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張以實事檢驗假說，由實踐獲取真知識，憑實證確認理論的方法論。由“效驗”、“測驗”、“試驗”、“質測”、“實測”等概念發展而成。
“實驗”一詞源出王充的《論衡·亂龍篇》。該篇借董仲舒“土龍招雨”，列舉15種象類效驗，論述“氣類相感”自然之理。其中說到：“此尚因緣昔書，不見實驗。”“實”者，真也；“驗”者，證也。在中國思想史上，王充的“效驗”說、沈括的“測驗”說、宋應星的“試驗”說、方以智的“質測”說、嚴復的“實測”說，相襲遞進而形成自然科學的實驗方法論。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實驗論
- 定義：主張以實事檢驗假說，由實踐獲取真知識，憑實證確認理論的方法論
效驗,測驗,試驗,質測,實測,
效驗
以直接或間接的經驗事實，推定論事真偽的一種方法。在中國傳統科技和思維發展的基礎上，王充明確提出“凡論事者，違實不引效驗，則雖甘義繁說，眾不見信”（《論衡·知實篇》），和“事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論衡·薄葬篇》）的方法論觀點及命題。在其《論衡·雷虛篇》中，他以5種效驗辨偽“推人道以論之”的雷為“天怒”的妄說，論證他自己提出的“雷火”說：“何以驗之？雷者火也。以人中雷而死，即詢其身，中頭則鬚髮燒焦，中身則皮膚灼燌，臨其屍上聞火氣，一驗也。道術之家，以為雷燒石色赤，投於井中，石焦井寒，激聲大鳴，若雷之狀。二驗也。人傷於寒，寒氣直腹，腹中素溫，溫寒分爭，激氣雷鳴，三驗也。當雷之時，電光時見，大若火之耀，四驗也。當雷之擊，時或燔人室屋及地草木，五驗也。夫論雷之為火有五驗，言雷天怒無一效。然則雷為天怒，虛妄之言。”此段為王充對其雷火假說的論證。此種論證的實質在於，以經驗事實驗證假說，以雷之聲、光和灼燒如火為驗，支持其雷火說。此例論證雖不嚴密，如以腹鳴類比雷聲，但終可為“效驗”說之一論證典範。
測驗
“驗”的概念加一“測”字，把“效驗”說又向前推進一步，增加了操作和數量的內涵。雖然漢武帝時編制太初曆的天文學家就提出“曆本之驗在於天”（《漢書·律曆志》），南北朝時祖沖之也曾論說“唐篇夏典，莫不揆量，周正漢朔，鹹加該驗”及“夫甄耀測象者，必料分析度，考往驗來，準以實見”（《宋書·律曆志》），但直待宋代才有沈括明確提出科學的“測驗”概念：“前世修歷，多隻增損舊曆而已，未嘗實考天度。其法須測驗每夜昏、曉、夜半月及五星所在度秒，置簿錄之，滿五年，其間刪去雲陰及晝見日數外，可得三年實行，然後以算術綴之。”（《夢溪筆談》卷八《象數二》）沈括的“測驗”概念為其後天文學家郭守敬採用並發展。郭提出：“歷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元史·郭守敬傳》）測量儀器的重要性被明確地提出來。沈括還把“測驗”提高到“驗量”：“熙寧中，議改疏洛水入汴。予嘗因出使，按行汴渠，自京師上善門量至泗州灘口，凡八百四十里一百三十步。地勢，京師之地比泗州梵谷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驗量地勢，用水平望尺、乾尺量之，不能無小差，汴渠堤外，皆是出土故溝水，令相通，時為一堰節其水，候水平，其上漸淺涸，則又為一堰相齒如所陸，乃量堰之上下水面，相高下之數會之，乃得地勢高下之實。”（《夢溪筆談》卷二十五《雜誌二》）
試驗
與“效驗”和“測驗”概念相比，試驗概念內涵之特徵在於，它屬於創造現象的實踐。春秋戰國時期《墨經》中關於小孔成像等光學現象的描述，《漢書》中有關“埋管飛灰”候氣的描述，王充《論衡》記載的指南“司勺”裝置，丹書和醫典有關火藥配方的記述，沈括的琴弦共振設計等，都是人工創造現象以獲取知識的實踐，但未有概念性的概括。至明代，朱載堉不僅在曆法研究中沿用“測驗”概念，主張“欲求精密，則須依憑象器測驗天”（《律歷融通·黃鐘歷議》），而且在律學研究中提出“試驗”（《律學新說·密率求圓冪第一》）的概念。其後有宋應星主張“窮究試驗”（《天工開物·膏液》），除做了許多試驗外，還設計了一個呼吸試驗：“人育於氣，必旁通運旋之氣而後不死。氣一息不四通，謂之氣死，而大命盡焉。試兀坐十笏閣中，周匝封糊，歷三飯之久，而視其人，人死矣。”（《論氣·水塵》）宋應星的這個有關呼吸的“思想試驗”，其方法論意義，不僅在於控制過程的實驗內涵，而且把實驗視為一種理性推理的工具。
質測
在西學東漸之初，對自然科學經驗方法的一種漢語概括。方以智著《物理小識》，其論及編錄緣起時說：“每有所聞，分條別記。……（諸書）所言或無征，或試之不驗，此貴質測，征其確然耳者，然不記之，則久不可識，必待其徵實而後匯之……”此意已甚明，但他在《物理小識·自序》中，所給定義更精：“物有其故，實考究之，大而元會，小而草木蠢蠕，類其性情，征其好惡，推其常變，是曰質測。”王夫之贊之說：“密翁與其公子為‘質測’之學，誠學思兼致之實功。蓋格物者即物以窮理，惟‘質測’為得之。”（《搔首問》）在方以智看來，考天測地、象數、律歷、音聲、醫藥皆為“質之通者”，而專言治教者為“牢理”。這無疑有益於將自然研究從儒學中獨立出來發展。
實測
初為焦循對推步測天方法的推廣概念，後由嚴復在其譯著《穆勒名學》中將其格定為具有歸納意義的認識方法。焦循在其《易圖略·序》中介紹他如何以測天之法測易而得到旁通、相錯、時行三個概念時說：“余初不知何為相錯，實測經文、傳文，而後知比例之義出於相錯，不知相錯則比例之義不明。余初不知其何為旁通，實測其經文、傳文，而後知升降之妙出於旁通，不知旁通則升降之妙不著。余初不知何為時行，實測其經文、傳文，而後知變化之道出於時行，不知時行則變化知道不神。未實測全《易》之先，胸中本無此三者之名。既實測於全《易》，覺經文、傳文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相錯；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旁通，有如是者乃孔子所謂時行。”很明顯，焦循這段話實質是說他運用歸納法獲得作為解易原理的三個概念。嚴復將歸納法稱作“實測內籀之學”，與焦循的“實測”概念並無本質的不同。但嚴復的出發點與焦循不盡相同。焦循受中國傳統天文學的啟發達到“實測”的概念，而嚴復則是受西方自然科學和歸納法的啟發而強調“即物實測”並提倡“實測內籀之學”，並且有幾分對抗中國傳統“心成之說”的寓意。
至此，通過對“實驗”概念的語源以及“效驗”、“測驗”、“試驗”、“質測”和“實測”諸概念界定的歷史介紹，儒學傳統的實驗論發展脈絡大體已明。可以結論，經歷代學者的發展，通過外延的縮小和內涵的擴大，實驗論已最終與近代自然科學實驗方法論接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