同。室韋“每部共構大棚，死者置屍其上，喪期三年。”日耳曼人則火葬：“在他們的葬禮中，沒有什麼繁文縟節；對於有名望的人，專用某幾種木材來焚化他的遺體，這就是他們唯一的儀節了。在火葬的柴堆上，並不堆積壽衣和香料，只是將死者的甲冑、有時連他的坐騎，投入火中。墳墓就是一個小草坡。”（《日耳曼尼亞志》第27節）但近代考古發現表明日耳曼人的葬式並不完全是火葬。在塔西佗較熟悉的萊茵河下游地區曾發現過許多骨灰，埋葬處的明器較少，屬於火葬。但在日耳曼尼亞其他地域所發現的墳墓中，其在公元以前者即已不是火葬墳而是屍葬墳，不過明器較簡陋；至於公元一世紀以後者，明器也逐漸講究起來，其中發現許多由羅馬進口之銅器、玻璃瓶及少數銀器。另外室韋的早期葬俗同契丹相同，而契丹在將屍體置與山樹上三年後“乃收其骨而焚之”，火化骨頭也是火葬之一種。

語言

室韋講的語言是靺鞨Malgal語。《魏書·失韋傳》記載：“……又北行五日到其國，有大水從北而來，廣四里余，名[木奈]水。國土下濕，語與庫莫奚、契丹、豆莫婁國同。”這條記載是今日將古代室韋與鮮卑各遺族歸屬於蒙古語族的依據。

靺鞨語和夷語（可能還有突厥語）的混合形成了通古斯語族。靺鞨語和突厥語的混合形成了今蒙古語，蒙古語中有大量的突厥語借詞。蒙古人和回鶻人一樣，在突厥人的鐵蹄之下被迫突厥化。作為靺鞨人後裔的滿人，他們的祖先講的當是靺鞨語。靺鞨語應是滿-通古斯語族的祖語之一。在滿-通古斯語族中我們仍能見到個別的日耳曼語辭彙，如錫伯語sun‘太陽’和英語sun‘太陽’完全相同，滿語shun‘太陽’亦與英語sun非常相近。錫伯語nan‘人’（越南語nhan）可視為日耳曼語man的音轉（m>n）。滿-通古斯語族的人稱代詞和古英語人稱代詞同源。我：鄂倫春bii、鄂溫克bii、赫哲bi、錫伯bi、滿bi，它們與古英語第一人稱與格、賓格單數me接近。我們：鄂倫春buu、鄂溫克buu、赫哲bu、錫伯bo、滿be，滿語之be與古英語第一人稱主格複數we特別接近。你：鄂倫春ʃii、鄂溫克ʃii、赫哲ɕi、錫伯ɕi、滿si；它出自古英語第二人稱代詞主格單數ƥu（即古漢語汝*ƥu；與格單數為ƥe）：ƥ讀[θ]、u音轉為i即是滿語si，滿語si再齶化為ʃii、ɕi。滿-通古斯語族的‘二’亦出自古英語：鄂倫春ʤuur、鄂溫克ʤuur、赫哲ʤuru、錫伯dʐu、滿zhuwe；古英語中性數詞tū‘two’之聲母t音轉為照母即為上述諸語言‘二’的詞根。滿-通古斯語族的‘誰’（鄂倫春nii、鄂溫克awʋ、赫哲ni、錫伯və、滿we）和漢語‘何’、英語who同源。何hé胡歌切（匣歌）、越南語hà，疑問代詞。1、什麼。《公羊傳·隱公元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2、為什麼。《孟子·滕文公上》：“且許子何不為陶冶？”3、誰。《孟子·萬章下》：“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漢書·嶲不疑傳》：“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奸詐。”註：“凡不知姓名及所從來者，皆曰何人。”《說文系傳·人部》：“何，誰也。”4、哪裡、何處。《史記·張儀列傳》：“軫不之楚何歸乎？”又疑問副詞：怎么，豈。《論語·公冶長》：“賜也何敢望回？”。何從可得聲；可kě溪哿，越南語khả。比較古拉丁語疑問代詞qua‘誰，哪一個，什麼’，古英語hwā、古弗里斯蘭語hwā“誰，什麼”，梵語ka-s‘誰’，原始姬語的何可擬作*kha:或*gā。原始姬語何*kha:發展為古英語和古漢語的hwā、中古英語和中古漢語的whō（即hwō）、現代英語who[hu:]和現代漢語hé（金尼閣作hô）。‘何’對應古英語疑問代詞單數hwā‘who’（陽性、陰性主格）。何*gā>*ngi>ni即是鄂倫春、赫哲語的誰，何*gā>*vā（支讖譯vā為和（匣戈、匣過））>滿we、錫伯və、鄂溫克aw（ʋ）。滿-通古斯語族的‘那（個，張）’（鄂倫春tarI、鄂溫克tarI、赫哲ti、錫伯tər、滿tere）源自古英語定冠詞生格複數ƥāra：古英語字母ƥ演變為現代英語的th-，th在現代英語中可讀為[t]，因此ƥ可演變為t；*tara可演變出滿-通古斯語族的‘那（個，張）’。滿-通古斯語族的‘這（個，張）’（鄂倫春əri、鄂溫克ərI、赫哲əi、錫伯ər、滿ere）和現代英語this‘這個’皆源自源自古英語近指代詞中性單數主、賓格ƥis：古英語字母ƥ可比對為漢語日母，古英語ƥi相當於漢語兒（ér日支、ní疑齊，越南語nhi）、而（ér日之，越南語nhi）、耳（ěr日止，越南語nhĩ）、爾（ěr日紙，越南語nhĩ）、二（èr日至，越南語nhị），從古英語ƥi到漢語er發生了ƥi>er音轉；ƥis中的ƥi音轉為er、-s脫落即形成滿-通古斯語族的‘這（個，張）’。滿-通古斯語族的‘耳朵’（鄂倫春ʃEEn、鄂溫克ʃEEn、赫哲ɕan、錫伯san、滿shan）和漢語‘耳’、英語ear[Iər]‘耳朵’同源：原始姬語耳*ƥar在前英語中發生ƥ>y產生*yar形成古英語中性名詞ēare‘ear耳’，原始姬語耳*ƥar音轉為日止之耳*ƥi（r）；原始姬語耳*ƥar在滿-通古斯語族中發生ƥ>s（其實就是ƥ的[θ]讀音）>sh、ʃ、ɕ、-r>-n以及a>EE從而形成滿-通古斯語族的‘耳’。日*ƥar/*ƥat（rì日質，越南語nhật、nhựt；康僧鎧譯kṛt為吉（見質）、譯mit為蜜（明質）、譯yat為逸（喻質），支讖譯mat和madh為蜜（明質）、譯rīt為栗（來質）、譯sid為悉（心質）和膝（心質），支謙譯kirt為詰（jié溪質）、支謙譯（v）jit、（v）ji為逸（喻質）、譯mad為蜜（明質）、譯tis為蛭（zhì照質、端屑、端質），康孟祥、竺大力譯sud為悉（心質））的演變如下：日*ƥar/*ƥat中的ƥ讀為[ð]、a音轉為i、詞尾-r/-t脫落即是漢語的日ri，日*ƥar/*ƥat中的ƥ讀為[θ]、a音轉為u、-r音轉為-n即是英語、錫伯語之sun、滿語之shun；日*ƥar中的ƥ音轉為n，即是蒙語之nar（an）；日*ƥar中的ƥ音轉為s/ʃ、a音轉為i、-r-音轉為k/-g即是吳語之食（食shí神職、yì喻志，越南語thực）和鄂溫克ʃigun的詞根ʃig（詞尾-un和蒙語naran中的-an是同一性質的後綴），ʃigun中的音轉ʃ為ɕ、g音轉為w即是赫哲語之ɕiwun；另外，鄂溫克語dIlaʧa中的詞根dIl-亦出自日*ƥar。熱rè日薛，越南語nhiệt，英語heat[hi:t]；比較錫伯語χalχun、滿語haluun，原始姬語可擬為*ƥal。英語land、sand中的-nd顯然和古英語hund‘dog’中的後綴-nd是同一性質的，比較吐火羅語ku、漢語狗*ku以及愛爾蘭語cū可知這個-nd是沒有任何構詞意義的襯音尾，於是英語sand和漢語沙shā同源（竺律炎譯ṣan為沙），這個襯音性質的-nd就是蒙語中的無厘頭詞尾-n；land的詞根la顯然和赫哲、錫伯、滿語之na‘土’同源。上面所述諸詞所顯露出的滿-通古斯語族和日耳語的同源關係僅僅是對100詞表的粗略考證得出的結果，滿-通古斯語族和日耳曼語言的同源詞顯然遠不止這些。

史書記載

室韋的得名可能源自室韋人以豬皮為衣。室韋養有巨豕供其食用和“韋其皮為服若席。”因圍（韋）豕皮為服，所以叫豕韋（圍）。豕（豕shǐ審紙，越南語thỉ）、室（shì審質）同為審母三等字，豕綴加-r（古北歐語與古英語比較，古北歐語好在詞尾綴加-r尾）後即是室也，室韋即豕韋也。徐中舒在《夏史初曙》中說：“夏代屬國中的韋、顧、昆吾三族：韋在《國語》、《左傳》皆作豕韋，韋即豕韋的省稱。今河南滑縣東南有廢韋城，當即古代豕韋所在之地。顧，《古今人表》作鼓，鼓即春秋時代的白狄之鼓，其地在今河北靈壽。《左傳》稱衛為昆吾之虛，其地在今河南濮陽。此三族在殷、周時代只豕韋人口眾多，逐次北遷，遠及於黑龍江與內、外興安嶺一帶，鼓及昆吾則仍留居河北、河南諸地。”豕韋，上古部落名，彭姓，為商所滅。《詩·商頌·長發》：“韋顧既伐”漢鄭玄箋：“韋，豕韋，彭姓也。”彭péng並庚、páng《集韻》並陽‘旁，近’，越南語bành。韋之古音為*bi或*be，綴加詞尾-m後即是彭*bem。漢班固《白虎通·號》：“大彭氏、豕韋氏霸於殷者也。”故地在今河南滑縣東南。夏末與己姓的顧（今山東鄄城東北）、昆吾（今河南濮陽）助桀為虐，為商湯所滅。《國語·晉語八》：“在周為唐杜氏”韋註：“唐、杜，二國名。豕韋自商之末，改國於唐，周成王滅唐而封弟唐叔虞，遷唐於杜，謂之杜伯。”。“在商為豕韋氏”韋註：“商，謂武丁之後為豕韋氏。”《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夏後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杜註：“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為豕韋氏。”《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杜註：“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史記·夏本紀》：“陶唐既衰，其後有劉累……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受豕韋之後。”“索隱”引《系本》：“豕韋，防姓。”這裡的防姓即鄭玄箋所稱之彭姓。彭*bem為防（fáng並陽、並漾）*bam之音轉。《國語·鄭語》載祝融之後八姓，其中，“大彭、豕韋，為商伯矣。……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韋註：“彭祖，大彭也。豕韋、諸稽，其後別封也。”《漢書·高帝紀》師古註：“殷末豕韋徙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豕韋即韋，從豕韋=韋可推知這裡的豕為虛詞，豕在這裡應是英語定冠詞the（古英語單數陽性主格sē、單數陰性主格sēo、單數中性主格ƥæt，複數陽性、陰性、中性主格和賓格均是ƥā）的音譯，這個音譯字同時表明韋是養豕之族群。“豕韋北遷後又稱室韋或失韋。豕、室、失皆審母三等字的聲轉。豕韋以養豬食其肉、並以豬皮為衣得名。”（徐中舒《夏史初曙》）家豕的蓄養在中國存在由東向西的傳播。安特生《甘肅考古記》曾引高本漢的意見稱：“甘肅長方式石鐮之存在，家豕之蓄養，及葬埋之習慣等事，此種文化上之遷移，實由河南而至甘肅。”夏*gal（即羯*Car）族中的一支豕韋被商滅亡後，開始了向北和向西的遷徙，一部進入遼寧，一部進入西伯利亞，另外的則經過漫長的遷徙通過中亞進入萊茵河流域。這些向外遷徙的豕韋人亦將他們“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的習俗以及飼養的巨豕品種帶到了他們的新居地。他們在遊牧化浪潮中受到赤狄（雅利安Aryan、蒲類*Bar、烏桓*Avar=阿跋）遊牧生活方式的衝擊和擠壓。騎射方式的機動性和在速度上的巨大優勢迫使他們中的一些群體接受了遊牧生活方式，成為了遊牧民。在中國歷史上，鮮卑由北向南遷徙，豕韋則由南向北遷徙。鮮卑和豕韋的經濟形態完全不同。可以假設遷徙到中亞和東北的豕韋人在遊牧化後被稱為Sarmatae人、Sarmadana（即且末）人和鮮卑*Sarbi人，而在東北未被遊牧化的豕韋人被稱為室韋*Sir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