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明朝以後,舉家遷居到松江,世為大族。宋懋澄青少年時期,就頗負文名,提筆作文一蹴而就。生性寬厚,喜愛與同好之士結交。他並不喜好苦研儒家的經典,而極樂修習兵法。他胸懷大志,欲以己之所學所長去報國定天下,然而時勢動盪。苦無建功立業的時機。直到三十多歲,他才改而鑽修儒家經典籍志。
萬曆十四年(公元1612年)鄉試中舉,後北上
京師為太學生,三次參加進士
科舉,卻都未中第,所以仍無他可施展自己報負的機會。於是,懷著失望的心緒,回到故鄉居住。家居之時,宋懋澄以奇節自許,為人行事俠烈慷慨,對待朋友皆以“俠客”之心待之,急人之所難,救人於所危。平生不重名利財富,廣交天下文杰豪士,其友遍天下。為人高節,不屈於權貴,以布衣終身(雖然他曾經想過要出仕明廷,一展鴻圖,但畢竟由於現實的動盪,時運的不濟,使他壯示未酬),終鬱郁而卒。宋懋澄的生平事跡以及關於他的各種傳聞軟事,被他的友好人及後輩在書中記述得十分詳盡,比如
陳子龍的《安雅堂稿》卷十有《宋幼清先生傳》,
姚希孟的《松癭集》卷二有《書宋幼清事》,清代吳偉業的《梅村家藏稿》卷四十七有《宋幼清墓志銘》,
王士禛《帶經堂集》卷八十一有《書宋孝廉事》等,這些書為後人能一睹懋澄奇俠之事為快,提供了非常詳細而頗具趣味的材料。
社會評價
宋懋澄的詩文尤如其人品格:
高潔而富奇趣,頗為其同時代的文友及後輩文人看重。他提倡詩文都應當出之自然,在其《九龠集·詩序》中說:“余以為飢則思食,寒則求衣,一皆出於自然,令捉筆之時,而有如思食求衣之不得已焉。”他將生活中最基本的衣食住行作為比喻之物,強調作詩為文都應象日常生活一樣,一切皆應自然而然。
由於他始終堅持自己這種秉持自然的文學主張,並將這種主張貫穿於文學創作的實踐之中,因此其文灑脫流暢,自然清新;其詩古樸拙實,直質開爽。對他的詩文創作,許多名字文士的評價都很高。比如,明代竟陵派領袖譚元春在讀《九龠集》之後,稱讚宋懋澄的詩文並題詩一首:“俞君示我《九龠集》,悅從地底見巒岳。江南骨體傷秀媚,此君出語何淵博。書等於身文充屋,把君半帙見君腹。”將之詩文比作巒岳,又言“出語淵博”,言詞之間佩服至極。由此可見,宋懋澄文章影響之大。
又如,清代著作學者姚弘緒在《松風餘韻》中,引《方誌》之語,也盛讚宋懋澄,評價他說:“所為詩文,奇矯雄特,無俗子韻。”從平凡之中取精華之意,於自然之中擇靈秀之風,這就是何以宋懋澄能獨樹一幟,除俗子之韻味,開“奇矯雄特”之文風。
宋懋澄的詩文雖佳,但他精力所專注的卻是“稗官家言”。他將國史掌故、正經正史與當時為文人所不屑的稗官雜說、科技數術、佛道宗家典籍相提並論,充分表現出他對“稗官家言”的重視與專注。他這種思想在《將遷居金陵議》中表述得很明白:“(他願意隱居金陵),匯墳典,誦讀其中,窮群經諸史之奧,及國朝掌故,與百家言,暨《周髀》、《甘石》、稗官、藝術之書,以迄二氏。”為了貫徹他這種重視稗言史數的主張,宋懋澄在《九龠集》中特地辟出一篇作為《碑》編,記載當時流傳於民眾之中的各種通俗故事和所見所聞,並且與自己的詩文一同編在一起。將“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合二為一,這在封建時代的文人中實屬罕見,於此亦可充分地表現出宋懋澄“奇矯雄特,無俗子韻”的性情與品格。
主要作品
所作《珍珠衫》、《負情儂傳》、《海忠肅公》、《劉東山》、民間喜愛的杜十娘故事就是出自《負情儂傳》,即在其《裨篇》中,後來被改編為《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在明清小說、戲曲史上都是具有原型意義的名篇,與同鄉作家趙左合著《趙宋樂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