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定次郎於1866年出生在大阪古董商家庭中，原名安達定次郎，幼年隨父親出入於古董商鋪中，耳濡目染對於古董的買賣交易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3歲那年安達定次郎作為學徒進入了當時大阪頗有名氣山中吉兵衛商店，邁出了日後成為大古董商的第一步。
基本介紹
山中商會,全球富豪群起爭寶,《清代皇室寶物的流出》,恭王府文物,
山中定次郎
山中定次郎
山中定次郎安達定次郎在學徒期間靠著勤奮、堅忍不拔的個性，不斷積累著經商經驗和鑑定文物的知識，在經商中不斷接觸到來自歐美的學者和收藏家，給年輕的安達定次郎打開了一扇通向世界的大門，使他意識到東方藝術品在未來的東西方交流中會產生很大的市場，會獲得巨大的利益。聰明的安達定次郎發現了一條雄飛世界之路，他開始上夜校學習英文，積累知識，為未來走向世界打下初步的基礎。安達定次郎人生第一次轉機是在他23歲那年，古董店主人山中吉兵衛把自己的長女許配給安達定次郎，他入贅山中家族改姓山中定次郎，隨後開始了為山中商會進入歐美市場開疆拓土之路。1894年在紐約開設古董店，之後在波士頓、芝加哥陸續開設分店，1900年在倫敦開設分店； 1905年在巴黎開設代理店，山中商會在短短的幾年間抓住20世紀初歐美經濟高速發展，富裕階層對於東方藝術品的好奇、渴求的心理，快速在海外建立了銷售網路，培養了東方藝術品在歐美等地的銷售市場。隨著海外市場對中國藝術品需求的擴大，山中商會把目光轉向了擁有悠久歷史、古董文物珍藏最豐富、市場交易最活躍的中國北京，開始在北京建立山中商會支店，邁入了山中商會在中國發跡的歷史。山中商會是20世紀初外國人開設於中國境內的最大古董買賣機構。山中商會在中國活動長達30多年。根據有關專家介紹,根津美術館收藏的這些鐘錶是根津嘉一郎1910年左右從日本著名的山中商會所購得。出售給根津嘉一郎的這批鐘錶正是當時山中商會的掌門人山中定次郎。山中定次郎在加入山中商會之後，迅速地開發了歐美市場，並與美國巨商客戶建立了良好關係，在他的客戶中還有美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後來隨著山中商會資本的巨增，便開始鼎力收集東方古美術品，尤其是在北京開設分店期間，該商會收集了大量的中國珍貴的藝術品，致使大量中國文物流失海外。
那么山中定次郎又是從哪裡得到這些鐘錶的呢？根據《山中定次郎傳》記述，系山中定次郎從當時的恭親王溥偉手中買到。據悉，在辛亥革命不久後，除書畫以外，恭王府的古董幾乎全部匯總賣給了日本的山中商會。這次採購，雖然具體的購買規模不太清楚，但根據《山中定次郎傳》一些記述的描述例如“數額不同於十萬或二十萬”，“無論哪個商人，這是一生不會再有的事情”可知這次大規模的收購肯定是一次巨額的交易，極有可能以百萬日元來計量，其數額無論是與辛亥革命前後中國古董品年輸出額相比，還是與民國十三年清朝皇室以古董為抵押、在北京鹽業銀行借下的最高借款額相比，都毫不遜色。而這批清宮的御藏鐘錶就在這次的收購名單中。後來這批文物被迅速運回日本分類整理，並被分為三批出售，一批運往美國拍賣，一批運往英國拍賣，一批留在山中商會設在日本和美國的古董店中零售。現在美國拍賣圖錄和英國拍賣清單都已找到。當時的根津嘉一郎就是從山中商會的得到了這批珍貴的清宮鐘錶。
山中商會
山中定次郎13歲那年安達定次郎作為學徒進入了當時大阪頗有名氣山中吉兵衛商店，邁出了日後成為大古董商的第一步。1894年在紐約開設古董店，之後在波士頓、芝加哥陸續開設分店，1900年在倫敦開設分店； 1905年在巴黎開設代理店。隨著山中商會在歐美市場銷售網路的建立，採購大量的中國藝術品成為其經營成敗的關鍵。當時的北京正處於中華民國建立的時期，朝代的更替帶來了很多新的變化。在文物考古市場上出現了幾大新發現。1905年5月敦煌莫高窟的主持王道人以其不經意的發現，竟扣開了一座千年藏經洞——北宋晚期僧人們掩藏起來的藏經洞，洞中的經文、書卷引來了歐美各路探險家，將敦煌文物經敦煌、蘭州、北京運往世界各地；不久，河南安陽小屯發掘出了大量青銅器、陶器、玉器等；同時，陝西周原出土、盜挖出大量青銅器，如周公鼎、散氏盤、大盂鼎、小盂鼎等標誌著西周王朝社稷的禮器；洛陽北面的邙山歷史上墓冢林立，幾無臥牛之地，隨著京漢鐵路穿山而築，大量的地下墓穴被挖掘，埋藏在地下的文物唐三彩、陶器、青銅器、古玉器等流入了北京、上海的文物古董市場，隨後迅速被嗅覺靈敏的古董商轉售到海外市場，清朝的皇親貴族，隨著末代皇帝溥儀的出宮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基礎和依靠，開始以變賣家中的古玩、書畫維持時日。同時溥儀從宮中帶出的宮廷瓷器、皇家收藏的字畫也以抵押方式流入了民間。1928年軍閥孫殿英在清西陵盜墓，人為地造成了大量國寶流入市場。綜上所述，在民國初年北京的古董文物市場，迎來了一個空前繁榮、交易活躍的時期，大量歷朝歷代的珍貴文物，皇家瑰寶雲集於市，歐美、日本各國的收藏家、學者、文物商販一時聚集在京城，八仙過海，各顯其能，紛紛搶購中國的文物珍寶，運往海外。這一時期是中國文物流向海外市場數量最多、質量最精的時期。由於朝代更替，社會動盪，破落的皇親貴族變賣家產，新興的權貴、商人大肆收購，海外市場對中國藝術品的強勁需求，造成了歷史上中國文物第一次大規模的轉手流通。 山中商會適逢其時，看準這一歷史變遷的巨大商機，於1901年在北京東城麻線胡同3號設立辦事處，隨著業務的發展，在1917年購入肅親王家的一處300平米的四合院作為山中商會在北京支店，正式開展在北京收購中國古董的業務，山中商會北京支店長是高田又四郎，日本店員4人，中國雇員15人。每年山中定次郎來北京二次，大約停留2周左右。事先由北京支店聯絡北京古玩行業的經營者、攤商來山中商會的院中以擺攤的方式將各自的古玩收藏擺放在6尺的長桌上，由山中定次郎帶領來自歐美各分店的採購人員按照各個市場的需求選購各自所需的商品。然後，由北京支店的雇員負責按各市場進行分類，運輸，同時負責結賬。在連續幾天的採購中來自北京及外地的古董商每天有200人左右，他們乘坐人力車將各自的藏品和各類文物帶到山中商會北京支店，供山中商會挑選，大量的中國古董文物就這樣以大宗貿易的方式大量流入了歐美市場，為山中商會在歐美各國的分店提供了源源不斷的高品質的中國藝術品。山中商會在北京經營期間，支店長高田非常注意和北京琉璃廠的古玩商進行交往，及時了解市場上出現新的古董信息和流向，敢於出高價購買稀有、奇特、珍貴的古董文物，同時高田還積極和北京的清代王府貴族、大收藏家交往，建立聯繫渠道。1912年恭親王小溥偉為了幫助末代皇帝溥儀進行復辟活動籌集軍餉。決定將恭親王府的收藏全部出售。得到訊息的山中定次郎在友人山中六三郎、岡田友次的陪伴下，來到恭親王府觀看恭王府珍藏的珍寶。恭王府的珍藏分為如意庫、書畫庫、玉器庫、青銅器庫等幾十座寶庫。其中不計其數的珍寶落滿了灰塵，在玉器庫中恭王府管家捧起一堆翡翠飾品向山中定次郎問道：“這些東西你打算出多少錢收呢？”山中定次郎臉上浮現一絲驚喜，暗想這次買賣可做大了。經過權衡，山中商會決定以34萬大洋買下了恭王府除了書畫以外的青銅器、陶瓷、玉器、翡翠等全部收藏，對於山中商會而言是一次大的賭博，同時也給山中定次郎帶來一生最大的輝煌，奠定了山中商會成為世界上最大中國古董文物交易商的堅實的基礎。這批恭王府舊藏在山中商會購買後的第二年，即1913 年在美國紐約美國藝術畫廊以名為“天上藝術至寶”的專題，印製了燙金的圖錄進行拍賣，拍賣結果轟動了美國收藏界，被認為是中國藝術品極品收藏，拍賣成交紀錄超過了27萬美金，在當時是破紀錄的天文數字，拍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第二年1914年，同樣在紐約的“美國藝術畫廊”山中商會舉辦了題為“天津中國貴族的個人收藏及山中商會在北京採購的文物”的專題拍賣會。拍賣會成交額近20萬美金，再次取得了成功。 山中商會以二次拍賣為契機，取得了生意上的巨大成功。在其後的1916年在紐約舉辦了11次中國古董美術品拍賣會。由此，山中商會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最大的中國藝術品交易商。這批山中商會購買的恭王府文物究竟包括了哪些奇珍異寶，對於後世來說始終是個謎。據國內得到的一本1913年紐約拍賣圖錄，似乎能夠解開恭王府文物的部分謎團。該圖錄為英文印刷，扉頁上有小恭親王溥偉的朝服照片，裡面圖文並茂地介紹了當年在紐約拍賣的恭王府藏品，有玉器、青銅器、陶瓷、木器、琺瑯、石雕、織繡等7大類500餘件。通過山中商會在中國的發跡、盛衰歷程，我們看到了中國古董藝術品近百年來在海外流轉的基本脈絡。在清末民初社會動盪的亂世中大批精美珍貴的中國藝術品大量散失海外，所幸的是歷經戰亂、世事滄桑，多數中國藝術精品還留存在國外美術館和私人藏家手中，未被毀滅，默默地承擔著傳播中國藝術文化的重任。今天，富裕起來的中國的有識之士，走出海外尋寶，將散失在海外的大量中國藝術品帶回中國。盛世興收藏，但願流失海外的中國文物，歷經百年滄桑能夠在回歸中國故里後，得到更好地保護和珍藏，使中國傳統文化能夠得到更好地延續和發展。
全球富豪群起爭寶
這場拍賣的爭奪激烈，來自中國大陸、中國台灣地區、中國香港地區、美國、俄羅斯、中東及歐洲藏家參與競拍，拍賣耗時1個多小時才結束。成交情況是15件御藏鐘錶100%成交，總成交額取得了2.8億元港幣，這也是香港佳士得此次春季拍賣的第3高的單場拍賣，平均到每一具鐘錶的價格更是高達1873.07萬港元，其中有4具鐘錶的拍賣價格超過了3000萬港元。
清乾隆《鎏金銅鑲嵌琺瑯料石轉花花盆頂水法音樂鐘》以3952.75萬港元被一位歐洲私人藏家買走，這件鐘表用精緻的琺瑯與無數的人造寶石結合在一起，更顯裝飾的華麗，自動鐘機件看來簡單又引人入勝，每當音樂鐘聲響起，底座上的歐洲人物群像就會同時起舞；花盆中亦有一朵花伴隨樂聲轉動。堪稱同時期中國工藝品的代表作。這是全場最高價，這個價格也創下了中國座鐘拍賣價格的世界紀錄。
18世紀晚期《喬治三世鎏金銅鑲嵌琺瑯料石轉花水法音樂鐘》以3616.75萬港元成交，這具音樂鐘與佳士得2001年售出的一具時鐘原屬一對，此次創下了英國座鐘拍賣價格的世界紀錄。每當樂聲響起時，該鐘前活門隨即打開，展現出多艘航行的帆船。
清晚期《鎏金銅鑲嵌琺瑯料石轉字音樂鐘》，以3392.75萬港元成交。
清乾隆《鎏金銅鑲嵌琺瑯料石轉花花盆頂報時鳥音樂鐘》3168.75萬港元成交。
從香港佳士得公司公布的買家名單中，10件被亞洲私人藏家購藏，1件被中國私人藏家買到，剩下被歐美私人藏家購得。拍賣的結束標誌著又一出悲歡離合的大戲到了幕間休息的時候了。
香港佳士得“日本東京根津美術館藏清宮御藏鐘錶”專場拍賣成交記錄表
名 稱 估 價 成交價(RMBHKD)
清乾隆 鎏金銅鑲嵌琺瑯料石轉花花盆頂水法音樂鐘 HKD 2,500,000-3,500,000 35,179,475 39,527,500
18世紀晚期 喬治三世鎏金銅鑲嵌琺瑯料石轉花水法音樂鐘 HKD 4,500,000-6,500,000 32,189,075 36,167,500
清19世紀晚期 鎏金銅鑲嵌琺瑯料石轉字音樂鐘 HKD 1,000,000-1,500,000 30,195,475 33,927,500
清乾隆 鎏金銅鑲嵌琺瑯料石轉花花盆頂報時鳥音樂鐘 HKD 4,500,000-6,500,000 28,201,875 31,687,500
清乾隆 鎏金銅鑲料石轉花胡人獻寶音樂鐘 HKD 2,500,000-3,500,000 26,208,275 29,447,500
清乾隆 鎏金銅鑲嵌琺瑯料石轉花萬壽無疆音樂鐘 HKD 4,000,000-6,000,000 24,214,675 27,207,500
清19世紀晚期 鎏金銅鑲料石轉花人物天官賜福水法音樂鐘 HKD 700,000-900,000 15,243,475 17,127,500
清乾隆 鎏金銅鑲嵌琺瑯轉花太平景象音樂鐘 HKD 2,000,000-3,000,000 15,243,475 17,127,500
清乾隆 鎏金銅鑲嵌琺瑯料石雲石座葫蘆自擺鐘 HKD 1,200,000-1,500,000 9,462,035 10,631,500
18世紀 鎏金銅鑲嵌琺瑯料石雙柱容鏡音樂鐘 HKD 1,200,000-1,500,000 6,770,675 7,607,500
清乾隆 鎏金銅鑲嵌料石自開門跑人音樂鐘 HKD 1,500,000-2,000,000 6,764,000 7,600,000
清嘉慶 鎏金銅鑲嵌料石飛鷹鐘 HKD 1,200,000-1,500,000 5,773,875 6,487,500
18世紀晚期 喬治三世鎏金銅鑲嵌料石轉花音樂鐘 HKD 300,000-400,000 5,474,835 6,151,500
18世紀晚期 喬治三世鎏金銅鑲嵌琺瑯料石水法頂櫃箱音樂鐘 HKD 1,500,000-2,000,000 5,275,475 5,927,500
18世紀晚期 喬治三世鎏金銅鑲嵌琺瑯料石轉花音樂鐘 HKD 6,000,000-7,800,000 3,851,475 4,327,500
根津美術館藏的15具自鳴鐘有8件都是於乾隆末年在廣州製造。這是由於當時廣州是與西方最早建立聯繫的視窗，當時國內的時鐘主要在廣州當地製造。廣州的工匠對歐洲時鐘接觸的機會較多，不少人肯定曾經裝配過或者修理過由歐洲進口的時鐘，所以在製作的風格上也承襲了歐洲畫工精細的琺瑯鐘面、色彩繽紛的人造寶石，以及各種裝飾技巧。所以這批藏品具有相當高的收藏價值。
歐洲的機械鐘錶始於14世紀，直到18世紀時，鐘錶在歐洲仍屬於真正的奢侈品。在16世紀中期，由耶穌會教士用作貢品來博取朝廷的禮遇，以便教會可以在中國立足。就這樣，西洋鐘錶這種新鮮玩意被帶到了中國。
明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義大利傳教士利馬竇向明神宗進獻了兩座自鳴鐘,在當時的宮廷內引起了轟動。到了清代，在清代帝皇推崇下，中國更舉國興起一片時鐘藝術熱潮。清宮內務府造辦處在雍正十年將貯存、修理、製作鐘錶的處所改名為“做鐘處”。做鐘處主要是奉皇帝之命製作更鐘、自鳴鐘和時樂鐘等,由造辦處內漆、木、金、玉、牙、鑄爐、槍炮等作坊配合製作。為了保證鐘的質量,有時還要通過廣東海關購買發條、錶盤等。製作一件大型鐘錶需用幾年功夫。康熙、乾隆二帝更是均雅好收藏鐘錶，二帝均因對自鳴鐘情有獨鐘，而有詠頌自鳴鐘的御製詩文。耶穌會教士沙如玉（Valentin Chalier）在乾隆初期估計清廷已有自鳴鐘4000具以上，據說自鳴鐘之聲，在紫禁城內終日隨處可聞。時鐘已成宮廷生活必需品，作為舉行各種宮廷儀式的時間依據。
此時，外國政府及高官進獻給中國帝皇而訂製的時鐘，報時功能反在其次，越來越多的具備自動機械及八音盒等新穎功能，在鐘錶的設計上也大都兼具中西合璧的裝飾元素；甚至以自動機械與八音盒為主要特色。這場拍賣中15具鐘錶之中，13具兼備音樂功能，12具是自動鐘。這批御用時鐘，不論是原產中國還是歐洲，都是以設計華麗著稱。無論從匠心獨運的時鐘外殼、音樂功能、活動零件，還是表面富麗堂皇的鎏金以及鑲嵌的各類色彩繽紛寶石無一不令人嘆為觀止。再加上這些鐘錶採用了當時世界上最為先進的製作技術，音樂機心與多重自動機械；部分時鐘活動零件之多，使人眼花繚亂。
《清代皇室寶物的流出》
日本仙台市東北大學富田升教授撰寫的《清代皇室寶物的流出》（2002年6月由日本放送出版協會出版）專著，其中專題介紹了1912年一位名為山中定次郎的日本古董商，曾從恭王府通過小恭親王溥偉掠奪性購買了除書畫以外的536件恭王府文物，並於1913年分別在美國紐約和英國倫敦進行兩次專場拍賣。
通過多方協助，恭王府研究人員前往日本大阪與山中定次郎第四代後裔山中讓先生見面，他惠贈當年的拍賣圖錄《紐約1913年AAA恭親王競賣》，這本圖錄在日本山中商會的檔案室中保存了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由於是至今為止唯一一本有可靠的文字及圖片記載恭王府流失文物的書籍，因此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和研究價值。通過這本圖錄，恭王府陳設用瓷的歷史信息逐漸顯露出來。
這本圖錄所記載的536件拍品包括青銅器、玉器、瓷器、牙雕、水晶、翡翠、寶石等清代宮廷藝術品。其中，瓷器的拍賣主要集中在1913年3月1日紐約藝術畫廊舉行的拍賣會上，共拍賣了133件。歸納瓷器的品種，白釉器物較多，共有35件，占瓷器總器數的26%，其中有宋代定窯系的白釉水盂、明初永樂官窯甜白碗、清雍正時期的景德鎮官窯白釉文房用品、明清兩代德化窯觀音塑像及文房清供；青花五彩瓷器有35件，占總瓷器數量的26%，以明末清初的景德鎮觀音尊、棒槌瓶居多；在瓷器中還有63件康熙、雍正官窯生產的單色釉瓷器，有烏金、藍釉、灑藍描金、紅釉、豇豆紅、郎窯紅、黃釉、天藍釉、孔雀綠釉、金醬釉、珊瑚紅、郎窯綠、蘋果綠、茶葉末等十幾個品種。
從圖錄看恭王府舊藏瓷器的年代跨度為宋至清；種類以景德鎮明清官窯為主，兼有鈞窯、定窯、哥窯等宋代名窯，還有少量的地方窯，如德化窯、法華瓷等品種。這些瓷器造型精美，製作精良，而且每件都有原配的硬木底座，從器物造型及藝術價值分析，應為恭親王府內殿堂和大書房的日常陳設之物。
山中商會1912年一舉買下恭王府除書畫外所有珍藏寶物後並未急於出手，而是在近一年後才在紐約進行了大規模的拍賣，也正是這次拍賣奠定了山中商會的霸主地位。在《近代日本的中國藝術品流轉與鑑賞》一書中，作者富田升記錄了紐約拍賣會定價總額大約為27.6萬餘美元。他推測從購買到拍賣這一年的時間內，“通過店頭乃至個別銷售等，已經賣掉了相當多的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付與拍賣了。若真是這樣，拍賣正如字意，成了在庫廉賣。”因此我們從這本拍賣圖錄中所看到的瓷器，可能只是恭王府原藏眾多精品中的一部分。儘管如此，這本圖錄無疑是迄今為止最詳實的有關恭王府用瓷的原始記錄，從中可以窺見王府用瓷的規格和主人的審美興趣。由此分析恭親王時期恭王府的陳設用瓷均為歷史名窯製品及清前期景德鎮官窯製品，府主的審美觀念偏重於素雅的單色釉。
修繕工地出土瓷片為研究恭王府生活用瓷提供依據
從1913年美國紐約拍賣圖錄中我們基本了解了恭王府收藏瓷器的種類、檔次，但這些瓷器絕大部分都是屬於陳設、文房、祭祀用具。那么，王府當時的生活用瓷又應該是什麼檔次？有哪些種類呢？
恭王府府邸中路的銀安殿早於1925年燒毀，2006年進行遺址考察時，在原址東北側出土了大量瓷片，這些瓷片中有宋代磁州窯系的黑釉、白地黑花、宋三彩、金元時期的北方粗瓷，更多的是明晚期青花瓷、清前期青花瓷及清晚期青花渣瓦窯粗瓷等，總體上民窯粗器為主，兼有少數的清代前期官窯瓷器碎片。釉色以青花為主，兼有少量粉彩、五彩、單色釉等。
王爺享受著宮廷贍養，衣食住行無不講究奢華。而恭王府的府主之一恭親王奕，更曾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重要人物。為什麼在王府中會出土如此之多與王府規制不符的粗瓷呢？
根據《清會典》規定：親王設長史一人，一等護衛六人，二等護衛六人，三等護衛八人，四品典儀二人，五品典儀二人，六品典儀二人。又七品首領一人，太監四十人。又設六品管領，六品司牧、司飯，七品司庫，八品鐵匠長、鞍匠長、鏃匠長、羊群長、牛群長等。並有參領、佐領、驍騎校、親軍校、護衛校若干人，到王府當差。
由此可知當時在恭王府當差的官員雜役以及丫鬟、僕人、下人等等，人數之多。他們所使用的瓷器只能是民窯粗瓷。從常理推測，這些民窯粗瓷應該占當時王府瓷器很大的比例，因此出土瓷片中，粗瓷居多也符合常理。
在眾多的粗瓷中，一塊青花粉彩有“樂道堂主人制”款的瓷片格外的引人注目。它的出土為我們研究恭王府府主、家眷生活用瓷提供了重要的實物依據。
恭王府文物
目前所找到的恭王府文物主要包括家具、字畫和古玩三大類別。
家具類
目前有兩條線索可找到恭王府家具。
其一，《台北故宮文物月刊》第一卷第4期中，有任莉莉撰寫的《清代王室家具》一文提到：“本院近承行政院撥列專款，向東吳大學價購前清恭親王府紫檀雕花家具一批，共二十項，三十三件，包括王榻、王座、平頭案、骨董櫃、太師椅、月牙桌、高几、四方幾、插屏、龍首象座燈等，既華麗又優美，雕工精緻，線條流暢，氣魄恢宏，不愧為王府用具。”她不僅明確說明這批家具為恭王府所有，而且強調它們材質高貴、製作精美。那么這批家具為什麼會到台灣東吳大學？據了解，這批家具是在民國時期由“清皇室接受委員會”成員所得，由北京帶至上海，後又從上海進香港，最終輾轉至台灣，被台灣東吳大學收藏，最後由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購成為藏品。但此說是否準確？更為具體確切的流傳經過還需進一步調查。
其二，北京西山戒台寺一直存有一批恭王府家具，至今還在寺內展覽。恭親王奕的曾孫愛新覺羅?毓先生於1987年提供了部分家具的照片以及恭親王奕為戒台寺題寫的“慧聚堂”匾額照片。戒台寺之所以會存有恭王府家具，是因為恭親王奕與戒台寺有著很深的淵源。同治光緒年間，第一代恭親王奕曾先後投注大量銀兩給戒台寺，用於修建羅漢堂、牡丹院，寺里遂將牡丹院留為恭親王長年寓所。光緒十年（1884年），奕被慈禧罷免閒賦時常常來此燕居，並將他大量的書畫名品收藏在這裡。直至十幾年後去世，這裡一直都是他修身養性的居所。1911年清朝滅亡後，奕之孫小恭親王溥偉成立了復辟大清國的組織“宗社黨”，其政治宗旨與已登上臨時大總統寶座並妄想實現自己獨裁統治的袁世凱發生衝突。1912年下半年，袁世凱秘密發令逮捕溥偉，於是溥偉慌忙逃往青島德國租界。他的弟弟溥心為避風頭也帶著母親項夫人和四弟溥逃到了京郊西二旗村。後來戒台寺主持永光法師派人將他們請到戒台寺，直到1925年他們才離開。幾十年來，戒台寺的牡丹院就相當於恭王府的別院，蔭護了恭王府幾代人。在此後的風風雨雨中，恭王府內早已空空如也，而遠避塵囂的戒台寺內卻幸運地保留下了當年恭親王所使用過的家具。這批家具多以紅酸枝木料製作，目前還存有64件，有桌椅、長榻、多寶櫃等多種類型。
字畫類
關於恭王府收藏字畫的線索主要來自恭親王奕之孫、中國著名文人畫大師溥心的自敘、民國時期古玩界人物的記載以及一些學者對這一問題的研究。
溥心曾這樣描述他家的收藏：“余舊藏晉陸機《平復帖》九行，字如篆籀。王右軍《游目帖》，大令《鵝群帖》，皆廓填本。顏魯公自書《告身帖》，有蔡惠、米元暉、董文敏跋。懷素《苦筍帖》，絹本。韓《照夜白圖》，南唐押署，米元章、吳傅朋題名，元人題跋。定武本蘭亭，宋理宗賜賈似道本。吳傅朋遊絲書王荊公詩。張即之為《華嚴經》一紙。北宋無款山水卷，黃大痴藏印。易元吉《聚猿圖》，錢舜舉跋。宋人《散牧圖》，紙本。溫日觀《葡萄卷》，紙本。沈石田《題米襄陽五帖》。米元暉《楚山秋霽圖》，白麻紙本，有朱子印，元饒介題詩。趙松雪《道德經》，前畫老子像。趙松雪六札冊。文待詔小楷唐詩四冊。周之冕《百花圖卷》。”由此可知恭王府所藏字畫的分量。
但上文提到的很多字畫在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都被溥偉或溥心零零散散地售出了，其中有些在當時的古玩界、收藏界即引起轟動，知道去向。如我國目前保存最早的書法名跡西晉陸機《平復帖》，是光緒六年，恭親王奕從載治府中得到，後傳給溥心。1937年溥心因為母治喪，亟需款項，將《平復帖》以四萬銀元的代價，售給張伯駒先生。1956年張伯駒先生將《平復帖》捐給北京故宮。又如唐韓《照夜白圖卷》，是1935年前後被英國收藏家戴維德委託中國古董商葉叔重搜尋，葉叔重又拜託琉璃廠博韞齋經理蕭虎臣去向溥心請求轉讓，當時溥心家中正急等錢用，便以一萬銀元的價格將之轉讓給了戴維德。後來這幅中國唐代名畫又幾經周折，最終收藏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還有唐懷素《苦筍帖》，是乾隆時入清宮，後歸奕、溥心所有，再後由周湘雲得到，現收藏於上海博物館。
近年來，有日本仙台市東北大學教授富田升致力於恭王府流散文物的研究，尤其對其中字畫部分涉及較多，現將其中確定有恭親王及其後代收藏印記的摘錄如下：宋易元吉《聚猿圖》，1927年溥儒將該作品售於日本人，先由阿部房次郎收藏，現藏於大阪市立美術館。明文徵明《園池圖冊》，1928年時由日本齋藤悅藏收藏，現收藏地不詳。唐顏真卿《告身帖》，至少在1930年前，此作品便由溥偉以高價典給日本三菱公司，後一直無力贖回。1930年7月，日本書畫家中村不折以三萬日元從三菱公司買下。該作品現藏於日本書道博物館。明祝允明《臨黃庭經卷》、《和陶飲酒詩冊》，明仇英《梅花公主圖立軸》，清方琮《設色山水圖》，清李世倬《仿趙千里聽泉圖立軸》，清張照《臨米天馬賦帖》，此六幅畫1931年時都曾藏於山本悌二郎，現收藏地不詳。北宋徽宗《五色鸚鵡圖卷》，1931年時曾藏於山本悌二郎，後被美國波士頓美術館收藏。南宋陳容《九龍圖卷》，1917年美國波士頓美術館收藏。宋無名氏《群牛散牧圖》，先由阿部房次郎收藏，現藏於大阪市立美術館。西晉王羲之《游目帖》，義和團事件時從恭王府流出，辛亥革命後到日本，被廣島縣安達萬藏收藏，1945年被毀於核子彈轟炸，現只有1925年複製本留下。
古玩類
最早提供恭王府舊藏古玩器具線索的是日本仙台市東北大學教授富田升。他在《清代皇室寶物的流出》（2002年6月由日本放送出版協會出版）一書中寫到：“1912年3月一位名為山中定次郎的日本古董商，從恭王府通過小恭親王溥偉掠奪性地購走一大批恭王府舊存文物，目前下落不明。”這一線索引起了現任恭王府管理中心領導和專家的高度重視，他們立即組織了專門考察組遠赴日本對富田升教授、山中定次郎第四代後裔山中讓等人進行實地訪問，此行使恭王府文物的搜尋獲得了突破性進展。
山中定次郎是日本山中商會創始人，19世紀末、20世紀初他和他的山中商會進入中國，開始了收集並倒賣中國文物的經營活動，成為當時在中國最大的日本古董商。山中定次郎除在北京琉璃廠收購中國文物外，還與各王府建立了以收購為目的的緊密業務關係。1912年，山中定次郎抓住小恭親王溥偉沒有生活來源又企圖復辟滿清政權因而急需大量資金的機會，從溥偉手中收購了恭王府除書畫外的大批收藏品。這批文物被迅速運回日本分類整理，並被分為三批，一批運往美國拍賣，一批運往英國拍賣，一批留在山中商會設在日本和美國的古董店中零售。現在美國拍賣圖錄和英國拍賣清單都已找到。
1913年在紐約舉行的恭王府文物拍賣會的英文版拍賣圖錄，是2004年秋天，現任山中商會總經理山中讓先生在日本大阪山中商會總部的檔案室里找到的。這是一本印刷精美的藍色硬皮書，封面上有燙金“紐約1913年AAA恭親王競賣”字樣。書中收錄文物總計536件，每件均有定名、斷代和簡短文字說明，大部分還配有照片，尤為難得的是，在書頁的空白部分，還可以看到當時買家用鉛筆標註的拍賣價格。經過初步鑑賞和統計，我們得知玉器數量最多，約244件，玉材有和闐白玉、翡翠、碧玉、墨玉等，以清代製品為主，個別為漢玉璧，器物類型包括有供器、擺件、插屏、筆筒、掛件、如意、玉山子等。雖然這批玉器時代早的不多，但它們玉質好，體量大，種類繁多，製作精美，具有很高的觀賞藝術價值。瓷器約134件，它們分別來自不同時代的不同窯口，其中有北宋官窯器、定窯器、鈞窯器，南宋龍泉窯產品，明代德化窯產品和清代景德鎮窯皇家御用官窯產品等，器類有壺、碗、盤、佛造像、瓶、罐、盒等，釉彩分青花、粉彩、單色釉、影青等多個品種，其中不乏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宋鈞窯的三足洗、康熙款的柳葉尊等都是當時的皇家御用品，級別很高。青銅器共99件，既有尊、爵、壺、簋、鼎等常見器類，也有一些造型奇特的動物形酒尊、酒壺等，從英文說明來看，它們有些屬於商周或春秋戰國時器物，有些則是宋以後，甚至是清代製作的仿古器。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一方面是因為夏商周三代銅器確實難得，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清代自乾嘉考據學興起以來，整個社會形成了研古尚古的潮流，文人士大夫們把家中擺設仿古青銅器當作一種時尚，甚至清宮的造辦處亦在仿造，其精妙程度足以亂真。恭親王奕家中的這類藏品有些很可能就出自清宮造辦處，把它們擺設在家中無疑是為了表達自己崇古的願望。另外藏品中還有11件象牙和犀牛角製品以及其它禮器、織物、畫像等。總體來看這批藏品具有很高的歷史、藝術價值，堪與皇家收藏相媲美。
1913年被運往英國進行拍賣的恭王府文物圖錄（英文版），目前也已由山中讓先生在山中商會總部的檔案室中找到，在目錄首頁寫著如下字樣：中國玉雕和其它藝術品拍賣目錄，來自北京道光皇帝後代的恭親王溥偉，於1913年3月5日至6日下午一點在倫敦準時拍賣。這批文物總計211件，以玉器為主，註明了尺寸大小。遺憾的是這本目錄中沒有被拍物品的照片，因而無法獲得它們的形象資料，只能根據其簡短的描述慢慢琢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