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簡介,起源,發展,思想基礎,歷史意義,理論根據,批評,影響,
簡介
起源
實業救國論在19世紀末已開始出現，到了辛亥革命（1911）前後成了一種頗為流行的論調。甲午戰爭 （1894～1895） 後，陳熾宣稱：今後中國的存亡興廢，“皆以勸工一言為旋轉乾坤之樞紐”（《續富國策·勸工強國說》），這可說是中國近代實業救國論的濫觴。20世紀初，張謇極力宣揚實業救國論，認為：“救國為目前之急，……譬之樹然，教育猶花，海陸軍猶果也，而其根本則在實業”（《張季子九錄·政聞錄·對於儲金救國之感言》）。張謇是中國近代實業救國論的最有影響的代表人物，實業救國論經他提倡而在資產階級上層人物中風行一時。
發展
實業救國論風行於20世紀初，當時中國的資本主義生產獲得了初步發展，同時帝國主義國家在清朝廷賣國政策幫助下，瘋狂掠奪中國的資源和主權，民族災難空前嚴重，這時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運動也日趨高漲。中國資本主義生產的初步發展，提高了資產階級人物投資辦新式工商業的興趣。帝國主義的猖狂的殖民掠奪，激起廣大人民愛國救亡的義憤，資產階級也感到自己的生存和發展受到更加致命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以發展本國資本主義工商業，以抵制帝國主義侵略、掠奪相號召的實業救國論，成了一個反映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和願望，又具有廣泛影響的議論。
實業救國興起的原因：
①甲午戰爭後,一部分開明官僚,地主和商人積極主張發展民族工業,挽救民族危機.
②甲午戰爭後,清政府放寬對民間設廠的限制.
③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民族資產階級大受鼓舞,把發展實業作為救國的重要方針.
分析評論:一戰結束後,帝國主義捲土重來,一戰期間迅速發展的民族資本主義重新受到壓制,張謇等創辦的民族工業不斷衰退."實業救國"的命運說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不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民族工商業就不可能得到獨立發展,"實業救國"不可能實現.
20世紀初，宣揚實業救國論的主要是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的代表人物。在國內以張謇、湯震等為代表，在國外以康有為、梁啓超等為代表。他們宣揚實業救國論，都具有對抗資產階級革命的目的。康有為在1905年就把振興實業、講求物質說成是“救國至急之方”，攻擊革命派的“自由、革命、民主、自立之說”，是所謂“毒溺中國之藥”（《物質救國論》）。隨著資產階級革命的更加高漲，實業救國論的這種敵視資產階級革命的動機，也表現得更加露骨。1910年，清政府已處於崩潰的前夕，梁啓超竭力宣揚只有振興實業才能救亡的論調說：“苟實業更不振興，則不出三年，全國破產，四萬萬人必餓死過半”（《飲冰室合集·文集·敬告國中之談實業者》）。辛亥革命後，一些敵視資產階級革命的人甚至提出“舍政治而謀生計”的口號，鼓吹“絕從事政治之心，而專心致志以營生業”（《論國人宜舍政治而謀生計》），這是一種否定資產階級革命，為帝國主義卵翼下的北洋軍閥勢力篡奪政權張目的論調。
思想基礎
中國近代史上主張以興辦實業拯救中國的社會政治思想。產生於洋務運動時期，盛行於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前後，代表人物有張謇、張東蓀等。
在洋務運動時期，鄭觀應興辦實業，提倡“商戰”，他認為發展商業能夠富國，富國就能禦侮，從而達到救國的目的。張之洞雖然主張“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但認為發展實業可以強國強民。他積極地創辦鐵廠、兵工廠，並籌辦鐵路。
中日甲午戰爭後，民族資本家和愛國人士紛紛設廠救國。張謇創辦有紗廠、麵粉廠等多種企業，興辦學校，企圖實現以實業所得來資助教育，用教育來改進實業，憑實業發展而救國的目標。他認為，實業和教育是國家“富強之大本”。
辛亥革命時期，報刊競相宣傳“實業救國”，並提出國家振興實業“要道”5條：改良各種行政機關、調整和統一度量貨幣、疏通貨物流通渠道、收集才智之民歸實業界、制定特別保護獎勵法規；提出要擴大出口貿易、實行關稅保護政策等具體辦法，從而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實業救國”論。
在五四運動前後，“實業救國”論盛行不衰。民族資本家大力提倡國貨，抵制外國的經濟掠奪，維護民族利益。他們的共同口號是：“振興實業，挽回權利。”哲學家張東蓀也曾鼓吹“實業救國”。他認為，中國既然有貧乏病，那么開發實業就成為唯一的要求；在開發實業的要求下，資本主義、機器生產與日俱增，形成不可抗拒的歷史趨勢；要救中國只有一條路，就是要增強國力，要增強國力就必須開發實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在中國都是行不通的。近代實業家張謇等人和張東蓀提倡“實業救國”的動機是不同的。前者反映了實業界和開明人士發展民族資本主義，自強救國的進步要求。他們興辦實業，對發展社會生產力有一定作用，但是這種主張沒有抓住當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不能發揮更大的作用。後者則是反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反對中國實行革命與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一種託辭。
歷史意義
理論根據
實業救國論還被一些資產階級人物作為加強對工人剝削的理論根據。辛亥革命前，梁啓超就以實業救國論為依據，把資本家的利益說成是民族的整體利益，而工人的利益則是一部分人的利益，宣稱要使資本家能夠振興實業，同外國資本進行競爭，降低工人工資、延長勞動時間是必要的。1920年，上海資本家穆藕初鼓吹振興實業必須降低工人的工資的論調，說工人要求“多給工值”，就會使“實業界……蒙其害”，結果使外國更加占據中國市場，“制我全國之死命”（《藕初文錄》）。
批評
資產階級革命派中的一部分人，對實業救國論曾有過批評。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後曾指出：“能開發其生產力則富，不能開發其生產力則貧。從前為清政府所制，欲開發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產業勃興，蓋可預卜”（《孫中山選集》）。他正確地認識到在清朝反動政權下，是不可能靠振興實業來救國的；必須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才能為振興實業創造必要的政治前提。當然，孫中山認為“民國”建立後就可“產業勃興”，這又表明他對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篡奪政權的危險還缺乏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