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對外援助法
- 推出時間：1961年
- 本質：聯邦行政部門中的一個獨立機構
- 引用：《對外援助法》
定義,摘選,背景,美國歷史發展,
定義
1961年，美國國會通過新的《對外援助法》修訂案，同年設立國際開發署接管投資保證業務。
1969年，美國再次修訂《對外援助法》，設立海外私人投資公司（OPIC），它是聯邦行政部門中的一個獨立機構，不隸屬於任何行政部門，承擔大部分國際開發署的對外投資活動業務，現已成為主管美國私人海外投資保證和保險的專門機構。
摘選
第一部分
第1章--政策；發展援助授權
第101節、一般政策。---（一）美國國會認為，基本政治、經濟和技術變化已經使各國之間相互依賴。美國國會宣布，世界各國共同尊重個人的民事與經濟權利和自由，在開放、公平的國際經濟體系共同合作、並以明智的方法使用世界有限的資源，美國人民的個人自由、經濟繁榮和安全才能得到最好的維護和加強。因此，美國國會重申美國人民傳統的人道主義理想，並再次強調其承諾，以援助開發中國家人民消除飢餓、貧困、疾病與無知。所以，美國國會宣布，美國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是鼓勵並持續支持開發中國家人民，努力獲得發展急需的知識和資源，並建設經濟、政治和社會機構，來提高開發中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
美國發展合作政策強調以下四個主要目標：
……
第620節、785提供援助的禁止性規定。---（一） ……(二)***[1981年取消]
（三）791在下列情形下，本法項下的援助不得提供給因貨物或服務供應或訂購欠美國人或公民款項的任何國家政府：(1)該人或公民已經窮盡了所有可以利用的法律救濟，包括仲裁，或(2)該政府對所欠的債務不予否定或不持異議，或（3）該負債產生於該政府、任何前任政府直接或間接通過其控制的實體提供的無條件擔保付款；此時，需要美國總統確認這種不提供援助的行動與美國國家利益不矛盾。
(四)……
(五) (1)如果有關政府或政府機關或部門自1962年1月1日起有下列行為，則美國總統應該中止根據本法或任何其他法律向該國政府提供的援助---
1)對美國公民或公司、合夥、或不少於50%權益為美國公民擁有的組織的財產所有權或控制權進行國有化、徵用或沒收，或
2)採取有關措施否定或取消同美國公民或公司、合夥、或不少於50%權益為美國公民擁有的組織之間簽定的現有契約或協定，或
3）施加或執行歧視性稅收或其他手段、或限制性維護或運營條件，或採取其他行動，對上述擁有的財產所有權或控制權具有國有化、徵用或沒收的效果，
而且該國家、政府機關或政府部門未能在合理的時間內（不超過採取行動後6個月，或在規定時間將有關事項提交美國對外索賠解決委員會時，不超過該委員會接到報告後20天）採取適當措施，包括仲裁等，以解除其根據國際法對該公民或實體承擔的責任，包括用可兌換的外幣快速補償國際法要求的有關財產足額價值，或未能採取具體措施，根據具體情況提供有關免除稅收、徵用費用或有關條件的救濟；且該中止應該持續到美國總統對所採取的有關適當措施滿意為止。對任何國家不應放棄本小節有關規定的要求，除非美國總統認為並證明該棄權對美國國家利益實屬重要。該核准證明應該立即上報國會。
應美國總統要求（在本節第（1）段第1）、2）或3）小段中提到的行動後七天內），美國對外索賠解決委員會（根據《1954年第一號重組計畫》；聯邦立法第68條第1279節建立）特此被授權為本小節之目的，對徵用的財產進行評估，以確定被國有化、徵用或沒收或施加前述歧視性或待遇或其他行動的財產的全值，並在美國總統提出要求後90天內，向美國總統提交有關諮詢報告。除非經美國總統授權，該委員會不得將諮詢報告公布給擁有該財產公民或實體之外的任何人或實體。特此授權向該委員會隨時進行必要的撥款，使其可以快速實施本小節項下的職能，該撥款隨時可用。
(2)儘管法律可能會有任何其他相反規定，在一個案件中，如果任何當事方，包括外國（或通過該國提出請求的有關方），因為（或通過追索）該國違反國際法原則（包括本小節規定的補償原則和其他標準）之行為在1959年1月1日以後沒收或以其他方式取得財產，對該財產799的物權或其他財產權提起請求時，美國法院不得因聯邦法國家行為主義拒絕作出使國際法原則生效的決定；但是，本小段不適用於以下任何案件：1）外國國家行為與國際法不矛盾，或物權或其他權利請求涉及的財產據以獲得的不可撤消信用證在沒收或取得該財產前依照誠信的原則開出不超過180天，或2）美國總統確定，在有關特殊情況下，適用國家行為原則符合美國對外政策利益要求，且已經代表美國總統將有關該案件的建議提交法院備案。800
背景
20世紀60年代，隨著冷戰的進一步發展，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爭奪已經不僅局限在軍事實力的較量，第三世界及開發中國家成為其爭奪的焦點。對外援助成為美國外交的一個重要工具。甘迺迪上台後，把美國對外政策的重點放在開發中國家，制定新的《對外援助法案》，把外援重點由軍事援助轉向經濟援助。以《1961年對外援助法案》為開端，美國的對外援助政策及美國外交政策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美國歷史發展
美國的外援政策發展有一個奇特的現象:幾乎是十年一波，每十年都有一個新的主題。
一、戰後時期:爭奪戰略空間
美國對外援助的第一波起始於二戰的結束，由1946年對希臘內戰的援助、1947年的《馬歇爾計畫》以及1949年杜魯門的“第四點計畫”為主要標誌，體現了美國在世界格局發生巨大變化時代的“西半球戰略”。
援助希臘內戰在美國對外援助史上是一個轉折點。19世紀的美國政治還主要是國內政治，在1845年愛爾蘭遭受天災和1881年俄羅斯發生饑荒的歷史時期，美國國內都有人提議美國政府提供援助，但都以“違憲”的理由遭受到美國國會的拒絕。兩次世界大戰改變了美國的政治觀念，使美國逐步從孤立主義的輿論中走出來，不僅啟動了對拉丁美洲的援助計畫，而且在兩次大戰期間向共產主義蘇聯提供了戰略援助。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羅斯福總統關於美蘇之間進行經濟政治合作的“偉大構想”成為泡影，西方開始在世界範圍內和蘇聯這個新對手搶奪戰略地盤，美國的戰略家們隨之提出穩固“西半球”的戰略構想。當英國通知美國，它已經無力維持對希臘、土耳其的經濟和安全承諾而蘇聯有可能南下地中海的時候，美國隨即取英國而代之，開始了對希臘和土耳其政府的大規模援助計畫，封殺了那裡的革命運動，扼住了博斯普魯斯和達達尼爾海峽的西方戰略前線。杜魯門將希臘內戰說成是“民主與專制之間鬥爭的延續”，要求國會不僅要援助希臘和土耳其，還要設法阻止蘇聯繼續擴張的趨勢。通過對希臘、土耳其的援助，美國向蘇聯發出了明確的信號:美國是干預世界事務的，西半球事務不許蘇聯插足。
援助歐洲重建的《馬歇爾計畫》體現了同樣的戰略思維。美國的官方檔案直言不諱地稱，馬歇爾計畫的兩個基本作用是:第一、幫助遭受戰爭破壞的歐洲國家重建；第二、遏止共產主義在歐洲的擴張。還有一個間接的目的，就是服務於西歐的一體化建設和幫助美國產品占領西歐市場。美國產品和影響在歐洲的存在都是美國西半球戰略的組成部分。
美國的戰略援助不僅限於在歐洲和蘇聯抗衡，而且包括了在東亞、南亞及在世界其它地區和蘇聯爭奪地盤。在蘇聯和中國的周邊地區，美國援助了搖搖欲墜的蔣介石集團、朝鮮李承晚當局和越南偽政府。連美國政府自己也承認，這些援助計畫並不是什麼正義之舉，而只是幫助美國的“朋友”，替美國的勢力占據更多的地方。
1949年杜魯門的“第四點計畫”往往被看作是美國對外援助的一個里程碑。1949年1月20日，杜魯門在國情咨文中稱，“第四點計畫”的目的是為開發中國家提供財政轉移和知識技術，是對農業、健康、教育，緩解飢餓領域的專項援助，是“用我們的科學進步和工業發展的實惠，促進不發達地區的改善與發展。”這標誌著美國第一次針對發展問題，提出了長期性的政策和策略，同時也是第一次區別經濟援助與軍事援助，儘管在當時，發展援助和軍事援助還是服務於同一個戰略目標。
在“第四點計畫”剛剛提出的時候，美國國內還有些不同的意見。特別是共和黨人認為，應當利用私營企業，向開發中國家直接投資，來彌補西方和開發中國家之間的知識差距，而不應當動用政府的力量去組織技術援助項目。但到了1952年，冷戰的帷幕開始打開，整個外援領域裡的空氣也隨之冷卻。隨著兩大軍事陣營的建立，《馬歇爾計畫》也開始強調美國幫助盟國提高必要的軍事實力，儘快建立集體防衛能力的內容。美國政府告訴國會，美國可能把亞洲和中東丟給蘇聯。這種說法成了外援政策的主要賣點。美國1951年《共同安全法》很快就得到通過，經濟援助和軍事援助重新被結合起來，技術合作署隨後劃撥給共同安全署統轄。美國同時加強了對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的援助。1952年美國通過雙邊援助大量轉移資金，作為過去小規模技術交流的補充。在美國雙邊援助注重戰略意義的同時，世界銀行從支持歐洲的發展轉向了為拉丁美洲、中東和南亞提供發展援助，並開始從工業生產領域轉向在食品、教育、健康領域謀求發展。杜魯門的“促進不發達地區的改善與發展”就這樣變成了以遏止共產主義在開發中國家發展的目標。經濟援助只是不同於軍事援助的另一種戰略工具。
儘管美國的經濟學和政治學學者之間也有過關於已開發國家在經濟欠已開發國家的經濟發展中能否獲益，以及應當怎樣提供經濟援助等問題的討論，但到了50年代後期60年代初期，反共產主義的安全觀在外援政策領域占據了上風。這當然和韓戰不無關係。整個美國輿論界都傾向於將美國的軍事援助看成是安全工具，看成是在變動的國際關係中保障短期和長期安全的手段，是在幫助受援國獲得和平。另一方面，蘇聯的快速發展對於美國的世界地位提出嚴峻而真實的挑戰:1953年，蘇聯加入了聯合國對外機構的技術援助提供國行列，到了1956年就已經替代了美國和世界銀行作為埃及亞斯文水壩建設的援助者。美蘇在對外援助方面的競爭從中東歐發展到拉丁美洲、非洲和東南亞。結果是，從1949年的“第四點計畫”到1961年的外援法案，安全動機在美國的援助政策討論中占據了統治地位。
二、60年代:外援制度化
歷史進入20世紀60年代，分割東西方的鐵幕已經形成，兩大政治陣營森嚴壁壘。蘇聯以驚人的速度進行經濟建設，而非洲一些前殖民地國家紛紛宣布獨立，有些國家在社會主義欣欣向榮發展趨勢的影響下，加入到社會主義運動中來，使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感到了共產主義在信念和制度上的挑戰。古巴的飛彈危機，更加給了美國一種後院起火的危機感。
在這種世界形勢下，甘迺迪總統用以穩住西方陣腳，與莫斯科進行和平競賽的法寶之一就是對外援助。1961年，甘迺迪當選總統的第二年，就在一次白宮招待國會議員和來自拉丁美洲的外交使節的講話中號召西半球成立一個新的進步同盟，用以滿足人民對於住宅、工作和土地、健康和學校的基本需求。同年，美國通過了《對外援助法》。法案授權總統建立國家開發署，以代替國際合作局。這部法案成了此後若干年中美國對外援助政策的主要法律依據。對外援助法確立了聯邦預算第150帳號，專門為雙邊和多邊的財政和經濟援助、軍事援助、以及信息和文化交流提供經費。為了減少冷戰的色彩，給這種援助、軍事援助、以及信息和文化交流提供經費。為了減少冷戰的色彩，給這種援助一種道德的正名，甘迺迪還特意解釋說，美國向世界上的窮國提供外援“不是因為蘇聯也提供外援，而是因為這樣做是對的。”
《對外援助法》通過的當年，甘迺迪政府建立了“和平隊”，用於在開發中國家維持和平和加強友誼，並且與拉丁美洲國家一道建立了“進步同盟”，在拉丁美洲推廣“土地改革”，通過經濟援助和促進社會改革抵消國際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在拉丁美洲的影響。甘迺迪還設法將艾森豪的冷戰援助變成發展援助，致力於在廣大的發展中世界擴大資本主義制度的影響，產生“trickle down”(水滴石漏)的效果。在甘迺迪政府期間，美國對外援助的撥款年增長4倍以上。
60年代初期是西方福利國家快速發展的時期，也是對外援助快速發展的時期。政府的干預作用受到了普遍的承認，就連蒙格馬利這樣的自由主義人士都認為，“自由的理想主義應被看作是好的政治”。60年代的時候，美國人大都並不特別富有，但是在當時的政治空氣下，很多人都能熱情地為外援事業主動捐款。一位民主黨國會議員說，“政府現在做的事超過了教會給我們提供的模式，用在外國的錢不僅僅是為了傳教，而且是為了治病、掃盲、以及許多能夠延長生命的事情。”就連教會人士似乎也贊成這種判斷。基督教聯會基督社會行動委員會的主席在國會聽證會上作證說，他的組織完全支持政府進行長期的外援項目。
美國人對於美國政府的這種熱情支持使得美國能夠通過對外援助在世界上許多地區推進，美國向非洲提供的援助是一個典型的例證。60年代初以後，歐洲殖民主義紛紛從非洲撤出，在那裡留下了一個政治真空，有些國家(如薩伊和加納)開始轉向社會主義，並向蘇聯尋求援助。為了保證非洲不會全面地倒向蘇聯，美國的中央情報局參與了暗殺盧蒙巴，並且通過對外援助撥款長期支持蒙博托的獨裁。在蘇聯的勢力自1967年以後逐漸撤出以後，美國對非洲的援助即呈急劇下降的趨勢。
也是在60年代，恢復了經濟發展的西歐國家開始加入給援國的陣營。援助資金開始流向開發中國家，經合組織發展援助委員會的建立，對於制約雙邊軍事援助，加強對開發中國家的發展援助，在給援國中間溝通信息和交流經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美國的對外援助政策第一次受到國際組織的監督和評議。這種制度化的趨勢在60年代後期達到了一個重要的階段。1969年，世界銀行任命了一個以加拿大前總理萊斯特·皮爾森為首的評估小組，全面地審核對外援助政策，從而形成了標誌著西方主流外援觀念的“皮爾森報告”，報告建議:
1.取消欠已開發國家的出口降礙，促進有利於外國直接投資的條件；
2.向開發中國家提供相當於已開發國家國民生產總值0.7%的外援，保持欠已開發國家年6%的年增長率；
3.重新安排對農業、教育和人口增長方面的技術援助；
4.通過國際組織加強和擴展多邊援助體系。
從美國國內來看，甘迺迪政府時代的美國高資態對外援助和國際干預主義政策，非但沒有給美國贏得良好的國際形象，反而使美國在世界許多地區都陷入了重重的矛盾之中。隨著美國對越南戰爭越來越深的捲入，迎接到訪美國總統的臭雞蛋和美國國內的反戰情緒此起彼伏。在這種情況下，新上任的尼克森總統開始採取了緩解東西方衝突的策略，在一些關鍵性的問題上與蘇聯進行嚴肅的談判，力圖達到軟化蘇聯行為的目的。在對外援助方面，尼克森總統表示希望開發中國家在決定它們自己的發展戰略方面起更大的作用。1969年，尼克森任命了以美國銀行總裁魯道夫·彼得森為首的小組，對美國的外援制度進行全面的審核。這個動議與世界銀行的努力遙相呼應。
同樣是在1969年，國際勞工組織啟動了世界就業項目，提出了“提高窮人的生活質量，提供就業機會”的口號。1970年，經合組織成立了調查欠已開發國家就業問題的專門小組，隨後，聯合國參與了這項工作，最終導致了世界銀行在1973年對整個潮流的介入，使國際發展組織在70年代形成了一個相互配合的主流力量。這種主流力量的形成固然有美國的大量影響，但是也對美國對外援助政策形成了一定的約束。
三、70年代:美國外援的新方向
1970年的彼得森報告稱，美國應當重新設計外援政策，以便使發展中國能夠建立它們自己的有限目標，美國應當根據開發中國家自我努力的狀況給予相應的援助，應當嚴格分離發展援助和軍事援助，擴大利用私營部門的資源，促進公眾的參與，促使多邊信貸機構成為發展援助的主要渠道，阻止美國官方發展援助滑坡趨勢，等等。1970年9月，尼克森根據彼得森報告向國會提出了改革對外援助計畫的議案，次年又將兩份法律草案交給國會，即《國家發展和人道主義援助法》和《國際安全援助法》，但遭到國會拒絕。
70年代是西方世界的多事之秋，美元的貶值和曠日持久的越南戰爭動搖了西方國家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的信心，70年代的中東石油危機對於美國經濟更是雪上加霜。早在1969年5月，尼克森在一次國會演講中曾經聲稱，他本人是支持經濟、軍事和技術援助的，因為這些援助項目可以同時服務於安全、擴大市場和為美國贏得好感這三個目的。尼克森還提出了三項動議:1)建立一個半私營的機構(名為海外私人投資公司)以擴大私人企業，2)加強對國際發展銀行的支持，並增加對聯合國技術援助項目的支持，3)擴大美國的技術援助。但到了70年代，在廣大開發中國家和地區，飢餓蔓延、食品匱乏、戰爭頻仍，美國民眾開始反詰美國發展援助的方式方法，而美國國會尤其缺乏耐心。國會議員們紛紛對美國外援在最窮國最窮人群中快速改善福利的能力提出了質疑。內外壓力導致了美國國會1973年對於外援法案的修改。
1973年，尼克森再次向國會提出的對外援助的議案中包括了一個新的章節。這個章節論證了美國在發展中世界裡的政治和經濟利益，並強調發展工作不僅和人道主義需求密切相關，而且與開發中國家和地區的穩定密切相關。美國可以通過向發展中世界提供它們急需的機器和產品，換回美國需要的能源和原料。這個法案強調的不再是私營企業的作用，而是如何改善外援項目的執行，並且提出將雙邊援助集中於健康、教育、農業和計畫生育等領域，讓開發中國家更多地參與到自身的發展工作中去，以及美國應當與其它給援國更好地合作，並向多邊援助機構提供實質性的幫助等等。顯然，在世界性的經濟衰退陰影的籠罩下，推行共和黨歷來主張的經濟自由主義並不是一個很好的時機。
尼克森政府時期有兩個外援新口號，一是提出人權外援，二是強調多邊援助。1973年，國會組織對發展援助的總趨勢進行了總結，提出:1.發展援助有利於美國的國家利益，建議把它作為國家安全政策的一個工具，
2.經濟發展本身就是好事，值得美國為這個發展過程而投入，
3.多邊援助比雙邊援助的利益取向低，所以應當在發展中起更大的作用，
4.貿易政策應當起更大的作用，開發中國家產品進入市場的障礙應當減少，
5.私人投資應當在發展中起更大的作用，
6開發中國家必須在制訂它們自己的計畫時起更大的作用，並且必須對後果負責，
7關於社會正義的要求(即保證公共參與決策和發展工作要惠及需求者)應當得到重視，
8.安全援助應當與發展援助分開執行。
根據這個結論，國會提出，美國對外發展援助政策應當進行全面調整，這個調整要求後來在政府中被稱為新方向。這個新方向後來往往被稱為基本人類需求。新方向要求將經濟援助分為5個預算領域:食品和營養、計畫生育和健康、教育和人力資源發展、有選擇的發展項目，及有選擇的國家和組織。這個方向和60年代外援方式完全不同，它淡化了戰略色彩。美國國際開發署在執行項目的過程中努力地使外援向農業、農村發展和食品生產集中，同時強調營養、人口控制、健康服務和低成本教育，更增加了美國外援的“人民取向”。這種取向在1974年的《外援法案》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
新方嚮導致了美國國內對人類發展的關注，在美國國會內又演化為對基本人權的關注。到卡特1976年就任美國總統的時候，多邊發展和人類需求已經成了時尚。這種時尚與卡特本人的價值取向十分接近，於是他很快就接受了外援基本人類需求原則，並且在這個基礎上要求重建美國對外援助的道德目標。在方式上更加強調穩定經濟和調整政治結構，更加依賴多邊組織，更加關注社會平等和保護環境，並且把人權當成了宗教信仰。這些做法受到了美國國會的批評，國會共和黨議員指責政府繞開國會的監督，通過不透明的多邊組織進行財政轉移。對於政府作用的這種反對情緒不斷發展，成為80年代“里根經濟學”的土壤。
四、80年代:推行自由市場經濟
里根和他的智囊們認為，市場的魔力可以替代政府的干預。所以里根1980年就任美國總統伊始，即開始推動美國政府的各項政策進行大轉折:一方面削減福利國家，另一方面消減對外援助。美國在1985年給經合組織發展援助委員會的備忘錄中寫道:“美國認為，一個能夠刺激私營部門、加強地方機構，並且使技術適用於窮人的政策環境，才是成功地解決基本人類需求的最有效的方式。”
其實，在里根上台之前就已經籌劃了對外援政策的重大調整。里根的主要智囊班子——一傳統基金會的人士們主張，應當重視可以更好地體現美國經濟利益和外交目標的雙邊援助，因為這樣可以把美國的朋友界限劃分得十分清楚。里根政府的國務卿舒爾茲說:“我們的經濟援助計畫是我們的外交政策的關鍵的工具，而且是直接地與美國的國家安全和經濟繁榮聯繫在一起。”這樣，在里根政府時代，多邊援助就被打入了冷宮。
里根政府改變了起始於尼克森政府的新方向，拋棄了卡特政府的人道主義說教，提出了對外援助的四根支柱，或四大工具即:
1.就改革問題和受援國進行政治對話，尋求和受援國政府在發展政策和改革措施方面取得一致；
2.投資機構建設和大量地開發適應自由市場經濟的人力資源，將權利分給能夠促進經濟成長的私營企業、志願者組織，而非公共機構；
3.支持研發和轉讓使用現代科技，特別是在生物醫學、農業和人口控制等領域裡的技術突破；
4.發展私營部門和市場力量，使它們在解決發展問題方面起作用。例如依靠商業信貸而不能通過援助去發展像印度和中國這樣的開發中國家。
四根支柱歸結為一個核心，就是削減政府，加強私營企業和市場。但對於政府作用的削減並不是全面的，例如里根政府動用了大量的外援資金，加強盟國的軍事和政治結構，軍事援助再度受到重視。軍事援助和經濟援助的比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對外軍事銷售(FMS)增長了200%，軍事援助計畫(MAP)上漲了600%，而經濟支持基金增加了82%。非經濟支持基金的經濟援助則下降了8%，主要原因是對多邊承諾的巨額削減。多邊援助組織成為美國政策的棄兒，美國的多邊官方發展援助從1980年占44%下降到1986年占27%。軍事援助主要提供給埃及和以色列，援款主要用於交流和培訓，因為里根認為中東的不穩定局勢有利於蘇聯，特別是在蘇軍入侵阿富汗之後，因此加大了對於埃及、以色列，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援助，以便在地理上阻止蘇軍南下，保證美國在當地的霸權地位。
除這四根支柱以外，80年代的美國外援政策還有五大優先，分別是:
1.中東、以色列和埃及的和平計畫。該計畫獲得了占美國外援總額40%強的撥款。
2.維持對於美國安全至關重要的軍事基地。大約1/5的援助是由於這個原因而提供的，受援國包括西班牙、葡萄牙、希臘、土耳其和菲律賓。
3.支持與蘇聯或共產主義陣營對峙的盟國，如韓國、泰國和巴基斯坦得到了大約1/12的援助撥款。
4.促進經濟發展和減輕人類痛苦，主要用於對非洲的援助。
5.幫助在中美洲的盟國成立民主制度。
所以，里根政府的外援政策不是消弱，而是加強外援的政治內涵，不過這種外援的政治取向是戰略性的，其方法是通過調動個人的積極性，推行經濟自由主義來發展資本主義制度，以便和對壘的社會主義制度一爭高下。
除明確的政治取向以外，里根政府還強調了外援政策要建立通向“工業和國防戰略原料的不間斷的通道”，堅持要求對有些受授國政府進行“建設性的融入”，為美國的國家利益服務重新成為外援重心。
在80年代，美國的許多外援機構都將促進地方和外國的私營部門當作衡量發展合作成功與否的關鍵條件。在里根政府的外援體系中甚至專門建立了私營企業辦公室，把研究如何使公共公司私有化當作中心的任務。在對受援國的具體援助條件中，甚至有每年至少援助兩個私有化項目的規定。美國為這個4年期的私有化一攬子援助項目投入了2400萬美元。
80年代的美國外援除了強調和自由市場經濟掛鈎，促進私人企業以外，還幫助美國企業在海外投資發展。在這個方面美國的外援集中於美國的傳統優勢領域，如營養、農業、能源、健康和人力資源。美國國際開發署為轉讓技術項目每年大約花費2.5億美元，大多用在農業(病蟲害控制、耕作技術)和健康(降低嬰兒死亡率)方面。美國國際開發署支持培訓中心、研究機構、合作社、大量政府組織和其它組織從事這些工作。
五、90年代:全球戰略與政治條件
90年代初，世界格局驟然變化。隨著冷戰的結束，蘇聯的解體，以冷戰劃線，和蘇聯對峙的一切戰略關係和對外政策都需要重新調整，包括美國的對外援助政策。
冷戰後美國對外援助政策最先失去的是政治前提:它不需要再和蘇聯陣營爭奪窮朋友，所以對非洲的外援首先受到消減，特別是那些為了戰略目的而提供的外援。給巴基斯坦、摩洛哥等國家的雙邊援助驟減，薩伊也悄悄地從美國軍事援助的名單上消失。
同時降溫的還有美國國會內在對外援助政策上的爭論。主張消減對外援助的國會議員來自民主和共和兩黨，他們大都對經濟衰退的狀況表示不滿，都積極主張削減政府財政赤字。在90年代初的美國政治空氣中瀰漫著“和平紅利”的氣息，使得對外援助成了不討人喜歡的話題。布希政府高達3兆的國債和2185億財政預算，使得布希不能理直氣壯地提出對外援助新政策。當然，美國對中東的援助並沒有受到根本的影響，除了和蘇聯對峙的因素以外，美國國內的猶太人群體有足夠的力量迫使美國保持強大的存在。
美國的對外援助在90年代出現了利益泛化的現象，許多外國利益集團活躍在國會山內外，波蘭裔美國人的壓力集團不斷壯大，巴爾幹動盪又使得美國把5億美元的援款投給了波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