垓下遺址相傳為秦末楚漢戰爭的垓下之戰所在地，遺址主體地貌為一台地。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稱：安徽固鎮垓下大汶口文化城址
- 發掘領隊：賈慶元
- 發掘單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城牆內圈面積：15萬平方米
簡介,專家點評,城牆與壕溝,排房與台基,墓葬,其他,地震跡象,
發掘單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發掘領隊：賈慶元
簡介
城牆內圈面積約15萬平方米。經過歷時3年的鑽探和發掘，發現城牆外有壕溝，城內有台形基址、成片紅燒土堆積、窯址、水井、溝槽等。發掘證實，遺址年代主要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和漢代兩個時期，發現了保存較好的始築於大汶口文化晚期、漢代增築的城牆，還發現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龍山文化初期排房、台形基址、陶窯、墓葬；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龍山文化初期及秦漢時期的灰坑、溝；漢代開鑿的大型水槽、水井；宋代墓葬等。出土各時期文化遺物總計約400件。其中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址的發現是最重要的收穫，而建於北城牆頂部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多間排房、東城牆上的史前地震跡象、漢代的溝槽和其上的車轍等為發掘增添了許多待解之謎。
垓下遺址是淮河流域一處重要的遺址，地處淮河流域中游，其遺存受到周邊文化的強烈影響。從出土的新石器時代遺物看，它具備大汶口文化的普遍特徵。但遺址中發現的白灰面排房、台基等都是大汶口文化中極為罕見的，具有自身特點，與同區域蒙城尉遲寺遺址中的發現有較多類似之處，可能屬於大汶口文化的同一個類型。垓下城址作為淮河流域第一次發現的大汶口文化城址，雖然面積不大，卻是目前整個大汶口文化中最無疑義的一個城址，對於探索中華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它出現在遠離大汶口文化中心區的南部邊緣更是帶來諸多學術上的問題。
專家點評
陳星燦（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安徽固鎮垓下發現大汶口文化城址，這在淮河流域是第一次。同屬淮河流域與此距離並不很遠的龍山文化城址，已經發現了許多座，大致都位於北緯34°前後豫東南、淮北和蘇北的東西延長線上。不同的是，這個城址的年代比已經發現的龍山文化城址都早。從垓下出土的陶器判斷，它應該屬於淮北地區的大汶口晚期文化尉遲寺類型。由於該類型的文化多位於自西北向東南流去的淮河諸支流的兩岸，大致又處於中原與海岱兩個文化區的交匯和碰撞地帶，所以文化面貌雖更多表現為大汶口文化的特點，又帶有淮河中上游中原腹地文化的顯著特點。
由於垓下城址發掘的面積很小，雖然在城內西北角發現了台形基址，上面還發現瓮棺，但是對這個台基和整個城址都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了解。一般說來，城是社會矛盾激化的產物，要建成城內面積約15萬平方米、牆基寬20多米的大型聚落，必需數量可觀的勞動力，這是任何一個史前聚落都難以做到的事情。垓下城址不僅比該地區最大的環壕聚落尉遲寺遺址要大，更遠超出面積在二、三萬平方米之下的小型聚落。垓下城址的發現，表明我們原來認為文化發展滯後的這個大汶口文化的『殖民地』，其文明化的進程已經啟動；淮北一帶數量眾多的聚落、聚落群和聚落的等級分化，證明我們對這個地區的史前文化發展程度還缺乏足夠的認識。
城牆與壕溝
經過東城牆的2條探溝和北城牆的1條探溝解剖得知，城牆結構基本一致。東城牆牆基寬約24.7米，殘存高度最高達3.8米，系堆築而成，主體為大汶口文化晚期築造，漢代可能有所增築或補築。大汶口文化晚期城牆為平地起建，先使用比較純淨、粘性較好的棕色土間雜沙性白土塊和由黃、褐、淺灰色沙性土等各種土混雜而成的特徵明顯的花土平堆成上窄下寬的山坡形，再以其為核心，在上面順坡逐層堆築，使牆體加寬增高，根據堆積結構和遺蹟的打破關係，可以分辨出至少三次堆築過程。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城牆的內側，發現一組用黃花土築成的堆積，對史前城牆進行了簡單的加寬增高，與史前城牆之間有一層均勻細膩的灰白色土截然隔開，在堆積內發現了零星漢代陶片，因此疑為漢代對史前城牆進行的增築或補築。
北城牆相比東城牆保存略差，解剖所見城牆基寬約22.5米，殘高約2米。同樣採用堆築法建造，平地起建，先用灰白色純淨細沙土摻和少量的焦黃色黏土堆成牆芯，再於其兩側逐層堆積進行加寬增高，形成牆體。從堆積結構上也可以分辨出三次堆築過程，但沒有發現疑似漢代增築部分。
城牆堆積內出土的遺物以殘碎陶片為主。陶質多夾細砂，泥質較少。陶色以紅、褐色陶為主，其中外紅內黑陶最多，有一定數量的灰陶。器表多飾有紋飾，流行橫、斜籃紋，極少量飾有繩紋或方格紋。可辨器型有鼎、罐、鬹、觚形杯、高柄杯等，器物形態具有皖北地區大汶口文化晚期較為典型的特徵。如鼎足主要為側裝鑿形足和足面略寬、飾1～2道豎槽的鑿形足，另有少量足面飾3～4道凹槽的橫裝寬扁足。高柄杯多是厚胎，圓柱狀柄。
由於在07、08年解剖東城牆時未能發現直接疊壓在城牆上的早期文化層或足夠明確斷代的遺蹟，因此保守起見將城牆的建造年代初步推定為不晚於龍山文化早中期。至2009年發掘北城牆時，在城牆內側發現了疊壓城牆的豐富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堆積，並在城牆頂部發現一組應屬於大汶口文化末期的排房，因此確定了城牆的始建年代應為大汶口文化晚期。
城牆外側發現有濠溝。經解剖得知濠溝緊挨城牆外側，有新石器時代和漢代之別。東城牆外的濠溝只解剖了近牆體的局部，詳情未知。從北城牆的發掘看，新石器時代的濠溝被漢代濠溝打破外緣部分，根據溝底的走勢寬度約在15米左右，深約5.5米，溝內淤積以灰褐色土為主，含有少量燒土塊和大汶口文化陶片。漢代濠溝在新石器時代濠溝的基礎上進行了拓寬，其外側已被沱河沖刷，可能寬達25米以上，深約5米，溝內淤積主要是深灰色土，包含較多漢代陶、瓦片。
排房與台基
在北城牆偏西的城牆頂部，發現了一組東西向排房，系順城牆走向建造。建房前可能用了質地較細的淡黃色土對城牆頂部鋪平，再於其頂部下挖形成淺穴式房屋。排房由5間連間房屋和1間獨立的附屬性房屋組成，各間房屋均為長方形，五連間房屋共長約16米，每間房屋面闊2.3～3.3米不等，進深約 4.45米，房屋間設有隔牆，隔牆寬度約16～32厘米。僅有3間房屋殘存有牆壁，高度20～45厘米。房屋地面受到不同程度破壞，殘留的地面及牆壁皆抹有白灰面，地面與牆壁交界處皆繪有紅色線條，可能是一種裝飾。排房南端殘缺較多，北端也僅F1、F2殘存邊壁，皆發現北向門道，門道很窄，僅容一人經過。其中F2的門道有改造跡象，顯示出多次修整門道的過程。
位於最東的一間房屋，因與5連間房屋存在寬約0.5米的間隔，所以形成獨立的一間，但與5連間在同一條直線上分布，寬度較窄，僅1.6米，長約 4.2米。地面呈由西向東略凹，抹有白灰面但非常粗糙，室內殘留陶器較多，有鼎、器座、瓶、石支架等，鑒於上述特徵判斷，此房間應非居住所，更可能是附屬性的建築。
在城址西北角，城內靠近城牆處發現一座台形基址，西北—東南走向，推測可能是一座毀棄的建築基址。台基東西未發掘到邊緣，已揭露部分寬約7.5 米，長超過14.5米（根據走勢和鑽探情況，台基長度可能在15～18米左右），高約1米。台基平面形狀近長方形，四緣呈漫坡狀，其北側使用較純淨的黃黏土平整鋪墊在台基與城牆之間。台基上發現有幾條殘存的基槽狀遺蹟，在台基頂部和漫坡周邊發現數座瓮棺葬。經對台基解剖發現，台基存在兩次堆築過程，每次堆築後在其北側坡腳皆用黃黏土鋪平，可能作為活動場所。台基北側坡腳疊壓在北城牆第一次堆築的城牆坡腳上。從台基表面到北城牆南側第一次堆築的牆體表面存在一層相連的含炭灰層，推測可能是當時人們活動留下的，代表了一定的共時性。從打破台基的瓮棺葬內出土的遺物推斷，台基至少不晚於大汶口文化晚期。
墓葬
共發現墓葬15座。能判斷屬於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龍山文化初期的有4座土坑墓、7座瓮棺葬。土坑墓都為單人葬，墓向基本一致，皆朝東略偏南，僅一座有隨葬品。瓮棺葬以將一件器物打碎上下鋪蓋為主，也有兩器扣合和陶器倒置的形制，用來隨葬的陶器有瓮、罐、鼎、甗等。另有宋墓2座，皆為小型磚石混合壘砌的北宋平民墓，出土一件黃釉瓷碗與一枚“鹹平元寶”銅錢。其餘2座墓年代不明。
其他
除上述重要遺蹟外，還發現有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龍山文化初期的灰坑，平面形狀主要有橢圓形、長方形和不規則形等，以紅燒土碎塊作為坑內堆積的灰坑占有相當比重。
在北城牆現有的缺口處，發現一條漢代挖成的大型溝槽，長40餘米，寬約5.8米，深約3.7米，從城內延伸至城外，直通沱河，或可能在漢代時作為水門使用。溝槽內淤層較厚，多數土質較硬，土色暗褐或發青，並有少量黃沙薄層。溝槽東西兩壁除因長期積水或流水衝擊致使局部坍塌外均較陡直，走向明確，明顯為人工挖成。溝廢之後，可能曾作為陸門使用，在漢代淤層板硬平整的表面上發現兩道清晰的車轍印，車轍與溝槽方向一致，間距1.3米。其後，在漢代淤層表面又被較厚的一層陶片、瓦礫所覆蓋，可能是水流沖積和人們有意鋪墊共同形成的出城道路。從其中出土的瓷片可以看出，陶片、瓦礫層可能形成於宋代。而介於瓦礫層與漢代淤層之間的車轍印究竟是漢代還是宋代產生的卻難以判斷。
秦漢時期的其他遺蹟以灰坑、水井為主。灰坑有圓形、橢圓形、方形和不規則形等，多數較大的坑內皆包含有大量筒瓦、板瓦等建築垃圾，還有殘碎的陶瓮等生活用具。如H35為圓形坑，直徑4米，深度達到2米以上，坑內出土大量的筒瓦、板瓦殘片，並成層地見有殘碎的陶瓮等，還出土了幾件銅鏃和較多的鐵器。水井皆為圓形，深度在2米以上。
出土的秦漢時期遺物中陶器以泥質灰陶占絕大部分，也有少量的黃陶，器表多飾有繩紋、瓦楞紋、弦紋和交錯繩紋等，器型以筒瓦、板瓦最多，其次有瓮、盆、罐等陶質生活器具。其他遺物有銅箭鏃、鐵質兵器和生活用器等。
西周、戰國以及宋明遺存有零星發現。如癟襠鬲、蟻鼻錢等。
地震跡象
在探溝解剖東城牆的發掘中發現了一處奇怪的現象，探溝西段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城牆牆體堆積出現明顯的斷裂錯位，經安徽省地震局專家多次現場考察並取樣分析，認為可能是一次發生於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強烈地震活動留下的跡象。
城牆堆積斷裂錯位現象發現於2008年5月12日，當時城牆發掘至一層灰黑色灰燼層，發現灰燼層出現斷裂錯位現象。根據這一線索對這一片的土層又仔細刮光辨認，確定了堆積斷裂錯位的範圍。根據土質土色的變化，以及地震局專家對錯位位置的取樣切片分析，從第二次堆築的牆體開始向下包括生土層都發生了斷裂錯位。錯位處在平剖面上均可見寬約4毫米的裂痕，其兩側土層厚度對稱，完全相合。位錯高差較為平均，裂痕以西比裂痕以東高出約3.8厘米。
垓下遺址是淮河流域一處重要的遺址，地處淮河流域中游，其遺存受到周邊文化的強烈影響。從出土的新石器時代遺物看，它具備大汶口文化的普遍特徵。但遺址中發現的白灰面排房、台基等都是大汶口文化中極為罕見的，具有自身特點，與同區域蒙城尉遲寺遺址中的發現有較多類似之處，可能屬於大汶口文化的同一個類型。垓下城址作為淮河流域第一次發現的大汶口文化城址，雖然面積不大，但卻是目前整個大汶口文化中最無疑義的一個城址，對於探索中華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義，它出現在遠離大汶口文化中心區的南部邊緣更是帶來諸多學術上的問題。建於城牆頂部門向朝北、內部裝飾講究的大汶口文化末期排房是一種臨時性建築，還是一種特殊的居住形式？長條形台基與城牆和瓮棺葬有怎樣的聯繫？地震跡象是否與城的興衰有一定關聯？發掘解決了一系列的問題，又帶來一系列的新問題。
